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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做斗争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中医学的学科属性是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主体，与人文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相交融的医学知识体系。中医学是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为哲学基础，以脏腑经络和精气血津液等理论为生理病理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从古至今，中医学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为维护人类的健康和防治疾病做出了巨大贡献。
先秦至汉末是中医学的形成时期。医学起源于人类维持生存和生产劳动中的医疗实践。从远古到春秋时期是中医学的经验积累由低到高、由个别到一般的时期。此时的中医学还没有形成体系，但是古代长期的医疗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古代科学的发展，如天文、历法、气象、农业等多学科知识对中医学的渗透和影响，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如自然观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古代医家把零散的医疗经验，通过归纳总结和分析研究，形成理性认识，构建中医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哲学基础。从战国到汉代，古代医家通过对医药经验的总结提升，形成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其标志是《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四部经典著作的相继问世。
1.《黄帝内经》 简称《内经》，约成书于春秋战国至汉末，分《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收集医学论文162篇，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防治和养生等问题。其内容包括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针灸和汤液治疗等方面。该书在阐述医理的同时，还对当时哲学领域里一系列重要思想，如阴阳、五行、气、天人关系和形神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2.《黄帝八十一难经》 亦称《难经》，成书于汉代，托名秦越人所作。本书以问答形式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等问题，特别是在脉诊和针灸治疗等方面较《内经》更为详细。全书共提出81个问题，故全称《黄帝八十一难经》，进一步完善了《内经》的理论体系。
3.《伤寒杂病论》 为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是中医学第一部辨证论治专著，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宋代林亿等整理出版时，将其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伤寒论》确立了六经辨证体系，全面阐释了外感病的发病原因、临床表现、诊断和预后康复等。《金匮要略》以脏腑病机理论对内伤杂病进行证候分类，详细论述了中医内科、妇科等40多种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方药等。《伤寒杂病论》创造性地融理、法、方、药于一体，被誉为“方书之祖”，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神农本草经》 约成书于汉魏，托名神农所作，是中医学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全书收载药物365味，分上、中、下三品，并以寒、热、温、凉分四性，酸、苦、甘、辛、咸分五味。该书为后世中药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中医学理论体系确立之后，后世医家结合临床医疗实践，从不同角度发展了中医学理论。
1.魏、晋、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丰富的医疗实践使中医学逐渐充实和系统化。晋代王叔和著《脉经》，是第一部脉学专著。书中提出浮、洪、滑、数、紧等24部脉的脉象形体和主病，提倡“寸口诊法”，提出了左右手的寸、关、尺三部与脏腑的相应关系，如左寸主心与小肠、左关主肝胆、右寸主肺与大肠、右关主脾胃、左右尺主肾与膀胱等，发展了脉学理论。晋代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是第一部针灸学专著，发展了经络、腧穴和针灸治疗的方法和理论。隋代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是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唐代孙思邈著《千金要方》，是中医学最早的百科全书，详述方剂分类及处方适应证，发展了脏腑辨证理论，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和系统化，并提出了“大医精诚”的医德标准。在中药学方面，唐代苏敬等主持编写的《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收载国产和外来药物844种，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为我国和世界医药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在方剂学方面，如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等，汇集了历代名方和一些海外传来的方剂，使汉唐的许多名方得以传世，是现代研究唐以前方剂的重要资料。
