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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所创造的，自然离不开人的思维活动。不同的思维方法形成不同的精神、制度、行为，决定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要学习和了解中医文化，首先应学习和了解中医思维方法。
如同人类的进化过程一样，人类思维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其形成及发展受人类进化水平、大脑发育水平、生活环境、语言文字、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水平和特点，因而很难脱离具体的历史阶段给思维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关于中医的思维方法，从起源、工具、媒介、条件、特点、目的等不同的角度，目前有巫术思维、经验思维、象数思维、整体思维、变易思维、中和思维、意象思维、直觉思维、虚静思维、顺势思维、功能思维、辨证思维、逻辑思维等众多不同的表述及分类，在具体内容的表述上不免发生繁复、重叠、混乱等现象，不利于从总体上把握中医思维方法。
以上众多中医思维方法中，意象思维是中医思维的核心思维方法，即思维主体运用带有直观、形象、感性的文字、图像、符号等工具或媒介来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其他思维方法都是意象思维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体现和延伸。换言之，其他思维方法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体现在意象思维方法中。其中，巫术思维是意象思维的前导，经验思维是意象思维的基础。由于意象思维在人体与自然、人体与社会、人体各部分之间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整体思维、逻辑思维的特点；又因为事物运动是绝对的，意象思维在广泛联系的基础上，从运动、变化的角度阐述人体生理、病理、用药、治疗的规律及其变化，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变易思维、顺势思维、辨证思维的特点；又因为意象思维的取象比类也包括事物动态功能之间的类比，因而又反映出功能思维的特点；又因为意象思维发展到极致必然走向直觉思维，而意象思维、直觉思维都需要内外环境的虚静，所以直觉思维、虚静思维也可包含、统摄在意象思维之中；又因为无论哪一种思维方法，都是以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生气通天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丹溪心法》）的中和、健康状态为最终目的，所以一切中医思维方法又必然延伸、发展到中和思维。
中医意象思维的方法在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中医理论、药物、临床经典著作中都已经得到充分的运用和反映。因此，本节主要对以意象思维方法为代表的中医思维方法进行阐述。
“意象”由“意”“象”二词组成，其中“象”是名词，而“意”则兼具名词、动词二性。名词的“意”与“象”组合为“意象”，指思维的对象，也即“有意义的象”，此时的“意象”是一个名词词组。动词的“意”与“象”组合为“意象”，指思维主体意会的思维活动，也即“对‘象’的意会”，此时的“意象”是一个动宾词组。下文中所说的“意象”也兼具名词词组、动宾词组词性。从动宾词组“意象”的角度而言，这正是思维主体与思维对象接触、结合的认识过程；而“象”又有一个由具体的“大象”到“物象”“表象”“意象”等词义演变的过程，因此动宾词组“意象”所表示的又是一个意象思维不断发展、深化和形成的过程。
“象”的本义就是指动物之中的大象，如《说文》解释为“象，长鼻牙，南越大兽，三年一乳”。众所周知，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研究表明，古时黄河流域温度、湿度、雨量远高于现在，相当于亚热带气候，草木因此生长茂盛，动物也繁殖得多。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都表明，最晚在商代之时黄河流域仍有大象生存。相对而言，这时的“象”就是未经人的思维加以干预的象，是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具体的大象（图3-1）。
图3-1 古文中的“象”
随着气候的变化，黄河流域的气候再没有原来那么温暖湿润，草木也没有原来那么茂盛，所以大象逐渐地向南迁移，黄河流域从此再也没有活生生的大象存在了。人们见不到大象，于是根据死象的骨骼想象大象活着时候的样子，因此就有了“想象”“意象”之词。正如《韩非子·解老》云：“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
正如“想”“意”二字字义所昭示的，想象、意象是对不在眼前的事物想出它的形象，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感性认识活动，而是在对已有事物认识的基础上，经过新的配合而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也就是说，“想象”“意想”的“象”已经不是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具体的大象，而是在具体的大象形象基础上加入了人的主观认识和创造力在内的“象”，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相结合的产物，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意”的成分。由此，“象”也转化为一种文化符号，由具体的大象泛指一切物象、形象，成为具有一定象征、意象意味的“象”。《左传·僖公十五年》云：“龟，象也。”《周易·系辞》云：“象也者，像此者也。”其中的“象”都是这种意义的“象”。
