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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命之初开始，直到生命终结，心智和身体共同成长、共同发展，作为整体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互相合作。心智如同发动机，带动着它在身体中能够发现的所有潜能，帮助身体寻找能够征服困难的安全位置。在每个身体动作、每个表征、每种症状里，我们都能看出心智的目标。
人们一直在争论，是身体支配心智，还是心智支配身体？哲学家们也加入了论争，各有不同的立场。他们称自己为唯心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提出了种种见解，但这个恼人的问题仍没解决。也许个体心理学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解决方案，因为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真正面对着身体和心智相互交融的活生生的个体。有个人——包括他的身体和心智——前来寻求治疗，如果我们的治疗方案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那就无法帮助他。我们的理论必须来源于经验，必须在实践中经受住考验。我们生活在身体与心智的相互交融之中，我们面临着实践的巨大挑战，因此必须找出正确的理论观点。
个体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解决了这个问题中的很多麻烦。这不再是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我们认为，身体和心智都是生命的表征，是生命整体的构成部分。我们开始在这一整体中去理解两者的互动关系。人是一个活动着的生命体，只发展身体是不够的。植物扎根在土壤里，位于一个地方，无法移动。要是看到某个植物竟然拥有心智，或者拥有至少我们能够理解的某种心智，那我们会非常惊讶。就算植物能够推测、预料后果，这种能力对它也毫无用处。“有人来了。过一会儿他要一脚踩上来，我就要死在他的脚下了。”——植物这样想，能有什么用呢？它还是没法移开身体。
但是，所有活动的生命体，都能够预料、推测移动的方向，鉴于这一事实，我们必须假定他们都有心智或灵魂。
知觉，当然，你也是有的，
否则你怎能行动。
预测运动的方向，是心智的一个核心原则。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心智如何控制着身体——心智为运动设定目标。随时、随机地运动，是远远不够的，身体的努力必须有一个目标。心智的功能是确定一个地点，让身体朝这个地点运动，因而心智在生活中处于掌控的位置。同时，身体也影响着心智，毕竟要运动的是身体。心智能够移动身体，但必须在身体已经具有或经过训练后能够达到的可能性范围内。例如，心智若要身体移动到月球上，那就肯定会失败，除非它能发现一种身体可能范围内的技巧。
与其他生物相比，人的运动更加活跃。人类的运动方式更加多样——人手的复杂运动方式就是证明——而且人类通过自身运动而促使环境运动的能力更强。据此推测，人类心智中的预测能力应该是高度发达的。人类最为有力地证明了如何通过有目标的努力，提升他们在整体环境中的地位。
而且，我们发现，在每一个人身上，在所有通向局部目标的局部运动之中，都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共同运动。所有努力都指向一个能够让人感觉已经获得安全感的位置，让人感觉生活中的一切困难都已经克服，感觉在周围的整体环境中，我们终于安全地胜出了。以此为目标，所有运动和表征都必须相互协调，统一为一个整体：心智也被迫发展，以达成一个最终的理想目标。身体也不例外，身体也必须努力成为一个整体，同样，它也必须发展，以趋近一个在胚胎之中就已预先存在的理想目标。举个例子，假如皮肤破损，整个身体就会忙着修复，使其恢复完整。但是，身体并非独自作战、独自发挥潜能，心智是能够帮助它发展的。锻炼和培训，以及总体上的卫生状况，都被证明行之有效；这些都是心智提供给身体的辅助，帮助它努力达到最终目标。
