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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经说过，生产工具的变革是划分生产力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志。从生产力的角度分析，人类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里程碑总是和生产力的变革结合在一起的，四大发明不仅是古代中国繁荣昌盛的证明，而且彰显了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国际互联网络的建立则使得美国人从“汽车轮子上的民族”跃进为“网络上的民族”，进而借助经济全球化过程，意图以游戏规则将世界“一网打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存在的差异确定了它们各自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位置，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布与不同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分工格局和利益格局中的不同地位，任何国家或经济体要想彻底改变在世界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均必须能够将先进生产力引入自己的生产体系。
在经济结构转换的分析中，经济结构的差异决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位置，高层次的产业结构几乎可以完全控制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或主导世界经济的方向——这就如同20世纪帝国主义的英国可以打败民族主义的阿根廷，美国的计算机、网络、金融创新、人工智能的出现一样具有这样的作用和影响。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低层次的产业结构中的设备机械，在高层次的产业结构的眼中，大抵只能属于废铁和原料。产业结构是从原始的采摘开始，其次加工，再次加工他人原料，继而提供加工的标准、工艺、市场规则，最后是出售知识产权，如电影、软件。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发明了半导体，却在规模生产和市场占有上败给了日本甚至韩国，并认定这是美国在产业上的失败与悲剧。但很少有人从逆向角度来分析：在高技术时代，半导体仅仅是一种原料和中间产品，完全受到高技术发展趋势的左右，美国人有什么理由不去让日本人、韩国人生产这种投资大、产品率低的“原料”，而自己集中全力去发展IT产业，向芯片中凝结高智力产品，以金融运作为武器，从而可以居高临下地控制后者的产成品在市场中的实现，集中力量发展更具方向意义的人工智能呢？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中，美方对中兴实行制裁，所谓“一剑封喉”就体现了这一点，即从一个角度看中兴在产业链上仍然是一个打工者的身份，而美国则掌握着产业链的命运。另外，由于产品生命周期过程的加速，产品的无形损耗日益加大，加工出来的产品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已经成为过时的压库负担了，计算机从386、486、586到奔3、奔4、迅驰的发展，到今天的超薄本、iPad，直至智能4G、5G手机，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一进程，谁生产这些硬件产品，无形损耗便由谁承担，美国则脱身去进行其他的更有“意义”的生产，至少目前在苹果手机、网络、AI控制上，仍然没有国家能够与之争锋。见微知著，今天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可以认为存在这样一种趋势：高技术的微型（如芯片）无形（软件）产业最终将控制有形的标准化的规模制造产业，具有了研发、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在产业链上就是“链主”。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现在所谓“五T”“两I”工程的高科技，即AI（人工智能）、IT（信息技术）、BT（生命科学）、MT（材料技术）、AT（空间技术）、OT（海洋技术）和金融创新（FI），以及新能源中。它们左右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而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所体现出的先行特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具有的后发特点，使得它们在经济全球化中地位的变化，也可以从上述探讨中得到部分说明。
日本曾经是东亚地区技术的重要供给者，这也是它在本地区地位强大的基础，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它自身失去了调整的方向，已经不是世界原创新技术的重要来源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转型，情况有所好转，却失去了对世界技术要素流动方向的控制，加之它很少能大量吸纳亚太本地区的产出，因此日本经济地位在亚太本地区的相对下降便成为定局。美国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美国是今天世界经济中唯一从根本上既可以控制生产要素流动方向，又可以控制经济产出流动方向的国家，加上前面提到的强大的创新能力，奠定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国以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大量吸纳世界的要素和产出，加工能力和地位也在不断提升，对世界要素与产出流向的影响力在日益增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欧、北非、中东地区的动荡，造成大量资金流入美国，为美国提供了廉价的货币资本，又因为美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科研设备，大量的代表着科技、经济未来的高技术人才也纷纷流向美国，美国实际是在利用世界的资金、他人的头脑，形成科技领先，获取全面的利益。另外，在今天的世界贸易中，从贸易盈余和赤字出发来进行分析，世界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中国、欧盟、拉美的贸易均是盈余，只有美国是赤字。换一个角度看，人们可以认为，美国是世界上商品的最后实现者和吸纳者。在经济学中，只有贸易逆差者才真正占有他人的资源（请读者从这个角度想想美国对全世界发起的贸易保护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在世界范围中既控制着要素（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的流动方向，也控制着商品实现的流动方向。