序言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开放型世界经济大格局

2018年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旨演讲，强调回顾历史，开放合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重要动力；立足当今，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现实要求；放眼未来，开放合作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各国都应该积极推动开放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

党的十九大报告给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并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梦逐步实现的重要的时间节点：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党的十九大的召开到党的二十大期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因此一定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尤其要坚持世界经济的多边方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在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新格局中逐步实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目标。

一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目前正在加速演进，在变局中危与机共生并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当前世界大势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面临的大势。在这个大势下，经济全球化进程出现了深刻转变。过去数十年，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即便出现所谓逆全球化趋势，但由于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球化也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同时，面对世界大形势的发展变化，经济全球化在形式和内容上面临新的调整，主观理念上应该更加注重开放包容，客观方向上应该更加注重普惠平衡，实际效应上应该更加注重公正共赢。同时，在这个大势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在出现深刻的转变。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是坚持多边主义，谋求共商共建共享，建立紧密伙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顺应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推行逆全球化的单边主义，在新的大趋势下世界是携手开辟全球、区域合作新局面，推动世界经济前行，还是各自渐行渐远，各国需要作出相应的选择。今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结构、能力需要变革，产生变化，这是大家都能够看清楚的必然趋势。在新的大势下，随着时代进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形成势头，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加速发展，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新的增长动能不断积聚，发展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实现更加全面、更有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是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应对世界政治、军事、经济、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以及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成为国际社会重要共识。党的十九大提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为此，报告提出，中国要坚持新发展理念，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因此，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认识、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促进经济增长动能向高质量、可持续的方向深刻转变，把改革创新作为中国化解挑战、谋求发展的方向，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化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路径，体现出中国在面临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正在以增长方式的深刻转变谋求中国可持续发展，从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述，中国在这样的理念下，愿意秉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在哲学理念上强调的是“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关于发展的基本看法是顺应自然规律，反对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人定胜天”；主张奉献、和平、友爱，强调“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华优秀传统；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最终实现“大同”的追求。今天，中国依然愿意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各方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了全新的活力，建立、健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同时也提升了中国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能力。今天，中国在开放型世界经济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新情势下，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仔细考察国内外条件和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的变化，以便为实现小康之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更为合乎客观实际的分析。我们综合自身的研究以及众多学者的贡献，认为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继续前进面对的国际国内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经济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总趋势并没有改变，但受种种因素影响，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坎坷，多哈回合谈判徘徊不前，政策协调机制受到冲击，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升温，贸易摩擦政治化倾向抬头，经贸摩擦在大国之间频频发生。同时，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各类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大量涌现，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据有关资料，经济一体化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有19个，70年代有28个，80年代有32个，进入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高潮的到来，经济一体化组织得到迅速发展，截至2019年底，世界贸易组织有记录并有效的区域贸易安排近150个，七成以上是近10年出现的。截至2020年1月底，世界贸易组织164个成员基本都进行了区域贸易安排，未参与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这一情况正在对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走向产生着深远影响。

第二，世界经贸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在2008—2009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希腊、冰岛等国家债务危机严重，除美国、英国、德国之外，其他发达国家经济恢复艰难曲折，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批新兴经济体崛起，金砖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两成，而新兴经济体对于世界经济新增长的贡献超过了七成，全球经济格局中量的变化对比明显。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2008—2012年，发展中国家进口总额年增长近11%，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的3%左右，在全球进口中的比重由低于四成上升到45%，尽管金融危机造成世界贸易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但总体的结构变化和发展趋势却依然不变。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进步，未来的全球需求会发生深刻的结构变化，使得传统市场、传统贸易的内容与模式的重要性逐渐下降，而新的消费内容、消费模式与新兴市场则前景广阔。

第三，随着新科技革命的临近，国际产业竞合，即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态势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从全球范围看，国际生产网络的分工与进步在演进，但其中的某些新动向值得我们关注。一是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政策，一些自动化程度高、供应链短的制造业开始向发达国家转移；二是类似中国的新兴经济体制造业成本较大幅度的提升，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更低成本的低收入国家转移，特别是低端加工业的转移，这有可能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中地位的提升带来机遇；三是国际经贸合作中服务外包以及向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的投资成为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新方向；四是当前的技术革命在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有可能获得新突破，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均加大研发与投入力度，可以预见，未来型产业的竞争将会非常激烈。

第四，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条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商品消费国（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4.1万亿元人民币）、第一大工业国家（尤其是制造业，2019年制造业附加值是美国的160%以上）、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外资引进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这是中国进一步在各个领域，尤其是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的物质基础。同时，巨大的内部市场潜力、完善的基础设施、充沛的资金流动、强大的加工和配套能力，以及中国企业迸发出的创新能力和走向世界的国际化意愿，也为中国参与开放型世界经济、推进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随着中国已经入列中高收入国家，并向高收入行列迈进，劳动力、土地等各类要素成本迅速提升，依靠低成本制造的传统产业优势不再，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硬约束凸显。我们认为，如何保持传统优势、增创新优势，将是中国经济继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第五，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期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着综合国力和影响的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话语权和影响力有所增加，人们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开始更加关注和考虑中国的立场和想法，并加强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与此同时，中国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发达国家在应对碳排放和气候变化、世界经济再平衡、进一步开放市场、处理贸易失衡、人民币汇率升值、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对中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援助期许也在提高。但是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两会答记者问时给出了中国6亿人口人均收入1000元左右的实际情况，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与中国实际情况的不同，让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治理面临着复杂的局面。

