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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路途，多少年来就这样地践踏出来了，你说它是蔷薇之路也好，你说它是荆棘之路也好，反正你得乖乖地把它走完。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一晚，我的青岛鱼山路四号的寓所有敲门声，时已十一点多钟，我已入睡。季淑说：“这样晚还有客来？”我披衣下楼，原来是杨今甫（振声）先生派人送信来。纸条上写着：“请示志摩沪寓地址。”我觉得奇怪，志摩时而在北平，时而在上海，但是多半时候是在北平，要他的上海住址做什么呢？我在条上批写“上海福煦路新村×号”，上楼重复入寝。
第二天早晨，到青岛大学去上课，课毕踱到楼上校长室，想问个究竟。王秘书在外间办公，面对着窗，我没和他打招呼，一直冲进内间，今甫的脸色很严肃，这一回没有笑脸相迎，坐在转椅上发愣。他说：“你知道了么，志摩死啦！”这真是晴天霹雳，我怔住了。我那时是个三十岁的人，从来没想到过“死”，而像志摩那样一个生龙活虎般的人如何能和“死”联在一起？
今甫说，他接到济南何仙槎厅长的电报，电文很简略，只是说：“志摩乘飞机在开山失事，速示其沪寓地址。”飞机失事，当然乘客没有幸理。志摩已死，是一定的了。这消息很快地散布开，闻一多、赵太侔都来了，相顾愕然，无话可说。一阵惊骇的寂静过去，我们商量应该做些什么事，最后决定由沈从文专赴济南探询一切。
沈从文一向受知于徐志摩，从北平《晨报副刊》投稿起，后来在上海《新月》杂志长期撰稿，以至最后被介绍到青岛大学教国文，都是志摩帮助推毂；所以志摩死耗给他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沈从文一声不响地立刻就到济南去了。他在济南盘旋了好几天，直等到志摩尸体运走安葬一切办完之后才回青岛。他有信给今甫报告详情。志摩是由沪搭飞机回北平，到泰山南一带，遇雾，误触开山山头，机身破毁，滚落于山脚之下，当即起火，志摩头部撞一巨洞，手足烧焦，为状至惨。何仙槎先生料理后事，最为出力。
提起志摩坐飞机，我就想起他对我的一次谈话。他说：“实秋，你坐过飞机没有？”我说我没有坐过，一来没有机会，二来没有必要，三来也太贵。“喂，你一定要试试看，哎呀，太有趣，御风而行，平稳之至，在飞机里可以写稿子。自平至沪，比朝发夕至还要快，北平吃早点，到上海吃午饭。太好。”在那时候，航空事业还不发达，一般人坐不起，同时也视为畏途，志摩飞来飞去，在一般文人里可谓开风气之先。但其中也是机缘凑巧。志摩有个朋友在航空公司（保君建），知道志摩在平沪两地经常奔波，便送了一张长期免票给他，没想到一番好意竟招致了灾祸。
为什么志摩要经常在平沪之间奔走？志摩住在上海已有好几年，起初是相当快乐的。后来朋友们纷纷都离开了上海。胡适之先生到北平做北大文学院长，胡先生是志摩的朋友，眼看着他孤零零地住在上海，而他的家庭状况又是非常不愉快，长久下去怕他要颓废，所以就劝他到北平去换换空气，在北大教书倒是次要的事。志摩身在北平，而心不能忘上海的家，月底领了薪金正好送到上海去。他经常往返平沪者以此。
志摩这一死，确实是死得不平凡。英国浪漫派诗人，如拜伦、雪莱、济慈，没有一个能享大寿。拜伦是三十六岁时死在希腊的，志摩也是三十六岁死。想他正在“乘风而行，泠然善也”的当儿，心里一定是一片宁静，目旷神怡，也许家里的尴尬事早已撇到九霄云外，也许正在写诗，蓦然间轰然一响，飞机里天翻地覆，机身打个滚，然后是一团黑烟烈火！志摩在这几秒钟之间，受到了致命伤，可能没有太久的苦痛而即失去知觉。这种死法，固然很惨，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的。拜伦是志摩很崇拜的一位诗人，志摩的死也可以说是拜伦式的。济慈死得更年轻，他给自己撰写的墓铭是：“这里睡着一个人，他的名字是写在水上了。”志摩的名字可以说是写在一团火焰里了。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海《新闻报》：中国航空公司京平线之济南号飞机，于十九日在济南党家庄附近遇雾失事，机既全毁，机师王贯一、梁璧堂及搭客徐志摩，均同时遇难。华东社记者，昨往公司方面及徐宅访问，兹将所得汇志如后。失事情形：济南号飞机于十九日上午八时，由京装载邮件四十余磅，由飞机师王贯一、副机师梁璧堂驾驶出发，乘客仅北大教授徐志摩一人拟去北平，该机于上午十时十分飞抵徐州，十时二十分由徐继续北飞，是时天气甚佳。不料该机飞抵济南五十里党家庄附近，忽遇漫天大雾，进退俱属不能，致触山顶倾覆，机身着火，机油四溢，遂熊熊不能遏止。飞行师王贯一、梁璧堂及乘客徐志摩遂同时遇难。办理善后事：后为津浦路警发觉，当即报告该地站长，遂由站长通知公司济南办事处，再由办事处电告公司，公司于昨晨接电后，即派美籍飞行师安利生乘飞机赴京，并转津浦车往出事地点，调查真相，以便办理善后。公司方面，并通知徐宅，徐宅方面，一方既嘱公司代为办理善后，一方面亦已由徐氏亲属张公权君派中国银行人员赶往料理一切。公司损失：济南号机为司汀逊式，于十八年蓉沪航空公司管理处时向美国购入，马力三百五十匹，速率每小时九十哩，今岁始装换新摩托，甫于二月前完竣飞驶，不意偶遇重雾，竟致失事，机件全毁，不能复事修理，损失除邮件等外，计共五万余元……徐氏上星期乘京平线飞机来沪……才五六日，以教务纷烦，即匆匆拟返，不意竟罹斯祸……徐之乘坐飞机，系公司中保君建邀往乘坐，票亦公司所赠……票由公司赠送，盖保君方为财务组主任，欲借诗人之名以作宣传。徐氏留沪者仅五日。
我最初看见徐志摩是在一九二二年。那是在我从清华学校毕业的前一年。徐志摩刚从欧洲回来，才名籍甚。清华文学社是学生组织的团体，想请他讲演，我托梁思成去和他接洽，他立刻答应了。记得是一个秋天，水木清华的校园正好是个游玩的好去处，志摩飘然而至，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而下巴特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加上一件小背心，缀着几颗闪闪发光的纽扣，足登一双黑缎皂鞋，风神潇散，旁若无人。
清华高等科的小礼堂里挤满了人，黑压压的足有二三百人，都是慕名而来的听众。与其说“听众”不如说“观众”，因为多数人是来看而不是来听的。志摩登台之后，从怀里取出一卷稿纸，大约有六七张，用打字机打好的，然后坐下来开始宣读他的讲稿。在宣读之前，他解释说：“我的讲题是‘艺术与人生（Art and Life）’，我要按照牛津的方式，宣读我的讲稿。”观众并没有准备听英语讲演，尤其没有准备听宣读讲稿。在牛津，学术讲演是宣读讲稿的，尤其是“诗学讲座”，像柏拉德来教授的讲演，那讲稿异常精彩，代表着多年的研究心得，讲完之后即可汇集付印成书。可是在我国情形便不同了，尽管讲者的英语发音够标准，尽管听者的了解程度够标准，但是在一般学校里尚无此种习惯。那天听众希望的是轻松有趣的讲演，至少不是英语的宣读讲稿，所以讲演一开始，后排座的听众便慢慢“开闸”。我勉强听完，但是老实讲我没有听懂他读的是什么。后来这篇讲稿经由当时在北平逗留的郁达夫之手发表在《创造季刊》的第二期上，还是英文的。我读过之后，知道那是通俗性的文章，并没有学术研究的意味，实在不必采用“牛津的方式”。无可置疑的，这一回讲演是失败的，我们都很失望。
