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一九七五年二月，叶连娜·威尔逊写信来，邀我为她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编辑、注释两位作家间的通信，我欣然接受。因为事先的承诺，直到纳博科夫去世，我才在一九七七年七月三十日开始实际工作。那时我收到两批书信，一批来自耶鲁大学拜内克图书馆，是威尔逊持有的纳博科夫来信，另一批来自蒙特勒的纳博科夫档案，是威尔逊写的。

每个当事人都以为，寄给我的就是通信的全部。在初版（一九七九）编者按语中，我写道：“本书囊括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与埃德蒙·威尔逊现存的书信。”这轻率的陈述想必引发了不祥之兆，它莫名其妙地尾随这项工作。

我和叶连娜·威尔逊还在校阅校样时，初版的精装本已经开售，结果充斥着种种谬误和印刷错误。一九八〇年，由薇拉·纳博科夫、叶连娜·威尔逊和我仔细检查过的平装本面世。但精装本问世不久，布赖恩·博伊德（已忙于他那权威的两卷本纳博科夫传）就告诉我，他找到许多我未收入集中的纳博科夫书信，这些信在拜内克图书馆被归错档了。平装本付印时，我获得了这些新的书信复本。与此同时，新的威尔逊书信也开始在蒙特勒出现，包括日期署于一九四五年夏秋之间的一些信件，它们在一个小行李箱里，存放于阁楼上。平装本的消息既然已经发布，出版商便选择照常出版，没有推迟、等待接二连三的新发现结束。

［上文提到的不祥之兆没有结束，《纳博科夫—威尔逊通信集》法文版（海岸出版社，一九八八）是克里斯蒂娜·拉盖—布瓦尔翻译的，很精彩，译自未校对的精装本。接着发生的事让人想起了纳博科夫的小说《普宁》，一个自封的“俄语专家”检查并改动了俄语引文及来自俄语的译文，导致种种荒谬与滑稽可笑的错误。］

目前这一卷收入了一九八〇至一九九三年间发现的五十九封信。这次不敢造次，说这是两位作家写给对方的全部书信文本，只能说我找到的就是这些了。再版的评注大大得益于这些年间基础性文献的出版，比如从一九二〇年代到一九六〇年代的埃德蒙·威尔逊日记，五卷本，中间有几十年的中断；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书信选，1940—1977》，德米特里·纳博科夫与马修·约·布鲁科利编（一九八九）；他的《随姐妹报户口》（与妹妹叶连娜·斯科尔斯卡娅的通信，一九八五）；当然还有博伊德不可或缺的两卷本传记《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一九九〇）和《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一九九一）。

在准备本书的过程中，博伊德的帮助也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订正书信日期的问题（他告诉我，两位作家在这方面很不可靠）。我还要感谢根纳季·巴拉布塔罗，他跟我分享了他在威尔逊档案里发现的四封信，在其他方面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息。迪特尔·齐默尔与我共同编辑本书的德文版（罗沃尔特出版社，一九九五），他建议增加的一些脚注在本卷中予以保留。小弗朗西斯·M. 内文斯来信纠正了纳博科夫和我在犯罪小说领域的错误。这一版包括了谢尔盖·达维多夫、小阿尔弗雷德·阿佩尔、休·麦克莱恩和弗朗西斯·J. 惠特菲尔德先前提供的信息或纠正。为本卷提供帮助的研究助理是安娜·普里姆罗斯、格伦·C. 沃斯和罗宾·拉度瑟。

非常令人伤心的是，这次我无法得到已故的薇拉·纳博科夫和叶连娜·威尔逊的帮助了。第一版的工作中，她们始终耐心、大度地跟我分享她们的知识和记忆。

◎

书信集按照下述准则编辑：

一、校正。明显的笔误和偶然的拼写错误都予以纠正，偶尔缺漏的字母予以恢复。极少情况下，某个不经意间缺漏的单词予以补充，像其他编辑增补一样，被放在括号中。考虑到历史真实性（也因为其魅力），纳博科夫在美国的最初几年，其英文有些法语风格（“semestre”“Octobre”），很典型，因此都原封不动地予以保留；威尔逊在俄文方面的语法及拼写个性也如此，通常在注释里指出并解释。

二、日期标注。威尔逊的日期遵从的是标准的美国写法，而纳博科夫大多数时候则是欧陆格式，1.IX.44表示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为方便读者，所有日期都采取标准格式。当内在证据表明某封信日期记载有误时，就尽可能提供准确日期。

三、大写。两位通信人遵守的是其母语英语及俄语的大写习惯。威尔逊根据英语用法，在俄语（和法语）文学作品的标题中，对每个单词的首字母都大写，介词和连接词除外；纳博科夫则按照俄语习惯，在英语中只对每个标题第一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这一特点予以保留。纳博科夫还有一个法语—俄语习惯，常常忘记对专有形容词大写，这些都予以纠正。

四、俄语正字法。通信中老的（革命前）和新的（革命后）俄语正字法有明显的相互影响。起初，纳博科夫系统地运用老式正字法，威尔逊运用新式正字法，但后来威尔逊学用老式正字法，而纳博科夫偶尔转用新式。这两种拼写方法（偶尔会出现混用情况）都照其原样保留。

五、字母转写。大多数时候，两位通信人在将俄语单词音译成拉丁字母时并无章可循。字母转写是按照标准来的，除非有时是刻意幽默或搞怪，或者纳博科夫是在展示他自己设计的新的转写系统，如第159封信那样。

六、删削。一些情况下，表述可能有损两位作家彼此尚健在的朋友或同事，便予以删削。第一版空缺的一些人名现在恢复。按照薇拉·纳博科夫的遗愿，其余的删削照旧。所有此类删削都用“［……］”标示。

在我的注释中，关于两位作家的争议及分歧，我尽可能争取做到不偏不倚，为读者提供必要的事实背景，以便他们形成自己的判断与结论。开始写作导论性文章时，我的目标同样是保持客观，旨在勾勒这些通信的背景，阐明两位通信人同意或不同意的话题。这个目标在我文章的某些部分看来是幻想。纳博科夫争辩说，俄语和英语的诗律系统总体上是可以互换的。如果我假装说我赞同他的观点，那是不诚实，是虚伪。我也不赞同他对许多作家、作品文学价值的否定，包括从莫里哀的戏剧到我推崇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

同样，我对二十世纪前二十年的俄国文学史、政治史进行了三十年的仔细研究，而威尔逊对一九〇五年以后俄国文学场景的看法，对十月革命性质的看法（表现在《三重思想家》和《到芬兰车站》中）是建立在一些有高度误导性的材料上的，要我无视这一点也不可能。我完全明白，本书读者对我的观点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两位大文学家的看法，我不过有幸编辑了他们的通信而已。可如果我对自己的知识和观点三缄其口，我就没法对这些问题及相关观点进行解释。导言大部分篇幅花在纳博科夫而非威尔逊的背景上，因为相对于威尔逊这一代美国人的成长阅历，人们对纳博科夫这一代俄国人的经历所知更少，更缺乏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