物象是人们通过感官所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事物表露于外的形象、现象，由客观事物的空间形式、质地、色彩、气味、声音等属性组合而成。客观事物的形式、质地、色彩、气味、声音等作用于眼、口、耳、鼻等认识主体的感觉器官，从而在认识主体大脑内产生直觉形象。直觉形象在经过认识主体的多次感觉、知觉后，为认识主体的大脑所摄取、留存，并且经常在大脑中再现，从而形成关于事物认识的表象。人在实践过程中接触到的人和事，丰富的经历和经验，诸如自然界的天象、气象、各种景物之象，社会生活中的兴旺之象、衰败之象及风土人情、市井百态之象，以及中医所论治的对象即人的面象、舌象、声象、脉象、藏象等，皆可以内化为表象。
物象与表象虽然都属于感性认识的结果，但二者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物象是表象的来源，表象则是物象在人的大脑中的再现；物象受事物在主体面前呈现样式的制约，表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事物的束缚；物象相对来说比较鲜明、完整和稳定，表象往往只反映事物的大体面貌、主要特征而不反映细节，但它反映同类事物的一般形象，已具有初步的概括性和抽象性，表现出人的认识已经由个别、部分向全体、整体的发展，从直接认识向间接认识过渡，是认识中由生动的感性形象向抽象思维推进的一个中间环节，是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共同基础。
“取象”是在已有事物表象的基础上，在不同事物之间进行类比。如《周易·系辞》所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理，以类万物之情。”取象比类就是在发现不同事物之间相似性的基础上，通过联想、比喻、象征、类推等方法，以已知事物的结构、状态、特征、功能等模拟、比附、认识、说明、领悟未知事物的方法。只要事物之间在结构、状态、特征、功能等某一方面具有相似性，或者被思维主体主观上认为具有相似性，这种取象比类就有可能发生。
在“以我知彼，以表知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故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灵枢·外揣》）、“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灵枢·本脏》）、“夫有病于内者，必有色于外矣”（《淮南子·俶真训》）等观念的指导下，中医取象比类不仅运用于事物的外部之间，也运用于事物的外部与内部之间、内部与内部之间。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云：“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骨，在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在窍为耳，在味为咸，在志为恐。”皆属此类。通过这样交叉、多重的取象比类，使人体成为一个意象的集合体。
如上所见，取象比类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通过联想来建立物象与表象之间的联系，因而在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同时，也具有比较强烈的主观色彩；二是通过比喻、象征建立物象与表象之间的联系，而比喻、象征“在本质上是双关的或模棱两可的”（黑格尔《美学》），所传达的意义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多元性、开放性；三是在个别或具体的事物与现象之间做横向的推衍，即从个别走向个别，从具体走向具体，从表象走向表象，相互比类的事物之间主要还是一种表象上的类似。
表象虽然已具有初步的概括性和抽象性，但只是对事物表面的、局部的、片面的认识，而不是对事物的全部和本质的认识。正如《公孙龙子·坚白论》中说：“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通过抚摸、敲击，固然可以知道石头是坚硬的，但不能知道石头是白色的；通过眼睛看，看到的仅仅是石头的白色，而不能知道石头的坚硬；而只有通过看、摸二者的结合，才能既知道石头的白色，又知道石头的坚硬，才能真正地认识石头。又如盲人摸象的故事所说，摸着大象腿的说大象像根柱子，摸着大象尾巴的说大象是一根绳子，摸着大象身体的说大象像一堵墙……所摸到的“象”也只是大象的部分、局部，而不是大象的全部，因而不可能全面地认识大象，更不能真正地从本质上认识大象。
如何才能全面、真正地认识事物？《老子·第十四章》曰：“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捪之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通过眼、耳、手等感觉器官的视、听、捪等无法认识事物的整体，只能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又如荀子所说，感官“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荀子·天论》），感官虽然能够各自认识事物，但所得到的认识是孤立的、分散的、片面的，不能形成关于事物总体的正确认识。要在感官各自的认识基础上得出一个整体的认识，必须有待于作为“天君”的心，因为“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谓之天君”（《荀子·天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作为“天君”“君主之官”的心能够统摄作为一般“天官”的耳、目等感官，对感官所获得的感性认识进行辨别、分析、归纳，从而最终形成对事物的判断。