从生命之初开始，直到生命终结，心智和身体共同成长、共同发展，作为整体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互相合作。心智如同发动机，带动着它在身体中能够发现的所有潜能，帮助身体寻找能够征服困难的安全位置。在每个身体动作、每个表征、每种症状里，我们都能看出心智的目标。人活动，他的活动中就包含着某种意义，人动他的眼睛、他的舌头、他面部的肌肉，他的脸上就会出现一种表征、一种意义，而在此赋予意义的，就是心智。现在，我们开始明白心理学（即心智的科学）究竟研究什么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就在于探索个体所有表征之中包含的意义，找出解读其目标的钥匙，并与其他人的目标进行比较。
要努力达到安全这一终极目标，心智总需要将该目标具体化，需要进行计算：“安全位于这个具体的点上，朝这个具体的方向走就能达到。”当然，这里有可能出现错误，但是没有比较具体的目标和方向，就不可能有任何运动。假如我抬起手，那我的心里肯定已经有了这一动作的目标。在实践中，心智所选择的方向有可能是灾难性的，但是，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心智错误地认为这是最为有利的方向。因此，所有心理学上的错误，都是运动方向选择的错误。安全是人类共同的目标，但有些人弄错了安全所在的方向，于是他们实际的运动便将他们带偏了。
如果我们看到某种表征或症状，却无法辨识其背后的意义，那么理解它的最好方法，是将其简化为某种简单的运动。我们以偷窃这种表征为例。所谓偷窃，就是将财产从别人那里移动到自己这里。现在我们来分析这一动作的目标：目标就是让自己更富有，通过占有更多财产让自己感觉更安全。因此，这一动作的出发点是，感觉自己穷困匮乏。接下来的一步，就是去分析他所处的环境以及他在什么情况下觉得匮乏。最后，我们可以看看，他是否使用了正确的方法去改变环境、克服匮乏的感觉，看看他的动作是趋向正确的方向，还是采用了错误的方法去满足欲求。我们不必批评他的最终目标，但我们也许能够指出，他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去实现目标。
人类对其环境所做的改变，我们称之为我们的文化；而我们的文化，就是所有人的心智让其身体所做的动作的总和。我们的工作，是由我们的心智激发的。我们身体的动作由心智指导和辅助。我们在所有人类表征中都能发现心智的目的性，概莫能外。但是，过于强调心智的作用，也并不恰当。如果我们要克服困难，身体上的适合也是必要的。因此心智在掌控环境之时，要让身体得到保护——让它避开不适、疾病、死亡、损伤、意外和功能失灵。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能够感受到快乐和痛苦的情绪，能够想象并辨识对我们有利和有害的情况。这些情绪感受将我们的身体调整好，让它用特定的反应去应对某种情况。想象和辨识是预见的方法，不仅如此，它们还能激发起特定的情绪感受，让身体据此采取行动。所以，个体的情绪感受体现了他赋予生活的意义，以及他为自己的努力所设定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尽管感知掌控着身体，却并不依赖于身体。人的情绪感受主要依赖于他的目标以及生活方式。
显而易见，控制个体的不仅仅只是生活方式。他的态度造就了他的表现，但也有其他因素的协助。态度必须经由情绪感受的强化才能产生行动。个体心理学的一个新视角是，我们发现情绪绝不会与生活方式相冲突。只要有目标，情绪总会进行自我调节，以促使该目标的达成。因此，我们就超出了生理学和生物学的范围。情绪的出现，无法用化学理论解释，也不能用化学检验来进行预测。个体心理学中，我们要预设生理过程的存在，但我们对心理目标更感兴趣。我们不关注焦虑如何影响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我们要找的是焦虑的目标和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焦虑的起因不是性压抑，也不是糟糕的出生经历。这种解释并没有切中肯綮。我们知道，习惯于母亲的陪伴、帮助和支持的孩子，也可能发现焦虑是控制母亲的有效武器，无论焦虑的根源是什么。我们不满足于对愤怒进行生理学描述，我们的经验表明，愤怒是掌控他人、控制局面的手段。毫无疑问，每一种身体或心智的表征，都建立在遗传材料的基础之上；但我们关注的是个体如何使用这种材料，努力达成某个具体目标。
这似乎才是唯一真正的心理学方法。
我们在每个个体身上都能够看到，情绪成长和发展的方向与程度，与其目标的实现息息相关。他的焦虑与勇敢、快乐与悲伤，总与他的生活方式一致。因此，相应的情绪强度和支配力度，恰恰是我们能够预知的。一个人如果通过悲伤来获得优越感，那么他的目标虽然达成，却不能高兴或满足。他只有痛苦时才能感到幸福。同样，我们也注意到，情绪会根据需要出现或消失。患有广场恐惧症的人，如果在家里，或是在支配他人，则不会感到焦虑。神经症患者如果感到自己不够强大，不足以成为征服者，便会将那一部分生活排斥在外。
