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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是在一定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外部经济环境的演变及其结果的传导，不仅左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一个国家与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结果。一个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可以获得经济利益，同时也有可能因此而付出相应的代价。由于世界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性，以及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因此，判别是否参与世界经济，进行开放程度的标准应该是，参与世界经济并进行开放得到的利益必须大于不参与或少参与。若参与世界经济和进行开放客观存在着必然的负面影响，则参与世界经济或进行开放造成的损失必须小于不参与或少参与，否则便不是经济上的“合乎理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大环境中，有的国家或地区从它们的内部条件和实际情况出发，只能是国际政治经济事件的单纯接受者，有的国家和地区从其内部条件、实际情况和对外联系出发，则除了具有接受者的身份外，还具有国际政治经济事件的制造者和引领者的身份。因此在国际经济环境中，后面这类国家和地区除了被动地参与之外，更具有主动引领的一面，它们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与表现、行为与反应、动机与结果，就需要从主动引领和被动参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世界的若干经济大国由于其所具备的各种内部条件以及基于利益的各种外部联系，显然属于应予以探讨的。
在21世纪即将来临和跨世纪之际，人们发现自己所处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此前虚张声势的星球大战计划和倾全力支持的新思维搞垮了最大的对手苏联，在新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建立了美国自己的所谓新经济结构，海湾战争的胜利确立了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霸权地位，而亚洲金融风暴又使得它确立了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控制地位，伴随着高科技在美国的进展，尽管发生了“9·11”事件，这一经济地位在21世纪前10年并没有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根本挑战。
苏联的解体，内部种种矛盾的爆发，使得俄罗斯这一昔日的超级大国在经济发展转型上举步维艰，已经跌出世界一流强国行列，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明显下降。“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普京的话言犹在耳，但迅速复兴并不容易。当然，作为世界科技、军事、资源的强国，俄罗斯确实具有再次复兴的机会与再次强大的可能。
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顶峰急剧下滑，受房地产泡沫影响，于90年代陷入困境，金融领域频频出现问题，一直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日本“安倍三支箭”的改革开始迈出了步伐，取得了一些成效。
中国继续保持人口超级大国的地位（据预测，中国人口数量即将被印度超越），与此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的40多年间维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9.4%），已经成为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附加值居世界第一位、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位居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的三个发展的时间节点，中国已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前正在通过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为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巨大发展，是近20年来世界经济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了经济货币联盟阶段。但是欧盟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复苏乏力，竞争力相对下降，南欧主权债务危机、乌克兰的政治危机、英国彻底脱欧、民粹主义盛行、难民危机、俄罗斯的安全挑战以及美国对传统盟友体系的有意破坏等，更是对欧洲经济一体化施加了重大压力。这些矛盾既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继续向前发展的基础及一体化机制产生了显著挑战，同时也触动、改变甚至破坏了欧盟已有的对外经贸关系的地缘格局。尽管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困难，但今天欧盟仍然保持着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一极的地位，而且对于多边化的开放有着较为坚定的立场。
考虑到世界经济史上，一波一波全球化高潮之间，存在着各个国家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化，也存在着世界经济滑向低谷的必然，各国经济和全球化应该是波浪式前进的，会随着经济周期出现潮起潮落，很难说世界经济滑向谷底就一定是全球化的根本逆转。某些国家的相对败落，应该是在进行相应的调整，使之更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可以被看成是在积蓄下一次发展的力量，等待下一次发力的时机。我们认为，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事实上并没有出现根本逆转，而只是表现形式与过去有所不同。在新的科技革命下，经济全球化过去的重要表现，即商品和资本等有形资产的国际流动，逐步转向技术、信息、服务等无形要素的国际多边流动，而且趋势日益加强。如果再考虑到承载诸多要素的平台的出现、全球价值链的伸展，以及游戏规则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在无形网络中知识产权的传导），对于全球化的全然迥异的看法，就需要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才能够找出具有规律性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