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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年前一个冬天的晚上，谭功达记得那是除夕的前一天，他和白庭禹去棋盘街的梅城公共澡堂洗澡。天空抛抛洒洒地落着雪珠，浴室门外的队排得很长。好不容易排到窗口，里面坐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看也不看他们一眼，冷冷地喊道：“饺子煮不下了，你们等会儿吧。”那扇小木门啪的一声就关上了。

“什么饺子煮不下了……”谭功达不解地问。

白庭禹笑道：“在公共浴池里洗澡，就好比下饺子。她的意思是说，浴池里人满了。不要紧，我去想想办法。”

说完，白庭禹赶紧从边门绕进去，找浴室的负责人通融去了。时候不大，那扇窗户又开了。谭功达看见那女孩梳着羊角辫，脸上稚气未脱，脖子上围着一条深绿色的围巾。她从谭功达手里一把抓过钱去，很不耐烦地将两枚系着红穗带的竹筹朝他扔了过来。有一枚筹子在窗沿上蹦了两蹦就落在了雪地上，谭功达只得弯下腰满地去找。 他娘的！这小妮子岁数不大，脾气倒也不小！ 谭功达又朝她看了一眼，可小木门已经关上了。

一看浴池满了，排队的人群立刻就骚动不安，秩序大乱。好几只手从谭功达的头顶伸了过去，用力拍打着木门，嘴里骂骂咧咧。那梳着羊角辫的女孩也不含糊，呼啦一下又将门打开，冲着窗口的众人叫道：“你们敲什么敲？要实在等不及，隔壁的女宾部人倒是不多，你们去那儿一锅煮吧。”她这一叫，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喧笑。谭功达见这个女孩如此张狂，不由得怒火中烧，正待教训她几句，却隐隐瞅见这姑娘长长的睫毛湿漉漉的，似有泪珠抛落。就在这时，白庭禹已经回来了，道：“老谭，你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两个人洗完澡，从浴室里出来，就听到门口一片吵嚷之声。一个胖胖的汉子跳着脚，在售票口高声叫骂。围观的群众笼着袖子，远远地站在一旁观望。浴室的经理，一个中年女人正在那儿好言劝解：“这位同志，我们的员工态度不好，自然要严肃处理，可您也不能张口就骂人呀！”那大胖子道：“骂人怎么了？我骂她一句，她也不能用梳子来划我的脸呀，你瞧瞧我，好好的这张脸，划出这么长的齿印，破了相，落了疤，叫我到哪儿去找媳妇？不行！得叫她赔。”

围观的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胖子，你也别闹了。二一添作五，干脆，就让那姑娘嫁给你做老婆，这不就结了嘛！”又是一阵大笑。谭功达听说那姑娘用梳子划伤了人家的脸，就想凑上前去问个究竟。白庭禹拽了拽他，道：“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是你县长该管的？咱们找地儿喝两盅去。”

这是谭功达和姚佩佩的第一次照面。不过，他很快就把她忘了。

这年春末的一天，谭功达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之中，随手翻看着桌上的那本《唐诗三百首》。说来也奇怪，他一翻就翻到了这样的句子：

但见泪痕湿，

不知心恨谁。

眼前忽然又浮现出那张愤怒、悲伤而又充满稚气的脸来。窗外蜂飞蝶舞，柳絮满天。街上的梧桐早已绿了，风一吹，桐花伴着柳絮，飘飘荡荡，依依而飞。谭功达呆呆地望着那两句诗，可那姑娘的样子，他已经一点都记不起来了。眼下天气一天天转暖，梅城浴室眼看就要关门歇业，不如趁此闲暇去那儿好好洗个澡。想到这儿，就一个人走下楼来，骑上一辆自行车，朝棋盘街一路而去。

浴室门口空空荡荡。卖筹子的窗口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正在那儿打盹。谭功达左看右看，已不见那姑娘的人影。那老头还认得他是县长，当即堆下笑来，忙不迭地从桌上抓起一包烟来，双手递了过去。谭功达打开自己的烟盒，递给老头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两个人就隔着窗户说起话来。