和生活方式一样，情绪的基调也是固定的。举例来说，懦夫永远是懦夫，哪怕他面对弱者趾高气扬，或是在有别人保护时显得非常勇敢。他可能在门上装三把锁，用警犬和机关来保护自己，并坚持认为自己勇敢无畏。谁也不能证明他有焦虑之感，但他花这么大气力去保护自己，就充分说明了他性格中的怯懦。
性和爱的领域也有类似的证明。个体渴望走近他的性目标时，属于性的那种感觉就会出现。他会集中精力，排除与此相冲突的任务和兴趣，这样他就激发了恰当的感觉和功能。如果他不把其他任务和兴趣排除在外，就会出现感觉和功能缺失——比如阳痿、早泄、性变态和性冷淡。这些反常，原因总是错误地以获得优越感为目标以及错误的生活方式。在此类案例中，我们总会发现，患者倾向于获取关爱而非付出，而且他缺乏社会情感，没有勇气和乐观的活力。
我有一位病人，是家中第二个孩子。他一直有无法逃脱的负罪感，这让他饱受折磨。他的父亲和哥哥都特别重视诚实。这男孩七岁的时候，跟学校的老师说，某个家庭作业是他自己完成的，实际上，那是他哥哥给他做的。小男孩将负罪感隐藏了三年。最后，他去找老师，坦白了自己的“弥天大谎”。老师只是一笑了之。随后，他含着眼泪去找父亲，又坦白了一次。这次他更加成功。孩子坚持说出真相，令父亲非常自豪，他表扬并安慰了孩子。虽然父亲已经赦免了孩子的过错，可他仍旧郁郁寡欢。我们不得不作出结论，小男孩为了这么小的事情而如此强烈地谴责自己，实际上是为了证明自己道德高尚、言行审慎。他家里浓厚的道德氛围，让他渴望在个人操守方面胜人一筹。他觉得自己不如哥哥功课优秀，社交上也不如哥哥受人欢迎，所以希望在其他领域获得优越感。
后来，其他形式的自我谴责继续折磨着他。他习惯自慰，在功课中仍然会作弊。每次考试前，他的负罪感就会增强。时间长了，这些问题逐步累积。他有敏感的良知，所以负担比哥哥重。这样，就算任何事情做得不好，他的借口都已经准备好了。离开大学以后，他打算做点技术工作，但他的负罪感与日俱增、无法摆脱，以至于他整天整天祈祷上帝的宽恕。于是，他连工作的时间都没有了。
这时候，他状态非常糟糕，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并被认为无法治愈。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状态有所改善，离开了精神病院，不过他要求在他复发时能再次被收留。他改了专业，去学习艺术史。考试的时间快到了，在一个公共假日，他去了教堂。当着很多人的面，他匍匐在地，大声喊道：“我是众人中最大的罪人。”他再次用这种方法吸引了大家对他敏感良知的关注。
他在精神病院又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家中。有一天，他赤身裸体地下楼吃午饭。他身体健壮，在这方面，他不输于他哥哥，也不比其他人差。
他的这种负罪感变成了一种工具，让自己显得比其他人更加诚实，他用这种方式努力获得优越感。然而，他努力的方向是生命中无用的东西。他逃避考试和工作，这体现了怯懦，以及更为强烈的无能感；他全部的神经症，都是在有意排斥他担心失败的一切活动。他匍匐在教堂里，以骇人的方式走入餐厅，明确地表现了他在努力以负面的方式获得优越感。他的生活方式要求他必须这么做，他所激发的情绪也与之匹配。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一般在四五岁的时候，个体形成整一的心智，确立心智和身体之间的关系。他加工自己的遗传材料以及从周围环境中获得的印象，使其符合他对优越感的追求。到五周岁的时候，个体的人格已经定型了。他赋予生活的意义、他所追求的目标、他所采用的方法以及情绪上的趋向，都已经确定。这些东西，以后都可以改变，但首先必须彻底摆脱童年定型过程中的错误。之前他所有的表征都符合他对生活的解析；同样，现在如果他能够纠正错误，那么他新的表征就将符合他对生活的新的解析。
个体接触环境，从中获取印象，是通过他的官能。因此，从个体训练身体的方式上，我们能看出他准备从环境中获取什么样的印象，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使用他的经验。我们观察他怎么看、怎么听，留意哪些事物能吸引他的注意力，这样就能对他有充分的了解。人体姿态特别重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通过姿态，我们能看到官能所受的训练，以及个体如何通过官能筛选他所获取的印象。姿态总是受意义的限定。