具体到中医临床实际中，中医四诊法中的望、闻、问、切，正是这样一些感觉器官的认识活动，所得到的认识同样也是孤立的、分散的、片面的。要在望、闻、问、切的基础上得出一个关于人体生理、病理情况的整体认识，同样也要通过作为“天君”的理性认识器官——心。心对人体色象、声象、脉象等各种感官认识的“象”所反映出的“意”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才能得出完整的、符合患者生理、病理实情的“意”。正如《说文解字·叙》云：“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素问·金匮真言论》云：“故善为脉者，谨察五脏六腑，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纪，藏之心意，合心于精……是谓得道。”《灵枢·九针十二原》云：“小针之要……以意和之，针道毕矣。”《灵枢·本神》云：“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后汉书·方术列传·郭玉传》云：“医之为言意也。”《说文解字》云：“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图3-2）
图3-2 古文中的“意”
意象与思维中所取的表象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意象不是对客观事物形象的简单再现，也不是对个别事物形象的反映，而是主体以表象为原料，经过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按照主体的目的重新建构起来的形象，它比表象更深刻，更鲜活，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属于理性认识阶段。其次，意象是表现主体思想和情感的形象，是一种赋予了事物新的价值和意义的形象。在意象形成的过程中，表象只是提供了形象的原形，是意象思维加工的原材料，至于这些材料如何重新建构，建构成什么样的形象，则是由人的思想、目的、情感来决定的。第三，意象既是已往形象思维的成果结晶，又是加工新形象的思维过程，通过它们不仅能够对物象特征进行选择、识别、解释，还可以由表入里，从已知进入未知。总之，意象是对事物共同性的形象信息抽象与概括的结果，是由表象概括而成的理性形象，是思维主体对表象深层之理解的辩证统一。
《周易·系辞》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曰：“象者，所以存意。”立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尽意”“存意”，也就是表达和保存关于事物认识的成果。而这些认识成果又以文字、图像、符号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象记录、保存在文化典籍中。《周易·系辞》曰：“见乃谓之象……制而用之谓之法。”学习这些文化典籍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象，学习过程中将这些象内置于我们思维器官的大脑中，成为我们进一步思维和认识事物的媒介和参照。因此，这些保存在文化典籍中的意象也可称之为“法象”。
然而，正如《庄子·天道》曰：“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世人所看重和称道的就是书，而书并没有超越言语，言语确有可贵之处。言语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能够传达意义，而意义是随从于象的，象却是不能用言语来传达的。既然古人和他们不可传授的象都已经死掉了，那么如今所读的书都是古人的糟粕而已。这也就是说，古代典籍中所记载保存的“法象”只是对已往事物的反映，如果机械地、盲目地、呆板地墨守、照搬和信从，在认识上也不可能真正地与当下的事物相符合。
《庄子·大宗师》曰：“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知识必须与所针对的对象相符合才是正确的知识，但是它所针对的对象却是变动不居的，是一直处在运动变化中的，作为中医诊治对象的人体及气血的变化也是如此。更由于思维中所涉众“象”之“意”的多媒性、模糊性、复杂性，意象思维过程中患者当下的病情对于医生的诊断来说，“它能够引起许多思想，然而却不能有任何明确的思想即概念与之完全相适应”（康德《判断力批判》），因而意象思维过程中所得到的“意”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至少是“言不尽意”。用《庄子·天道》的话来说，就是“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用《后汉书·方术列传·郭玉传》的话来说，就是“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用陶渊明《饮酒·其五》的诗句来说，就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因此，要真正把握和认识不断变化的人体及气血情况，固然首先要“意”典籍中的相关“法象”，也即通过学习参透和领悟典籍中的“法象”所象征和揭示的疾病的一般规律，作为下一步思维和认识事物的媒介和参照。但更重要的是在领悟到“法象”所象征和揭示的一般规律后，破除法象的束缚，以有法为无法，在实际临床过程中，根据不同患者的不同情况、同一患者病情不断变化的情况，聚精会神、专心一志，领悟到患者当下病情的变化，从而得出“不徐不疾”（《庄子·天道》）、与病证符合若契的诊断结论，然后在此基础上灵活运用方药加以施治。如汪昂《医方集解·序》中说：“善师者不陈，得鱼者忘筌。运用之妙，在于一心。何以方为……吾愿读吾书者，取是方而圆用之，斯真为得方之解也已。”