老头道：“那小妮子叫个啥名字，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了，只知道她是从上海来的。这孩子说起来也挺可怜的，大概是刚解放的那一年吧，不知怎么，小小年纪，一个人从上海来到梅城，来投奔她的一个什么亲戚。是姑妈，还是姨妈，我就说不准了。这孩子疯起来，没大没小；可一旦不高兴了，能几天不理人。待人倒也厚道有礼。没事的时候，常见她一个人缩在墙角发呆。我们经理老想套她话，可她什么也不说。据说她在梅城的那个亲戚起先对她也挺好，后来不知怎的，那亲戚就嫌恶起她来了。这也难怪，这些年粮食这么紧张，多个人口吃饭，搁在谁身上谁都不愿意。到了去年冬天，那姑妈还是姨妈的就渐渐不愿意让她住了。说得好听是让她自食其力，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要扫地出门了。那姑娘年前就提着一个包裹，从亲戚家出来，找到我们经理说，她能不能不要工资，只求浴室让她有个落脚的地方，经理看她是个临时工，连户口也没落上，如何能让她落脚？就硬起心肠把她辞退了。”

“那女孩后来回上海去了吗？”谭功达问道。

“不曾。”老头将嘴里的烟丝吐出来，又喝了口水，接着说，“她没走，还在梅城。我听说，她又找了一份工作，好像是在西津渡的红星旅社当清洁工。那个旅社，生意虽不太好，可有的是空床位，可以管她住。”

谭功达一听见“红星旅社”这几个字，心头猛地一紧。这西津渡一带，原来是梅城妓院的集中之地。大小妓馆二十多家，红星旅社的前身正是赫赫有名的“西津渡四大肉铺”之一的秀枕楼。虽说解放后妓院的老板和为首的几个鸨母都被抓了起来，妓女们也大都被送去改造了，可那些梳头女、娘姨、跟班、仆役地痞、流氓打手蚁聚一处，那里暗娼出没，风化案时有所闻，秽腥肮脏之气尚未褪尽。前不久，县保卫部还在那儿破获了一宗私贩烟土的大案。那姑娘人生地疏，落到那样一个龌龊之地，谭功达不免有些替她担忧。心里这样想着，忽听得那老头道：“县长要不要先到池子里泡一泡？待会儿我来替你修脚搓背。”

谭功达从梅城浴室出来，回到县委大院，就派人将县委办公室主任钱大钧叫了来。谭功达将这个女孩的事对他约略说了说，吩咐他赶紧带几个人去西津渡的红星旅社查访一番。末了，又特地嘱咐道：“这女孩是我的一个亲戚。你不要惊动他们，只需了解一下大致的情况，我们再作计较。”

“好说好说。我这就去办。”钱大钧呵呵地笑着，领命而去，心里却道：这老谭，怎么忽然也怜香惜玉起来了？正如老话所说，一洼死水全无浪，也有春风摆动时……

天快黑的时候，钱大钧才从西津渡回来，道：“嗨，什么红星旅社！我把那旅社的各色人等喊到一起问话，问了半天都说没这个人。我只能沿着那西津古街一路明察暗访，最后在一个卖绒线的铺子里找到了她。”

谭功达听说那女孩去了绒线铺，心里倒也踏实了不少，问：“她在那里怎样？”

“我已经给你弄来了。就在外面走廊上站着呢。不如，你直接去问她？”

这个钱大钧，做起事情来就是容易过火，你交代他三分事，他不做出十分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常常错误地理解领导的意图，还自以为得意。赵副县长为此还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过犹不及”，看来一点都不错。听他说已经把人给“弄”了来，谭功达的心里暗暗叫苦，只得让他把人领进来。

姚佩佩这一回脖子上换了一条红围巾。时令已是春末，她还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进了门，就满屋子东瞅西看，手里还拎着一个花布包袱。谭功达问她，包袱里装的是什么，姚佩佩这才瞥了他一眼，道：“行李呀！”

“你，你怎么把行李都拿来了？”

姚佩佩诧异道：“钱大哥叫我带上的呀，他让我收拾收拾东西，跟他走，其余一概不要问。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在绒线铺做了一个月的工，连工钱还没来得及跟他们算呢。”