现在，我们可以拓展一下心理学的定义。心理学研究的是个体对其身体所获印象的态度。我们也开始明白，人类心智上的巨大差异是如何产生的。身体若不适应环境，难以满足环境所提出的要求，心智就会觉得它是个负担。由于这个原因，与普通孩子相比，有官能缺陷的孩子在心理成长上要面临更多困难。他们的心智要影响、移动、支配身体，使其趋向更加优越的位置，就必须克服更大的困难。要达到同样的目标，他们的心智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专注度也要更高。于是，他们的心智负担过重，变得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一个孩子如果总是忙于应对官能缺陷，行动困难，那就没什么精力去关注自身之外的事物。他会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自由去对他人发生兴趣，因此他在成长过程中，社会情感和合作能力都会比其他孩子低。
官能缺陷会带来很多局限，但这并非不可逃脱的宿命。如果心智本身就很活跃，又努力发展以克服困难，那么个体同样可以获得成功，不亚于一开始心智负担较轻的那些人。实际上，与官能正常的孩子相比，官能缺陷的儿童虽然有很多阻碍，却常常获得更大成就。阻碍能成为他们继续前进的动力。例如，一个眼睛有缺陷的孩子，必须承受不同寻常的压力。“看”这个行为，要占据他很多精力，他更加关注视觉世界，对各种颜色和形状的区分更感兴趣。最终，他获得的视觉体验反而比其他人更加丰富，因为其他孩子不需要付出这么多努力，也不去关注这细微的差别。这样，有缺陷的官能反而能成为很大的优势，但条件是心智必须找到正确的路径去克服困难。画家和诗人当中，不少都有视觉上的缺陷。但他们的官能缺陷受到了训练有素的心智的统领。最后，他们能利用眼睛做出更大成绩，超过了视觉更加正常的人。
同样的补偿效果，也许在另一些孩子身上更容易看出来。有些孩子惯于使用左手，但并没有被认定为左撇子。在家里，或是在上学之初，他们学习使用有功能缺陷的右手。在写字、作画、手工方面，他们的条件并不好。我们想，如果利用心智去克服这方面的困难，他们有缺陷的右手往往能够表现出很高的艺术能力。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很多惯用左手的孩子通过学习，字写得比其他人好，他们更善于素描和绘画，手工技能更高。通过寻找正确的方法，通过兴趣、培训和练习，他们将劣势变成了优势。
一个孩子只有渴望为整体做出贡献而不仅仅只对自己感兴趣时，才能通过练习，使其缺陷得到补偿。如果孩子们的欲望只是摆脱个人的困难，那仍会继续退步。他们必须能看到自己努力的目标，而且达成这个目标在他们眼中比路上遇到的障碍更加重要，否则他们的勇气无法持续。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们兴趣和注意力的导向。如果他们有自身之外的目标，那他们自然会加强练习、提升能力，为这一目标努力。困难不过是成功之路上必须跨越的障碍而已。相反，如果他们的兴趣只是凸显自身的缺陷，与缺陷做斗争仅仅是为了摆脱这些缺陷，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目的，那他们就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右手笨拙的孩子，如果只是想着这事，只是心里渴望右手不那么笨拙，或者只是尽力避免笨拙，那他永远无法训练出灵巧的右手来。要使右手更加灵活，只能在实际任务中练习，而且他要能深刻地感受到任务目标的激励作用，甚于当前右手的笨拙所带来的挫败感。要让孩子集中力量克服困难，就必须有一个促使他超出自身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要建立在他对现实、对他人、对合作的兴趣之上。
我调查过一些有泌尿系统缺陷的家庭，这是个有关遗传因素以及如何利用遗传因素的好例子。这种家庭的孩子往往有夜尿症。器官的缺陷是真实的，能从肾或膀胱上看出来，或者存在脊柱裂，如果腰部某区域的皮肤上有痣或胎记，则可怀疑该腰椎节段存在相应的缺陷。但是，器官上的缺陷决不能充分说明夜尿症的成因。儿童不完全由器官驱使，他以自己的方式使用器官。例如，有些孩子晚上尿床，但白天从不尿裤子。有时候，一旦环境改变，或者父母的态度改变，尿床的习惯会突然消失。除弱智儿童之外，夜尿症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孩子不再利用器官的缺陷去达到错误的目标。但是，大多情况下，人们的做法不能鼓励这些孩子去克服夜尿症，而是会让他们继续下去。有技巧的母亲会给予正确的训练，但如果母亲缺乏技巧，本可消除的缺陷会一直存在。在肾或膀胱有问题的家庭中，一切与小便有关的事情，往往都会过分强调。母亲会错误地用尽全力去试图克服孩子的夜尿症。如果孩子发现这件事情如此重要，他很可能会拒斥，因为这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表达他对这种教育的反对。如果一个孩子拒斥父母给他的治疗方法，那他总能找到办法攻击父母最脆弱的地方。德国一位知名社会学家惊讶地发现，相当一部分罪犯来自打击犯罪的家庭，如法官、警察或监狱看守。教师的子女常顽劣不化、表现不佳。我自己在实践中也常常发现这种情况。我还惊讶地发现，医生的孩子不少患有神经症，教士的孩子也常有违法犯罪的。同样，如果父母过于强调小便，孩子就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渠道，以彰显他们自己的意志。