我第二次见到志摩是在一九二六年，我刚从美国回来。是年夏，我在北平家里，接到他的一张请柬。
这张请柬很是别致，不是普通宴会的性质，署名的是志摩、小曼，小曼是谁？夏历七月七日，那不是“牛郎会织女”的日子么？打听之后，才知道这是志摩和陆小曼订婚日的宴客。我和志摩本不熟识，我回国后在酬酢中见过几面，在我未回国前曾投寄稿子到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而最重要的一点关系是我们有几位共同的朋友，如闻一多、赵太侔、余上沅，都是先我一年回国，而且与志摩是时常过从的，所以我一回国立刻就和志摩相识。他之所以寄给我一张请柬者以此。
北海有两个好去处，一个是濠濮间，曲折自然，有雅淡之趣，只是游人多了就没意思，另一个是北海董事会，方塘里一泓清水，有亭榭、厅堂，因对外不开放，幽静宜人。那一天，可并不静，衣香钗影，士女如云，好像百八十人的样子。在我这一辈中，我也许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不，有一个比我还小两岁的，那便是叶公超，当时大家都唤他为“小叶”）。在这一集会中我见到许多人，如杨今甫、丁西林、任叔永、陈衡哲、陈西滢、唐有壬、邓以蛰，等等。我忝陪末座，却喝了不少酒。
听人窃窃私议，有人说志摩、小曼真是才子佳人、天作之合，也有人在讥讽，说小曼是有夫之妇，不该撇了她的丈夫王赓（受庆，西点毕业生），再试与有妇之夫的徐志摩结合。我的看法很简单，结婚离婚都仅是当事男女双方之事，与第三者何干？而一般人最喜欢谈论者莫过于别人的婚姻离合，可是其中的实在情形并不见得是大家所熟知的。志摩和小曼的结合，自是他一生中一件大事，其中的曲折、变化、隐情，我根本不太清楚。外面的传说，花样就多了。有些话是无中生有，有些话是事出有因，而经过播讲者加盐加醋的走了原样。现在大家一提起徐志摩，好像立刻就联想到陆小曼。直到如今，志摩已死了二十多年，最近在台北的《联合报》副刊上还看见有关他们的记载：
最近看到几篇关于写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文章，只是都很简略。而小曼的其人其事，实在不是简略概括得了的。现在笔者把个人所知道的事来补充一些，当不至有蛇足之讥。
小曼幼时，异常聪慧活泼。她的父亲陆定，字建三，原籍武进，是前清举人。因其时废除科举，他就东渡日本，入帝国大学攻读，为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他与曹汝霖、袁观澜、穆湘瑶等同班毕业。回国后，由同邑翰林汪洵介绍入度支部供职，先后任参事、赋税司长等二十余年，并参加国民党为党员。小曼生于上海，仅在上海幼稚园读过几年书，到八九岁时，才随了她的母亲到北平依其父度日，可是也没有进什么学校。这时候袁项城专政，严办党人，当风声紧急时，其父还把党证等物带在身上。有一天，他照例到部里去上班，小曼便说：“证章证件，带在身边，恐怕会发生危险；今天还是摘下藏在别的地方罢。”不料这天才出大门，即被警厅传去软禁。到了晚上，并来大批宪警包围寓所，搜索之余，又讯问小曼家中情形。以为在女孩子口中，容易得到真相。不料小曼态度大方，相机应对，自始至终，不露破绽。警方见查不出什么证据，把他押了三五天后即予释放。当时南北各报都谣传陆定已于某日被袁项城枪决了。
小曼十二岁的时候，一天到晚和仆女们嬉戏，父母交代些做的功课，一样也不依。其父气极，便将小曼掴了几下，她也不哭；可是从此便循规蹈矩地读起书来，再不和人家胡扯了。其父见孺子可教，及聘英籍女教员来家，给她教授英文。因为她悟性好，又肯用功，进步之快，真有一日千里之势。到她十五六岁，英文论文、英文信札，已能意到笔随，平时手不释卷，那些名人著作，十九都已读过。同时她兼习法文，因之英法语言都讲得流利到极点。而面目也长得越发清秀端庄，朱唇皓齿，婀娜娉婷，在北平的大家闺秀里，是数一数二的名姝。
这时候北平的外交部常常举行交际舞会，小曼是跳舞能手，假定这天舞池里没有她的倩影，几乎阖座为之不欢。中外男宾，固然为之倾倒，就是中外女宾，好像看见了她也目眩神迷，欲与一言以为快。而她的举措既得体，发言又温柔，仪态万方，无与伦比；所以向她父母亲求婚的，先后不知多少，她父母总是婉言拒绝，不肯把这一颗掌上明珠轻易许人。一九二〇年，有一位美国留学生叫王赓（字受庆），回国不久。王本宦家子，后家道中落，才发奋出国，在美国西点大学毕业，与现在美国总统艾森豪为同班同学。此人学识优长，偶有一次代外交部翻译了几件长篇文件，顿时声誉鹊起，誉为文武全才。小曼之母，认王赓为东床坦腹，虽然王赓年龄长小曼七岁，她偏说这穷小子将来有办法，毫不迟疑地便把小曼许配了他。小曼听从父母之命，闪电与王赓订了婚。所有一切结婚用费，全由小曼的母家担任。从议婚到婚期，不到一个月，便在北平海军联欢社举行婚礼。仪式甚盛，单说女傧相就有九位之多。除曹汝霖、章宗祥、叶恭绰、赵桩年的小姐之外，还有英国小姐两位。中外来宾到场观礼的，足有好几千人，车水马龙，几乎把联欢社的房屋都挤破了。北平的社会，本来十分奢华，妇女衣着用品比上海还来得考究阔绰，所以那些要去吃喜酒的，个个都特定新装，争奇斗胜；而小曼更锦上添花，中西毕备。慢说自己穿的礼服，就是傧相也代定新衣，不知绞尽了多少家时装大师的脑汁，才算勉强称意。即此一端，也就可想见当日的排场了。
可是这位新郎的学问虽然优长，而应付女性却是完全外行，他有这样漂亮太太，还是手不释卷，并不分些工夫去温存一下。他在北大执了教鞭，整日埋头苦干。当局为了给他酬用，不久便发表他做了哈尔滨警察厅长。这虽是王賡平生最得意的时期，而小曼却依然住在北京母家，只是行动之间，已不像婚前拘谨。从前和她相识的，便得了机会，拼命地向她追求，其时，徐志摩便脱颖而出。徐是浙江硖石人，父亲徐申甫，是当地首富，兼在上海经商。志摩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回国后，在北京《晨报》当副刊主笔，颇负文名；与小曼见过几面，老早就拜倒石榴裙下。某一次义务演剧，内有《春香闹学》一阕，志摩饰老学究，小曼饰丫鬟，曲终人散，彼此竟种下情苗。志摩更利用王赓不善奉迎的罅隙，举凡王赓之短，他必续以所长。可恨侯门似海，两人不易见面，屡次干谒，均为门者挡驾。好在钱能通神，每次竟有行赂门公五百元，而谋一晤。丫鬟们又复环侍不去，甚至把进奉的巴黎香水名贵饰物，中途都为彼辈所匿，同时小曼送出去给志摩的情书，也被她们一并没收。小曼又无法启齿，只好在半夜里写好了英文信，乘隙自去投寄。他们的交往几经波折，彼此的热情，已臻不能遏止的程度，不但为小曼父母所知道，且也为王赓略闻了。
有一天，王赓回家忽拔出手枪威胁小曼，要叫她说出这一段事实，小曼表面上当然只有屈服，唯双方感情从此破裂。小曼父母深恐闹出事来，想出先把志摩的交往遮断，遂决定带小曼暂回上海家中小住，乃相率南下。不料火车刚到上海北站，小曼等在这节车厢下车，而志摩亦在另节车厢下车。同行的家人只有面面相觑。后来因小曼过不惯上海的生活，急欲北上。王赓在这一时期，也谋到了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一席，立时要去到差。小曼便跟母亲，又到北平。亲友们已知道她与志摩的关系，都认为与其将来麻烦，倒不如早些离异。而王赓到差未久，亦为小曼逾闲而搞得神魂颠倒，经办的一件军火大事，几乎出了岔子。后虽苟全生命，但已焦头烂额失脸抛官。此人亦有自知之明，他每说“小曼这种人才，与我是齐大非偶的”；所以回到北平，立时与小曼办好离婚手续，并面对志摩说：“我们大家是知识分子，我纵和小曼离了婚，内心并没有什么成见；可是你此后对她务必始终如一，如果你三心两意，给我知道了，我定以激烈手段相对的。”其内心之痛苦，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二八”之役，国军已与日军接触，当局为慎重计，又派王赓到上海视察，他又没有办得好，几乎获罪。到抗战中期，他奉命参加中国派往美国的军事代表团，与熊式辉等联袂赴美途中病殁于开罗。