中医意象思维的运用，反映在在人体与自然、人体与社会、人体自身之间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取自然、社会之象由表入里、司外揣内地类推、阐释、说明人体的构成、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指导疾病的诊断、用药、治疗等各个方面。
《老子·第二十五章》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包括天、地在内，所以人与自然的联系也包括人与天、地的联系在内。
1.以天地自然之象比拟人体 这种比拟在《黄帝内经》中比比皆是、随处可见，但比拟之全面，莫过于《灵枢·邪客》中的一大段话：“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在这种比拟的基础上，中医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例如，在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的描述中，人体经脉还只有十一条，但到了《黄帝内经》中就变成了十二条，即将原先五脏中的心经分为心经与心包经，有着明显的为了和一年十二月之数相配而比附的痕迹。
2.从天地自然之象类推人体生理病理 自然气候有春、夏、秋、冬之分，表现出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以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人体也是如此，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在季节气候规律性变化的影响下，人体脏腑功能的旺衰、气血运行的涨落、津液代谢的快慢也都呈现出同步性。如《素问·离合真邪论》云：“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
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不仅有地势高低的差异，同一季节中气候也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影响到人的生理功能，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素问·五常政大论》云：“阴阳之气，高下之理，太少之异也。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热而左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凉……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
图3-3 五运图
《黄帝内经》中除了散论天时、地理对人体的影响外，《素问·天元纪大论》等“七篇大论”还集中地将五运（即来自东、南、中、西、北五方的五种气流）与六气（即风、寒、暑、温、燥、火六种气候变化要素）分别配以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等，阐述气平、气太过、气不及的变化，以及对人体脏腑气机、易患疾病、患病部位、疾病传变等的影响，创立了五运六气学说（图3-3、图3-4）。《灵枢·九宫八风》中则将五行与《周易》后天八卦相结合，发展扩充为九宫图，以太一游宫象征气候变化，对八方之风对人体的影响、易患疾病、患病部位等进行推测（图3-5）。《伤寒论》中也将六经病与四时、昼夜气候的变化相联系，用以指导用药和推测疾病的转归。这些都反映出古代医家对于天时、地理与人体密切关系的认识。
图3-4 六气图
图3-5 九宫八风图
3.顺应天道地理以治疗疾病 天气不仅影响人的生理功能，也影响病理的变化。这种影响甚至具体而微到一天之中气候的变化，如《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云：“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因此在疾病治疗中，也应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如《素问·脏气法时论》云：“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气候影响疾病，常表现为春夏易于热化，秋冬易于寒化。因此治疗时，春夏之令宜抑阳助阴，药宜寒凉，慎用温热；秋冬之时，助阳抑阴，药宜温热，慎施寒凉。顺应昼夜阴阳消长以治疗疾病，还反映在服药时间的选择上。一般来说，上午阳气渐旺，因此治疗阳分、气分病变，具有温阳、益气作用的方药宜清晨、上午服，可借助人体阳气欲盛之势，强化药物的作用；黄昏时阴气渐盛，因此治疗阴分、血分病变，具有滋阴、养血作用的方药宜黄昏、夜晚服，可顺应人体阴气欲盛之势，彰显药物的疗效。
地域不同，物产不同，人的饮食因之不同，进而影响到人的体质、易患疾病、治疗方法的不同。在这方面，《素问·异法方宜论》从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比较全面地总结和指出人的饮食、体质、易患疾病与相应治疗方法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的重要性。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从南、北两方比较指出：“凡用药皆随土地所宜，江南岭表，其地暑湿，其人肌肤薄脆，腠理开疏，用药轻省；关中河北，土地刚燥，其人皮肤坚硬，腠理闭塞，用药重复。”戴良《丹溪翁传》载朱丹溪从西北、东南两方论述补中益气药剂的运用，指出：“西北之人，阳气易于降；东南之人，阴火易于升。苟不知此，而徒守其法，则气之降者固可愈，而于其升者亦从而用之，吾恐反增其病矣。”
4.效法自然之象以用药 《素问·汤液醪醴论》载：“黄帝问曰：为五谷汤液及醪醴奈何？岐伯对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坚。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时，故能至坚也。”其中的道理，正如徐大椿《神农本草经百种录·菖蒲》所说：“盖人者得天地之和气以生，其气血之性肖乎天地，故以物之偏性投之，而亦无不应也。”