夜尿症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梦可以根据我们期望的行动来激发相应的情感。尿床的孩子们常常梦见自己已经起了床并去了厕所。这样，他们就为自己找了个借口；现在，他们尿床就没有错了。夜尿症的目的一般是获取他人关注，让他们屈服于自己，这样晚上就和白天一样也能得到别人的注意。有时候，尿床是为了与他人对抗，这种习惯是宣布敌对状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会发现，夜尿症的确是一种创造性的表征，孩子是用膀胱发言，而不是嘴巴。官能上的缺陷不过是为孩子提供了一种表达意见的方法。
用这种方法进行表达的孩子总处于紧张状态。一般说来，他们原本是溺爱型儿童，但现在已经不再是所有人关注的唯一中心了。也许，家里又有了一个弟弟或妹妹，他们发现要获得母亲的全部注意力更加困难。因此夜尿症是加强与母亲联系的举动，尽管方式令人不快。实际上，这一行动就等于是说：“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大，我还需要别人照看着呢。”换一个环境，换一个不同的器官缺陷，他们会选择其他方式。例如，他们可能利用声音建立联系，他们会焦躁不安、整夜啼哭。有些孩子会梦游、做噩梦、摔下床或者感到口渴并要水喝。这些表征的心理学背景是一样的。具体症状的选择，一方面依赖于器官的情况，一方面依赖于周围的人所持的态度。
这些例子有力地说明了心智对身体的影响。心智很可能不仅影响了某个具体身体表征的选择，还支配并影响了身体的总体状态。这一预设，我们没有直接证据，看来要获得确切证据也非常困难。
但是，证据似乎还是很明显的。一个孩子如果羞怯，那么他的羞怯就反应在他的总体状态上。他不会在意身体方面的成绩，或者不认为自己能取得那样的成绩。结果，他就不会想到用有效的方法去训练肌肉，外界某些能够激发肌肉发育的因素，他也会排斥。其他孩子愿意接受外界影响，对训练肌肉感兴趣，在身体健康方面就会领先。这个羞怯的孩子，因为兴趣所限，会一直落后。
综合以上考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身体的总体状态和成长过程受心智的影响，并反应心理的错误或不足。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身体上的表征显然是心智缺失的结果，是因为没找到补偿某种困难的正确方法。例如，我们可以确定，在四到五岁之前，内分泌腺本身是会受到影响的。有缺陷的腺体从不会对行为产生强制性影响；但是，整体环境、孩子接受外界印象的方式以及他的心理在这种特殊情形下的创造性活动，一直都影响着他的腺体。
另一种证据也许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因为我们对它更熟悉，而且它引起的是临时的表征，而不是固定的身体特征。一定程度上，每种情感在身体上都有相应表征。个体会以某种可以看见的方式表达情感，也许是姿势和态度，也许是面部表情，也许是腿部和膝盖的颤抖。器官本身也有类似的变化。例如，如果人脸色发红或发白，血液的循环就会受到影响。愤怒、焦虑、悲伤或其他任何表情，在身体上总有所表达，而且每个人的身体表达方式都不一样。面对令人害怕的情景，一个人会颤抖，另一个人头发会竖起来，第三个人会出现心悸，还有一些人会出汗或窒息，说话的声音变得粗哑，或者身体蜷缩起来、哆哆嗦嗦。有时候肌肉的状态会改变，或者失去胃口，或者引发呕吐。有些人遇到类似情绪，受到影响的主要是膀胱，有些人则主要是性器官。很多孩子在参加考试时，都会感到性器官受到了刺激；众所周知，罪犯作案之后，常常去妓院，或者去找他们的小情人。在科学领域，有些心理学家认为性和焦虑常一起发生，有些心理学家却认为两者毫无关系。他们的观点来自他们的个人经验，有些人身上这两者有关联，有些人身上则没有。
