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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深夜，谭功达从普济水库冒雨赶回县城，一进食堂，就看见钱大钧叼着一只烟斗，正在那儿等他。
“我又替你弄了个人来。”钱大钧附在他耳边道，“明天上午十点，你们在梅城公园的望江亭见面。”
谭功达看见姚佩佩一边弄她那双皮鞋的搭扣，一边歪着脑袋朝这里张望，就赶紧拉着钱大钧走到了外面的院子里，说：“大钧，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不用再替我操心！这种事还要看缘分，强求不得的。何况传出去，影响也不好。这个人，我还是不见了吧。”
“那怎么行？我都已经跟人家敲定了。”钱大钧道，“成与不成，就这一次。”
“眼下这一大摊事，弄得我焦头烂额，还哪有心思去相亲呀……”谭功达犹豫了一下，只得说，“她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年纪？读过书没有？”
“不知道。”钱大钧说，“真的不知道。这个人我没见过。实话跟您说吧，是你弟妹小凤给介绍的。好像是她们农机公司同事的远房表妹。你好歹给小凤个面子罢。据她说，人品、脾气，都是没得挑的。”
第二天一早，谭功达烧了一锅热水，坐在大木盆里洗了个澡，换上干净衣服，朝江边的梅城公园走去。这个梅城公园，当年也是谭功达提议修建的。在县办公会议上，他一提出这个设想，赵焕章照例马上反对。赵焕章说，梅城虽说是个县城，可这里的人大都靠种地、捕鱼为生。这些百姓比不得大城市的人，会变着法子玩。整天忙于生计，一天到晚骨头都累得散了架，哪还有什么心思去公园健身？后来，在谭功达的坚持下，公园还是建了起来。可除了剪彩，谭功达一次也没来过。
这天是清明节，天朗气清，温煦宜人。可公园里除了几个放风筝的小孩之外，还真的看不到什么游人。当年栽种的银杏和垂柳因无人照管大多枯死了，公园四周的围墙也早已被人拆了运回去盖房子了，就连望江亭的顶棚和木柱也不知被什么人拆走了，只留下了亭子中央的一个石墩。看到当年的一番苦心如今化作了一片荒芜，赵焕章那张脸似乎正从残花败柳、断墙残壁中浮现出来，朝他发出冷笑。谭功达不禁有些怏怏不乐，他抬头朝望江亭一看，那石墩旁果然有人在等他，便不由得加快了步子。
石墩边坐着三个人，两个老婆子都已上了年纪，中间坐着那一个穿绒线衣的，大概就是那相亲的姑娘了。看到谭功达走近，三个人忙不迭地站起来朝着他眯眯笑。她们是从一个名叫界牌的地方赶过来的，离梅城足有二十多里。她们天不亮就出发了，头上的露水还未干透。谭功达一听说“界牌”这个地方，心里就是一愣！他不由得想起昨天返回梅城的途中遇到的那伙骑摩托车的公安……这么说，还真有这么个地方。谭功达的心里空落落的。
他在石凳上坐下，两个老妇人仍然在笑眯眯地盯着他看。其中的一个，嘴里镶着大金牙，一边端详着他，嘴里还念念有词：“不老不老，一点都不老，大婶你说呢？”另一个婆子也笑道：“不老不老。看上去，就和我们家的春生一般年纪。”随后，两个人就将谭功达丢在一边，凑在一起嘀嘀咕咕的商量起什么事来，不时地朝谭功达瞟上一眼，弄得谭功达坐也不是，走也不是，一时不知所措。再看那姑娘，生得娇小、单薄、小头小脑、低眉垂眼，身体像筛糠似的兀自抖个不停。眼下已是清明，天气回暖，可那姑娘穿着绒线衣还在那儿抖抖索索，谭功达便猜测她患有某种不足之症。看模样倒也周正，只是畏畏葸葸，不敢朝谭功达看。
两个妇人耳语了半天，镶金牙的那一位，这才对谭功达道：“姑娘姓柳，小名就叫柳芽，自幼父母双亡，因此跟着伯伯叔叔过活。我是她大婶。”
谭功达见她自称大婶，另一位想必就是大娘了。
“小地方人，没见过什么世面，遇上生人就吓得什么似的。不过你们俩日后一个枕头上睡觉、一个桌子上吃饭，有的是说话的机会。她的话多着呢。”大婶笑道，“不知大侄子贵降在几时？”
谭功达因没听清她的话是什么意思，只得笑了笑，请对方再说一遍。那大娘便抢过话来道：“她大婶是问你今年多大。”