二

我们针对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上述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党的十九大文件为基础，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论述为指导，对党的十九大以来，论述中国融入并推进开放型世界经济形成的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收集、梳理与定性、结构和定量分析。

2018年6月22—23日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在另外一些重要会议、重要场合他也多次强调要“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 。“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提法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世情和国情的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要义就是“变”字。这个“变”字体现在，世界经济重心之变，世界政治格局之变，全球化进程之变，科技与产业之变，全球治理之变。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王俊生和秦升，2019），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不断变化是世界发展的本质特征，当下的世界更是处于重大转折性变化之中。在变局中（高祖贵，2019），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快重塑世界，作为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层面的因素，科技和产业的变迁是导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演进最根本的动力，大国的兴衰和不同形态文明的起落都在反复演绎这个逻辑。李滨（2019）指出，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当从三个方面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物质基础是什么？这种变局是怎样的变局？它正在把世界引向何处？李滨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在国际分工中中国的地位正在上升，初步进入国际分工引领者行列，而传统的大国作用正在相对下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正是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这种大变局只是一种温和的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与秩序的再调整，不是一种根本的世界秩序变革。李杰（2018）指出，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大变局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大变局的关键是制度优势；大变局的规律是长期性渐进式。从现实发展看，大变局呈现出四个“未有”：未有之权力转移方向，未有之变局要素比拼，未有之社会主义振兴，未有之人类进步意义。张宇燕（2019）总结道，一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在回顾人类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一段历史变迁的时候，可能性比较大的是把百年大变局概括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复兴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东方复兴的回应”，但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又需要中美这两个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国家，这两个人类事务最大的利益攸关方，携起手来一同承担应对挑战的责任。我们在总结各位学者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述的基础上，认为新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将是大变局的物质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新的工业革命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重构经济关系和规律；大变局将会在方方面面产生结果，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格局、世界治理结构，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中国在大变局中将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为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大变局下，经济全球化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着逆全球化的出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世界贸易组织1995年度报告指出，对全球化的定义和描述，首先应着重“质”而不是“量”；1996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一次题为“全球化与自由化”的讨论会上对经济全球化定义如下：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跨国界联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强的过程，运输、通信和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这一过程；1997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指出，全球化的概念既指货物和资源日益加强的跨国界流动，也指一套管理不断扩大的国际经济活动和交易网络的组织结构的出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经济全球化下的“权威”定义是：跨国商品、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新自由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促使全球市场与全球竞争一体化的出现（Ohmae，1995；Greider，1997）。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则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扩大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于世界的支配与控制的过程。世界新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地看到了经济全球化负面的结果，他们认为，今天的全球化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Callinicos，1994），其结果必然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贫富两极分化，当今各国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Gill，1995）。我们认为，在考虑经济全球化定义时，由于世界经济不断发展，应该将它看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强调参与国家的互相依存性与竞争性（黄卫平，2005），而不应该将其认定为一种结果、一种制度或体系，这样可以为未来分析国际经济活动预留足够的理论空间。人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一是世界各国经贸投资联系的加强和相互依赖程度的日益提高，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布；二是随着国际市场的形成和扩大，各国国内经济游戏规则逐渐趋于一致；三是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强化，即各种多边或区域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协调和约束作用越来越显现出来。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和影响，除了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和今天的民粹主义学者，多数学者是从正面的角度来分析全球化的。吴志鹏（2017）总结各国学者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Giddens and Castells，1996）。经济全球化正在促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空间急剧扩大，成为影响一个社会和地区的决定力量（Rosenau，1997）。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型”力量，导致世界秩序中的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剧变（Giddens，1996）。但另一方面，这种世界秩序的剧变又充满着变数，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进程，谁都无法预测它的发展方向与它所要构建的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Ruggie，1996）。赵可金（2018）提出，未来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一是要实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发展；二是要维护社会公正；三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2019年在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为“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结构”。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指出，四大变革正在赋予全球化新的定义：全球经济领导格局由奉行多边主义进一步发展为诸边主义；全球势力划分由单极主导向多极平衡发展；气候变化等生态问题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威胁；以及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展，新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兴起。他认为全球化4.0能否为世界带来普惠发展，取决于企业、政府乃至国际层面的治理方式能否充分适应这一新的经济、政治、自然和社会环境。但也有学者利用统计方法，指出现实的世界经济在贸易、投资、人员流动等指标上都显示出全球化逆动现象。此外，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连通性的广度指数表明当代全球化逆动是以西方为首的主动收缩和新兴国家努力扩张的博弈结果。陈伟光（2016）基于统计数据论述了全球化逆动的趋势，指出其根源在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不匹配，导致利益分配的畸形。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下，世界经济的治理结构存在着巨大缺陷，需要进行变革。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改革不仅需要体现权力结构的变革，以“命运共同体”和“伙伴关系”为核心的新理念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注入新的精神内涵和主旨，需要寻求最大多数国家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实现互利共赢，而且在原有全球治理制度设计的盲区，要积极推进制度体系的创新和创设。全球化的治理结构改革，应该围绕着贸易便利化、金融改革等方面进行。由全球化发展失衡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均将对国家的消费结构产生影响，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将使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加强。赵龙跃（2016）提出要克服这种不平衡全球化的弊端，需要重构或者创新国际规则，完善国际治理机制，推进一个更加均衡、包容和公正的全球经济体系。崔凡（2008）指出，应从国家层面规划重点建设地区，实现特殊监管区域有助于实现跨境合作贸易区。另外，应推动产业转接中心建设，加快产业转移，增强对产业链的控制力。国际金融是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领域，对于稳步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深入全球金融治理是十分重要的（辛本健，2011）。

