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春尽江南》刚写完那会儿，在我的研究室里，博士生钱浩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似乎都具有某种“被动人格”？时至今日，我早已忘了当时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回到家中，坐在书房里喝茶的时候，为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

钱浩博士所谓的“被动人格”，大概的意思是说，《春尽江南》中的几个人物，从其行为方式上说，总是在默默地接受、忍受、承担、苦熬，因疏隔而孤寂，而不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地去主导、创造或享受生活。谭端午如此，庞家玉或李秀蓉如此，绿珠如此，就连那个疯掉的王元庆某种意义上也是如此。如果联想到“江南三部曲”中的其他人物，联想到我所有小说中的许许多多的主人公，“被动性人格”这一问题似乎由来已久。只是作为作者的我，对此毫无察觉罢了。

为什么我会在无意识之中写出了那么多的“被动性”人物呢？坦率地说，在我自己身上，倒也确有一些被动性气质，它或许在不知不觉中投射到了笔下的人物身上吧。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

如果按照现象学家的表述，人这种存在者，从一开始就具有被抛的性质。严格来说，这种被抛性先于自身。也就是说，我们一旦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已经先验地与周围世界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物，建构起了某种关系。我们知道，马克思也倾向于将人的本质解释为一种社会关系。简单来说，人无非生活在某种与其他事物共处的境遇之中，并随其波流，一起沉浮。这种境遇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真实”，也不总是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令人愉快。事实上，它具有相当明显的强制性和裹挟力。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存都是被动性的，用卢梭的话来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们总是受制于诱惑、时尚、律令与规箴，而活在无意识的惯性之中。只有当我们受到“良知”的召唤，企图跳脱出这种处境或关系，并将自己的决断付诸行动时，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摆脱这种被动性，从而与真实的自己照面。

这样看来，我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也不能说是完全的被动。这是因为，他们固然在经历生活的磨难、受苦、挣扎，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试图从那种难以忍受的境遇与关系中挣脱出来，并希望对真正意义上的生存有所领悟。他们表面上的被动中也隐藏着主动。而真正被动的，恰恰是那些兴高采烈、不假思索地沉沦着的“常人”。顺便说一句，在海德格尔的概念中，“常人”这个词不带贬义，它指的不是某个人或某一类人，而是流俗社会话语或公众意见的“平均状态”。

列夫·托尔斯泰在晚年的日记中，曾经说过一句比较极端的话：“如果许多人的复杂的一生都是无意识地匆匆过去，那就如同这一生根本没有存在。”为了便于理解，托尔斯泰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假如你在无意识中习惯性地擦过沙发，但又记不得是否擦过，那么，你怎么来证明自己擦过沙发了呢？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继续再追问下去—就像当年笛卡尔曾经自问过的那样：我们如何来证明自己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凭什么说我们的一生不是一个幻觉，或者说，不是一个梦呢？

在无意识、自动化的一生中，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现在”，实际上都变成了一个个朝向死亡、无法持存的“数学图点”。这一个个数学图点，随时随地被我们“越过”，它们从不停留。在很多时候，我们甚至都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如果我们或长或短的一生，只是在不断地越过、“吃掉”无数个这样的数学图点，那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显而易见，从根本上来说，人是否“存在”，取决于“现在”是否允许我们在场。换句话说，要想获得存在感，我们就必须让“现在”停驻下来，让我们的生存被“现在”的光焰照亮。

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有厌世倾向的浮士德在与海伦相见时的那一刻，他的整个身心被“现在”占据并充满，而时间仿佛突然停下来了，“现在”成了永恒。他既没有对于未来的操心、忧虑和恐惧，也没有对过去的内疚、自责和追悔。在那一刻，浮士德沐浴在“现时”绵延的光辉之中。正是在这个段落中，歌德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广为流传的名言：

存在是我们的使命，哪怕只有短短的一瞬。

我们知道，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去蔽”。而去蔽的过程，同时也是对生存进行反思的过程。在笛卡尔看来，至少，人在对自己的生命进行反思静虑的那个时刻，我们可以明确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所以他才会说，我思故我在。

如果说《春尽江南》有什么可以被简单概括的主题的话，我认为它就是对生存特别是欲望化生存的一个反思。反思源于内心的呼告与良知，是产生决断和顿悟的动力，也是获得存在感的重要前提。

2022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