谭功达怔怔地看着钱大钧。当着这女孩的面，又不便责怪他。那钱大钧正坐在办公桌前，跷着二郎腿，用一把裁纸刀削着指甲，笑道：“谭县长，这姑娘大老远来到咱们梅城县，姑妈又不愿意收留，我想她人生地不熟，窝在西津渡那么一个烂地方，时间一长，也不是事儿，我就自作主张把她给带来了，咱不妨替她在县里谋个出身，日后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谭功达气得脸色发白，心中后悔这事不该让钱大钧插手。不过事已至此，只得硬着头皮来和姚佩佩说话。谭功达照例问了问她的姓名、年龄、乡籍、识不识字，对方出于礼貌，一一作答。话语简洁，绝不多吐露半个字。谭功达又问起她父母，姚佩佩紧抿双唇，一声不吭。末了，谭功达对钱大钧道：“大钧，今天晚上你打算将她安顿在哪儿？”

“这好办，就先住我家。”钱大钧满不在乎地说，“我家有一间屋子空着，刚才已经托人给我老婆带了信，让她收拾床铺去了。”

第二天快下班的时候，钱大钧满头大汗地跑来了。一进门就将谭功达的茶杯端起来，咕嘟咕嘟喝了个精光。他摸了一下嘴唇，气喘吁吁地对谭功达道：“事情不太妙。”

谭功达知道他说话爱夸张，倒也不怎么着急，便问他什么事情不太妙。钱大钧说，他今天一大早就去和县里的各个部门商量落实姚佩佩工作一事，他去了民政局、民政科、工业办、妇联、学校、医院、幼儿园，甚至是机关的食堂，可都推说不缺人，“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人是你带来的，这个我不管。”谭功达气呼呼地站起来，收拾起桌上凌乱的文件，准备下班回家。

“我倒有个主意……”

谭功达正色道：“钱主任，谁不知道你主意多，凡事大包大揽？”

钱大钧道：“我琢磨着，既然一时也找不到个合适的地方，不如干脆就让她跟您当秘书得了。”

“我可不用她伺候！”谭功达一听火就上来了，“你要是需要秘书，只管自己安排，不用拐弯抹角。”钱大钧一看谭功达果然生了气，立刻满脸带笑，劝道：“要说您公务繁忙，还真需要一个帮手。那么多的文件来不及看，平时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

“我屋子里不是有个小杨吗？”

“可小杨不是开刀住院去了吗？”钱大钧道，“不妨你先让姚佩佩顶一阵，待小杨从医院回来，再另作安排。”

“这秘书的事她能做得了吗？”

“没问题，”钱大钧道，“我昨天晚上跟她聊了聊，这孩子要说还真不简单，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写、能画、能掐、会算。”

“这么说她还会算命？”谭功达冷笑道。

“你可别说，没准她还真……”

“行了行了。”谭功达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我看这么办吧，你还是先把她安排在你的办公室，干一段时间再说。我这里小杨不在，倒也落得清静几天。”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姚佩佩来县里上班的第一天，见到谭功达，就“亚叔”、“亚叔”地叫个不停，那样子倒是怪亲热的，可叫得谭功达脸上火烧火燎，浑身上下不自在。办公室的几个工作人员，都趴在桌上暗自窃笑。中午吃饭的时候，钱大钧将她叫到一边，嘱咐说：“你不要成天亚叔长、亚叔短的，谭县长虽说四十多了，并不怎么显老！何况还未成家呢。再说了，你张口亚叔闭口亚叔，人家还以为谭县长是开了什么后门把你安插进来的呢。不要说他不是你的什么亚叔，他就算你嫡亲的亚叔，在公开场合你也不能乱叫，这里是县机关，不是绒线铺，凡事都得讲个规矩。”

一席话，说得姚佩佩脖子一缩，舌头一吐，赶紧跑了。到了第二天，姚佩佩果然不叫他亚叔，而改叫他老谭了。钱大钧白天听她老谭老谭地叫唤，强忍着没说什么，等到下了班回到家里，这才训斥道：“你是怎么搞的？嗯？怎么能叫他老谭？老谭是你叫的吗？”

“你不也叫他老谭吗？”姚佩佩一脸不解。

“嗨，我能叫，你却不能叫。我跟他在一起出生入死二十年，别说叫他老谭，就是直呼其名也没什么不可以。你呢？你才多大年龄？给人家当女儿恐怕还只嫌小！这么简单的人情世故还要我一点点地教你吗？”