由于世界经济治理结构改革迟缓，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各种矛盾集结，逆全球化在全球开始显露。一般认为，国际范围内的逆全球化的原因是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种种矛盾。“占领华尔街”“黄马甲”运动曾一度在许多发达国家流行，运动的目标直指大型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和政府对它们无原则的救助和利益让渡措施，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于普通劳动者利益的伤害。2016年，英国启动脱欧，2020年终于完成，这意味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巨大倒退；2017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提出并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当前的逆全球化动向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否定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理念，二是很少推出支撑全球化的国际载体，三是拒绝提供公共物品（李向阳，2017）。逆全球化的理论依据是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它将公共选择的分析范式嵌入传统的贸易理论，从政策决策过程出发来探究贸易干预的水平、结构、形式和变化（Gawande and Krishna，2003）。在支持逆全球化的贸易政策内生过程的研究中，最经典的文献是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4）的“保护待售”模型，该模型刻画了政府和利益集团进行博弈、最终决定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已成为解读政府决策行为的主流理论。逆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治理结构的迟缓已经对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各经济体都希望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治理的协调能有较大的突破，在这其中，中国被寄予了较大的希望。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各方加强规划和战略对接，该倡议成为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最大的公共物品，也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具有相应影响力的内容（黄群慧，2017）。罗曼诺夫（2016）指出，中国着力于构建一套旨在影响并参与全球进程的思想工具，这不仅仅是对现行国际规则的修正，更是要增加西方治理以外的价值内容，尤其是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陈建奇（2016）指出，落实“中国方案”，应在以下三个方面综合推进：一是通过二十国集团等全球或者区域管理平台对全球化进行加强；二是中国应加快研讨构建协作共赢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让中外各方都从协作中受益；三是及时总结中国完成协作共赢与开放合作的经历，稳步推进全球经济管理体系革新。

在探讨世界经济治理改革的同时，世界各个国家都在推动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比照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是一种在客观基础上的制度安排，各国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参加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等处在不同层次上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并在一体化的游戏规则下，通过权衡利弊，让渡一定的经济主权，获取一体化的利益（黄卫平，2008）。从理论上看，J.瓦伊纳（J.Viner）1950年在《关税同盟问题》中对关税同盟进行了局部均衡分析。20世纪90年代J.埃斯尔（J.Ethier）对新地区主义的特点进行了总结，这一时期出现的新地区主义（De Melo and Panagariya，1993；Perroni and Whally，2000）的概念对于经济一体化带来的传统收益如贸易创造、贸易条件改善、规模经济、竞争加剧和刺激国外投资等做了很好的分析。R.费尔南德斯（R.Fernan-dez）和J.波特斯（J.Porters）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区域贸易协定的非传统收益理论，该理论认为除了传统收益之外，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某些条件下还能带来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发信号、提供“保险”、增强讨价还价能力、建立协调一致机制等非传统收益，为解释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讨论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人们非常重视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生产网络的研究，认为它们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组成部分。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最早出现于管理学，价值链理论蕴含了“工序”和“附加值”概念（Porter，1985）。科古特（Kogut，1985）提出价值增值概念，用来分析国际战略中的优势，反映了价值链下垂直分工的特征，对推动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加里·杰瑞菲（Garry Gereffi）立足于管理学的价值链理论，1999年首次界定了全球商品链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又于2001年提出全球价值链的概念，为全球空间范围内生产活动的布局提供了研究方法，也对全球经济运行的动态特征进行了详细刻画。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概念。波特将价值链（value chain）定义为：“一种商品或服务在创造过程中所经历的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各个阶段，或者是一些群体共同工作，不断地创造价值、为顾客服务的一系列工艺过程，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学术界从全球（区域）价值链角度分析了国际生产网络，利普西（Lipsey）认为，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指的是跨国公司控制的在它们母国之外的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系统。国内学者对生产网络理论也做了很好的总结（刘春生，2006）。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将全球价值链明确定义为：“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国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过程。” 在经济全球化新的形势下，程大中（2015）提出，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最初投入品和最终产品之间的平均生产阶段）已经变短，这反映了生产跨境行为的减少。生产在跨境前和跨境后的长度变长了，说明国家内劳动分工的深化。

