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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可以从商品、资本、生产、技术、服务的跨国快速流动和扩散，以及跨国公司实力的极度强化等角度进行分析探讨。它的主要内容包括：（1）国际贸易数量、结构的迅猛发展和变化。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2）生产全球化的展开与跨国公司大发展。生产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遍及世界各地，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主导力量，跨国的贸易、投资行为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跨国公司内部的运营过程。（3）金融全球化与当代贸易和投资大发展。来源和去向多元化的国际直接、间接投资迅速增长，格局特点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国际金融的跨国天量交易数量大大超过了世界经济的总规模。（4）科技全球化与全球科技资源大流动。（5）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不断强化。为协调国际经济正常有序的运行，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国际经济组织，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力图使世界经济体系和制度按照发达国家的安排进行，也是经济全球化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一，国际贸易数量、结构的迅猛发展和变化。
国际贸易是各国经济联系中一个古老和最基本的纽带。在社会分工发展背景下，生产的各个环节实行的劳动分工和产品分工向国际范围扩展，便会产生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基于当代国际分工迅速发展，国际贸易高速增长，1980—2016年，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平均增长速度为4.7%，规模日益扩大，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据世贸组织统计，经过多个回合的谈判，关贸总协定成员的平均关税由1948年的40%降至世贸组织成立后1997年的4%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依存度已从1970年的不足20%达到1998年的38%。2016年从出口角度计算的世界贸易总额（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达20.77万亿美元，相当于1980年的8.5倍。2006—2016年，世界货物贸易总额增长32%
，世界服务贸易总额则增长了64%。2005—2017年，世界服务贸易总额年均增长5.4%，增速远超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年均增速4.6%。2017年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实际价值为13.3万亿美元，服务业贡献了全球2/3的经济产出，吸引了超过2/3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提供了2/3的就业，而在发达国家则提供了4/5的就业。从大趋势来分析，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贸易总额的增长速度在正常情况下是超过世界生产总值产值的增长速度的，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增长速度又超过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增长速度。世界贸易的商品结构发生重要变化，新商品大量涌现，制成品、半制成品（特别是机器和运输设备及其零部件这些中间产品）的贸易增长速度加快，占比加大；在制成品贸易中，非耐用品的比重下降，而资本货物、高科技办公用品的比重上升。世界石油以外的初级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下降，但军火贸易增长迅速。
随着科技的发展，国际交易的产品已经从传统的有形商品扩展到技术、专利、专有技术、金融服务等无形贸易领域。近几年，出现了EDI（电子数据交换）、电子商务等便利快捷的网络化国际贸易手段和平台，促进贸易顺利开展的贸易便利化措施，以及更顺畅的贸易结算过程，这些都对国际贸易产生了根本性影响。
近年来，尤其是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持续下行和低位徘徊，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压力和凸显的消极因素交织，使得全球贸易陷入疲软态势。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世界贸易组织陷入改革纷争、英国脱欧后不确定性凸显、非关税壁垒措施激增、大宗商品依赖度加重、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以及气候、环境危机迫近等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国际贸易负重前行，随着全球化发展速度的放缓和逆全球化的出现，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愈加频繁，增长承压。2020年春天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的蔓延，表明世界仍然是有难同当的命运共同体，但是世界贸易的增长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再次呈现出负增长的现实可能性。
第二，生产全球化的展开与跨国公司大发展。
生产全球化是指大规模的跨国直接投资导致资源在世界范围进行配置，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形成，生产在最适合的地方进行，达到成本低、流通好的状态。与当代国际贸易相比，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更为迅猛。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为12710亿美元，是1980年的22倍，外国直接投资占世界各国同期国内投资的比重由2.3%提高到22%。2016年，外国直接投资额则达到1.75万亿美元，存量为26.7万亿美元。据《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2019年9月）统计，由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美国税制2017年改革，美资跨国公司纷纷回流收入，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于2015年达到顶峰后连续三年下降。尽管2018年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呈现小幅增长态势，增幅为2%，吸引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额占全球总额的比重升至54%，创下历史新高
，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2018年比2017年下降了13%，2018年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减少27%，降至2004年来最低，其中美国税改导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资本回流，使得2018年欧洲吸引外资总量减半。2018年在对外投资方面，日本对外投资额排名世界第一，为1430亿美元；中国排第二位，为1300亿美元；法国位居第三，为1020亿美元；中国香港以850亿美元位列第四；美国因资本大规模回流，排到第20名开外。