2.宋、金、元时期 该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中医学流派的形成，并推动了中医学理论的发展，中药学、方剂学不断发展、完善。在宋代，陈无择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提出三因学说；钱乙著《小儿药证直诀》，发展了脏腑辨证理论；唐慎微编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后世简称《证类本草》，载药1748种；著名的方书有《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前者载方16834首，后者载方近两万首，集宋以前之大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载方788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编制的成药药典；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严用和的《济生方》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都有一定影响。金元时期，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药方论》虽只论述了20首伤寒方，但却是第一部专门剖析方剂理论的专著，开方论之先河；刘完素著《素问玄机原病式》，阐发《内经》病机理论及运气学说，认为百病多因于“火”，因为“六气皆从火化”和“五志过极，皆为热甚”，善用寒凉药物，被后世尊为“寒凉派”，其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对明清时期温病学派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张从正认为人之生病，皆因邪气所致，故治病应以祛邪为首务，善用汗、吐、下三法，后世称之为“攻下派”或“攻邪派”；李东垣著《脾胃论》，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饮食不节、劳逸过度、情志内伤皆可损伤脾胃而致元气虚衰，百病丛生，故治疗当以补脾胃为先，养生亦应重视顾护脾胃，被后世称为“补土派”；朱丹溪善治杂病，创见颇多，倡导“相火论”，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病以滋阴降火为主，后世称之为“滋阴派”。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和朱丹溪四位医家被后人尊为“金元四大家”。
3.明清时期 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综合性医书。在明代，楼英的《医学纲目》和王肯堂的《证治准绳》，通论中医基础理论及临床各科证治；李时珍著《本草纲目》，载药1892种，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和生态条件分为16纲60类，是驰名中外的中药学著作；朱橚等人编纂的《普济方》，载方61739首，是我国现存载方量最大的一部方书。在藏象学说的研究方面，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和赵献可的《医贯》对命门学说发展影响较大；明代李中梓提出“先后天根本论”，认为“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治疗疾病当固先后天根本，至今仍有重要意义。清代吴谦等编写的《医宗金鉴》和陈梦雷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集古今医书和临床各科之大成，为后世习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
在温病学方面，明代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提出“瘟疫”的病源“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传染途径是从口鼻而入，不是从肌表而入，这对温病（特别是瘟疫病）的病因和致病途径提出了创见；清代叶天士创立“卫气营血辨证”，清代吴鞠通创立“三焦辨证”方法，并提出温热病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方剂及养阴清热的治疗大法，从而使温病学在因、证、脉、治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4.近现代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医学大量传入中国，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碰撞与交融，产生了中西汇通派，故此时期的特点是由中西论争发展至中西汇通，乃至中西医结合。如清末朱沛文著《华洋脏象约纂》，主张“中西医各有是非，不能偏主”，应“中西参照”；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强调从理论到临床都应衷中参西，主张中西药合用，开中药与西药并用之先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西医学工作者在整理研究历代医学文献的同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基础理论，在经络与藏象实质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引进一些新的诊察方法与手段，开展了四诊客观化的研究；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和发扬中药学，亦做出许多很有价值的工作；众多医家研制了不少新的有效方剂，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对一些古代著名方剂进行了临床与实验研究，为方剂的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临床方面在继承古代医家诊治经验的基础上，受西医学的影响，分科细化，并提出了中西医学辨证辨病相结合的新思路，这些都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
