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泗州城

到淮安，是不能不到盱眙去的，那里不仅有南北闻名的小龙虾，还有令人遐想的都梁香草。这里是隋唐大运河的重要节点，也是唐诗中经常提到的“淮口”和“汴口”。在七百多年的隋唐大运河运行中，“淮口”和“汴口”目睹了太多的兴衰，同时它也是多种社会、自然因素导致隋唐大运河落幕的一个见证者。盱眙的运河，或许与京杭大运河的南北流向没有更直接的交集，但京杭大运河的里运河和隋唐大运河的东出口，都同它牵过手。盱眙是洪泽湖边的一座幸运之城，躲过了一场又一场洪灾，颜容依然秀美。它孕育了一座红色的摇篮，那里的黄花塘曾经是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的驻地，刘少奇、陈毅、黄克诚、邓子恢、罗炳辉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在这里战斗过；洪泽湖西岸的泗洪，还有彭雪枫将军的墓园。

盱眙有一个古色古香的别称“都梁”，称都，是因为楚怀王曾经在这里建过都；称梁，是因为都城建在南山上。隋炀帝修运河，曾经在这里建有都梁行宫，叫作都梁宫。盱眙南山生长一种学名叫泽兰的香草，花开五朵，白色，有异香，叫作都梁香草。屈原生在楚怀王的时代，因此完全有可能在都梁待过，他的《离骚》中，多有关于香草美人的品格比喻，或许是受到了都梁香草的直接启发。

它为什么又叫盱眙呢？是因为在古汉语语汇里，张目为盱，直视为眙。在四围皆是平野河汊的地方，突然崛起一座高高的都梁山，登山而望，眼前是淮河，再远处便是洪泽湖群，在这样一个居高临下的平台上，安能不去睁大眼睛，直勾勾地极目四望？盱眙的山，当然不会是孤零零的一座，还有翠屏峰、风坡岭、宝积山，但都梁南山也即“第一山”，是其中最高最秀美也最有文化底蕴的一座山峰。那里不仅山形好，孔子的后人孔安国任临淮太守时，其治所在今泗洪，而临淮曾经下辖盱眙，所以也就在此创立过“崇圣书院”。这都梁山上建有大成殿，有很多摩崖石刻，也是儒家文化的一方圣地。

因为都梁南山的高大秀美，北宋的大画家米芾，在北宋绍圣四年（1097）出任涟水军使时，路过这里，欣然赋诗：“京洛风尘千里还，船头出汴翠屏间。莫论衡霍撞星斗，且是东南第一山。”（《第一山怀古》）前两句讲他东行的来路，后两句称赞都梁山。东南第一山的结尾句，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东南一行，看到的第一座高山是都梁山；二是此山是可与衡山、霍山相比的东南第一山。对于米芾第一山题字的原出处，历来争议多多，除了盱眙，还有泰安少岱说，有武当说，有谷山说，甚至还有宁波灵山寺说等。第一山的碑刻，盱眙的不一定是原创，但有第一山的题咏和米芾对东南第一山的夸赞，不仅增添了它的名气，也是他诗歌的原创地。

米芾不仅是画家和书法家，也是一位诗人。苏轼在知密州时写有“明月几时有”的千古绝唱，一时无人可比，有胆气和才气再写中秋月，再填《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人，只有米芾。“可爱一天风物，遍倚阑干十二，宇宙若萍浮”，意在感慨自己的浪迹天涯，其意境虽然不及苏轼阔大，但也是一种独特感受。这首词虽不是在盱眙写的，但他在盱眙吟咏“东南第一山”时，同样是画眼和诗眼独具。他在盱眙游历和吟咏过不少地方，如《宝积山落照》《清风山闻笛》，但最有名气也最给盱眙提气的，还是那首《第一山怀古》。说怀古，其实没有古，只有画家眼前的景色和对自己经历的感叹。

