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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这一波经济全球化，学者们大多认为其具有科技进步推动、跨国公司先行、美国主导以及发达国家引领、新兴经济体参与的特点。它塑造了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开放的世界经济格局。然而，随着世界经济动力从供给到需求的弱化，至今并无新亮点的事实，这一波全球化增长势头已经逐渐减弱，尤其是2008—2009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加速了全球化进程进入相对的低谷时期。在今天的世界中，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金融的全球监管在各国趋紧，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安排出现裂隙和离心化
，英国前首相布朗（Brown）撰文称，全球化机遇已经成为全球化危机，全球化幻想已经破灭，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过程。各种争论的出现，使人们认识到世界经济发生了变化，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新的演进，并酝酿着不同于过去的转型。我们认为新的演进和转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成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没有发生逆转，却产生了不同于过去的变化。
首先，开放条件下的世界经济供求关系在改变。在全球化发端的时代，各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不足的矛盾，这种量的不足需要通过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实现成本最小化生产，最终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在面临着新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当代经济生活中，生产力和消费需求多元化水平空前提高，仅仅依赖国内生产，不仅越来越受到国内资源结构和要素市场层次的限制，而且无法满足消费者更加多样性的需求。解决这些质和结构的矛盾和问题，必须更进一步地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这必然导致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强。这一客观进程并没有发生逆转，世界开展互联互通的要求没有逆转，只是矛盾的主导从供给不足，转变为供给与需求结构的错位，发展不均衡不充分。
其次，正在酝酿的科学技术跃升式进步，将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不同于过去的物质基础和新动能。近代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科技革命、工业革命的发生都会带来世界经济的巨变。目前，人们公认世界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夕，酝酿着生产力的巨大跃升。可以预见，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物联网、网络金融、区块链等新技术、新经济模式，尤其是未来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能源革命、储能进步、新材料为主要方向的新工业革命，将把世界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科技创新与进步倒逼世界经济必须互联互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无法改变。交通的进步、信息的互通、各种网络的出现已经把世界变成地球村。若未来的科技革命取得突破性进展，人类自身成为科技革命的对象，则人类与生存的时空的关系会发生革命性变革，经济全球化也会随之产生新的进程和特点。
最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新的生产和市场基础。经济全球化的微观主体——跨国企业根据自身经营和发展的需要，按最有效的方法在全球配置资源、从事生产、进行销售，这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促进了资本和企业进一步的跨国流动，生产在世界范围的布局，世界市场的扩张，也必然客观要求各国政府尽量为外国企业在本国的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使得各国经济运行规则普遍趋同。另外，全球服务贸易的长足发展，贸易自由化的客观推进，服务于世界经济的新商业模式的出现，区块链形成的新信用体系，数字货币的通行，等等，都为经济全球化的纵深进展和横向拓宽构建了新的载体，开辟了新的视角。经济全球化将会具有发展的新物质基础。
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们对于它所带来的影响与作用的体会在逐渐深化，这使得世界对于经济全球化从质到结构层面的理解出现了一些新的认识。
首先，人们对于全球化的可持续性产生了新的认识，这可以综合为全球范围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世界经济转轨在许多国家并行展开，经济活动迅速脱实入虚，使得金融全球化在发达世界得到了迅猛发展，实体“硬”经济纷纷转移到了新兴经济体。进入21世纪，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后，世界经济在反思中再次转轨，发达国家均在强调“再工业化”，全球出现了脱虚入实的新趋势。伴随着新的技术进步在不同国家的运用，传统就业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减少，“铁领”和所谓“红脖子”工人的岗位出现实质性的减少，人们误认为这些现象都是全球化的后果。美国次贷危机后，全球范围内资本和劳动的收益差距的不断扩大，又使得人们认为这种差距拉大是经济全球化在收入分配中的倾向性作用使然。世界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运作给世界经济稳定带来了巨大风险，全球的社会与环境赤字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尽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连续数年成为世界经济增量的主要贡献者，2016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的新增长贡献超过四分之三，例如中国对世界经济新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三成左右，但它们在世界利益的分配格局和治理结构中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世界经济的天平并没有体现出这种经济增量贡献的转变，使得人们对于现行经济全球化国际格局，尤其是收入分配和话语权的格局产生了巨大的质疑。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随着经济全球化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人们开始在各个层面更加注重全球化的深层次影响，经济全球化必须能够使世界经济发展可持续、各国的社会发展可持续以及世界的环境可持续逐渐成为共识，这些将在未来的全球化发展中成为新的趋势，逐渐取代过去全球化被诟病的造成世界贫富差距的加大、世界环境的破坏以及收益与损失的失衡。
其次，经济全球化造成了世界各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人们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格局有了新的认识与理解。中国对于经济全球化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发展、共赢”正在逐步成为新时代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向，在维持原有的世界经济传统供求平衡循环的同时，正在逐步形成在新的物质基础上的供求平衡循环。
现代化大生产超越国界，造成世界范围内新的分工、交换，产生要素的流动和配置，并以此为基础扩大了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投资和生产，形成了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而形成了由科技进步推动、金融资本主导、跨国公司先行、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引领、新型经济体快速发展的，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利益格局。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临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上述格局将会产生变化。过去那种新兴经济体低成本创新、大规模生产、低利润追求与世界市场份额扩大并举的变化过程，以及中国制造、美欧消费的供求平衡循环，造成了世界经济的失衡，产生了诸多矛盾：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中国）之间巨额的货物贸易差额和服务贸易差额的失衡，使得一些主要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存在不可持续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失衡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也日益明显，那就是伴随欧美国家国际收支逆差的加大，发达国家出现了私人债务国家化、国家债务国际化，利用其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强势地位将国家债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现象。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国内民众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国与国之间各方面利益的矛盾、民族国家经济利益和世界经济整体利益的矛盾。这催生了人们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再思考：全球化趋势将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新特征继续发展下去？这种新特征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如何在加强全球化的同时，注意世界经济格局的动态变化，在利益分配上有所改进？不同国家将立足本国实际，在经济主权与经济发展之间重新作出权衡，并付诸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