2010年，中医针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5年，屠呦呦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科学家。她从中医典籍《肘后备急方》中受到启发，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取出青蒿素，将之转化成一种强有力的抗疟药物，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2016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实现了中医药发展有国法保障，印发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将中医药发展纳入国家战略，中医药发展驶入快车道。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经过长期临床实践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它的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整体观念认为，事物是一个整体，事物内部的各个部分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事物与事物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中医学从这一观点出发，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与自然界及社会环境之间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内外环境的统一性及机体自身整体性的思想，谓整体观念。整体观念是中医学重要的思想方法，它贯穿于中医学的生理、病理、诊断、辨证、养生和治疗等各个方面。
1.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以心为主宰，以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人体是由肝、心、脾、肺、肾五脏，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六腑，筋、脉、肉、皮、骨五体，以及目、舌、口、鼻、耳、前后二阴等诸窍共同组成。通过经络沟通，互相联系，一脏、一腑、一体、一窍构成一个系统。肝、胆、筋、目构成肝系统，心、小肠、脉、舌构成心系统，脾、胃、肉、口构成脾系统，肺、大肠、皮、鼻构成肺系统，肾、膀胱、骨、耳及二阴构成肾系统。每一个系统皆以脏为核心，故五大系统以五脏为中心。
人体是由脏、腑、体、窍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以精、气、血、津液为物质基础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在生理活动过程中，每一脏、一腑、一体、一窍都发挥其独特的功能，同时，脏、腑、体、窍之间，即系统内部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系统和系统之间又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并以心为主宰，心是“五脏六腑之大主”，主宰整个生命活动。这种整体调节下的分工合作，体现了人体局部与整体的统一。
中医学分析疾病的病理首先着眼于整体，着眼于局部病理变化所引起的整体病理反应，既重视局部病变和与之相关的脏腑经络，更重视病变的脏腑经络对其他脏腑经络产生的影响。从五脏一体观出发，各系统内部可以互相影响。如肾虚可以影响膀胱，出现遗尿、小便失禁；影响耳，出现听力减退、耳鸣耳聋；影响骨，小儿可见骨软无力、变形，老人出现骨软易折。系统和系统之间也可以互相影响，如肝火可传入心，而见肝心火旺，急躁易怒，心烦失眠；传入肺，可见肝火犯肺，胁痛咯血；也可传入胃，形成肝火犯胃，而见脘痛泛酸，甚至呕血。
中医学在诊断疾病时也从整体出发，察外知内。人体某一局部的病理变化，往往影响全身脏腑的功能和气血阴阳的盛衰，而脏腑功能及气血阴阳的盛衰，又可表现为体表官窍、形体、色脉等外在变化，故通过观察外在表现，可了解和判断内脏病变，从而做出正确的诊断。如舌通过经络直接或间接与五脏相通，体内脏腑的虚实、气血的盛衰、津液的盈亏，以及疾病的轻重顺逆都可呈现于舌，所以察舌即可测知内脏的功能状态。又如望诊，观面色、口唇、目鼻等颜色状态，都可诊察脏腑经络的功能状态和气血津液的盈亏。
中医学治疗疾病亦从整体观念出发，既注重脏、腑、形、窍之间的联系，也注重五脏系统之间的影响。如心开窍于舌，心与小肠相表里，用清心泻小肠火的方法可治疗口舌糜烂；肝病可影响心肺脾肾，治肝病时亦可采取先安未受邪之地的方法，同时调理心脾肺肾，防止其传变。
2.人与外环境的整体性 人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体也会发生与之相应的变化。同时，社会环境的变化也会对人体产生影响。自然界和社会与人体密切联系，互相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1）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性 中医学历来重视人与自然环境的联系，体现在季节气候、昼夜晨昏、地理环境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等方面。
季节对人体生理有所影响。春属木，其气温；夏属火，其气热；长夏属土，其气湿；秋属金，其气燥；冬属水，其气寒。一年四季气候变化的基本规律就是春温、夏热、长夏湿、秋燥和冬寒。人体的生理功能与季节气候变化相适应，如春夏阳气发泄，气血容易趋向于体表，则腠理开，多汗少尿；秋冬阳气收藏，气血趋向于里，则腠理致密，少汗多尿。同样，四时脉象春夏脉多浮大、秋冬脉多沉小，脉象的浮沉变化，也是人体气血受四时气候影响而出现的适应性调节反应。如果气候剧变，超过人体调节和适应能力，或者机体的调节功能失常，则易致疾病发生。四时气候变化对疾病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季节性多发病或时令性流行病，季节特点不同，发病也常各异。此外，某些慢性病往往在气候剧变或季节交替时发作或加剧，如痹证、胸痹等。
昼夜晨昏的阴阳消长变化对人体也能产生一定影响。白天人体阳气多趋于表，夜晚多趋于里，这种现象也反映了人体在昼夜阴阳的变化过程中生理活动的适应性变化。昼夜的变化对疾病也有一定影响。一般疾病多有昼轻夜重的特点，由于早晨、中午、黄昏、夜半，人体阳气存在着生、长、衰、入的规律，故而病情亦随之有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的变化。