姚佩佩照例缩了缩脖子，不吭气了。

大钧的老婆、在县农机公司当会计的田小凤在一旁冷笑了两声，兀自嗑着瓜子，故意扭过身去，不看他们。自从钱大钧不跟她商量就把这么一个小姑娘领到家里来之后，小凤还没有跟她说过话。钱大钧来到厨房，见水缸里的水没了，锅灶都是冷的，就知道田小凤赌气故意没给自己做饭。他似乎已经预感到，田小凤隐忍了这么些天，正准备全线反击，今夜说不定就会来个总爆发。正在这时，谭功达的电话就追过来了。县长约他去朱雀桥边的一家酒馆吃饭。钱大钧夹起公文包，正待出门，田小凤哎的一声就叫住了他：“哎，你可算有地方吃饭了，我怎么办？”

她没有说“我们”怎么办，钱大钧就知道在她心里，那个小丫头根本就不能算个人。

谭功达叫了几个菜，正在饭馆等他。一看到他眉头紧锁、愁云密布的样子，钱大钧以为县长又在为水库大坝的事发愁了，没想到是西裕乡出了事。

在整个梅城县，西裕乡是最后一个建立合作社的乡镇。县里派去一个工作组，好不容易将初级社建立起来，可没到两个月，那些村民一夜之间纷纷退了社。原先交给社里的农具、耕牛、猪羊、首饰和锡器，甚至还有棺材，都被一抢而空。有一个村子，农民担心县里再次强制他们入社，就将钢钉打入牛腿，先把牛弄瘫痪了，然后杀牛吃肉。生产资料和公共物品卖的卖、藏的藏，就连棺材都劈了当柴火烧了。为首的几个还煽动群众到祠堂集合，张贴反动标语，呼喊反动口号，说毛主席是李闯王，自己进城当了皇帝，立马就把农民给忘了。还说什么，毛主席从西裕乡赚去的粮食，早已用船连夜运到北京，堆在中南海他们家的炕头，二十年也吃不完。工作组的干部出于一时的义愤，上前批评了他们几句，谁知他们竟然把县干部抓了起来，关在村里的猪圈里。

“你打算怎么办？”钱大钧问他。

“还能怎么办？”谭功达道，“明天一早，我就派人下去，将那些带头闹事的统统抓起来。”

“恐怕抓不得。”钱大钧沉吟道，“那个西裕乡是个穷乡僻壤，山脚下的弹丸之地，与外界隔绝，民风自然与别处不同。那里的人都不好对付，四七年我们打游击的时候，也曾想到在那儿建一个地下交通站，可建一个坏一个，害得我差一点把性命丢在那里。你要直接派人下去弹压，我担心会闹出大事来。”

“那你说咋办？”

“不急，”钱大钧道，“明天我亲自下去一趟，先摸摸情况再说。”

接着他们就聊起了筹建梅城县医院和种子站的事情来，随后又说起了农民夜校的推广，不知不觉夜就深了。临走前，谭功达忽然问道：“大钧，那个叫姚佩佩的小丫头，户口给人家落下了吗？”

钱大钧没有回答县长的话，犹豫了半天，反过来问他：“老谭，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有点那个……”

“怎么呢？”

“有点缺心眼啊。”钱大钧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笑道，“她平时上班时没有一刻消停过，东瞅瞅，西看看。说话做事都不知道个规矩、场合。那天赵副县长来找我谈事，无意中说错了一个字，这丫头就当面给人家纠正了过来，弄得赵副县长闹了个大红脸。这事就不去说她了。她总是掐着嗓子说话，娇滴滴的，弄得人家浑身上下不舒服。还有一点，她喜欢动手动脚，也不分上下级关系，见了谁都是拍拍打打。不过你还别说，这姑娘人长得倒也没得说，可惜……”

“可惜什么？”

钱大钧暗暗朝谭功达瞥了一眼，挤了挤眼睛，嬉皮笑脸地说：“可惜，年龄实在是小了点。”

谭功达假装没有听出钱大钧的弦外之音，嘴里道：“这孩子，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出身，自小没受过管束。时间长了，没准那点小毛病能慢慢改过来。哎，她在梅城不是有个什么亲戚吗？你查过没有？”