在两宋，咏盱眙第一山或曰南山的，还有北宋人梅尧臣的“朝来汴口望，喜见淮上山”，秦观的“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苏轼则有《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在唐代，咏盱眙的诗人也不少，骆宾王有《早发淮口望盱眙》。常建在大历年间任盱眙尉，有“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清”（《泊舟盱眙》）。韦应物有“落帆逗淮镇，停舫临孤驿”（《夕次盱眙县》）。李敬方有“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汴河直进船》）。刘禹锡从苏州北上过淮阴，也曾写一组乐府诗《淮阴行五首》：“簇簇淮阴市，竹楼缘岸上。好日起樯竿，乌飞惊五两。今日转船头，金乌指西北。烟波与春草，千里同一色。船头大铜镮，摩挲光阵阵。早晚使风来，沙头一眼认。何物令侬羡，羡郎船尾燕。衔泥趁樯竿，宿食长相见。隔浦望行船，头昂尾幰幰。无奈挑菜时，清淮春浪软。”他生动细腻地描写了这一段运河的舟行，也许是船行畅达，他没有在盱眙驻舟，因此也没有留下有关盱眙和泗州的诗来，是为遗憾。但淮阴向西的一段穿淮水路还是风光无限引人入胜的。

也许是因为米芾的题咏，北宋的林逋、黄庭坚、贺铸都来过这里，南宋的陆游、杨万里、韩元吉、戴复古也留有他们的诗歌作品。林逋的《盱眙山寺》很特别，“下傍盱眙县，山崖露寺门”。这是他一生难得的一次杭州之外的远游。相传他一生不到集市，守着“梅妻鹤子”，终老杭州，但他居然打破了惯例，题咏了盱眙的山寺，若不是有谁托吟这首诗，这可是比米芾题诗还要有格调的诗坛逸事。

人称“贺鬼头”的贺铸，其《游盱眙南山示杨介》一诗，是他出任泗州通判时的作品，想必他是南山的常客。黄庭坚的《次盱眙同前韵》也有寓意：“此去二十年，持家西过宋。起予者白鸥，归兴岌飞动。宫殿明宝坊，山川开禹贡。破浪一帆风，更占梦中梦。”一句“山川开禹贡”，表达了他对隋唐大运河开凿的正面看法。

陆游的《次韵郑盱眙见寄并简其甥刘君》中，有“衣上空嗟京洛尘，故交半作白头新。众中初得见吾子，东观已疑无若人”之语，是评价盱眙人物的。陆游去盱眙恐怕不止一次，他生在淮河上，是母亲随父亲到汴京述职的途中出生的，大约也是这个缘由，父亲给他起了陆游这个名字。他四岁时随父母返回家乡，盱眙是必经之地，只是那时他的年龄还小，但也能够记事儿了。吟咏泗州的唐代诗人里，还有曾经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边塞诗人高适，其时守备淮扬，写有《过阴陵作》。阴陵就是灵璧，与泗州和盱眙在同一条运河航线上，他借项羽事抒发了自己的感慨。

杨万里是南宋诗人，他活跃在诗坛上的时候，“第一山”的山名已经定格，他因为宋金南北分治而不能往游盱眙第一山，以及滁州的“天下第一亭——醉翁亭”，心中一直感到很遗憾，所以在诗中直接写道：“第一山头第一亭，闻名未到负平生。”那时的第一山，楼观峥嵘，林泉浩流，别有风光，加上洪泽湖和古淮河白帆点点，白鸥起舞，又有哪位诗人会闻之而不心动呢？

当然，盱眙除了第一山，还有同样令人心动的铁山。铁山有一座东汉时期的铁山寺，由中国一位大和尚严佛调主持修建，向来有“小九华”之称。梅尧臣在看过第一山后，又到了铁山，一路吟道：“来寻淮上寺，老桧莫知年。劫火已镕像，樛枝宁改烟。根拏怪石入，节驳苍苔坚。欲问浮波箭，空嗟此独传。”梅尧臣仿佛预见到百年后的泗州城会有一劫，但这劫不是火灾而是水患。

古泗州有大灾难而盱眙却安然无恙，正是因为有第一山作屏障，也有铁山作后盾。面对洪泽湖和古淮河暴发的洪水，人们是没有其他办法可想，所以即使在古泗州被淹废之后，盱眙依然能够“南瞰淮水，北控汴流”，成为隋唐通济渠最后的坚守者，并与淮阴、扬州形成了新的掎角之势，维持了淮扬运河和里运河的畅通。只是，通济渠已被来自黄河的洪水拦腰斩断了，盱眙在很长时间里只能孤军据守，成为隋唐大运河的最后一个据点。

