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学停滞，下放劳动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由此开始。学院教学与行政中的重要人物、知名教授，如庞薰琹、刘鸿达、陈叔亮、张仃、雷圭元、郑可、柴扉、祝大年、梅健鹰、阿老等，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经过调整刚刚走上正轨的教学工作全面停滞，初见雏形的中国现代工艺美术教育体系遭到破坏。

1966年6月，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工作组及军宣队同时进驻学院。7月，学院成立“革筹会”。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停止。1965级学生成了学院“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最后一批大学生。1966年12月，全院教职工和在校学生分立为两大派组织，学院主要领导人和骨干教师受到不同程度的审查和冲击。党委书记刘鸿达、副院长陈叔亮、张仃、雷圭元及各专业的专家、教授被诬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帮”而受到批判斗争。在随后的“破四旧”中，一批宝贵的教学资料、教师作品和手稿遭到破坏，给教学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此时，学院的部分学生（学生自发组成的“红画兵”，教师有李永平）结合政治任务，创作了一批在北京市以至全国都具有影响的漫画、宣传画等作品。其中，有刘春华（1963级装饰绘画系）1967年主创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发行9亿张）。

1967年，周恩来总理指出，“工艺美术这条战线，在显示新中国新气象方面，在为国内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方面是有成绩的。这是贯穿17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红线。”

1968年7月，学院成立了院“革委会”。8月，工宣队进驻学院。混乱的局势继续在全国蔓延，百万青年的生计成为影响社会的不稳定因素。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后，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9年3月，学院的1966届、1967届、1968届学生完成毕业分配，大部分学生被分配至公园、工厂等单位。

1970年5月9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文艺界各单位群众组织的两派代表。随后，中央直属文艺单位下放到部队农场劳动。同年5月，学院受命下放到1594部队农场，驻在河北省获鹿县（现为鹿泉市）的李村和小壁村，从事农业劳动，并开展运动。学院在北京只设留守处8人，负责一切联络事宜，负责人是丛树章。另有副院长陈叔亮等6人以疏散人口名义，到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均县（今丹江口市）分校（又称“文化部湖北五七干校丹江老弱病残留守处”）劳动。

全院师生共364人在河北省获鹿县北京军区1594部队农场参加下放劳动。全院编为一个营两个连：一连由染织系、印刷系师生和学院总务部门人员组成；二连由陶瓷系、装饰绘画系、建筑装饰系师生和学院政工部门人员组成。每个连由学院人员担任司务长，一连是李文瑞，二连是白振欧，负责师生的伙食和组织师生进行副食生产（种菜：侯德昌等人；养鸡：郑炯灶等人；养猪：付凌等人；养鸭：潘昌侯、张守智、张孝友、陶如让、吴冠中、袁迈等人。养鸡鸭要住在河滩，生活艰苦）。

下放劳动期间，艺术创作、学术研究被迫搁置。师生实行部队管理，没有节假日，不准探亲、不准家属来访，不准离开营地、不准串连队，处于全封闭状态。班、排、连长均由解放军担任，副职由学院师生担任。每天早上要出操点名，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开会学习。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部队农场允许半天劳动，半天业务，师生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利用有限的机会和资源坚持设计、创作练习及收集资料。以吴冠中、袁运甫为代表的“背筐画派”师生画风景、农舍、集市、庄稼；张仃在土坡上进行焦墨写生；郑可为老乡画速写头像；雷圭元为学生讲授图案的组合变化；程尚仁讲授如何直接在纸上刷彩色适合纹样的底色；温练昌挨门串户收集农村的枕头花样；常沙娜带学生画野花野草、瓜果豆等农作物的花朵；白崇礼指导学生收集农民的剪纸花样。郑可等还带领学生做木工活，制作了马扎、油画箱、茶叶盒、化妆盒，有的还画上图案。一年有两周探亲假，学院教职工可以去外地或回京探亲。吴冠中、奚静之等教师可以每月互相看望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并在附近1593部队农场下放劳动的家人。

1972年下半年，学院师生回北京参观全国工艺美术展览；到石家庄参观全国印染行业选样定产会；赴正定县参观大佛寺。1973年1月，学院师生参观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旧址，并拍摄毕业合影。4月，1964级（1969届）、1965级（1970届）学生进行毕业分配。 KvztppkpWeyPoKzMuU9zXKe7b8gJiXgx3r2/pmlakR1pfVLq5G26MlENOzN/z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