谭功达便说了自己的年龄。
“哦，这么说是属狗的，比我们家柳芽大了一十八岁。”大婶道。
随后，她又让谭功达报一报自己的生辰八字。因谭功达出生在梅城的大牢里，只听说是七八月份，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是哪个时辰降生的。见那大婶催逼得紧，他就胡编了一个时辰敷衍她。那老妇人嘴里嘟囔着什么，眯缝着眼睛，扳起指头，替谭功达算起命来。见那老婆子神神道道的，谭功达心生厌恶，暗暗叫苦，心里便盘算着如何从这里尽快脱身。
正在这时，忽听得那大婶把手一拍，咯咯咯咯地笑了起来，道：“巧了！真是天作之合，天作之合！大侄子命相虽说有几分凶险，可只要娶了我们家柳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十万个人中，保险还挑不出这么一对绝配。绝配，真是绝配！她大娘，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吧？”
大娘也笑呵呵的乐不可支，一个劲地点头道：“定下来好，定下来好。”
听他们这么一说，那姓柳的姑娘，心里一激动，就抖得更厉害了。谭功达见她双手、双脚、脑袋，甚至嘴唇都在瑟瑟发抖，连嘴角的一丝羞涩的笑容也在打战，就问她是不是觉得有点冷，还是身上哪儿不舒服。那姑娘也不答话，朝他浅浅一笑。
“看上去像是在打摆子，实际上什么病也没有，”大娘道，“她就好个抖。她没病，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在我们乡下，这样的人多了去了。”
大婶也笑着说：“你要是带她给大夫瞧瞧，大夫没准会说出一大堆谁也听不懂的词来。其实，这很正常。吃饭、做事、睡觉一点都不碍事。抖得凶的时候，说起话来，牙齿有点打架。要是比划着手势，你也能明白，她要说的是什么。”
谭功达只得苦笑。心里一会儿大骂钱大钧王八蛋，一会儿责怪田小凤。 你们他娘的给我弄来了一帮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哪……
谭功达与她们一见面就处在被动的地位，被那两个老婆子忽悠来、忽悠去。谭功达清了清嗓子，想略微分辩几句，以便找个理由溜之大吉。不料，他还没来得及说话，那大娘笑盈盈地问他道：“大侄子在哪儿发财呀？”
谭功达听她这么问，就断定对方还不知道自己的县长身份，心里又暗暗地感激起田小凤来，看来她还没把我的这点老底漏给人家，便顺嘴胡编道：“我在一家工厂替人看大门。”
他这么一说，大婶哈哈大笑，把嘴里的一颗金牙连同黑黑的牙根都露了出来，“看大门的！哈哈……看大门的！大侄子你可真会说话！看大门的也有官大官小。要是说起来，毛主席也是看大门的。中国的地界这么大，全由他一个人看着呢。”
听着大婶的口气，话里的意思略带嘲讽，又仿佛是知道自己确切的身份的，只是没有点破。两个老妇人笑得什么似的，又交头接耳地议论开了。谭功达愣愣地坐在那儿，看上去就像一个傻瓜，由着她们在摆布，不知不觉早出了一身冷汗。别看这两个老婆子嘻嘻哈哈没一点正经，可要论智力，自己说不定还远远不是人家的对手，再这么纠缠下去，前景似乎有点不太妙。想到这儿，谭功达一脸严肃地站了起来，道：“难为两位老人家，大老远从乡下赶来，眼下时候不早了，不如去城里找个地方吃饭。至于婚事，还容我再考虑考虑。”
“哎哟，我说大侄子，还考虑什么呀，这事刚才不就定下来了吗？”大婶道，“吃饭呢，也用不着去城里下什么馆子，我们早就备下了。你们马上就要结婚了，钱要省着点花，俗话说得好，细水长流，恩爱白头，芽儿，你把昨晚亲手烙的那几个大饼子拿出来给人家尝尝。”
那柳芽一听大婶吩咐，就抖抖索索地从地上抓过一个帆布大挎包来，搁在膝上，抖抖索索地从里边取出一个铝制的饭盒来，揭开盖子，放在石墩上。又从包中摸索出一个搪瓷小茶缸，里边是腌制的泡菜，还有一只咸鸭蛋。她最后拿出的是几双筷子，一只军用水壶，一只空碗。柳芽将饭盒和茶缸推到谭功达的面前，又在那只空的白瓷碗里倒上水，端在他面前。随后，从那把筷子中挑出两根一样长的，架在碗上。忙完了这些事，她就抬起头来，大大方方地看着谭功达。