在这种“天人合一”“天人相应”观念的指导下，中医学将药物的气味厚薄、阴阳寒热与采收时月、所产之地、质地色泽、入药部位、煎煮时间等全面联系起来，形成系统的用药法象理论。如张志聪《侣山堂类辩·药性形名论》云：“五气分走五脏，五味逆治五行，皮以治皮，节以治骨，核以治丸，子能明目，藤蔓者治筋脉，血肉者补血肉，各从其类也。如水草、石草，其性主升；梢杪子实，其性主降。甘香之品，能横达于四旁；寒热之气，性浮沉于上下。在土之根荄，本乎上者亲上，本乎下者亲下……”表明中医学对药物性味功能的认识，除了来自实践经验之外，也有取象比类的因素在内。
中医效法自然之象以用药，也反映在具体的临床治病中。如明代许浩《复斋日记》载：“滑寿……其治人疾，不拘物于方书，而以意处剂，投无不立效。秋日，姑苏诸仕人邀游虎丘山，一富家有产难，挽回。诸仕人不可。先生登阶，见新落梧桐叶，拾与之曰：‘归急以水煎饮之。’未登席，报儿产矣。皆问此出何方？撄宁曰：‘医者意也，何方之有？夫妊已十月而未产者，气不足也。桐叶得秋气而坠，用以助之，其气足，宁不产乎？”滑寿从自然之象中得到启示，贯通融合天地万物之理，借秋日新落桐叶以助产，在效法天地之象用药中可以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些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道德、人际关系等在内，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产生各种影响。中医学在对疾病的诊治中考虑到这些因素，凸显了中医文化的人文性。
1.将治身与治国同构互喻 基于人与社会密切联系的认识，中医学将治身与治国共构，以治身与治国互喻。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云：“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汉兴有苍公、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灵枢·外揣》载黄帝问岐伯针刺之道：“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时之变也，然余愿杂之毫毛，浑束为一，可乎？”岐伯回答说：“明乎哉问也！非独针道焉，夫治国亦然……夫治国者，夫唯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浅杂合而为一乎？”总之，如葛洪《抱朴子》中所说：“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
在这种同构关系下，中医学从社会人事职官的角度阐发人体脏腑关系及其功能。如《素问·灵兰秘典论》一段最具代表性的论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
中医学还以社会人事职官阐发说明药物的组方配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对于“君”“臣”“佐”“使”的职能，韦协梦《医论三十篇》进一步阐释道：“官有正师司旅，药有君臣佐使。君药者，主药也，如六官之有长，如三军之有帅，可以控驭群药，而执病之权。臣药者，辅药也，如前疑、后丞、左辅、右弼，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佐药者，引经之药，从治之药也。引经者，汇众药而引入一经，若军旅之有前驱，宾客之有摈相……使药者，驱遣之药也。”
2.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探讨人的体质、易患疾病、心理、治法、疗效的不同 从纵向的角度来说，社会发展的形态不同，社会环境也随之不同，因而导致社会群体体质、易患疾病、治疗方法及疗效等的普遍不同。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素问·移精变气论》指出：“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这就要求在治病时，要注意古、今之间的差异，而不能完全以古方治今病。
从横向的角度来说，同一社会形态中，由于人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等的不同，也导致人的体质、耐病能力、易患疾病不同。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高梁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素问·奇病论》云：“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体质、易患疾病不同，治疗方法也因之不同。如《灵枢·根结》云“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体柔脆，肌肉软弱，血气慓悍滑利”，针刺中就应采用与地位低下、粗茶淡饭、气血迟涩的布衣不同的方法，“气滑即出疾，其气涩则出迟，气悍则针小而入浅，气涩则针大而入深，深则欲留，浅则欲疾”。又如，浮脉、沉脉对于正常人来说是不正常的，但对于偏肥、偏瘦的人来说却很正常，因此《格致余论·治病先观形色然后察脉问证论》中说：“肥人责脉浮，瘦人责脉沉。”体质不同，耐药能力和疗效也不同，如李中梓《医宗必读·富贵贫贱治病有别论》说：“大抵富贵之人多劳心，贫贱之人多劳力。富贵者膏粱自奉，贫贱者藜藿苟充；富贵者曲房广厦，贫贱者陋巷茅茨。劳心则中虚而筋柔骨脆，劳力则中实而骨劲筋强；膏粱自奉者脏腑恒娇，藜霍苟充者脏腑恒固；曲房广厦者玄府疏而六淫易客，茅茨陋巷者腠理密而外邪难干。故富贵之疾，宜于补正；贫贱之疾，利于攻邪。”李元荐《推篷寤语·本医药之术》中也说：“村夫野氓，生平不曾服药，气质粗蠢，苟遇病患，止须庸医稍稍品剂，其病亦已。至城市中之人病已难瘥。”这种对因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不同而造成的人体体质、耐病能力、易患疾病和治疗效果等方面差异上的认识是颇有道理的。