这些反应属于不同类别的个体。我们也许能发现，一定程度上这是遗传的，通过这种身体上的表征，我们常能窥见家族的弱点和特征。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可能有非常相似的身体反应。但是，这里最有趣的是，心智如何通过情绪来触发生理状态。情感及其生理表征告诉我们，心智会对具体情况进行解析，判断其有利还是有害，并采取行动、做出反应。例如，脾气发作的时候，个体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克服缺陷。最好的方法似乎是击打、指责、攻击另外一个个体。愤怒会影响器官，动员它们采取行动，给它们增加额外的压力。有些人愤怒的时候，会胃不舒服，或者脸部变红。他们的血液循环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至于头都开始疼了。偏头疼不时发作，习惯性的头疼，其背后我们往往都能发现当事人并未承认的愤怒或耻辱；在有些人身上，愤怒会导致三叉神经痛，或者类似于癫痫的抽搐。
身体究竟会受到哪些影响？这一点从没有人彻底研究过，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完全搞清楚。心智上的紧张状态影响自主神经系统和植物性神经系统。只要有心智压力，自主神经系统就会有行动。个体可能会敲桌子、拽嘴唇皮或者撕纸。他如果紧张，就必须做出什么动作。咬铅笔或雪茄能让他宣泄压力。这些动作向我们表明，他感到某种情况给他带来了挑战。如果他遇到陌生人脸红，开始颤抖，或者局部抽动，那情况也是一样的，都是压力的结果。通过植物性神经系统，压力传递到全身；因此，无论什么动作，整个身体本身都处在紧张状态下，不过其具体表现有时候并不清晰。我们所说的表征，指的是能够观察到结果的部位。如果仔细查看，就会发现其实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参与了情绪表达。生理上的表征，是心智和身体作用的结果。必须注意身体和心智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两者都是我们所关注的整体的构成部分。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情绪状态对身体的发展有持续影响。如果某个儿童的生活方式很早就确定下来，那么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经验，就能发现他以后的身体表征。个体如果勇敢，身体特征上就会体现出他的态度来。他的体型会不一样，肌紧张程度更高，体格更加健壮。体态很可能对身体发展有较大影响，也许是肌紧张度高的原因。有勇气的人，面部表征也不一样，最终整个面部特征都会有所不同，甚至连颅骨形态都会受到影响。
心智会影响大脑，这一点现在很难否认。病理学中已有病例为证，因为左半脑损伤失去阅读或写作能力的人，通过训练大脑的其他部分，能恢复读写的能力。还有一种经常发生的情况：患脑卒中者，大脑已经损伤的部分无法修复，但大脑的其他部分能够补偿、恢复失去的功能，因而大脑的全部功能仍旧是完整的。这一事实尤其重要，体现了个体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应用潜力。如果心智能够影响大脑，如果大脑只是心智的工具——最重要的工具，但仍然只是工具，那么我们就可以努力去改善和提高这一工具。出生时大脑的某种状态，不一定会终身束缚着我们：我们也许能找到办法，让大脑更好地适应我们的生活。
心智如果将目标设定在错误的方向——例如设定的目标不能培养合作的能力——那它就不能对大脑的发育施加有益的影响。我们发现，由于这一原因，很多缺乏合作能力的孩子，长大以后智力和理解力并没有得到发展。既然一个成年人的总体状态，体现了他四五岁时就已确立下来的某种生活方式的影响；既然他站在我们面前，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他的统觉系统以及他赋予生活的意义，那么我们也就能发现他所遭受的合作上的障碍，并帮助他纠正缺陷。我们在个体心理学方面的工作，已经朝这门科学迈出了第一步。
很多作者已经指出，心智的表征和身体的表征之间存在稳定的关联。但似乎还没有人尝试去寻找两者之间的桥梁。例如，克雷奇默
描述过，我们可以根据体型找到某种相对应的心智类型。他区分了多个类型，基本涵盖了大部分人。例如，他把有一种人称为肥胖型，圆脸、短鼻，容易发胖，裘力斯·恺撒是这样描述这类人的：
我要那些身体长得胖胖的、头发梳得光光的、夜里睡得好好的人在我的左右。