我们抵达盱眙第一山时，天色未晚，天降阵雨。虽说杨万里有诗云，“破雨游山也莫嫌，却缘山色雨中添”，但大雨中登山终究是不方便的，且又不识山中的都梁香草，上去也只能看看楼台亭阁，只好怏怏地离去，在山对面寻到的泗州饭店住了下来。

住室窗口正对着第一山，在雨雾中看山，倒也别有一番情趣。雨急时看南山，像是泼墨山水；雨小时看南山，恰似一幅水粉画；雨停了看南山，阳光露出云缝，又是光线阴暗分明的一幅油画，让你在天幕间看到了不同光线下的不同绿色。

入夜了，还想着白天的旅程和运河的事，从第一山，一直想到了洪泽湖乃至淹没在淮河里的古泗州城，联想到秦观的那首《泗州东城晚望》。我在琢磨着，从地图上看，这第一山明明在盱眙的东北角，为什么会叫作南山呢？这南山之南，该不会是从古泗州的角度去看的吧？秦观的《泗州东城晚望》清楚地讲到“应是淮流转处山”，此山也就是被称为南山的“第一山”。这古泗州城的东城门似乎对着南山“第一山”的转角，而古泗州城好像是在盱眙的西北边。也就是说，被淹没或废弃的古泗州城，应当在淮河上行偏西北方向。如果这样推导合理，那南山就该是古泗州城向着盱眙方向的泗州南山了。在我的推断里，盱眙应当是古泗州的一座子城，就像淮阴和淮安一样，它们之间的距离很近，甚至近到可以目测，但它们之间隔着的应该是淮河，然而这毕竟是地理方向上的一种推测，判别则要靠考古学家的水下考古来证实。

我之所以对古泗州如此好奇，并不仅仅因为它曾经是一座繁华的城市，有很多唐宋诗人来过，主要因为它也是隋唐大运河，也即通济渠的一座重要地标城市，它的存在和繁荣，曾经见证了隋唐大运河的繁荣轨迹，它的消失，也标志着隋唐大运河的衰落。但它究竟是如何消失的？经历了多长时间？又是在什么时候，泗州城址的一部分淹没在洪泽湖或者淮河里，大部分埋藏在地下？全部谜底仍然笼罩在迷雾里。

拨开这团迷雾很重要，有助于我们还原隋唐大运河七百年繁荣的历史，有助于勾画出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全貌，也有助于了解中国运河系统更为精确的空间坐标和时间坐标。一部中国运河史，也就是新旧运河不断更替和更新的历史，可以通过这种更替和更新，透视特定阶段里中国古代乃至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曲折变化的史实。古泗州的消失，并不只是一句“黄河夺淮”或者一句“庞贝古城”就可以完全说得清楚的，应当有着多种复杂的因素和更为长期的演变过程。那么，它消亡的第一幕，又是怎么拉开的？它长达七百年的繁荣和后来的一束落幕追光，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在洪泽湖和古淮河纠缠不清的这个历史运河的大舞台上，是什么力量给了它最后的一击？在此后的几百年里，大运河的东南西北地理坐标又是如何切换为新的南北坐标？等等。这一切，时间知道，盱眙知道，第一山同样知道。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也是由隋唐之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呈现为东西轴线放射状态所决定的。隋唐通济渠的前身，是梁惠王所开凿的鸿沟。隋炀帝定都洛阳后，在汉魏阳渠的基础上开通了洛河阳渠和千金渠，由洛阳皇宫西苑和洛口进入黄河，保证了来自河阴和河阳的粮食仓储供给。但更远的漕运，并不是河阳和河阴的仓口就能够完全承载的。于是就从荥阳板渚引黄河水，沿着鸿沟东行，经浪荡渠，进入开封和商丘睢阳后，再经虞城、永城、萧县、徐州，复到淮北（相城）、宿州、灵璧和临淮，在古泗州及盱眙进入淮河，又从淮扬运河到达扬州。