徐志摩是使君有妇的人，不但有妻，且已有子，他的前妻便是上海银行界鼎鼎大名并在政治舞台上煊赫一时的张嘉璈之妹。但到了此时，也只好狠狠心肠，与前妻仳离。志摩之父气愤之余，从此就吃了长斋，不再过问其事。
志摩各方面安排妥当，即与小曼举行婚礼，并请梁任公为证婚人。梁是志摩的老师，在婚礼进行中，他引经据典地大训大骂，志摩自然听得面红耳赤，就是旁人也觉得不好意思，同时均认为任公在这大庭广众之间发这一套威风未免过火。志摩只好忍着惭怍，亲自趋前，向老师服罪，并觳觫地说：“请您不要再讲下去了，顾全弟子一点面罢。”梁听了这话，大概也觉得讲得过于不堪，以就趁此收煞。只是当天的婚礼状况，比之小曼与王赓婚礼，也不知道冷落了多少倍。好在一对新夫妇本来不过格于大礼，不能不举行这一个仪式，所以婚期一过，立时夫唱妇随地到上海度蜜月。志摩好似舞台上的小丑，凡是小曼所喜欢的，固然唯命是从，就是小曼目使颐令，只要他能力所及，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小曼养尊处优。在北平就是出了名会花钱的小姐，既嫁志摩之后依然不事收敛。志摩只图娇妻心喜，当然也不肯稍有拂逆，向肩膀上负担，不由不一天天地加重起来。不久以后，志摩便在上海光华大学教授英文，同时在法租界花园别墅租好一座精致房屋，接小曼居住。行有余力，又赶写些诗文来换钱，一月所获，至少也有一千多元，而仍不敷日常所需与小曼的挥霍。亲戚朋友都知道他入不敷出，同情他自己节俭，而太太会花钱。在北平的胡适博士，便邀他仍行北上，兼任他事，以增加收入。志摩为争取时间，即买好中国航空公司班机票，以便乘飞机往返。不料竟在济南上空的大雾中误触高山，使这位年仅三十六岁近代数一数二的大诗人与世长辞，这是大家所哀悼的。
小曼在未结婚前，上海已誉为交际花。后随志摩到沪，更是名满江南。当时有些阔太太为募捐赈济而演义务戏，曾亲自登门，请她出来帮忙。首次出演于恩派亚大戏院，小曼先演昆戏中之《思凡》，后与江小鹣、李小虞合演《汾河湾》为大轴。嗣又在卡尔登大戏院演《玉堂春》，并与唐瑛等合演《贩马记》。在上海上流社会中，无分男女，闻小曼之名咸欲一睹颜色以为荣，而且每次义演，尽管有多少位名票在前，也必推她压轴。其实她于平剧一道，并无真实功夫，仅是在北平拾到一点牙慧，既没有拜过师，又没做过票友，这总是因生得漂亮，艳名轰传，先声夺人。唯她喜欢平剧倒是真的，尤喜欢捧坤伶，先后有小兰芬，容丽娟及马艳秋、马艳云姊妹，花翠兰、花玉兰姊妹，姚玉英、姚玉兰姊妹，袁美云、袁汉云姊妹等多人，均受过她的扶掖。其中马艳云、姚玉兰、袁美云，几乎全是她捧红的。她平日泼撒已惯，对于捧角，更是一掷千金，毫无吝啬。
她曾与唐瑛等在上海合资开过云裳服装公司，花样翻新，大多出自小曼的设计。她也喜欢绘事，曾师事贺天键。今日台湾，还有与她曾共砚席、研究丹青的人在。她十几岁时便爱好音乐，其父为她请了一位英国音乐教师，在家中练习了多年，她很聪慧，所以有名乐章，什九都甚娴熟。故在志摩死后，她的胞弟效冰即很诚挚地对她说：“你的品貌、学问、才干、声誉，没一样不出人头地，为什么不贡献给社会？也等于散散心，免得郁郁寡欢。而且知道你的人太多，他们将欢迎之不暇，也不会使你委屈，而你还是名利双收。”小曼听了，只淡淡地答着说：“第一我不喜欢虚荣，第二我不会服侍人家。”盖其时已染有毒嗜，已渐入堕落之途。
王赓病殁开罗后，他还有慈母在堂，王赓之妹，就是游弥坚的太太，因之这位老太太，便依其幼女度日。别的文章上说，志摩与小曼结婚时候，王赓曾在场做伴郎，引为笑话。其实，小曼的半生也就尽够戏剧化的了，如若把她编做电影的脚本，也是老少咸宜的一阕好戏，王赓虽称大度，却还不致在这一出戏中变成丑角的。
此文作者磊庵先生不知是谁，文中所记大致不错，也有些琐节不大正确，例如上海的云裳公司根本与陆小曼无关，那是志摩的前夫人张幼仪女士创设主持的。我无意于此考证此文之疵谬，所以亦不必多赘。不过梁任公先生在证婚时把新郎新娘大骂一顿倒是真有其事，我是从瞿菊农先生处听说的，他说任公先生那天声色俱厉，骂得志摩抬不起头，观礼的人也都为之大窘，其实任公先生事前已得志摩同意，要在大众面前以严师的姿态痛责他一番。“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至于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这些话骂得对，只有梁任公先生可以这样骂他，也只有徐志摩这样一个学生梁任公先生才肯骂。这真是别开生面的一场证婚。
志摩的婚姻问题还不这样简单。他和他的第一位夫人离婚，可是离婚之后还维持着相当好的友谊关系。这位元配张幼仪女士是张君劢、张嘉璈先生的胞妹。我在一九二六年夏天回国在上海访张嘉铸（禹九）先生未遇，听见楼上一位女士吩咐工友的声音：“问清楚是找谁的，若是找八爷的，我来见。”我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位二小姐。她是极有风度的一位少妇，朴实而干练，给人极好的印象。她在上海静安寺路开设云裳公司，这是中国第一个新式的时装公司，好像江小鹣先生在那里帮着设计，营业状况盛极一时，我带着季淑在那里做过一件大衣。在这期间，她住在海格路范园四号，在那里我常看见志摩出出进进，二小姐对他依然是嘘寒问暖，没有任何芥蒂的样子，大家都佩服她的落落大方的态度。她有一个儿子，乳名叫阿欢，学名叫积锴，字如孙，长得和志摩一模一样，长长的脸尖下巴。阿欢现已长大成人，在美国，并且也娶妻生子了，这是我前年听胡适之先生说的。志摩的尊翁好像是一直把张二小姐视为他家的少奶奶，对于陆小曼似乎是抱着一种不承认态度。徐先生有时候也住在范园。志摩死后，张二小姐在上海曾任女子储蓄银行总经理，有一次路过青岛还来看过我。后来她在香港寓居，前几年报载她得她儿子的同意，和一位旅居香港的中医某先生结婚了。凡是认识她的人没有不敬重她的，没有不祝福她的。她没有写过文章，她没做过宣传，她没说过怨怼的话，她沉默地坚强地度过她的岁月，她尽了她的责任，对丈夫的责任，对夫家的责任，对儿子的责任，然后她在自己的晚年寻得一归宿。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令人敬重。
徐志摩，名章垿，以字行，浙江硖石人。初就读于硖石开智学堂，十五岁入杭州府中学，后改名为杭州一中。他在二十岁的时候与张幼仪女士结婚于硖石。翌年入北京大学。
在北京大学，志摩读了两年书，于一九一八年到美国入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在途中志摩撰写了一文致亲友，充分表现了少年志摩的抱负，文曰：