地域环境不同，其气候、水土不尽相同，对人体的生理活动也能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江南地区地势低平，气候温暖湿润，故人体腠理多疏松；西北地区地势高而多山，气候寒冷干燥，故人体腠理多致密。某些地方性疾病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地域不同，人的体质有异，所患疾病也不同。人若易地而处，环境改变，初起常感不太适应，多数情况下可逐渐适应。
中医学重视天人关系，强调人的积极意义，认为人类能适应自然，从而减少疾病的发生，提高健康水平。中医学强调在适应环境的同时，还要能动地改造环境，以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
（2）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 人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人能影响社会，社会的变化也能影响人体。社会的进步或落后、社会的治与乱，以及社会地位的变动，对人体的生理病理影响尤为重要。
首先，社会的进步使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居处环境舒适宽敞，医疗卫生水平不断提高，养生学的发展使人类的生存质量提高，寿命延长；但同时，社会进步也给人类健康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如机动车辆过多带来噪声，工业发展造成环境污染，生活节奏加快使人的精神过度紧张，出现焦虑、头晕、头痛等症状。
其次，社会的安定或动乱对人体身心健康的影响更为重要。社会安定，人们安居乐业，心情愉悦，生活规律、科学，故而健康长寿。反之，社会动乱，人们精神紧张，饥饱无度，疲劳过度，致机体抵抗力降低，罹患各种疾病，甚至引起瘟疫流行。
此外，社会地位的改变而带来物质和精神生活上的变化，对人体身心健康均有重要影响。社会地位变化常影响人的情志，进而影响脏腑气血阴阳，诱发或导致各种疾病。
现代医学模式已从单纯“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转变。而中医学一贯重视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协调，认为人体自身，人与自然界、社会之间都是不同层次的整体，互相影响，不可分割，治疗时要充分考虑，适当兼顾。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对于认识人体生命规律、阐释病理变化，以及养生与防治疾病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分析疾病、治疗疾病的基本思路，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独特的研究和处理方法。
症，即症状和体征，是人体发病所表现出来的异常状态，包括病人自身的异常感觉和医生所诊察到的异常表现，如恶寒、发热、恶心、疼痛和病人面色赤、舌色红、脉数等，皆属症的概念。
证，是机体发病过程中某一阶段病机本质的概括，包括病因、病位、病性和邪正关系，比较准确地揭示了疾病本质，可以作为治疗疾病的依据。证一般是由一组相对固定的、有内在联系的、能揭示病变本质的症状和体征构成。
辨证，就是将四诊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综合分析，辨清疾病的原因、部位、性质和邪正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例如病人感冒，表现为恶寒、发热、鼻塞流清涕、无汗、舌淡红、苔薄白、脉浮紧，辨证为表寒证。
论治，又称施治，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则和治法。辨证与论治，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辨证是确定治则治法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辨证的目的和治疗疾病的具体措施。辨证的准确与否决定治疗的效果，而论治的效果又可以检验辨证的正确与否。辨证论治的过程，就是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如辨证为表寒证，则确定解表散寒的治法，选择相应方药治之。
病，即疾病，指机体在致病因素作用下发生的阴阳、气血、脏腑和经络等病理变化的总过程。其代表了疾病过程的根本矛盾，具有一定的发病、演变规律。
病、证、症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病与证，虽然都是对于疾病本质的认识，但病的重点是全过程，而证的重点在现阶段。病和证都由症状和体征构成。有内在联系的症状和体征组合在一起即构成证，反映疾病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变本质；各阶段或类型的证贯串并叠合起来，便是疾病的全过程。一种疾病由不同的证组成，而同一证又可见于不同的疾病过程中。
中医学在强调辨证论治的同时，也注重辨病论治。所谓辨病论治，是指确立疾病的诊断后，根据疾病确立治则治法。如治疗疟疾用青蒿、治疗痢疾用黄连等为辨病论治。
辨证与辨病都是认识疾病的思维过程。辨证是对证的辨析，以确定证为目的，进而对证进行治疗；辨病是对病的辨析，以确定病为目的，进而对病进行治疗。
正确运用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的原则，关键在于辩证地看待病与证的关系。既看到一种病可以出现几种不同的证，又要看到不同的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可以出现同一种证。因此，临床治疗有“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之不同。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种疾病，表现的证不同，可采取不同的治法。如感冒常见表寒证和表热证两种证型，表寒证用辛温解表法，表热证则用辛凉解表法。再如麻疹，可分初、中、后三期：初期病邪在表，疹出未透，治宜发表透疹；中期肺热壅盛，则宜泻肺清热；后期余热未尽，肺胃阴伤，治疗则须养阴清热。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的疾病，表现的证相同，可用同一种方法治疗。如惊悸、怔忡、不寐和崩漏是不同的病，但如果均表现为心脾两虚证，就都可以用健脾养心的方法来治疗。此外，在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之外，有时也可针对病人的症状，采取一些及时减轻病人痛苦的对症治疗方法，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故对症治疗不能作为主要的治疗方法。