总的来说，人们承认全球价值链对贸易、就业、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经济全球化中，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贸易给世界各个经济体带来了收入的快速增长。今后，全球价值链在各产业、地区的分布和延伸，将为发展中国家参与价值链、建设区域价值链中心提供机遇。各国应重视改善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和创新投资，推动贸易援助、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同时，我们总结国际组织现阶段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发现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揭示全球生产、贸易的真实运行层面，并开始探讨全球供应链、生产链和价值链的政策内涵，并为促进它们的进一步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

三

我们认为上述文献对于推进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逆全球化思潮演进、全球治理创新以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等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各自的视角解释了时间、因果、协调的方方面面的相关因素，并提供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与实证的分析框架。学者们也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视角下探索了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构建的基本要素、逻辑路径和政策支撑等问题，从各自的视角提出了中国应该采取的努力方向。然而，我们的分析表明，基于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发展和变化（如中美贸易的激烈摩擦和博弈），以及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和高质量发展的探索，已有文献尚有很大的扩展和完善的空间。为此，我们提出了进一步对此课题进行研究的方向和理论、政策以及实证的基础，明确了对课题进行深入探讨的方向和基本内容。

首先，我们将从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发，探讨全球资源配置和生产格局重组，从世界的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的视角出发，进一步拓展新时代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内涵。已有研究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世界金融中心遭受打击，在全球配置资源的功能一度减弱，新型工业化国家得到机会，加入了资本和生产的全球配置。我们的研究表明，当今世界，诸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较为强劲，有效对冲了其他市场的经济衰退，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定价权和话语权逐步增大，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在世界GDP中的比重仍然在60%左右，它们的商业模式也在变化，已有巨大的规模经济加上高科技创新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普遍选择，努力实现生产集约化，发展以新能源、节能环保、信息、生物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推动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正在缓慢形成符合发达国家资源禀赋特点的后现代产业体系。在大变局下，已有的全球生产格局仍然以发达国家为核心。如许多发达经济体提出“再工业化”，在新科技、新技术的支撑下，为节约运输成本和其他成本，跨国公司开始舍弃旧有的全球化产销模式，把生产和组装线撤回离市场更近的本国国内或邻近地区。随着跨国公司活动的日益频繁，国际贸易已经逐渐演变为公司内贸易，跨国公司遵循价值链走势的公司内贸易已经占到全部国际贸易额的1/3以上。与此同时，公司金融运营却日益全球化，在世界各个角落铺开，公司的运营资本超过80%的部分不间断地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除了支撑企业运行，更注重资源的多元化配置。在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下，世界经济格局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二十国集团的出现和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高，很好地显示了这一点。我们认为，新时代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目标是，要实现一个国家能够真正地掌控住全球资源的流向（21世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源是决定未来生产力趋势的人才、科技和金融资源的流向），掌控住全球经济产出的流向（如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品，对未来有重要主导作用的高科技产品的市场流向），并且在资源、产出双流向掌控的基础上，要实现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中，在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中占有相应的地位，能够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其利益可以得到根本保障。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进行一定的理论探讨与分析，并作出贡献。

其次，我们将根据严谨的经济全球化、产业链、开放的大国模型等理论，并在具体的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已有研究从现实出发，结合对相关政策措施的解读（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投行等），站在中国立场上提出了许多参与推进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构建、重构国际经贸规则的很好的政策建议。我们将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应用严谨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重构国际经贸规则、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等，建立起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策略体系。我们认为，中国会顺应当前世界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将为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活动提供更好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与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形成具有可持续性的增长模式，寻找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福利提高和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途径，最终实现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大战略目标。我们回顾并探讨了中国产业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要素基础和现实路径，认识到在中国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和体制创新的背景下，中国的产业发展模式应当先求生存，再着手调整，实现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不断承接世界产业的转移，进行产业的高端切入，继而走创新驱动的路，实现动能转换，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与此同时，中国应努力适应全球竞合的外部环境，积极介入国际规则制定，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充分认识自身的产业弹性、优势劣势，打造产业结构调整的高端平台。我们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再次，我们将基于中国现代经济体系的构建，考察中国参与改变经济全球化和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的影响因素和可能的结果。特别是考察中国在进入新时代面临国际大环境变化，尤其是国际经贸环境的冲击以及国内要素条件变化、基本动能转换的冲击下，如何通过自由化贸易制度安排和便利化政策措施制定构建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从而降低贸易及投资壁垒、促使要素充分自由流动、扩大市场准入，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应对动能转换、资源限制、环境约束、技术瓶颈等多种聚合矛盾，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与世界经济更进一步深度融合。我们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拓展，将在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序自由化的形成机制以及便利化的政策措施等方面作出自己的研究努力；在推动贸易及投资的自由化以促使要素在中国国内和国际充分自由流动，从而加强资源的市场取向的优化配置，采取便利化措施以便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方面争取获得进展；同时希望研究在开放宏观经济条件下，资本、劳动力、技术、商品等要素在国际范围内大规模流动成为常态，自由化的制度安排已经成为实现贸易及投资便利化的重要基础和基本框架，通过政策制定、技术进步及管理创新促进贸易及投资的便利化则有助于经济的稳步增长以及国民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等领域取得相应突破。