诸先生既祖饯之，复临送之，其惠于摩者至，抑其期于摩者深矣。窃闻之，谋不出几席者，忧隐于眉睫，足不逾闾里者，知拘于蓬蒿。诸先生于志摩之行也，岂不日国难方兴，忧心如捣，室如悬磬，野无青草，嗟尔青年，维国之宝，慎尔所习，以我脑。诚哉，是摩之所以引惕而自励也。传曰：“父母在，不远游。”今弃祖国五万里，违父母之养，入异俗之城，舍安乐而耽劳苦，固未尝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耻德业之不立，遑恤斯须之辛苦，悼邦国之殄瘁，敢恋晨昏之小节，刘子舞剑，良有以也，祖生击楫，岂徒然哉？唯以华夏文物之邦，不能使有志之士左右逢源，至于跋涉间关，乞他人之糟粕，作无憀之妄想，其亦可悲而可恸矣。垂髫之年，辄抵掌慷慨，以破浪乘风为人生至乐。今日出海以来，身之所历，目之所触，皆足悲哭呜咽，不自知涕之何从也，而何有于乐？我国自戊戌政变，渡海求学者，岁积月增，比其返也，与闻国政者有之，置身实业者有之，投闲置散者有之。其上焉者，非无宏才也，或蔽于利。其中焉者，非无积学也，或绌于用。其下焉者，非鲋涸无援，即枉寻直尺。悲夫！是国之宝也，而颠倒错乱若是。岂无志士，曷不急起直追，取法意大利之三杰，而犹徘徊因循，岂待穷途日暮而后奋博浪之椎，效韩安之狙？须知世杰、秀夫不得回珠崖之飓，哥修士哥不获续波兰之祀，所谓青年爱国者何如？尝试论之：夫读书至于感怀国难，决然远迈，方其浮海而东也，岂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及其足履目击，动魄刿心，未尝不握拳呼天，油然发其爱国之忱。其竟学而归，又未尝不思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虽然，我徒见其初而已，得志而后，能毋徇私营利，犯天下之大不韪者鲜为国宝者，咻咻乎不举其国而售之不止。即有一二英俊不诎之士，号呼奔走，而大厦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且社会道德日益滔滔，庸庸者流引鸩自绝，而莫之止，虽欲不死得乎？窃以是窥其隐矣。游学生之不竟，何以故？以其内无所确持，外无所信约。人非生而知之，固将困而学之也。内无所持，故怯，故蔽，故易诱；外无所约，故贪，故谲，故披猖。怯则畏难而耽安，蔽则蒙利而蔑义，易诱则天真日汨，嗜欲日深，腐于内则溃其皮，丧其本，斯败其行。贪以求，谲以忮，放行无忌，万恶骈生，得志则祸天下，委伏则乱乡党，如水就下，不得其道则泛滥横溢，势也，不可得而御也。如之何则可，曰：“疏其源，导其流，而水为民利矣。”我故曰：“必内有所确持，外有所信约者，此疏导之法也。”庄生曰：“内外犍。”朱子曰：“内外交养。”皆是术也。确持奈何？言致其诚，习其勤，言诚自不欺，言动自夙兴，庄敬笃励，意趣神明，志足以自固，识足以自察，恒足以自立。若是乎，金石可穿，鬼神可格，物虽欲厉之，容可得乎！信约奈何？人之生地，必有严师友督饬之，而后能规化于善。圣人忧民生之无度也，为之礼乐以范之，伦常以约之。方今沧海横流之际，固非一二人之力可能排奡砥柱，必也集同志，严誓约，明气节，革弊俗，积之深，而后发之大，众志成城，而后可以有为于天下。若是乎，虽欲为不善，而势有所不能，而况益之以内养之功，光明灿烂，蔚为世表，贤者尽其才，而不肖者止于无咎，拨乾反正，雪耻振威，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或曰：“子言之易欤，行子之大者有之而未成也，奈何？”然则必其持之未确也，约之未信也，偏于内则俭，鹜于外则紊，世有英彦，必证吾言。况今日之世，内忧外患，志士贲兴，所谓时势造英雄也。时乎时乎，国运以苟延也今日，作波韩之续也今日，而今日之事，吾属青年实负其责，勿以地大物博妄自夸诞，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夫朝野之醉生梦死，固足自亡绝，而况他人之鱼肉我耶？志摩满怀凄怆，不觉其言之冗而气之激，瞻彼弁髦，惄如捣兮，有不得一吐其愚以商榷于我诸先进之前也。摩少鄙，不知世界之大，感社会之恶流，几何不丧其所操，而入醉生梦死之途，此其自为悲怜不暇，故益自奋勉，将悃悃愊幅，致其忠诚，以践今日之言。幸而有成，亦所以答诸先生期望之心于万一也。
八月三十一日，徐志摩在太平洋舟中记。
这是少年徐志摩初出国门时的心情！爱国之心溢于言表，在文章上、在思想上都可以看出梁任公先生的影响。这时候志摩是刚刚拜在任公先生门下，他对任公先生是极为崇拜的。老实讲，那一时代的青年，谁又不崇拜任公先生？我把这一篇文章全部引录在此，因为这是青年徐志摩的最好的一幅自画像，而一般谈论徐志摩的人往往忽略了这一段。
志摩的原籍浙江硖石，是一个镇，在沪杭铁路线上。我每次乘车经过那里，只看见车站的背景有一段矮矮的乱石堆砌的山，似乎没有什么风景。我曾想，诗人从小居留的地方一定也有异于寻常的特点。“怪底诗思清澈骨，门对寒流雪满山。”好像是咏叹岑嘉州的句子，志摩的生身地谅必也风景不恶。我曾屡次对志摩提议，什么时得便陪我们到硖石一游，他很欣然应诺，但是始终没有实践诺言。志摩是个慷慨好客的人，我们大家都忙，如果催他一下，他一定会约我们去小作勾留，也许那地方无甚可观，所以就提不起兴趣。《志摩日记》第一三七页有这样一段：
首次在沪杭道上看见黄熟的稻田与错落的村舍，在一碧无际的天空下静着，不由地思想上感着一种解放：何妨赤了足，做个乡下人去，我自己想。但这暂时是做不到的，将来也许真有“退隐”的那一天。现在重要的事情是，前面说过的养字，对人对己的尽职，我身体也不见佳，像这样下去决没有余力可以做事，我着实有了觉悟，此去乡下，我想找点儿事做。我家后面那园，现在糟得不堪，我想去收拾它，好在有老高与家麟帮忙，每天花它至少两个钟头，不是自己动手就督饬他们干净那块地，爱种什么就种什么，明年春天可以看自己手种的花，明年秋天也许可以吃到自己手植的果，那不有意思？
家后面还有偌大的园，想来是一个颇为富有的大宅子。志摩是希望将来有一天“退隐”到家园里来，写这日记时不过是偶然兴起“田园将芜”之思罢了。
志摩的尊君申如先生，我曾见过几次。记得有一天，志摩告诉我：“喂，实秋，望平街一家素菜馆的‘翡翠饭’可真好吃，明天午间我请你去尝一尝。”我第二天去了。
遇见徐老先生，在座的有张家的几位先生小姐。徐先生胖胖的一位老者，头上没有几根发，花白色的，下巴也是很大，浑身肌肉有些松懈，尤其是腹部有些下垂，是典型的一位旧式的商业中人。好像他是茹素的。据说他在上海开设着票庄银号，在营业上颇为成功。
一个人的性格品质以及在行为上的作风，与他的出身和门第是有相当关系的。例如，我们另外有一位朋友，风流潇洒，聪颖过人，受过最好的西方教育，英文造诣特佳，照理讲他应该能成为一个有成就的学者或文人，但是他爱慕的是虚荣和享受，一心地想要猎官，尤其是外交官，后来虽然如愿以偿，可是终归一蹶不振，蹭蹬无闻。据有资格批评他的一个人说，这一部分应该归咎于他的家世，良好的教育未能改变他的庸俗的品质。他家在一个巨埠开设着一爿老牌的酱园。我不相信一个人的家世必能规范他的人格，但是我也不能否认家庭环境与气氛对一个人的若干影响。志摩出自一个富裕的商人之家，没有受过现实的生活的煎熬，一方面可说是他的幸运，因为他无需为稻粱谋，他可以充分地把时间用在他所要致力的事情上去，另一方面也可说是不幸，因为他容易忽略生活的现实面，对于人世的艰难困苦不易有直接深刻的体验。《志摩日记》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一日有这样的一段：