中医学用得较多的思维方法有比较、类比、演绎、以表知里、试探和反证五种。
比较是考查对象之间的差异点与共同点的逻辑方法，包括空间上的比较和时间上的比较。空间上的比较是在既定形态上的比较，能够区分或认证各种不同的事物；时间上的比较即在历史形态上的比较，能够进一步发现同一事物随时间不同的变化规律。比较不能只识别现象上的同一和差异，而应识别本质上的同一和差异。要在表面上差异极大的事物之间看出它们在本质上的共同点，在表面上极为相似的事物之间看出它们在本质上的差异点。比较是在相互联系中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任何比较都是在一定关系上，根据一定标准进行的。没有标准，便无法进行比较。标准不同，不能进行比较。中医学中“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诊治原则，即是基于“比较”这一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所建立的。
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种疾病，由于致病因素、病人体质、地理环境和病程长短不同，而导致体内阴阳气血津液偏盛偏衰，出现不同的证候，从而采用不同的治疗原则和方法。如水肿病，不同的病人进行比较，可辨出风水泛滥、水湿壅滞、脾肾阳虚等不同的证型，然后针对病机施以不同的治法，这是空间上的比较。同一病人，一般初起多为风水泛滥，治以宣肺利水，以祛邪为主；但如久病不愈，损伤阳气，肾失开阖，脾失健运，水液停滞，则多表现为脾肾阳虚型，治以温补脾肾、化气行水，以固本为主，这是时间上的比较。
异病同治则是指疾病的种类不同，但其病机相同，故用同一种治疗方法。如《金匮要略》中虚劳、痰饮、消渴和妇人转胞这四种不同的疾病，在疾病发展变化过程中，都可以出现肾虚症状，皆可用肾气丸主之，这也是空间上的比较。通过对病因、病机、病位和症状进行空间既定形态异同的比较，既可区别其是四种不同的病，又可找出肾虚的共同病机，进而提出相同的治疗方法。
在认识疾病的过程中，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比较往往是结合使用的。因有些疾病由于治疗及其他条件所限，通过时间的比较不一定能自始至终地掌握疾病的发展变化，但通过对空间上同时并存的同一疾病的不同病人进行比较，就能认识到疾病在时间上的先后变化，由能够观察到的疾病证型推知无法观察到的疾病发展过程，达到掌握疾病发生、发展、变化规律的目的。总之，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中的比较方法，并不仅仅是现象（症状）的比较，而是本质即病机的比较，病机同则治亦同，病机异则治亦异。
类比也是自然科学中常用的思维方法。它是在比较法的基础上，根据两个对象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同，推出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似或相同的一种逻辑方法。这种方法是科学认识过程中获得新知识的一种重要手段，历来被学者们重视，在科学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都曾经借助于类比法。中医学将类比法称为“援物比类”（《素问·示从容论》），被历代医家广泛应用。
在治疗疾病的具体方法上，中医也经常利用类比推理，发现新的方法。如治疗上部火旺，用“釜底抽薪法”，治疗阴虚肠液枯涸，大便秘结，用“增水行舟法”，皆属此类。
类比法在许多情况下尽管十分有效，但也存在局限性。由类比所得的结论不一定都是可靠的，必须通过实践检验。因事物之间，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同一性提供了类比的逻辑依据，差异性则限制着类比结论的正确性。相似的两个对象之间，总是存在一定差异，如果推导的内容正好是它们的不同点，那么，推出的结论就会发生错误。因此，类比法是一种或然性推理。
演绎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演绎推理是一种必然性推理，其推出的结论正确与否主要取决于推理的前提是否正确和推理的形式是否合乎逻辑规则。在推理的形式合乎逻辑的条件下，只要前提真实，一定能得出真实的结论。
中医学中演绎常被用来阐释生命活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如木有生长升发、条达舒畅的特性，肝属木，所以肝也具有生长升发、条达舒畅的生理特点。
以表知里是通过观察事物的外在表现，来分析判断事物内在状况和变化的一种思维方法。此法在各门学科中广泛应用。
中医学中，以表知里法应用最为普遍，古代医家称之为“有诸内必形诸外”。藏象学说即为最好的例证。所谓藏，是指藏于体内的内脏；象，指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现象。例如肺，是藏于体内的内脏；呼吸是表现于外的生理功能；咳嗽、气喘、咯血是表现于外的病理现象。没有脏就没有象，象是由脏产生的，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通过对象的观察，就能分析判断内脏的功能盛衰，此即以表知里法的具体应用。
试探，即根据对研究对象的考查结果，做出初步判断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再根据措施施用后的反应，修正初步判断并决定下一步的措施，接着提出初步设想，依据这种设想采取相应的措施，然后通过观察措施在研究对象身上出现的反应，修正原有设想，以决定下一步措施的一种思维方法。如《伤寒论》中说：“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不瘥者，小柴胡汤主之。”
反证是从结果追溯和推测原因，并加以证实的一种逆向思维方法。如中医临床诊断方法即是根据临床表现来推断病因，称为“审证求因”。如湿性重浊，凡肢体沉重酸楚，分泌物、排泄物秽浊不清等症状皆为湿邪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