最后，我们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处于大变局、新时代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中国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在对外开放深化过程中“倒逼”完成的，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探讨和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要内容，也是世界经济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二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在对外开放实践中诞生、逐步形成、渐进完善的动态过程，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应世界经济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的一个逐渐完善的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失衡加剧，世界经济的失衡影响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世界经济失衡再平衡的呼声很高，中国被认为对失衡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应该负起调整的责任，事实上中国也是世界经济失衡的受害者。2020年春天开始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极大，对于世界经济的冲击和影响超过了2008—2009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世界经济失衡以及调整又有了新的背景，中国抗击疫情和较为迅速的经济恢复，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巨大适应性，以及良好的发展趋势。三是在世界经济失衡的背景下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以及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有助于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更好地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及其调整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另外，我们在分析中特别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它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解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时提出，在201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出进一步的深化解释：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内生特点）；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普遍形态）；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本目的）。 这里，开放被定义为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一定要把握稳中求进的方向。由于中国国内经济结构变化的惯性和渐进性，不能一步到位地采取用内需来简单地全部替代外需的发展路径，这样做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不适应性，平衡内需和外需之间的关系，在发展中进行调整，采取以调增量为主、让存量适应增量变化的方法，依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稳中求进的发展模式。中国需要通过加快自主创新，突破“有限后发优势”，规避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来深化高科技专业化，增加高附加值产业的财富创造潜力。与此同时，要稳步推进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来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我们将从如何追求资源的最优配置以获取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达到人与自然界和谐），如何达到社会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形成社会的公平（达到人与人和谐），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完成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增长（达到代际和谐）等三个维度开展理论和现实分析，深入论证：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持续从传统部门向现代化部门，尤其是高质量制造业的转移（表现为工业化、城镇化、中心城市集聚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是不断深化的对外开放（实行双向全面开放、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条件是在争取不断承接世界先进生产力和产业向中国的转移，进行产业的高端切入的同时，推进创新驱动，建成高质量制造业雄厚基础；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则是不断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以形成对上述过程的制度体系、治理体系与能力的保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文件中336项改革内容的贯彻落实）。

中国面临着世界大变局下整个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重新构建的挑战，开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形成高质量的制造业发展，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寻找可持续的根本动力和保证各种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拓展、扩大提升对外贸易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如下举措势在必行：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优化地域、区域开放布局，尤其是要加大西部开放力度，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技术、服务网络，加快培育更为开放的国际经济合作新模式，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当前国际经济领域在面临世界大变局下的新情况如下：一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看法截然对立，发达国家中的民众对全球化的负面看法较多，经济行为逆全球化趋势明显，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二是国际经济形势中不确定因素增多，存在着明显的周期下行趋势，这对世界各国经济的继续增长形成了威胁；三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博弈舞台上实力上升，要求在世界经济治理中有更大的发言权；四是美国近年来，在“美国第一”的强势思维指导下，以邻为壑，推行保护主义，已经从世界经济道义制高点下滑，欧盟经历着英国脱欧、难民冲击、民粹主义抬头和经济一体化离心思潮，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的负面结果难以预计，以及中国经济在结构调整中的增速放缓，等等。在世界经济的种种压力下，国际贸易和投资愈发显示出是经济增长、生产力、创新、工作机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因此保持各国市场的开放，关注贸易与投资框架中互惠互利原则，以及非歧视原则贯彻的重要性，反对包括所有不公平行为在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世界绝大多数经济体的共识。在此背景下，深刻认识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真正含义，探讨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及运行机制，分析这一模式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对于中国更好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四

我们围绕“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这一主题展开，旨在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为出发点，基于中国“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视角，探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最终实现中国梦的路径与发展模式。

我们的研究根据立项评审组的意见包含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但是由于立项之后，世界经济形势因新冠肺炎疫情陷入衰退状况，与此同时，中美贸易纠纷愈演愈烈，向着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的方向演进，甚至有人提出中美“脱钩”的提法，我们经过仔细思考，在下述五个方面内容的基础上，从行文角度做了相应的调整，扩大并细化了其中的部分内容。

（1）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经济全球化是中国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与前提。

世界经济风云变幻，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悄然改变，世界秩序不再由发达国家“零和博弈”交替主导，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一极，在多极化的国际社会中话语权日益增加。党的十九大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在于以持续的财富增加为基础，为此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重大经济发展战略。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必须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 但是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却表现为“一方面，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种观点把世界乱象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曾经被人们视为阿里巴巴的山洞，现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潘多拉的盒子” 。当前，围绕经济全球化有很多讨论，支持者有之，质疑者亦有之。对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指出：“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比如，过去几年来，源自中东、北非的难民潮牵动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颠沛流离，甚至不少年幼的孩子在路途中葬身大海，让我们痛心疾首。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战乱、冲突、地区动荡。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谋求和平、推动和解、恢复稳定。再比如，国际金融危机也不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

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兴起，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这些都对经济全球化赋予新的内涵。“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面对全球化出现的新问题，我们要做的就是直面问题，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着力解决问题，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增强广大民众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

（2）经贸自由化与便利化：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是中国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内部条件。