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度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倾倒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楼，殊不话谈，适之虽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而主客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含笑睇视，不识何意。经农竟噤不吐一字，实亦无从启端。五时半辞出，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居亦稍整洁，谈话亦较融洽。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以狂叛自居。
创造社等人的生活状况，和志摩的真是一个强烈的对比。这湫隘的住处，我也在一九二一年左右去过。民厚里是在哈同路，有民厚南里民厚北里，里内支弄甚多，纵横通达，一律是一楼一底房，是上海标准的上等贫民窟，的确是很难寻觅其门。我记得有一年暑假，我初访其处，那情形和志摩所描写的一模一样，只是创造社的几位作者均在，坚留午餐，一日妇曳花布和服，捧上一巨盆菜，内容是辣椒炒黄豆芽，真正是食无兼味，当天晚上以宴我为名到四马路会宾楼狂吃豪饮，宾主尽醉，照例地由泰东书局的老板赵南公付账。困苦的生活所培养出来的一股“狂叛”的精神，是很可惋惜的，但是席丰履厚的生活所育煦出来的那种对“梦想的神圣境界”之追求，又何曾是健全的态度？二者都是极端，所以我说成一强烈的对比。
有人说志摩是纨绔子，我觉得这是不公道的。他专门学的学科最初是社会学，有人说后来他在英国学的是经济，无论如何，他在国文、英文方面的根底是很结实的。他对国学有很丰富的知识，旧书似乎读过不少，他行文时之典雅丰瞻即是明证。他读西方文学作品，在文字的了解方面没有问题，口说亦能达意。在语言文字方面能有如此把握，这说明他是下过功夫的。一个纨绔子能做得到么？志摩在几年之内发表了那么多的著作，有诗，有小说，有散文，有戏剧，有翻译，没有一种形式他没尝试过，没有一回尝试他没有出众的表现。这样辛勤的写作，一个纨绔子能做得到么？志摩的生活态度，浪漫而不颓废。他喜欢唱酒，颇能豁拳，而从没有醉过；他喜欢抽烟，有方便的烟枪烟膏，而他没有成为瘾君子；他喜欢年青的女人，有时也跳舞，有时也涉足花丛，但是他没有在这里面沉溺。游山逛水是他的嗜好。他的友朋大部分是一时俊彦，他谈论的常是人生哲理或生活艺术。他给梁任公先生做门生，与胡适之先生为腻友，为泰戈尔做通译，一个纨绔子能做得到么？总之，平心而论，他的优裕的家境并不曾糟蹋了他，相反的，他的文学上的成就，倒可以说是一部分得力于他的家境。至于他的整个思想的趋势是否健全，他的为人态度是否严肃，那是另一问题了。
我数十年来奔走四方，遇见的人也不算少，但是还没见到一个比徐志摩更讨人欢喜。讨人欢喜不是一件容易事，须要出之自然，不是勉强造作出来的。必其人本身充实，有丰富的情感，有活泼的头脑，有敏锐的机智，有广泛的兴趣，有洋溢的生气，然后才能容光焕发，脚步矫健，然后才能引起别人的一团高兴。志摩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一九二七年春，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南京。当时局势很乱，我和季淑方在新婚，匆匆由南京逃到上海。偕行的是余上沅夫妇。同时北平学界的朋友们因为环境的关系纷纷离开故都。上海成为比较最安定的地方，很多人都集中在这地方。“新月书店”便是在这情形下在上海成立的。“新月社”原是在北平创立的，是一种俱乐部的性质，是由一批银行界的开明人士及一些文人共同组织的，志摩当然是其中的主要分子，“新月”二字便是由泰戈尔诗集《新月集》套下来的。上海的《新月》书店和北平新月社，没有正式关联。新月书店的成立，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邀集股本不过两千元左右，大股一百元，小股五十元，在环龙路环龙别墅租下一幢房屋。余上沅夫妇正苦无处居住，便住在楼上，名义是新月书店经理，楼下营业发行。当时主要业务是发刊《新月》杂志。参加业务的股东有胡适之先生、志摩、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刘英士、罗努生、闻一多、饶子离、张禹九和我。胡先生当然是新月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我们这一群人，并无严密组织，亦无任何野心，只是一时际会，大家都多少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不期然而然地聚集在一起而已。后来业务发展，便在西马路租下了铺面，正式经营出版业务，以张禹九为经理，我任编辑。
志摩的人缘好极了。胡适之先生在他死后为文纪念说：“这十几天里，常有朋友到家里来，谈起来常常有人痛哭。在别处痛哭他的，一定还不少。志摩所以能使朋友这样哀念他，只因为他为人整个的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叶公超先生说：“他对于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陈通伯先生说：“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黏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黏着性。他是和事佬，他有无穷的同情，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他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这几位先生的见证都是非常恰当的。
我记得，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之际，我们常于每星期六晚在胡适之先生极斯菲尔路寓所聚餐。胡先生也是一个生龙活虎一般的人，但于和蔼中寓有严肃，真正一团和气使四座并欢的是志摩。他有时迟到，举座奄奄无生气，他一赶到，像一阵旋风卷来，横扫四座，又像是一把火炬把每个人的心都点燃，他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至不济也要在这个的肩上拍一下，那一个的脸上摸一把，不是腋下夹着一卷有趣的书报，便是袋里藏着一扎有趣的信札，传示四座，弄得大家都欢喜不置。他的这种讨人欢喜的风度常使我忆起《世说新语》里所记载的王导：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惟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座并欢。
照顾宾客，使无一人向隅，这是精力充沛的表现。怪不得志摩到处受人欢迎。志摩有六朝人的潇洒，而无其怪诞。
《新月》杂志初办时，志摩过于热心，有时不免在手续上不大讲究，令人觉得他是在独断独行，颇引起一部分同人不满。其实他是毫无成见的。日子久了，接触多了，彼此之间的冰冷与误会都被他的热情给融化了。新月同仁一直和谐无间，从没有起过什么争执，一直到后来大家都离开上海以至无疾而终，大部分要归功于志摩的发生“连索”效用。