谭功达见这柳芽变戏法似的顷刻之间弄出这么一大堆东西，虽然手脚颤抖，倒也十分麻利。又见她器皿碗筷干干净净，不由得对这个姑娘心生了几分敬意。谭功达看她的绒线衣早已旧了，袖口的绒线脱了针，挂下几个线头来。又见她没穿外套——很显然，她家里也许已找不出比这更好的衣服来了，想到这个女孩年幼失去怙恃，这么多年跟着叔叔伯伯长大，也实在不易，鼻子一酸，心里就动了恻隐之心。姑娘见他怔在那里，就将那饭盒往他面前推了推，结巴道：“吃吃吃，吃吧。”
她的声音湿湿的。这是她今天说过的第一句话。谭功达认真地打量起面前的这个姑娘来：阳光照在她脸上，皮肤白皙细致，长长的睫毛遮掩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模样虽然平常，却也透出一股清秀动人之色，不禁心头一热。 就算婚事不成，权当萍水相逢，也不可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心意。 他拿起筷子，夹出一块饼来，就着那碗白开水，一个人大口吃了起来。可转念一想，又觉得有些滑稽。仿佛他特地起了个大早，沐浴更衣，就是为了这块烙饼而来。
谭功达正想着，忽听得大婶对大娘道：“二十斤糖，你说够不够？”
大娘道：“怎么不够？我看是够了。”
“那么酒席呢？咱们家的亲戚又多，依我看怎么也得摆上个十桌八桌的。”
“十桌酒席怎么够？不成不成，咱柳芽也挺可怜的，自打出生的那天起，命道就不顺。依我说，这一回得好好替她热闹热闹，去去晦气。”
随后她们就开始商量被面、床褥、桌椅、马桶等一应陪嫁的嫁妆来，两个人就像说相声似的，你一句我一句，说得谭功达倒像做贼一般，心里七上八下。她们看上去是在耳语，声音也不高，但每句话都故意要让谭功达听得明明白白，似乎她们说得越多，商量得越周全，这门婚事就越是万无一失。只因人家在“悄悄地”商议什么事，谭功达又不便插嘴。尤其糟糕的是，刚才人家叫他吃饭，他也没有什么迟疑和谦让，而是抓起来就吃。这一鲁莽的行为，多少也支持了老人家本来很脆弱的信心。
谭功达如坐针毡，满脸灼热，不禁求援似的朝柳芽望了一望，那柳芽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朝他嫣然一笑，仿佛在说：你尽可以放宽心……谭功达定了定神，放下筷子，正要说话，两个老妇人突然站了起来，朝谭功达笑了笑。大婶说：“我们俩去园子里转转，你们两个正好说说话。”说完，拽了拽大娘的袖子。她们一路跳跃着，一眨眼的工夫，就双双消失在树木苇丛之中，不见了踪影。
四周变得十分静谧，天空湛蓝，没有一丝风。那几个放风筝的孩子吵吵嚷嚷，声音仿佛被中午静滞的空气压扁了，远远地传过来。从这儿可以一直看到滚滚东去的长江和江边大片的棉花地，看到江中打着补丁的帆船。谭功达吃着烙饼，不时抬头看一眼对面的柳芽，她也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目光已不像早先那么慌乱，脸上挂着碎碎的笑。等到他吃完了那张大饼，柳芽忽然对他说：“走吧，您快走吧。”
她的声音灰灰的，听上去像是在叹气。谭功达呆呆地看着她。 要是真的和这个姑娘结了婚，没准也没什么不好……
“你走吧，”柳芽低声说，“待会儿大婶她们回来了，你又走不脱了。”她随之站起身来，开始收拾桌上的碗筷。
想到自己相了半天的亲，竟连一句话也没和她说过，谭功达就问她，现在在做什么。他又说起县里很快要开办一个聋哑人学校，问她愿不愿意来梅城工作。柳芽不说话，额前的刘海耷拉下来，遮住了她的眉毛。她的手又开始抖得厉害。谭功达看着她那单薄的、不断颤抖的身体，大为伤感，眼睛里不觉又沁出泪来。 人一过四十，就会为某些莫名其妙的事徒生伤悲，不知何故。
谭功达心事重重地走下了亭子，很快离开了那儿。
当他走到公园门口，他不禁又回过头来，望了一眼。那柳芽已不在那儿了。亭子里空空荡荡，白云的浮影正使它变得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