跨国公司是国际直接投资和生产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它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将研发、生产、采购、销售和服务等活动配置到全球。2017年，全球约有10余万家跨国公司，86万多家子公司，占据着全球生产总量的一半以上、全球商品出口总量的近一半、全球跨国投资的九成、全球技术交易总量的八成多。许多国际贸易和投资实际是跨国公司设在不同国家的子公司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微观载体，作为当今世界经济中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技术开发和转移于一体的经营实体，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体现者。近20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第三波浪潮的展开，跨国公司迅猛发展。以全球战略为出发点的跨国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以争夺全球市场份额为目标，以在世界各地展开生产经营活动为手段，带动了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在各国间的流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特别是近几年跨国公司大量从事兼并与收购，建立了多种形式的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再加上利用交易内部化保护知识产权，以及跨国公司本地化经营战略，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在生产活动、产业链的构建、对于供应链的掌控以及全球布局等方面的新动态，非常值得关注。
第三，金融全球化与当代贸易和投资大发展。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金融市场全球化、金融交易全球化、金融机构布局全球化和金融监管国际化。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得金融资本靠游戏规则统一了世界经济，将世界的经济活动提升到了从未有过的水平。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进步，提供了即时、低成本处理大规模金融交易的技术手段，特别是网络技术革命使得国际市场中金融信息传递的物理距离几乎为零，世界范围的资金调动和交易结算瞬间即可完成，而KYC（Know Your Customer）平台使得金融机构对于客户和其业务有了透明的了解，为金融国际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交易规模目前居世界第一位。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主要工业化国家相继放松金融管制、实施金融自由化措施，在利率市场化、放宽市场准入和营业限制方面进行改革，并进行了各种金融创新。发展中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金融深化，开放金融，引入新的金融工具。各经济体金融市场化、自由化取向的改革，使得各国金融监管体系和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了金融走向全球化所需要的新游戏规则，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相应的制度基础。在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开始出现金融创新浪潮，使得新型金融机构、新型的有形与无形金融市场、新的金融交易工具层出不穷，目不暇接。例如，跨国银行、离岸市场以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等不断涌现，成为金融国际化不同于传统工具的新的有效载体。
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的跨国贷款业务、跨国证券发行、跨国金融交易、跨国债务交易以及跨国衍生品业务等跨国金融业务大幅度增长，世界金融机构的并购也得到长足发展。2016年，世界包括硬币、纸币、存款账户、储蓄和支票存款在内的广义货币的总价值约为90.4万亿美元，股票市场规模为73万亿美元，黄金市场也有8.2万亿美元的规模。自从1880年有了外汇交易开始，其交易量不断增长，2019年全球平均每天外汇交易量就达到6.6万亿美元。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如纽约、伦敦、香港）已经形成了价格上相互联动、24小时相互接续的全天候交易网络，是世界经济中最具流动性的市场。金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跨国并购和全球化的产权交易市场加速形成。虽然2009年以后受全球经济大气候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跨国并购业务有所萎缩，但2014年已经出现了积极的恢复增长势头，2015年达到5.8万亿美元。2016年，全球跨国并购10.45万起，并购额高达4.9万亿美元。金融行业的全球并购交易额从2017年的4620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6160亿美元。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级金融中心不断涌现，但“纽伦港”居于绝对领军地位，“纽伦港”是全球最重要的三座金融城市纽约、伦敦和香港的合称。《时代》周刊首次提出这个名词时曾写道：“纽伦港”的金融网足以主导全球经济。但其中伦敦才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2019年日均外汇交易量达3.5万多亿美元，占全球外汇交易量的40%以上；香港排名第四，占比为7.6%；上海在2019年跻身世界第八大外汇交易中心，日交易量超过1360亿美元，占比为1.6%。
第四，科技全球化与全球科技资源大流动。
科技全球化是指科技研发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研发活动全球布局，全球管理，研发成果能够广泛共享，这是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中最新的发展领域。首先是研发能力的大规模跨国布局、转移和交易。据联合国统计，20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技术贸易总额只有110亿美元，到90年代中期骤增到4000亿美元，而2016年涉及技术的并购就达到8000亿美元，尽管金额数字并不说明一切，但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科技跨界展开的情况。其次是跨国界联合研发广泛存在。例如，欧盟著名的尤里卡计划自1985年提出后，到2000年先后有25个欧洲国家的4000多家企业和科研单位参加，目前该计划已扩大到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中国在2017年5月也宣布将建立联合研究中心来接纳世界科学工作者，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轻科学家进行联合研究。再次是外部技术来源对企业的重要性增加。在1992—2001年的10年间，美国、日本和欧洲跨国公司中高度依赖外部技术资源的企业比重从平均不到20%迅速上升到80%以上，同时这些跨国公司也正在逐步扩大海外研发的比重。又次，各国技术标准越来越趋同，甚至由世界相关的协会统一制定，这方面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典型。在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上，研发与生产巨头通过技术标准和专利的使用，控制和左右着行业的发展，获取大量的利润进而反哺科技研发，推进标准专利进步，真可谓体现了“得标准者得天下”的道理。最后，世界专利制度的统一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技术全球化进程。发达国家积极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和专利制度普及，如2001年进行《专利合作条约》（PCT）制度改革，2004年对《专利法条约》（PLT）与《实体专利法条约》（SPLT）进行协调，统一各国专利制度各项内容，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强力推行知识产权保护。专利制度国际一体化授权的制度协调，加之知识产权的强力保护，最终可能会出现全球专利制度的统一游戏规则。