克雷奇默将这种体型与某些心理特质对应起来，但他的作品中没有说明这种对应关系的原因。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体型的人似乎并没有器官缺陷，他们的身体很适应我们的文化。在身体方面，他们感觉与他人是平等的，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他们状态放松，如果想打架，也会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去打。但是，他们没有必要把其他人都当作敌人，也没必要和生活搏斗，好像生活充满敌意一样。有一个心理学流派称其为“外向型人格”，不过没做出具体解释。他们的性格很可能是外向型的，因为他们没有身体方面的烦恼。
与此相对，克雷奇默还区分了另一种体型，即“分裂型”，要么特别瘦小、如同婴儿；要么个子特别高，鼻子长，脑袋呈鸡蛋形。他认为这种体型的人拘谨内敛，如果有心理疾病，就会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就是恺撒所说的另一种人：
那个凯歇斯有一张消瘦憔悴的脸；他用心思太多；这种人是危险的。
这种人也许有器官缺陷，长大以后更加自私、更加悲观，也更加“内向”。也许他们经常要求他人帮助，一旦发现自己没有得到足够关注，他们就会变得愤懑而多疑。但是，正如克雷奇默所承认的，我们也发现有很多混合类型，甚至还有“肥胖型”的人形成了属于“分裂型”的心理特征。如果环境给他们的是另一种负担，使他们变得羞怯、沮丧，那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点了。如果遭受经常性的挫败和打击，任何孩子在行动举止上都可能像个“分裂型”个体。
如果有丰富的经验，我们能从个体的部分表征上判断他合作的能力。人们一直在寻找类似的表征，尽管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合作的必要性总在驱使着我们，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线索，不是凭借科学的方法，而是通过直觉，并能根据线索在这混乱的生活中找准方向。同样，我们也看到，历史上重大变革发生之前，人们的心智已认识到调整的必要，并已经在为之努力。不过只要努力仅出自本能，错误就在所难免。有显著身体缺陷者、面容损毁者、驼背者，向来不为人所喜。人们会不自觉地判定他们不适于合作。这是个大错误，不过人们的判定很可能有经验依据。有身体缺陷者的合作能力如何提升，目前还没有找到方法。人们过于强调他们的身体缺陷，他们因此也成了大众迷信的受害者。
现在总结一下我们的立场。在四五岁之前，儿童整合其主观努力，建立心智和身体之间的根本联系。他的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情感和身体习性，都确定下来。他的发展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合作，正是依据这一定程度的合作，我们可以评价和理解这个个体。在所有失败中，最常见的共同现象就是合作能力偏低。现在，我们可以给心理学进一步下个定义：心理学就是理解合作中的缺陷。既然心智是个整体，同样的生活方式贯穿着心智的所有表征，那么个体的所有情绪和思想都必须与其生活方式相一致。如果我们看到某些情感引发了困难，又与个体自身的福祉相背，那么试图从改变这些情感着手，是完全无用的。它们是个体生活方式的正确表达，不改变个体的生活方式就无法根除。
个体心理学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对我们有特别的启发。我们不能去治疗某个单一症状或单一表征。我们要去寻找整个生活方式中的错误，要关注心智如何解析经验，赋予了生活什么样的意义，接受身体和环境的影响之后它又做出了什么反应、采取了什么行动。这才是心理学的真正任务。如果我们只是用针扎一下孩子，看他能跳多远，或者挠他一下，看他笑声有多大，那么这是不能称作心理学的。现代心理学家普遍采用的这些做法，可以用来解读个体心理，但条件是必须能够证明某种特殊的、确定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才是心理学合理的研究对象和调查材料，以其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流派，关注的主要是生理学或生物学，如刺激与反应研究、创伤或惊骇事件的后果研究、遗传能力及其发展情况研究等，都属于这一类。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关注的是心理本身，是整一的心智，我们研究个体赋予世界和自身的意义、他们的目标、努力的方向以及他们面对生活问题所采取的方法。要了解个体在心理学上的差异，目前我们掌握的最佳方法是评估个体的合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