有一天志摩到我的霞飞路寓所来看我，看到桌上有散乱的围棋残局，便要求和我对弈。他的棋力比我高，下子飞快，撒豆成兵一般，常使我穷于应付，下至中盘，大势已定，他便托故离席，不计胜负。我不能不佩服他的雅量。他很少下棋，但以他的天资，我想他很容易成为此道中的高手。至少他的风度好。
志摩好动，他闲不得。有一天已夜晚十一时许，他乘兴来看我。只见门外的百叶长窗虚掩着，灯光自隙间外露，他想吓我一跳，突然把门拉开，大叫一声，拔腿便跑。据他说原来是他看到了有两个不相识的年青人（一男一女）从一只单人沙发上受惊跃起。这时候我早已在楼上睡了。受惊的是楼下的一对，但是更受惊的该是志摩自己。他心头突突跳，信步走到我家附近的另一位单身朋友家。他从后门闪入，径自登楼，一看寝室里黑黝黝，心想这家伙睡了，来吓他一下，顺手把门框上电灯开关一拧，不觉又失声大叫，原来床上不仅是一个人在睡。这一惊非同小可，踉跄下楼，一口气跑回家，乖乖地自己去睡了。这件事他从未对外声张，只是事后悄悄地告诉了我，他说：“以后我再也不敢在黑夜闯进人家去了。”我叙述这一件故事，以见其人之风趣的一斑。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志摩欧游前一日给林语堂先生写白居易《新丰折臂翁》。林先生于一九三六年正月十三日跋云：“志摩，情才，亦一奇才也，以诗著，更以散文著。吾于白话诗念不下去，独于志摩诗念得下去。其散文尤奇，运句措辞，得力于传奇，而参任西洋语句，了无痕迹。然知之者皆谓其人尤奇。志摩与余善，亦与人无不善，其说话爽，多出于狂叫暴跳之间，乍愁乍喜，愁则天崩地裂，喜则叱咤风云，自为天地自如。不但目之所痛，且耳之所过，皆非真物之状，而志摩心中之所幻想之状而已。故此人尚游，疑神、疑鬼，尝闻黄莺惊跳起来，曰：‘此雪莱之夜莺也。’”志摩的字颇娟秀，有时酷似郑孝胥。林语堂先生的描写亦颇传神。凡知志摩者，盖无不有一深刻之印象。
徐志摩是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
胡适之先生对于徐志摩的总评是不错的。胡先生说：“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不过，“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的“单纯信仰”，如果真正地恰如其分地加以解释，其内容并不简单。所谓爱，那是广大无边的，耶稣上十字架是为了爱，圣佛兰亚斯对鸟说教也是为了爱，中古骑士为他的情人而赴汤蹈火也是为了爱。爱的对象、方式、意义，可能有许多的分别。至于自由，最高贵的莫过于内心的选择的意志自由，最普通的是免于束缚的生活上的自由，放浪形骸之外而高呼“礼教岂为我辈设哉”！那也是企求自由。讲到美，一只匀称的希腊古瓶是美，蒙娜丽莎的微笑也是美，山谷间刈谷者的歌唱是美，平原上拾穗者的佝偻着的身子也是美，乃至于一个字的声音，一朵花的姿态，一滴露水的闪亮，无一不是美。“爱、自由、美”所包括的东西太多，内涵太富，意义太复杂，所以也可说是太隐晦太含糊，令人捉摸不定。志摩的单纯信仰，据我看，不是“爱、自由与美”三个理想，而是“爱、自由与美”三个条件混合在一起的一个理想，而这一个理想的实现便是对于一个美妇人的追求。不要误会，以为我是指志摩为沉溺于“诗、酒、妇人”的颓废派，不，任谁也可以看出志摩不是颓废的享受者。他喜欢享受，可是谁又不喜欢享受？志摩在实际生活上的享受是正常的，并不超越常轨，也不逸出他的身份。他于享受之外，还要求一点点什么，无以名之，名之为“理想”。那理想究竟是什么，能不能一加分析呢？志摩曾把自己一剖再剖，但始终没有剖析到他自己所那样珍视的理想。我们客观地看，无所文饰，亦无所顾忌，志摩的理想实际即等于是与他所爱的一个美貌女子自由的结合。
和一个心爱的美貌女子自由地结合，乃是一个最平凡的希望，随便哪一个男子都有这样的想头。择偶、结婚、传宗接代，这是最平凡的事。但是，如果像志摩那样把这种追求与结合视为“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那样的夸张，可就不平凡了。志摩的单纯信仰，换个说法，即是“浪漫的爱”。
浪漫的爱，有一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爱永远处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步，永远存在于追求的状态中，永远被视为一种极圣洁极高贵极虚无缥缈的东西。一旦接触实际，真个的与这样一个心爱的美貌女子自由结合，幻想立刻破灭。原来的爱变成了恨，原来的自由变成了束缚，于是从头来再开始追求心目中的“爱、自由与美”。这样周而复始地两次三番演下去，以至于死。在西洋浪漫派的文学家里，有不少这种“浪漫的爱”的实例。雪莱、拜伦、朋士（Burns），乃至卢梭，都是一生追逐理想的爱的生活，而终于不可得。他们爱的不是某一个女人，他们爱的是他们自己内心中的理想。这样的人在英文叫作nympholept，勉强译作“狂想者”。
梁任公先生真不愧为一个目光如炬的稳健的思想家。他于志摩、小曼结婚典礼中致严厉的训词，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在事前对于志摩已有诚挚的警告，他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日致函志摩：
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
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
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
任公先生的话是对的。事实证明他不幸而言中。但当时对于浪漫的爱之追求者，是听不入耳的。志摩的回答是：“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灵魂”之为物，本来就玄妙，再要找“灵魂之伴侣”，岂不难上加难？我们自然佩服志摩之真诚与勇气，但是我们亦不能轻易表示同情于一个人之追求镜花水月。一个人要有理想以为生活之鹄的，但是那理想需要慎加分析，是否在现实的世界里有实现之可能。把自己的生命和前途，寄托在对“爱、自由、美”的追求上，而“爱、自由、美”又由一个美貌女子来作为象征，无论如何是极不妥当的一种人生观。
若说志摩之憧憬自由仅限于爱情方面，显然是不合事实的。像一切浪漫主义者一样，志摩向往一切方式的自由。下面这一段话是他最好的自白：
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这地面上爬着够多厌烦，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哪个心里不成天千百遍地这么想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里滚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回陆地。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
