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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上来看，新发展阶段的生成，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自然过程，它既表现为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也表现为发展的阶段性，它是发展的必然性和阶段性的统一，这种历史的自然发展过程根本上受制于社会基本矛盾。同样，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历史必然性和阶段性的辩证统一。从本质上讲，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过程性的体现，它既根植于世界历史发展状况，也根植于中国发展实践。新发展阶段战略判断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和分析时代得出的科学理论结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结合他们所处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实践，对社会发展阶段进行了阐发，这是新发展阶段生成的理论资源和理论基石。
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角度对社会发展阶段进行了论述，这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提供了一般的、方法论的启示。
一方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自然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从多个维度划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社会形态发展阶段，深入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首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受内在的客观规律支配，历史发展在表现形式上却存在着差异和多样性。马克思说，“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
，历史发展不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或者“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
马克思认为，在偶然事实的堆积中，我们应该去发现“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
，而这种规律本质上就是与“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也就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虽然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客观自然过程，并且认为“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然而，马克思也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能够“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而且也不应该把唯物史观变成一般的历史哲学，从而否认“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也承认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实质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其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的不同社会形态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根据不同的标准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划分，有两种关于社会形态发展的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根据人的自由程度来划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存在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个人全面发展三个阶段。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这种依据人的自由发展程度来划分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的思想，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依据异化劳动为中心来划分社会形态发展阶段有内在的逻辑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人具有类本质的人自身的阶段、异化劳动导致的私有制社会阶段、在扬弃异化劳动基础上的人性复归的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三个阶段。马克思认为，劳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异化劳动本质上就是人的自由的丧失。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破解了异化劳动的实质，着力于从物质生产方式角度来把握人的自由，从而建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第二种观点是依据生产方式来划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并且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实际上，物质生产方式发展也决定了人类文明发展，故此，人类文明发展程度本质上是受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程度制约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划分为：人类文明起源的原始社会（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进入人类文明的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个阶段。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也依据所有制、阶级斗争、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等标准来划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
最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此有一段经典论述，精准地阐发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他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最终导致社会形态的不断更替。马克思、恩格斯极力反对把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等归结为“永恒的真理和正义”，反复强调“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之外，也深入揭示了其他动力因素，如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等。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未来社会形态进行了极为重要的探索。
首先，探讨了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未来社会的一般原则和理论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那种以空想和主观来臆测未来社会的实际状况。恩格斯说：“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其次，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未来社会形态进行了深入探索。马克思首先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出“过渡时期”的概念。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又对过渡时期的艰难进行了详细论述：“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后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这个过渡时期界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并且进一步阐释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及其分配原则。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主要是依据按劳分配原则；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脑体劳动对立消失了，劳动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也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是在“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
。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第一，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发展过程，具有阶段性特征；第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辛努力的过程；第三，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力极大丰富的社会；第四，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普遍规律性的论述以及对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阐发，为我们观察、分析和把握社会发展阶段提供了一般原则和方法论，这也是新发展阶段战略判断的重要理论基石。
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阶段思想基础上，结合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思想。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思想主要是围绕俄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展开的。
共产主义形态发展的两个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859年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述的“五种社会形态”观点，列宁认为这是一般规律性、常规和次序。列宁在此基础上对共产主义形态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划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列宁则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把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还是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做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也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第一个词是指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第二个词是指它的下一个阶段，更高的阶段。”
列宁还认为，在走向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之前还存在一个过渡阶段，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会有的长久阵痛”
阶段。因此，实际上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政权之后，存在着三个社会发展阶段：过渡社会阶段、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阶段。
社会主义社会是发展中的社会。列宁说，社会主义肯定不是给我们的现成制度，也不是一下子就制定出新社会的组织形式，社会主义是“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这表明列宁深刻认识到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不可能一蹴而就。列宁也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困难。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但是，“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只有经过长期的坚忍的斗争才能克服”
。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也进行了充分论述。一方面，列宁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列宁也认识到各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是存在差异性的。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在深刻总结俄国革命经验基础上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列宁强调，俄国革命不同于西欧各国革命，东方各国又会有不同于俄国革命的某些特殊性。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创新性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极有价值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很多新特征、新现象。这就给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新的问题和课题。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社会主义的前夜。这是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思想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深刻分析，是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可行性的科学论证。
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虽然只有七年，但是，列宁关于俄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思想依然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从中汲取营养和获得启迪。特别是列宁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为新发展阶段战略判断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为新发展阶段战略判断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前提，可以说是新发展阶段的理论逻辑起点。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构成了新发展阶段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石。
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中国特殊国情，深入阐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阶段思想。毛泽东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发展阶段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社会”概念的提出是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发展得出的独创性理论概念。列宁虽然提出了“长久阵痛”的过渡时期概念，但是并没有对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和特征作出论证。
毛泽东则依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具体实际情况，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之后再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质和特征进行了充分论述。很显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言的过渡时期或阶段的发展。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在此后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进行了详细论述，最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首先，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极为落后，因此，反帝反封建就成了革命的主要对象。而要完成这一革命任务，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必然需要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中起领导作用，这也就是把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提升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是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其次，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准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之所以说是准社会主义，主要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为完成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而存在的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社会。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维度深入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质和特征。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区别于其他社会发展阶段的新社会，呈现出一个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阶段。最后，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具有过渡性质的，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革命是要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社会是要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非一个静止不动的社会阶段，“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只具有“过渡的形式”。