我们主要探究了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实现路径、贸易及投资自由化的形成机制以及便利化的政策措施。我们探讨了在中国进入新时代面临国际环境变化冲击以及国内要素条件变化影响下，如何通过自由化贸易制度安排（尤其是探索自由贸易港建设）和便利化政策措施制定构建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从而降低贸易及投资壁垒、促使要素充分自由流动、扩大市场准入，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应对资源限制、环境约束、技术瓶颈等多种聚合矛盾，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与世界经济更进一步深度融合。

全球的贸易及投资的自由化可以促使要素充分自由流动从而加强资源的优化配置，采取便利化措施则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在开放宏观经济条件下，资本、劳动力、技术、商品等要素在国际范围内大规模流动成为常态，自由化的制度安排是实现贸易及投资便利化的重要基础和基本框架，通过政策制定、技术进步及管理创新促进贸易及投资的便利化则有助于经济的稳步增长以及国民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

我们通过梳理自由贸易相关理论以及追溯自由贸易发展历程，对自由化、便利化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加以论述并分析自由化、便利化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结合中国开放历程、现状、问题以及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阐述了中国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必要性及意义，以此作为依据深入探讨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实现路径：以自由化的制度安排为框架、以便利化的政策措施为依托，进而为中国贸易强国建设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及现实依据。

（3）新业态与新模式：中国的贸易强国建设的新路径是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抓手。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增长乏力，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生产与流通成本增加，原有的传统外贸的比较优势逐渐弱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约束强化倒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经贸活动进入了新常态。我们探讨了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构建新业态与新模式，从而促进贸易强国建设，探索贸易强国的新路径，促使中国贸易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依附”向“超越”转变，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中国在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全球新贸易三角形成的贸易优势中，已经变为贸易大国，在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过程中，传统比较优势弱化而新的优势正在形成，贸易持续发展压力加大。现行的贸易业态和模式与现实条件存在的错配影响着中国对外经贸的发展。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结合贸易理论，构建竞争优势，应从三个层级设计贸易新业态和新模式，为建设贸易强国提供支撑，加快向贸易强国的转变速度。我们通过分析中国目前的贸易现实条件，对中国现行贸易业态和模式进行研究，确认其是否适应建立贸易强国需求，整理并提炼了当代贸易理论的新观点，结合贸易发展历史，揭示贸易理论、政策对贸易机制设计的作用，提出符合国情的机制设计，以此作为依据深入探讨中国贸易优势构建的新业态与新模式，为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与世界一流企业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及现实依据。

（4）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与世界一流企业是中国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物质基础。

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通过承接与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与集聚，与世界一流企业合作嵌入全球价值链，并逐渐在链上形成地位攀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式、动力机制与企业战略。我们的研究旨在从生产网络的微观和中观层面厘清全球价值链治理，分析产业集群成长和企业国际化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对中国一部分企业和制造业产业集群陷入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境，进行原因和经济效应的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进而探寻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中，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集聚和企业发展的基本路径与战略。

当代全球价值链呈现以下特征：产业链布局分散式与集中式重构。全球价值链的构建、嵌入以及上移，不仅仅体现为国家之间的分工，更体现为区域与企业发展战略的重新定位。对该问题的研究，需要在经济学、管理学探究全球价值链一系列经典文献的基础上，从更为广阔的视角进行考察。上述第三方面内容从这样的角度出发，考察了中国如何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形成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该部分从理论上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基本模式和经济效应，以此为出发点，通过理论和实证方法，揭示出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基本地位与动态变化。与此同时，第四方面内容也考察了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趋势、方向与路径，并揭示出中国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和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升级与引领的基本思路与战略选择，为分析开放型世界经济研究奠定微观基础。

（5）共商共建共享：提升创新能力，打造开放合作新格局，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我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背景、基本治理模式和经济效应。以此为基础，通过理论和实证方法，探索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战略新兴行业的发展战略，以及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建立中国的创新合作体系，构建不同于过去的新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我们围绕这一主题，以产业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政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内容为铺垫，结合全球化发展及逆转分析，全球治理的变革与发展的探讨，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与中国产业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重点分析了中国的FDI与OFDI协同机制，以及中国战略新兴行业的发展战略，探索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如何建立创新合作体系，从共商共建共享的角度来探究中国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和梯度推进问题，进而为分析开放型世界经济研究提出了思考和方案。我们主要分析研究了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面对现有全球政治经济金融秩序，通过参与治理、推动改革，在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秩序治理中克服存在的问题、推动国际政治经济金融新秩序的构建，最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通过五个方面内容，我们遵循着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题，在中国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历次讲话、文件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方案”。具体而言，我们在理论、政策、模式、条件、环境、路径、方法、措施等方面作出了探讨。

课题论述展开的内在逻辑线和叙述层次，见图1：

说明：本图的内容是根据课题各部分内在联系归纳、总结出来的。

课题的内容重点和技术路线图，请参阅图2。

在研究中，我们探讨了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一些重要话题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形成了一些有意义、探索性，甚至具有某些独到性的分析和新结论。