的确是，想飞是人人有的愿望。我小时候常做梦，一做梦就是飞，一跺脚就离地一尺多高，再一扑通就过墙了，然后自由翱翔在天空里，非常适意。有时在梦里飞不起来，飞到三四尺高就掉下来，怎样挣扎也不中用，第二天早晨醒来便头痛欲裂。这样想飞的梦，我足足做了有十年八年之久。虽说这只限于梦，虽说这只是潜意识的活动，但也影响到我的思想。我译过巴利的《潘彼得》，是一部童话，也是只有成年人才能充分赏识的童话，里面的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潘彼得，真是令每一个成年人羡煞而又愧煞的角色！这一部《潘彼得》撩起了我对童年和纯洁天真的向往。其实哪一个人在人生的坎坷的路途上不有过颠踬？哪一个不再憧憬那神圣的自由的快乐的境界？不过人生的路途就是这个样子，抱怨没有用，逃避不可能，想飞也只是一个梦想。人生是现实的，现实的人生还需要现实的方法去处理。偶然做个白昼梦，想入非非，任想象去驰骋，获得一时的慰安，当然亦无不可，但是这究竟只是一时有效的镇定剂，可以暂时止痛，但不根本治疗。人生的路途，多少年来就这样地践踏出来了，人人都循着这路途走，你说它是蔷薇之路也好，你说它是荆棘之路也好，反正你得乖乖地把它走完。所以，想飞的念头尽管有，可是认真不得。如果真以为诗是有翅膀的，能把诗人带起到天空，海阔天空地俯瞰这乌烟瘴气的人世间，而且能长久地凭虚御空，逍遥于昊天之上。其结果一定是飞得越高，跌得越重，血淋淋地跌在人生现实的荆棘之上，像徐志摩那样！这也是一切浪漫诗人的公式，不独志摩为然。
梁任公先生说过，人生最快乐的事莫过把应尽的责任尽完。他揭橥“责任”二字为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此事一毕，了无遗憾，真是一个最稳健的看法。浪漫主义者的看法，恰恰与此相反。伯朗宁有一首小诗，名为《至善之境》（SummumBonum），他说：
真理，比宝石还光亮，
信任，比珍珠还纯洁——
宇宙间最光亮最纯洁的信任——我认为
全存在于一个女人的亲吻里。
把一个女人的亲吻放在一切伦理价值之上，实在是一个最大胆的浪漫的夸张！志摩日记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记载着：“须知真爱不是罪（就怕爱不真，做到真的绝对义才做到爱字）。在必要时我们得以身殉，与烈士们爱国、宗教家殉道，同是一个意思。”“同是一个意思”，也许是的，但是在伦理价值上能等量齐观么？
浪漫的梦经不起现实的打击。志摩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并且不是一个没有胆量认错的人，所以他很快地承认了他的失败。胡适之先生曾指出下面一首《生活》的诗为他自承失败的证据：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这几行诗是纪实的，志摩临死前几年的生活确是濒临腐烂的边缘，不是一个敏感的诗人所能忍受的，所以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上海跑到北平。谁又想得到希望有“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的人，竟根本丧掉了生命，永远不能得到机会呢？
志摩的作品，最大的成就是在新诗方面。他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是他自己印的，中华书局出版，连史纸，中式线装，仿宋体的字，古色古香。以后几部诗集，《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都是在上海新月书店印的。《志摩的诗》最先出，也是比较最弱的，以后的作品渐臻于成熟之境。
志摩有天生的诗人的气质。他对于生活的兴趣异常浓厚，他看见什么东西都觉得有意思，所以他的诗取材甚广。他爱都市，也爱乡野，喜欢享受物质文明，也喜欢徜徉于山水之间，他描写丑陋的。他常常留连在象牙之塔里，但是对社会政治也偶然有正义的流露。这是最好的诗人气质，能这样才能充实，“充实之谓美”。
志摩的诗之异于他人者，在于他的丰富的情感之中带着一股不可抵拒的“媚”。这妩媚，不可形容，你不会觉不到，它直诉诸你的灵府。从表面上看，这妩媚的来源可能是他的文字运用之巧妙。陆小曼说：“他的诗比一般的来得俏皮，真是像活的一样，字用得特别美，神仙似的句子，叫人看了神往，忘却人间有烟火气。”这话是对的，我还嫌不够。志摩的诗是他整个人格的表现，他把全副精神都注入了一行行的诗句里，所以我们觉得在他诗的字里行间有一个生龙活虎的人在跳动，他的音容、声调、呼吸，都历历如在目前。他的诗不是冷冰冰的雕凿过的大理石，是有情感的热烘烘的曼妙的音乐。他平常说话就是惯用亲昵的热情的腔调，所以笔底下也是一派撩人的妩媚。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阴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一首诗是许多人所欣赏的。我的一位美国朋友Mr.Edward Connynham最近曾把此诗译为英文如下：
Quietly I leave,
Just as I quietly came;
I quietly wave,
Saying goodby to the bright clouds of the western sky.
The river banks golden willows,
Like brides in a setting sun;
Beautiful shadows in bright waves,
Waving in my heart.
The soft mud's green grasses,
Bright green, waving on the river bottom;
Would I were a blade of water grass,
In the river Cam's gentle waves.
That lake under the elm shadow,
Not a clear fountain but a rainbow in heaven,
Twisted into floating weeds,
Precipitating rainbow dreams.
Dream searching? Push a long boat pole,
Upstream towards green grass and an even greener place,
A boat filled with starlight,
Let loose a song midst pointed starlight.
But I cannot sing,
It is quiet like a parting Hsiao;
The Summer insects are also quiet for me,
Cambridge tonight is silent.
Quietly I leave,
Just as I quietly came;
My sleeves are waving,
Not taking away a single cloud.
