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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经济运行的效率可能很高，但总会受到本国要素、资源种类、它们的质量及数量以及市场规模与潜力的限制。如果要素、资源和市场供求形成全球化，便能使单一经济体在当前条件下最大限度摆脱要素、资源和市场对其进一步发展的限制和约束。经济全球化，理论上可以实现生产在最适宜的地方、以最有利的条件展开，销售可以在最有利的市场进行，达到世界经济中要素的最优配置，以及最终产品、服务的最优实现，提高经济效率、效益，使商品更符合消费者的需要。世界经济事物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因大体被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各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全新的物质基础；各经济体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扫清了体制上的障碍，并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基于市场经济相对一致的游戏规则环境；微观经济主体（主要是跨国公司）的趋利动机，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国际经济与其他方面的协调机制不断加强，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冷战后两极格局的结束为当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消除了人为障碍。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新的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前行，有了与过去不同的新动力。
首先，各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马克思曾经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本主义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但在客观上，在那个时代，各国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市场等不足的矛盾，需要通过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实现成本最小化生产，最终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在现实的世界经济中，生产的社会化不断扩大，能够提供的产品日益丰富，而人们的恩格尔系数却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这是一般的经济规律：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是没有止境的，当满足基本刚性生活需求（如吃穿住）之后，必然在物质生活上有更高的多样化需求（如住房、彩电、冰箱、洗衣机、汽车）产生，当有形物质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之后，无形的、多元的服务需求（旅游、艺术、文化、体育、康养）便会提上人们追求生活质量的日程。在当代经济生活中，活在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其生活方式产生革命，需求正在发生着全面的变化。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到来，生产力水平提升和消费需求升级的水平空前提高，单纯依赖国内生产，不仅越来越受到国内资源和市场的限制，而且无法满足消费者日益提出的更加多样性的物质以及无形服务消费的需求。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利用世界经济多元化的特点，这必然导致各国经济继续增长，在质、量、结构上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强。
其次，科学技术进步和工业革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最深厚的物质基础。人类发展历史上，每次科技革命的发生都带来了生产力发展的大飞跃和经济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西方商业资本推动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航线的发现标志着各国经济交往的开始，世界经济渐渐出现了雏形。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以蒸汽机作为动力，形成了火车的运输和轮船的航海，海底电缆的铺设促进了商业的跨洲来往，世界经济终于成形。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内燃机的大规模使用、无线电的问世以及飞机的应用，推动了全球化的一波高潮，世界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就是20世纪后期以计算机技术进步、网络技术革命为核心的科技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下的产物。据统计，1930—1990年，国际空运的平均成本从每英里68美分降至每英里11美分，纽约至伦敦3分钟的电话费从244美元降到3美元，目前仅为几美分。而随着移动通信在全世界的迅速普及，通过互联网进行通信的成本对个人来说近乎为零。运输和通信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使得各种物质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交换成为可能，大大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绝对与相对的距离，促进了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活动的开展。第三次工业革命使产业在全世界形成价值链、供应链和生产链，使生产在最适合的地方展开、最有效地运行，使金融资本在配置资源中起到了极其巨大的作用，使社会福利普遍得到提升，使发展的可持续性得到了极大的重视。目前，人类面临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在这次革命中将会发生根本性变革，对经济全球化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人在时间、空间中的地位，或是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生存的时间、空间的绝对和相对状况，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交往范围，便利商品和资本的国际流动，促进各国经济的联系，从而加快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新工业革命已经能够看到的在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新交通、5G的使用、物联网、虚拟现实、远程医疗、金融运作等方面的进步，都会对经济进步和全球化产生作用和影响。例如，2020年春天在湖北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时，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到该省基层医疗单位考察，询问基层医生如何对患者进行诊断时，看到的是外地三甲医院高级专家组通过5G实时的诊断帮助，新的科技成果正在全方位显现出它的作用。北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形成的“互联网+”的求医问诊、快递送药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些科技革命的巨大进步和应用，都会为将来经济全球化朝着全新的方向演进提供新的物质基础。
再次，世界各经济体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制度基础。经济全球化在宏观上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与合理配置，是市场化的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各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市场的微观主体——企业进行符合经济规律的真正自主经营，根据自身经营和发展的需要，按最有利的条件生产、在最有利的地方销售。这必然要求各国政府尽量避免对宏观经济活动的人为限制，减少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行政干预，为企业发展创造宽松的营商环境。但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中，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无论是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的作用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抑制，这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从东欧开始，各国都相继不同程度地走上了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更多的国家对国内市场开放和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持积极态度。中国始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全球大规模地开启了市场取向的经济浪潮，此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逐渐走上工业化的快速路，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世界工厂，并促成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发展。经济全球化促进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活动在世界展开，它在客观上要求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佳配置，从根源上说是生产力和国际分工的高度发展，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活动进一步跨越民族和国家疆界的产物，这要求各国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应该大同小异，逐步趋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大多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配置资源、市场决定价格的经济体制过渡。发达国家也逐步摆脱了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带来的滞胀局面，从而有了减弱国家对经济干预控制的条件，强调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作用，在世界范围内推进了市场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关贸总协定向世界贸易组织的转变，国际金融资本作用的大大加强，贸易金融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为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国际贸易的空前扩大、国际生产的大规模进行提供了适宜、趋同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条件，促进了一波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
最后，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变迁是第三波经济全球化得以大发展的重要前提。苏联解体，苏联东欧军事联盟（华沙条约组织）崩溃，经济联盟（经济互助委员会）解散，世界经济“两个平行市场”完结。冷战结束，两个阵营激烈的政治、军事对抗终结，国际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朝着所谓“一超多强”和多极化趋势发展，追求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潮流，世界关注的焦点开始放在满足需求和经济发展方面。与此同时，人们认识到经济安全、社会安定、生态环境已日益成为世界安全具有共性的重要问题，各国只有进行经济合作、寻求共同问题的解决、争取共享式发展才能真正使得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另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共谋和平与发展逐渐形成共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往来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的程度不断加深，这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环境。
我们认为，作为世界生产力发展、科技革命的产物和资源市场配置、经济规则趋同的结果，经济全球化具有客观必然性，是历史的潮流。但也应看到，全球化的进程总是伴随着国家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冲突等，这些矛盾和冲突经常会干扰整个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甚至在一定阶段出现所谓逆全球化也在所难免。从一定的理论和实践角度来看，全球化促进了利润（量）在全球区域平均化的过程，降低了发达国家在获取全球化利益中一支独大的地位，触动了资本的核心利益，是对资本争取最大经济利益回报的现实挑战。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不愿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更多的利益，也不愿承担应有的责任，希望对现有的经济全球化重塑新规则，通过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谋取更多好处。2008—2009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世界各国经济遭到重创，经济衰退使世界经济发展放缓，由此引发了金融、生态、政治危机，世界经济出现纷争状态。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全球化进程导致全球化赢家与输家出现的民粹性提法。如果把全球化看作一个动态的进程，现代化输家应该是指在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持续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不适应现代化进程、原有地位和声誉受到影响并遭受社会排斥的群体和传统既得经济利益群体，这些群体表现出反全球化的态度。今天，世界经济领域确实存在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增长的经济利益分配不公、世界的资源生态无以为继等突出矛盾，并且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一直没有办法得到根本解决，但我们认为逆全球化的存在，是对现有全球化进程的反思，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继续前进的趋势是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