20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深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积极探索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思想。首先是区分了“建设社会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概念。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
“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
这说明，毛泽东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随着实践的推进而不断深化。其次是明确提出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与“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概念。毛泽东1959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认为第二阶段比第一阶段还需要花费更长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毛泽东认为两个阶段的差别主要在于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差别，还有就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成熟程度的差别。毛泽东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
最后是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思想。党的八大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党对社会基本矛盾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的具体表现的深刻认识。毛泽东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存在两种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占主要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毛泽东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论述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述的深入和发展。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一定会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历史的必然，而且，共产主义社会也存在不同发展阶段，是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
可见，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也作出了天才的理论洞见。
总之，毛泽东关于社会发展阶段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思想的守正创新，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阶段思想。这一思想构成了新发展阶段的重要理论基础，给新发展阶段的生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启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科学回答，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创新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进行深刻回答，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坚持和发展基础上，汲取了毛泽东关于社会发展阶段思想，围绕正确认识我国基本国情以及在这个基本国情上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最终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实质和特征，澄清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一些模糊认识，阐发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苦性。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的实践条件。从理论条件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发展阶段思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条件，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际社会主义建设，其中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不得不引起邓小平的深深思考；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针对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邓小平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不清。正是基于社会主义实践经验，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是一个逐步演变和深化的过程。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并且认为其特征是“物质文明不发达”。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提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且对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以及具体举措都有相关论述。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了深入阐发，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主要矛盾和指导方针等进行了详细论述，并且用“五个是”来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发展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分“三步走”。邓小平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三步走”战略。邓小平在1982年9月18日说：“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二十年是从一九八一年算起，到本世纪末。大体上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
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三步走”战略是邓小平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现实而作出的战略安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逐渐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思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至少涉及以下几点。一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的丰富和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了全面论述，用“九个是”来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即这“九个是”是紧密相连的，形成了一个严整的系统，这是对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五个是”的丰富和发展。二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艰苦性的重视。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明确指出：“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来条件具备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
这些论述都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三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发展战略的完善。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纲领进行了详细阐述。
江泽民丰富和完善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特别是对第三步战略进行了详细论述。江泽民说：“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〇〇〇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些对基本纲领和发展战略的论述都是对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增加了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根据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相关文献研究，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拓展至少涉及以下几点。一是强调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搞建设和谋发展的依据。胡锦涛指出：“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
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基础也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依据。二是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详细阐述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上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呈现出的一系列重要特征。胡锦涛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十个方面重要特征进行了论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极端重要性。这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实质上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另外，胡锦涛也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他说：“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但是，社会主要矛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表现却出现了诸多新的特点。为此，胡锦涛反复强调应该继续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同时，要大力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论述都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的丰富和发展。三是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了战略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三步走”战略的重要一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要求，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思想，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形成了阶段性认识，特别是实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立、深化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构成了新发展阶段的直接理论来源。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两个结合”，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思想，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思想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和“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
的重大战略判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阶段划分和判断的依据，必须依据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出的社会主要矛盾和相应的具体特征。一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新定位。新发展阶段战略判断本质上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新定位。新发展阶段战略判断是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划分思想，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我国发展现实的阶段性特征之后作出的科学判断。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新发展，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的新定位。当然，新发展阶段依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二是对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新定位。新发展阶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这是对我国民族复兴进程历史的新定位。三是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解放历史进程的新定位。马克思把人类解放划分为人对人的依赖阶段、人对物的依赖阶段和人的自由全面解放三个社会形态，其划分标准是人的自由全面解放程度，其核心根据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新发展阶段本质上是这个宏大的社会发展图景具体化的一个具体发展阶段，表现为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的新定位，表现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全面解放的程度的新定位。
马克思认为，我们所遇到的社会历史条件都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的，而不是人的主观所随意创造的。社会历史发展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的。新发展阶段的特征本质上也是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在我国当前的基本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思想科学分析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出了符合我国具体实际的新发展阶段，深刻揭示了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一是从一般意义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特征。习近平总书记从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结合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阐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并且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
二是从特殊性意义上揭示了新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把新发展阶段置于两个大局的视野中来阐明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既是民族复兴进程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阶段，也是世界格局发生转折的发展阶段。
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战略目标和规划及举措来实现发展阶段的突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新发展阶段的发展新战略进行了明确的战略顶层设计。在新发展阶段基础上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把握新发展阶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南，构建新发展格局则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
此外，还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新观点。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发展阶段理论。这一理论本质上是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理论表达，其核心是围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而展开的。“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这一跨越在我国发展进程和世界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一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党的百年奋斗成就所凝聚成的新发展阶段，深刻揭示了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二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表达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文明新形态开启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表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思想的基础上，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未来社会理想到今天的新发展阶段发展过程，充分表明了新发展阶段战略判断是有深刻理论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