隋炀帝以骄奢淫逸和横征徭役而亡国著称，也因为修建这条大运河留下了恶名。骄奢淫逸是真的，但这又是古代帝王的享乐本性使然。隋朝的短命，或者与这条运河的开凿有一定的关联，但完全将之归于通济渠的开凿，也会陷入一种历史认知误区。通济渠开凿工程浩大，但拥有一定开凿的基础条件，前有鸿沟，后有汴水、濉河和泗水进入淮河，因水就势，虽然动用了上百万民夫，但不到半年时间也就完成了。公元608年后，又开发了江南运河，隋唐大运河的流势也就很快形成了。

隋炀帝为人所诟病的，其实是供他享乐的四十余座离宫和江都的“迷楼”。迷楼在今天已经踪迹全无，但晚唐出现的杂录《南部烟花记·迷楼》里，曾对这个神秘的行宫有所描写：“迷楼凡役夫数万，经岁而成。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栏朱楯，互相连属。帝大喜，顾左右曰：‘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故云。”据说，在冬天花少的季节，隋炀帝令人在园林里制作绢花，令春天永驻。因为离宫众多，工程巨大，监工督造者之一的麻叔谋残暴，又在后世演绎为“麻虎子来了”的话，以阻吓爱哭的小孩子。隋炀帝开凿运河也就成为暴政的象征，但对这条运河的评价，历来总是众说纷纭。特别在晚唐，诗人许浑的“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似景阳楼”（《汴河亭》）是一种评价；李敬方的“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汴河直进船》）是一种评价；皮日休的“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汴河怀古二首》）又是一种评价。把隋炀帝的政治经济行为和生活行为，同隋唐大运河的功用和功利区分开来看，通济渠的经济文化交流作用还是厥功至伟的。

隋炀帝应当是一位功过是非都很明显的帝王。他曾经平定青海，在河西走廊的山丹举行了“万国博览会”，是对汉代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又一次经略。盛唐丝路的繁荣正是建立在山丹会盟的基础上的，而通济渠的开通，也应当是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的新高潮。晚唐诗人皮日休用“共禹论功不较多”的评价来评说隋炀帝开凿运河，无疑有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大眼光。

从时间上讲，通济渠运河足足运行了七百多年，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大事件。更何况，隋炀帝不仅南开通济渠，接着又在汉魏白沟的基础上完善了北向的永济渠，且利用了汉魏白沟和黄河故道，形成了后来“卫运河”的主要框架。这条永济渠虽然也受到黄河频繁改道的特定历史影响，但运作的时间也在千年以上，从这个角度来讲，要说隋炀帝是系统开通梳理中国运河系统的第一人，恐怕也是讲得过去的。

回到古泗州上来。自隋唐以来一直到北宋，古泗州的地位，一直如同后来淮安在京杭大运河拥有的地位一样，也曾经是一个运河之都。它与盱眙一道，扼守着从汴河到淮河的通济运河南端。南宋时期宋金对峙，出现了起因比较复杂的黄河第一次夺淮事件，这应是通济渠开始衰落的第一幕。宋金对峙使得长江南北贸易量大减，人员往来也受到直接影响，通济渠也就在用进退废中渐渐淤塞了。要说“黄河夺淮”，在东汉之后就曾发生过，但影响长达几百年，宋金对峙时期的骤变还是最有历史影响的一次。这一次夺淮，并不是因为突发的自然灾害导致黄河决堤，而与宋金之间的政治军事形势密切相关，即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汴京失陷后的一段时间里，黄河下游一度成为宋金征战拉锯地区，东京留守杜充无力抗金，索性从滑县附近黄河李固渡掘开堤坝，原本已成地上悬河的黄河汹涌南流，一直流到了徐州，黄河长期夺淮大幕也就由此拉开。这个历史灾难，是黄河改道引起的，也是战争带来的一场次生大灾难，因此也可以说是始于由宋金战争造成的“人祸”。

在这次改变黄淮关系的历史变化中，始建于北周大象年间，有着一千五百年历史的泗州古城，开始连续不断地遭到打击，但紊乱的水运秩序还是维系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清康熙年间，才最终废弃。也就是说，在隋唐和北宋时期，汴水和泗水本来合作得很好，黄淮之间也基本算是相安无事，但既有平衡在宋金时期被打破，恶性循环从此开始。南宋绍熙五年（1194），黄河再次惯性决堤，河水进入梁山泊后分为南北两支。南支再度裹挟洪水入淮，引起洪泽湖水暴涨，古泗州城频频被淹，黄河洪水洗劫了徐州汴水、泗水交汇处，淮河原有入海水道开始丢失，河水在盱眙以北地区大量储存下来，将本来分散的洪泽湖群连成了一个洪泽大湖。