首先，我们在较全面论述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方方面面内容时，比较专注地研究了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含义和影响，从生产力变革入手，对比了世界已有的三次工业革命，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可能突破的重点、形成的对于世界生产力的大变革方面，对已有进步做了总结和探讨；我们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点出发，考察了历史上巨大工业革命造成的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根本性变更，探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带来的经济游戏规则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可能方向；我们考察了历次工业革命后的国与国之间地位的变化，分析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于整个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以及国与国之间地位相对变化的可能趋势，探讨了整个世界经济治理结构变化的方向和可能的影响；我们还探讨了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变化的情况。另外，我们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时间表作出了相应的预测，认为在2025—2035年期间，这场革命会真正降临世界，能够让人们看清楚其真正的趋势性定位脉络，并能够根据其演进的脉络作出较为切合实际的方方面面相关的预测。

说明：本图根据课题的重点内容绘制。

其次，我们结合目前经济全球化下中国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讨论了经济全球化的走势，以及这种走势对于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进程的影响，中国未来在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经贸关系与合作，以及在合作中推进自由化与便利化问题。我们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探究了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厘清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性与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提出经济全球化是个过程，在竞合下，全球化进程仍然在前行，并对所谓逆全球化进行分析，把世界经济治理与客观进程做了区分，同时探讨了中国如何通过扩大市场准入，进一步推进自由化贸易制度安排（例如在自由贸易区建设和探索自由贸易港规划）和便利化政策措施制定以构建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从而降低贸易及投资壁垒，保护知识产权，促使要素充分自由流动，与世界经济更进一步深度融合，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体现中国经济应有的地位和担当。我们特别针对贸易及投资自由化的形成机制以及便利化的政策措施，采取了“拉清单”的方式，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再次，我们对中国如何在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条件下，在生产链、供应链方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并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进行了分析，对如何打造世界新业态与新模式，形成高质量制造业集群、集聚一批世界重要行业的顶尖头部企业，从而把中国建成世界经济贸易强国提出了具有操作性的建议。

我们在目前经济学、管理学界探究全球价值链理论、政策贡献的基础上，从经济全球化更为广阔的视角考察了生产网络的微观和中观层面，进而厘清了全球价值链治理、产业集群集聚的成长和企业国际化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对中国企业和制造业产业集群过去陷入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根本原因和经济效应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进而探寻了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中我国制造业产业集群和企业发展的基本路径与战略。我们认为，当代全球价值链呈现出布局分散式与集中式重构，国际贸易正在逐步演变成企业内各个价值形成环节的内部贸易，因此，全球价值链的构建、嵌入以及上移，不仅仅体现为国家之间的分工，更体现为区域与企业发展总体战略布局的重新定位。

我们基于数据的实证分析与理论推导，着重探讨了中国经贸“大而不强”的内在原因，就如何构建新业态与新模式，从而促进中国经济贸易强国建设，使中国经贸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依附”向“超越”转变的路径和方法提出了具体建议。另外还对经贸强国的内涵及其共性特征做了新的定义、定位辨析，从而提出了经贸强国共性指标，并从已有案例进行了探讨分析，筛选出有客观依据的经贸强国分类方法，继而对不同的代表性经贸强国类型进行了简要分析。在这种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与世界各经贸强国的差距对比，并提出了中国迈向经贸强国的目标和路径，以及迈向经贸强国的主要政策思路。

最后，我们通过分析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含义，探讨了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与创新能力开放合作，通过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共商共建共享，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作出相应的贡献。我们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结合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理论，以问题为导向，分析了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参与国际政治经济、金融治理中遇到的问题，分析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提出的“中国思维”“中国方案”的基本原则、政策取向和具体做法。我们从现实运行空间、制度政策空间、理念思想空间三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理论与实践，以及其他的经贸活动，如FDI与OFDI协同机制和中国战略新兴行业的发展战略，探索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如何通过建立创新合作体系和价值链的转型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研究了面对现有的全球政治经济与金融秩序，如何推动世界经济治理的改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探讨了改革、推进重构的可能性、现实性与相应的路径。

我们通过研讨形成的创新性探索，大概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问题选择方面，我们聚焦于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内容，以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为研究背景，考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中国经贸强国、“一带一路”建设、嵌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政策、路径措施与方案选择。在研究过程中，既对全球化发展和逆全球化动向进行系统分析，又对当前全球贸易与中国对外贸易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对“一带一路”建设和世界一流产业集群建设、头部企业建设开展路径分析，而且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视角下探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特别地，综合运用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商务外交等学科知识，进行了具有探索性的理论阐述。理论和实证分析所揭示出的结果，对解决新时代中国全面开放，进一步融入、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现实意义。

其次，在学术观点方面，我们进行了以下探索。第一，重点强调了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势下的生产力、游戏规则、国与国地位的变化、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变化。第二，强调了中国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的重大举措，分析了具有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国际合作新平台的特征，提出各经济体之间战略对接和战略互信是根本。第三，强调了“中国服务”国家品牌建设，对鼓励创新、包容审慎原则进行了重点阐述，列举了中国经贸新的增长点。第四，强调了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特别是建设自由贸易港、建设开放新高地，对于促进开放型经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在研究方法、分析工具方面，我们综合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研究范式，将贸易政策、国际关系、世界贸易体系等因素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求中国全面开放格局方案。此外，我们力图使实证研究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并紧扣理论模型进行有针对性的检验。