志摩的诗之另一特点是，在白话中夹杂着不少文言的词藻。姑以大家习知的《康桥再会吧》一诗为例，里面就有这样多的字眼：“浪迹”“渺茫明灭”“理惬归家”“枉费无补”“钧天妙乐”“燕子归来”“新秋凉绪”“纡道西回”“星明有福”“素愿竟酬”“爬梳洗涤”“沐日月光辉”“哺啜古今不朽”“鱼跃虫嗤”“长垣短堞”“黛薄荼青”“轻柔暝色”“垂柳婆娑”“寸芥残垣”“临行怫怫”“谠言”，等等。有人也许以为这是毛病，白话诗里何以要羼入这样多的文言词藻？我倒不这样想。我以为，中国人以中国文字写诗，不可能完全摒弃前人留下的美妙的词藻。白话诗和文言的旧诗，不可能有个一刀两断的分界线。须知白话里面也有成色之分，“引车卖浆”之流有他们的白话，缙绅大夫也有他们的白话。各人教育程度不同，所使用的白话就有不同的词藻。我并不要在其间强分优劣。有时候使用粗浅的口语颇能传神，有时候要使用较雅驯的词句方能适当地表达意境。诗人手段高强，便能推陈出新，他有摭取文言词藻的自由。一味地使用粗浅的口语，并不一定就是成功的作品的保证。志摩使用文言词藻，我们不嫌其陈腐，因为他善于运用，他的国文有根底，有那么多的词藻供他驱使，新词旧语，无往不宜。当然，他也有很多诗篇，完全是使用较浅近的口语的。
有一首诗我特别喜欢，我曾在这首诗初在《新月》发表时告诉志摩，他表示惊讶，也许是因为他自以为这不是得意之作，这首诗题目是《这年头活着不易》：
昨天我冒着大雨到烟霞岭下访桂；
南高峰在烟霞中不见，
在一家松茅铺的屋檐前
我停步，问一个村姑今年
翁家山的桂花有没有去年开的媚。
那村姑先对着我身上细细地端详：
活像只羽毛浸瘪了的鸟，
我心想，她定觉得蹊跷，
在这大雨天单身走远道，
倒来没来头的问桂花今年香不香。
“客人，你运气不好，来得太迟又太早；
这里就是有名的满家弄，
往年这时候到处香得凶，
这几天连绵的雨，外加风，
弄得这稀糟，今年的早桂就算完了。”
果然这桂子林也不能给我点子欢喜：
枝上只见焦萎的细蕊，
看着凄惨，唉，无妄的灾！
为什么这到处是憔悴？
这年头活着不易！这年头活着不易！
据志摩讲，他到满家弄访桂，原意是希望在那漫山的桂林当中拣一个路边的茶座坐下，吃一碗新鲜桂花煮的新鲜栗子汤，——闷热的、喷香的、甜滋滋的栗子汤！没想到扑个空，感而赋此。感觉是人生凋敝，世事纷纭，真可说是“人犹如此，木何以堪”了。这首诗末尾带着一点子悲观气味，容易令人联想起哈代（Thomas Hardy）的特有的作风，就是诗的形式和那平易的语调，也都颇似哈代。是的，志摩受哈代的影响很大，他曾在英国访问过这位诗翁，也曾译过他的若干首短诗。哈代的小诗常常是一个小小的情节，平平淡淡，在结尾处缀上一个悲观的讽刺。这是哈代的独特的作风，志摩颇能得其神韵。志摩说“老头难得让他的思想往光亮处转”，即是指哈代的悲观。《新月》月刊第一期，有志摩介绍哈代的文章及译哈代诗。
另一个人多少影响到志摩的诗，是泰戈尔。这一个老人是印度人，爱和平，爱山水，带着宗教的神秘的气息，于第一次大战后大家诅咒西方物质文明声中，卓然成为一个角色。他在一九二四年四月里到中国来，到各处讲演，颇极一时之盛，尤其是在北平天坛开的欢迎会。当时曾有人做如下之记载：
林小姐（徽因）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泰戈尔的英语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琮琮可听。（吴咏《天坛史话》）
泰戈尔的思想在中国没有留下影响，在文学方面他的散文诗以及自由诗之类倒是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志摩的第一部诗集里面有若干首或者是受泰戈尔影响的。不过，新月社的命名，无疑的是由泰戈尔的诗集的暗示。志摩在上海的寓所三楼亭子间有一精舍，屋里没有桌椅，只是地上铺着厚厚的毯子，有几个软靠枕，据说这是印度式，进门即可随意在地上翻滚，别有情趣。这也许是受泰戈尔的影响罢？
志摩死了，至今没有人给他编印全集，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陆小曼在《志摩日记·序》里说：
十年前当我同家璧一起在收集他的文稿准备编印全集时，有一次我在梦中好像见到他，他便叫我不要太高兴，全集决不是像你想象般容易出版的，不等九年十年决不会实现。我醒后，真不信他的话，我屈指算来，全集一定会在几个月内出书。谁知后来固（果）然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一年一年地过去，到今年整整的十年了，他到五十了，全集还是没有影儿，叫我说什么？怪谁？怨谁？
这是一九四七年写的。至今又已十多年了，全集还没影儿！小曼所说到的“意想不到的打击”，我们不知究何所指。已出版的作品编印为全集，应该没有什么困难。未刊行的作品以及书信之类的搜集，可能有困难，但这困难似乎应该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道理。况且全集不一定要“全”，以后还可陆续地补。这“意想不到的打击”究竟是什么呢？何以小曼要发出“怨谁？怪谁？”的感叹呢？听说，志摩有一大堆文字在林徽因手里，又有一大堆在另外一位手里，两方面都拒不肯交出，因此“全集”的事延搁下来。我不知道这传说是否正确。总之，志摩全集没有印出来，凡是他的朋友都有一份责任。
台北坊间出现的《志摩诗文选集》一共十一册，割裂凌乱，一部分影印的尚无错误，一部分新排的则错误太多，最不可原谅的是任意编排而冠以新的书名，每册有编者写的甚不高明的序文，尤为可厌。
我这一篇小文，既不是传记，也不是评论，只是一篇拉杂的回忆而已。
《徐志摩年谱》里录了若干悼志摩的挽联，一并录后：
考史诗所载，沈湘捉月，文人横死，各有伤心。尔本超然，岂期邂逅罡风，亦遭惨劫！
自襁褓以来，求学从师，夫妇保持，最怜独子。母今逝矣，忍使凄凉老父，重赋招魂？
——徐申如
万里快鹏飞，独憾翳云遂失路；
一朝惊鹤化，我怜弱息去招魂。
——张幼仪
红妆齐下泪，青鬓早成名，最怜落拓奇才，遗爱新诗双不朽；
小别竟千秋，高谈犹昨日，凭吊飘零词客，天荒地老独飞还。
——杨杏佛（铨）
太息浮生同落叶，
本来才调是飞仙。
——郑午昌（昶）
新诗传宇宙，竟尔乘风归去，同学同庚，老友如君先宿草；
华表托精灵，何当化鹤重来，一生一死，深闺有妇赋招魂。
两卷新诗，廿年旧友，相逢同时天涯，只为佳人难再得；
一声河满，九点齐烟，化鹤重归华表，应愁高处不胜寒。
——郁达夫
有志竟成，藉甚声名蜚北海；
斯文将丧，褒然冠冕毁南州。
——朱丹九（起凤）
归神于九霄之间，直看噫籁成诗，更忆招花微花貌；
北来无三日不见，已诺为余编剧，谁怜推枕失声时。
——梅兰芳
独创新吟，奇死亦饶诗意；
雄飞失坠，阴霾竟葬青年。
——汪亚尘
粉碎向虚空，昆山真惊成并尽；
文章憎命达，云鹏应悔不高飞。
——叶恭绰
器利国滋昏，事同无定河边；
虾种横行，壮志奈何齐粉化。
文章交有道，忆到南皮宴上；
龙头先去，新诗至竟结缘难。
——章士钊
豪情跌宕，文采风流，新月新诗广陵散；
逸兴遄飞，黄泉碧落，奇人奇死破天荒。
——钱新之（永铭）
叹君风度比行云，来也飘飘，去也飘飘；
嗟我哀歌吊诗魂，风何凄凄，雨何凄凄。
——李惟建 黄庐隐
继往开来，卷帙永留人世；
瞻前顾后，诗魂常绕泰山。
——何家槐
数年相知，情同手足；
刹那惨别，痛彻肺腑！
——张欣海
温柔诚挚，乃朋友中朋友；
纯洁天真，是诗人中诗人。
——韩湘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