这样的状态总体上经历了将近五百年，古泗州城面临的风险也持续了将近五百年，古泗州城面临多轮冲击，出现城毁人去的局面。对于这种不断遭受洪水袭击的风险，北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首先感受到了。他在宋哲宗年间做过泗县主簿，后来又做过泗州知府，在他大量的有关泗州的诗里，几乎找不到多少亮色，而且多半是在他离开泗县和泗州时所作。从他有关诗作的题目来看，主要是《发泗州》《离泗州有作》《夜泊泗上阻风雨》《离泗州冒大雪》，甚至还在《过泗州，推官王永年致仕还乡，王年四十而致仕，士大夫所少也》一诗中，表达了对同僚王永年刚到四十岁就告老还乡的羡慕之情。他明白，自己虽然不坐在火山上，但坐在洪流的浪口尖上，对于眼前的一切，他是无能为力的。

为什么呢？身体不好经常生病是一个因素，但从其诗歌的内容来看，他此时的内心也比较灰暗，不是“万艘猎猎战风桅，我亦孤舟别岸隈。漠漠晓云生木末，萧萧飞雨送帆开”，就是“扁舟七日闲，浪作老龙戏。舟师慎艰险，长跪请佛事。晚山水如屋，晓山水如地。清平一潭风，浪阵卷旗旆”，要么就是“风云淮上欲移山”“沧波岁晚合知还”等。

古泗州城在洪泽湖和淮河之间，城址的地理定位本来就充满了变数，比如，在唐开元二十三年（735），泗州州治就曾经迁往临淮（今泗洪一带），明初又移到盱眙北淮河对岸，也即现今展开考古的地带。清康熙十九年（1680），古泗州城再次被淹，近十分之一的城垣没入洪泽湖和淮河河道中，余下的部分被泥沙淤积。终于在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一次大雨涝积之后，朝廷不得不下令将泗州迁往虹县，并从州治规格降为县治规格，正式宣告了古泗州治的结束。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再次北移到山东利津，进入渤海，洪泽湖和淮河才算进入相对稳定期，但泗州旧地早已废弃，一部分埋入地下，又经历了二百多年。

康熙时新设的泗县属于凤阳地区，其原居民大部分是古泗州城居民的后代，当地的地方戏曲也称为“泗州戏”。这种人文与地域迁徙分离的历史现象，也给最初的古泗州城地理方位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惑。古泗州城究竟是全部还是一部分沉入洪泽湖或者变了河道的淮河中，准确的城市遗址又在哪里，曾经引起很多争论。争论各方所依据的资料各有记录，但更多的是根据其中某一段历史记录文本，并不一定审视过古泗州城沉浮几百年的全过程。因此，在规模考古工作开展前，各有所见也是很正常的。加上唐代开元年间曾将泗州的州治迁往临淮，进一步增添了地理方位判断上的复杂性，盱眙说、泗县说、泗洪说皆有之。但近年来田野考古钻探所得的报告说，古泗州城一角沉入了淮河，大部分埋在了盱眙临近淮河的河滩上，而那里“旗杆滩”和“城根滩”的老地名，也给出了这样的线索指向。

古泗州城埋在地下的部分，应当在与盱眙的第一山隔淮河而相望的地带。所谓古泗州城是另一个“庞贝古城”的说法，讲讲倒也无妨，但总归有些极而言之。因为古泗州城所受的冲击，并不是单一的突发灾难事件，在洪泽湖和淮河水位高时，部分城垣或在水中，水位低时，也会有残墙冒头，总之是一种渐进性消亡。