“查了。”大钧说，“是她的姑妈。住在江边的大爸爸巷，过去是个唱戏的。”

“你抽空去走访走访，替他们调解一下。如有可能，还让她搬回去住。常年住在你家里，也不是个事。”

“这倒也是。”钱大钧道，“为她这件事，小凤已经一个多星期不搭理我了。”

还没等到钱大钧去大爸爸巷走访，姚佩佩的姑妈自己就找到县里来了。这女人，五六十岁了，穿一件大红的绸面夹袄，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一进门就朝姚佩佩的办公桌猛扑过去，嘴里心肝心肝地叫个不停，吓得姚佩佩四处躲闪。最后，那女人终于在墙角将她逮住了，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隔壁科室的人听到动静，都出来看热闹。姑妈一边哭，一边将佩佩的头强按在自己的胸前道：“这个死丫头，怎么招呼也不打就离家出走？我和你那可怜的姑爹一个月来找遍了梅城的大街小巷，你姑爹还差点跳了江。这些日子，水米都不曾沾过嘴，也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你要是有个好歹，我们也都活不成啦。这下好了，可算是找到你啦。你如今到了县里，高升了，也不知道前世里积了什么德……”

钱大钧见状，赶紧将他们让到隔壁的一间会议室里。姚佩佩的姑父在梅城中学当老师，看上去倒像是个读书人，脖子上中山装的纽扣扣得严严的，两鬓斑白，始终一言不发，只是不时朝钱大钧颔首微笑而已。按照她姑妈的意思，她让姚佩佩今晚就搬回去住。她说，如果佩佩嫌自己的卧室背阳阴湿，他们两口子可以将朝南的大房间腾出来；考虑到侄女有晚上读书的习惯，他们已经请木匠特地给她打了一个书桌，并且给她买了一个漂亮的台灯。钱大钧也在一旁帮劝，姚佩佩纵有一千个不情愿，事已至此，也只得应承下来。那老婆子将姚佩佩的手放在自己手心里拍了拍，站起身来，就要钱大钧带她去面见县长。她要当面拜谢这个大恩人。她特意带来了两只肥肥的大板鸭，外加一只熏火腿。钱大钧推说县长下乡去了，不过她送给县长的礼物他可以代为转交。那婆子这才千恩万谢，挽着老头子的胳膊，欢天喜地地走了。

这天傍晚，钱大钧下楼给谭功达送去板鸭和火腿，正遇上谭功达和赵焕章副县长为什么事吵得面红耳赤。仔细一听，还是为着西裕乡村民闹退社的事。赵副县长认为，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完全是县政府急功冒进、政策不当所致。初级社也好，高级社也罢，不能一刀切，更不能强制入社。那种一路小跑奔向共产主义的论调是极其荒谬的，是右倾机会主义。最后，他狠狠地瞪了钱大钧一眼，连招呼都不打，拂袖而去。

谭、赵二人在县里意见不合，县政府大院尽人皆知。两个人争吵怄气，也不是一回两回了。钱大钧本来就是谭功达的通讯兵，夹在两人当中，本想劝几句又不好开口，尤其是他手里还拎着板鸭和火腿，赵副县长一定会以为他是来给县长溜须拍马的，因此浑身不自在。谭功达脸皮紫胀，仰坐在沙发上，呼呼地喘着粗气。钱大钧免不了东拉西扯，插科打诨，半晌，谭功达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下来。他问钱大钧从哪里搞来的这两只肥鸭子。

钱大钧笑道：“哪里是我弄来的，是你的闺女让我拿来，孝敬她干爹的。”

“什么闺女不闺女的？你这张嘴整天就知道胡说！”

“您没听说？县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在议论，说县长最近认了个干闺女……”

谭功达知道他说的是姚佩佩，鼻子里哼了一声，冷冷地道：“闺女？！我如今连老婆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会有的，会有的。面包会有的，老婆会有的。”钱大钧笑道，“我一定帮您加紧张罗，加紧张罗……”

“这鸭子，我又不会弄。你还是拎回去吧。正好给小凤赔个不是。” TgmfkKTxPEf8SedAtaNYLLdMsLbqyqttTASpBWk/xz4At7iRcL5ol+yFx9Efb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