我们认为，无处不在的科技合作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共同需要和产物。今天，人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共同面对生态承载力，如资源枯竭、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的挑战，世界也需要共同应对重大疾病（如新冠肺炎疫情）、粮食安全等威胁。越来越多并且日趋严峻的全球重大问题正在给人类的生存、发展、追求美好生活提出相应的问题和挑战。这些无法躲避的挑战只能由全人类共同面对，共同探讨解决办法。
然而在今天的现实世界中，“科学无疆，技术有界”，现实的科技全球化既有主旋律也有杂音，在“美国第一”的口号下，逆全球化在科技领域表现得似乎更为明显：从已经解散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到《瓦森纳协定》的执行，技术封锁给科技全球化“撤火”；从盎格鲁撒克逊五国的技术协同计划到五眼联盟，排他性技术情报集团威胁着科技全球化的前行；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战逐渐演变为科技战，步步紧逼，对华为等公司的围剿无所不用其极。相信由于科技的社会化和促进世界进步的自身属性，以及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进，科技逆全球化的情况必定会发生转变，当然，这也有赖于人类在推进科技全球化过程中的智慧与对策。
第五，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不断强化。
为解决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过程中产生的复杂矛盾和摩擦，国际经济协调机制也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国际经济协调是指在各个国际组织或国家之间，就宏观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等开展协调，共同进行逆周期调整，平抑经济风险，实现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包括的范围更广泛，目前主要包括全球多边和区域两个层面，即它既包括全球范围的多边经济行为协调，也包括区域经济活动的协调；既包括由世界性经济机构所进行的国际经济协调，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安排的多边协调，也包括由主要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国际经济协调，如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首脑和部长定期举行的对全球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协调行动；等等。今天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多边经济治理结构中起主要作用的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它们被称为当代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是世界贸易和世界金融领域的多边协调机构，而世界银行的主要职能则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协调南北经济关系。
从经济全球化的维度看，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是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是通过协调鼓励世界范围内各个经济体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促成世界范围内市场机制的广泛建立，为经济全球化推进创造制度条件；二是通过协调促进世界范围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水平提高，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根本的动力；三是通过协调推进国际金融的发展，国际金融机构、金融交易、金融工具等更加现代化，使得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具有强有力的催化剂；四是通过协调使得跨国公司蓬勃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微观主体，它们的全球性经营活动带动贸易、资本、科技等的进一步国际化；五是通过协调为经济全球化创造有利的国际政治和社会环境，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日益受到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了区域性经济组织，协调区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政策立场，并制订相应的行动计划，削弱了这些国际经济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国际经济组织必须进行改革的呼声逐渐强烈。除了国际经济三大组织之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不断演进，世界经济中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协调也日益显现出重要性。最早是世界7个主要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举行所谓七国集团峰会，协调彼此经济政策，1997年七国集团将俄罗斯纳入，讨论问题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到政治与安全领域（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被排除在外）。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凸显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也凸显了七国集团面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无奈。为了应对危机，各国推动建立了新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20国元首和首脑峰会，即二十国集团峰会。世界20个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通过二十国集团峰会这一开放平台进行广泛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避免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衰退，自此二十国集团逐渐取代七国集团成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最主要的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