一方面，国外高质量要素的流入提高了美国的科技竞争力，压低了原本高昂的要素成本；另一方面，世界产出的大规模流入则进一步增强了竞争，刺激了技术的进步，而廉价商品的流入又能够进一步压低要素的成本压力，提高美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在世界经济中有能力控制要素和产出的流向，事实上就有可能控制住他国经济发展的方向，甚至是社会的发展方向。试想美国如果不再吸纳东亚生产的商品，将会导致东亚商品的大量过剩，如果不能自我消化，将引发经济之外的社会问题，如严重的失业和收入下降。在经济上控制要素的流向，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如果将问题仅仅局限于经济运转，可以看到的是，每年大量其他国家的学者、留学生从世界各国流向美国，不仅带去了凝结在这些学者、留学生身上的各国已经支付的人力资本，而且带去了未来美国产业创新的生力军，这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最根本的要素，是未来新生产力的创造者，控制了这种要素的流动方向，也就控制了未来经济创新的机会、方向与可能，左右了未来世界经济方向的根本趋势。应该承认的是，如今，美国在上述这些方面的控制力量即便是欧盟或某些方面的中国，也无法与之匹敌。这也是它至今仍然非常强大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总之，美国今天仍然是经济全球化中方向的主导者，它以高新技术创新为基础，以控制世界资源的流向和经济产出的流向为手段，以游戏规则的制定保证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根本利益，因而与美国反经济全球化人士所说的相反，它是已有全球化进程最大的利益获得者。
我们认为，在现行的世界经济中，国际经济关系的有序总比无序要好得多，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是旧秩序，二者的转换与替代将是明显的改良过程的累积，是一个渐进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转换绝非人们善良意志的使然，它是利益与实力妥协的结果。高新技术的开发与使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临，需要有强大的研究能力和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因此发达国家在新科技革命、新工业革命的诞生和应用中占据着绝对的、先手的垄断地位。伴随这一现象而来的是，高新技术所需要的规则、标准、协议暂时完全仍然是由发达国家制定，发展中国家只能是这些规则、标准、协议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甚至不是参与者。从根本上讲，对于规则、标准、协议的控制，是更高层次的控制，不仅控制了今天的生产过程，而且控制了明天的生产过程，控制了未来发展的趋势。在高科技领域中发展中国家的从属地位本来就极其明显，规则、标准和协议由发达国家制定，使得技术的层次愈高，这种从属性就愈强，从属的持续时间也愈长，因之丧失的利益就愈多，这方面“中心-外围”结构的后果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非常重要的，甚至在未来是极其关键的。美国今天的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制造硬件产品，而是在创新、制定标准和规则，是全过程的服务商。美国以其强大的创新能力、制定的标准和品牌优势，让新兴工业化国家加工、组装美国品牌的产品（IBM、CISCO都是这样运营的），他国按照美国的标准从事生产和提供服务，是美国今天“推销”标准、规则这种无形“产品”的表现，是经济实力的表现之一。
发展中国家在确定自己的经济目标时，会不自觉地总是把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作为奋斗目标。事实上，发达国家过去那种以人的生活舒适为中心，以资源大规模耗费为基础，以破坏自然为代价的生活方式，实在不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应该、所能够仿效的。发展中国家，或者说人类应该对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我们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进行反思，尝试着为自己、为子孙摸索出新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战略，尝试着创造出一种舒适但是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在现实中，生活方式对社会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深远而且超过意识形态宣传的（这是内心追求与外界灌输的差异），它所具有的不可逆性很可能给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带来出乎人们意料的、戏剧性的影响。如果承认这一点，应该说发达国家的今天，不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明天。在谈论高新技术的作用时，发展中国家对于这一点实在是需要注意的，未来的生活方式一定要在社会福利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具有可持续性。这是经济全球化共商、共建、共享，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的必需。美国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世界银行前副行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也一再提出，高新科技与高质量、低报酬劳动力的结合将是中国在未来强大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这种结合在世界上只有中国能够做到。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的演讲中，着重强调中国必须在看到地区经济合作的同时，作为世界性的国家，更加重视世界经济全局性的动态。中国在未来世界经济中只有也只能这样定位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的多位经济学家反复强调，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和美国的地位是很特殊的，必须合作才能够使世界受益。根据经济全球化、世界产业结构转移的一般状况进行分析，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结束、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后，将真正成为世界的研发中心、世界最大的产品供给者之一、世界最大的消费国家，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最重要的火车头，也将承担起经济全球化正常运行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与全世界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