从2000年开始，为了发展旅游事业，盱眙县请来有关专家，陆续进行测探和研讨，河中一些建筑残留尚在，陆地上先后打了七千多个钻孔，相继发现了古泗州城的城门、城垣和东西街道一角，也获取了一些砖瓦和瓷器残片。有关报告甚至很有把握地说，古泗州城是椭圆形的，长近三里、宽二里，有五个城门，进一步明确了古泗州城的水下部分在淮河里，而不是在更为广袤的洪泽湖里。考古人员说，古泗州城百分之九十的遗存在地下，距离洪泽湖有十一公里。这些判断或者更接近古代诗人对泗州和盱眙地理关系的某些描写，因此也就更有说服力。

洪泽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湖泊。在隋唐时期，洪泽湖原是淮河中下游水陆相连的一个湖泊群，由破釜涧、富陵湖以及万家湖等组成，其基底是地壳的断裂凹陷。在隋代称为“洪泽浦”，现在水域面积大致稳定在五百平方公里，并出现了淮河湖湾等三大湖湾。盱眙在西南高地上和临淮的水湾边，古泗州城便在今日盱眙附近。

第二天清晨，雨停了。我们先到第一山门前的状元桥走一遭，再回到泗州饭店，与同行者会合。他们对我说，巧啦，这饭店身后就是盱眙的淮河港，船多着呢，还不快去看看！绕到酒店后身，果然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港口，对面小山上，还有高高的灯塔。这港湾是分区作业的，下边深水区里是货运航道，上行船下行船正在对驶，看那船的体量，大多在数百吨排水量。我们这边是靠岸的几条渔船，最靠边那条船的前甲板上，几位渔民正在忙碌，对刚捕捞上来的鱼进行初加工。问了问，是淮河特产的小白鱼，他们刚刚收网回来。雨后清晨，天气有些冷，但他们戴着胶皮手套，干得很快。不一会儿就处理完一箱。我有事无事地问起了古泗州城，渔民们一开始有些茫然，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后来似乎有些明白了，用手向东边一指，听说就在那边的淮河大水湾里。这似乎对上了我们听到的那些考古新信息。总体来看，这盱眙和古泗州城作为隋唐大运河南段昔日里的共同漕运中心，确乎有着合而为一的近邻关系。古泗州城的预判位置与秦观的《泗州东城晚望》“应是淮流转处山”大体符合预期，我们作为游者，似乎也有了些成就感。

雨后在盱眙城里走走，是件很惬意的事情。我以前吃过盱眙小龙虾，但没有在盱眙这个地方吃过。品尝盱眙小龙虾虽然不是吃早餐的规定节目，但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也要了一小盆复炒的小龙虾品尝起来。

昨日傍晚进城的时候，已经感受到盱眙小龙虾之城的浓烈气氛，城边龙虾馆的装修，给食客呈现不一样的观感，许多广告匾额，这里写着李大龙虾，那里写着张大龙虾，好像没有一个“大”字，不足以显示盱眙小龙虾产业经营者的气派与经营规模似的。盱眙的龙虾产业早已名扬四海，超过百万吨加工量级，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产业现象。

朋友对我说，最早盛产小龙虾和吃小龙虾的是南通的海门，他的苏南老家河沟稻田里，也常见小龙虾，谁也没想到可以食用，更没有想到它会风靡南北。看来，小龙虾产业的发展史也同螃蟹产业的发展史一样，需要第一个敢吃敢创新的人去试验。他接着说，深加工和烹饪技巧也是一个关键。他曾经听人说，盱眙小龙虾产业的发展不全在小龙虾本身，而在于烹制加工的技巧和特色。最早的一位龙虾馆老板，娶的媳妇好像是四川人，自然会把川菜的麻辣手艺用到小龙虾的烹制中，特别地出味。想想也是，吃小龙虾，吃的不是它有多少虾肉，不是多么的有营养，而是就好这个口味儿。尤其是年轻的女顾客，咂了一只又一只，一会儿就吃掉一盆，有时会全然不顾吃相，丢掉矜持，却换来了享受美食的愉悦。

看来，做什么产业，都要有自己的技艺和路数。这大约也是盱眙小龙虾发展的一个小秘密，但我更佩服当地商业服务业的公务人员，在很早的时候，他们怎么能想到为这个特别的食品产业而为之一路鸣锣开道呢？ fDCL+2aQLiYKtAy6h3n6ODBDirbhMAQjNKw8m6fYPji91Eans/iIe30RJqamur0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