最后，在话语体系方面，我们将根据严谨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有针对性、切实可行的对策方案。已有研究主要从现实出发，结合对相关政策措施的解读，例如“一带一路”倡议、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立亚投行、召开二十国集团峰会等，站在中国立场上提出政策建议。我们在此基础上，应用严谨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参与开放型世界经济建立起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策略体系。

五

2019—2020年，我们遇到了世界经济周期逐步下行的局面，同时面临着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经济衰退、增长速度极度放缓以及各种风险、不确定性加剧，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速下滑，金融市场预期诡异，各方信心明显不足。与此同时，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处在快速变化演进的历史进程之中，整个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更深层次的变化。我们要洞察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找准方位，把握规律，果敢应对。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为了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各国都需要拿出更大勇气，积极推动开放合作，实现共同发展。2018年11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对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给出了“中国方案” ：

——各国应该坚持开放融通，拓展互利合作空间。各国应该坚持开放的政策取向，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应该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促进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融合。

——各国应该坚持创新引领，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各国要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共享创新成果；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各国应该坚持包容普惠，推动共同发展。各国应该坚持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应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少全球发展不平衡，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向世界释放出经济发展的活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针对性地进行336项重大改革，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改革的方向更明、涉水更深、领域更广、举措更多、力度更强，进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中国将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放在优先地位，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在明确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并以此作为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路径。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中国进一步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入融合，在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清洁能源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在新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来临时，转换动能，争取主动。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域布局上，不断探索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新路径，大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建设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全省自贸区，批准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着力建设一批世界级城市群，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让区域经济实现协同发展，产生更广泛、更强大的辐射效应，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更多合作机会，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

在五大理念中，开放的定位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显示出中国愿意和世界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在21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时，中国将同各国一道，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增添世界互联互通的公共物品，与参与国家和地区共同夯实发展的新动力。如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向全世界宣布的那样，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营造更加完善的营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在融入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方面，中国正在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促进同有关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推动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施，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综上所述，中国所做的努力，是推动构建新型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动力，中国将始终是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将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源，将始终是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将始终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实现了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鲜明标识。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带动、造福了世界。习近平主席在多次的致辞、演讲中提出，中国要在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等若干方面加大推进力度，正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是把中国梦同各国人民追求更高福祉的梦想联系起来的重大行动。

相信在未来中国进一步的扩大开放中，中国一定会遵循改革开放以来一以贯之的方向，以及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出的原则，尤其是坚持2017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主旨演讲《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谋求亚太更大发展》中提出的“四个继续”的理念：

第一，继续坚持建设开放型经济，努力实现互利共赢。要努力打造平等协商、广泛参与、普遍受益的区域合作框架，合力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要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造福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要主动适应全球产业分工调整变化，积极引领全球价值链重塑，确立新定位，构筑新优势。我们要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帮助发展中成员更多从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受益。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是亚太工商界多年的梦想。2006年，正是在工商界呼吁下，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领导人在河内首次把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确立为远景目标。2014年，我们在北京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我们应该行动起来，全面深入落实北京路线图，向着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不断迈进，为开放型亚太经济提供机制保障。

第二，继续谋求创新增长，挖掘发展新动能。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周期性因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新消费亮点缺乏，经济内生动能不足的世界性顽疾并未消除。世界经济彻底摆脱“新平庸”的风险，只能向创新，包括科技、治理、制度、文化的创新要动力。我们正迎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浪潮，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等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应该抢抓机遇，加大创新投入，转变发展方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消除一切不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活力。要落实好北京会议《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共识》，深化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合作，引领全球创新发展的方向。

第三，继续加强互联互通，实现联动发展。联动发展是对互利共赢理念的最好诠释。亚太经济体利益交融，联系紧密。坚持联动发展，既能为伙伴提供发展动力，也能为自身创造更大发展空间。2014年，我们制定完成了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我们要以蓝图为指引，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亚太互联互通网络。要充分发挥互联互通对实体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打破发展瓶颈，释放发展潜力，形成协调联动发展的格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涵，就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促进协同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这一倡议源自中国，更属于世界；根植于历史，更面向未来；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更向所有伙伴开放。

第四，继续增强经济发展包容性，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逆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世界，凸显出全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治理疫情的过程中，医疗条件差别巨大，表现各异，受到的冲击各不相同，一国之内不同阶层受到的打击也各不相同。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的包容性不足，全球化成果在全球分配极其不均，如何让不同国家和地区、同一国家和地区的不同阶层都能享受增长和发展的红利，让美好生活的愿景变为现实，仍需要作出不懈努力。过去几年，我们围绕包容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有了坚实的共识基础。要结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推进，把包容共享理念融入发展战略，努力健全讲求效率、注重公平的体制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加大投入，解决好贫困、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要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改善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环境，增强劳动者适应产业变革的能力，让人人拥有机遇，享有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 NT0S/MTbJKEKmiVoKKPg+RFb8tvcKQ0twvGe2htofaD1gfGeCzrmZbsSOOyc0G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