同一社会中的同一个人，由于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的急剧变化，会导致心理、情志异常而引发疾病。如《素问·痿论》指出：“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把“有所失亡，所求不得”“思想无穷，所愿不得”等心理、情志因素作为多种病证的起因。又如《素问·疏五过论》指出：“凡未诊病者，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留连，病有所并……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把“尝贵后贱”“尝富后贫”“故贵脱势”“始富后贫”作为心理、情志变化的起因。心理、情志因而也是意象模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东方生风……在志为怒”“南方生热……在志为喜”“中央生温……在志为思”“西方生燥……在志为忧”“北方生寒……在志为恐”。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的变化是导致心理、情志异常的根源，因此也是诊断中必须考虑的因素，在治疗中也要从引起心理、情志异常的相关因素入手。如《医学全录》载：有一个靠贩盐养家糊口的小贩，贩运途中盐担货物被强盗夺走，因此急火攻心、吐血而病。名医钱同文深谙病因，趁患者不注意的时候，暗中将半锭白银放在药物中。该患者回家后发现白银，以为是医生误放，返回告知医生，但钱同文装作不知此事。患者得了白银，一家人的生活有了着落，疾病不久后痊愈。
3.从政治、战争的角度比拟、阐述人与社会的关系，探求致病之因
社会的政治状况如何，是关系到社会治乱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政治安定、国家太平的局面用《易经》中的卦象来表示，就是泰卦。泰卦
卦象上为地、下为天，天、地位置互换，象征着天、地之气的上、下交通，也象征着政通人和、一派生机盎然。正如《泰·彖》所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反之，社会政治黑暗、国家混乱的局面可以用否卦
来象征，如《否·彖》所说：“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天地如此，社会政治如此，人体也是如此，也可以用泰卦来象征。如元·杨瑀《山居新语》中说：“人中者，以自此而上，眼、耳、鼻皆双窍；自此而下，口及二便皆单窍，成一泰卦也。”人中穴以上的鼻、耳、眼都是双窍，人中穴以下部位的口、尿道口、肛门都是单窍。泰卦上坤下乾，上坤为中间断开的三阴爻，下乾为中间连接的三阳爻，因此恰好可以用泰卦上坤象征人的鼻、耳、眼，下乾象征口、尿道口、肛门，而整个泰卦
卦象正好象征人体全身。
《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庄子·知北游》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就是由气交情况决定的，而人体气交的部位就在口鼻之间的人中。在人体气交不畅的情况下，会使人昏厥，出现生命危险。这时很多人都知道去掐按患者的人中，这么一掐一按，患者往往就能苏醒过来、转危为安，原因就是气交的道路重新疏通、打开了，气交的局面恢复了，人身由“否”转“泰”了。无论是泰卦象征的政治安定局面还是人体的健康状态，都是人人所祈求和希望的，所以每逢春节写春联，“国泰民安”一幅总是少不了的。治身与治国在这里既呈现出同构关系，也反映了国治与否与身治与否的因果关系。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败坏的极端表现。战争除了直接导致人的伤亡之外，还会导致社会群体情感上的波动，引发精神异常，进而影响到生理而产生疾病。历代医家也多从这一角度探求致病之因。如金元之际，由于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百姓惶惶不可终日，疲于奔命、饥饱失常，精神紧张、心理恐惧，因此导致当时社会上很多人脾胃功能损伤，患有内伤热中一类的疾病。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李杲就此提出了“诸虚不足，补脾为主”的原则，并创立了脾胃学说，开辟了补脾胃、治诸虚的重要途径，丰富和发展了中医理论。
1.建立人体意象系统 在意象思维方法指导下，中医学不仅在人体与自然、社会之间建立广泛联系，还以五脏为中心，把五脏、六腑、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全身内外器官联络成一个有机整体。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骨，在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在窍为耳，在味为咸，在志为恐……”这些自然、社会、人体之象的不同组合，形成各种其大有外、其小有内、内外结合、大小不等的意象集群或曰意象模型，从而使人体成为一个由外部与外部之间、外部与内部之间、内部与内部之间多重意象相互构连、相互交叉、错综复杂的意象集合体。
2.阐述人体生命运动 张介宾《类经图翼》曰：“五行即阴阳之质，阴阳即五行之气。”在人体意象系统建立的基础上，中医学以象释象，以阴阳、五行、气抽象概念为主，将阴阳、五行、气意象的属性、功用具体落实到五脏、六腑、气血、津液等属性、功用的阐述上。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云：“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静阳躁……阳化气，阴成形。”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互为制化以阐述生命运动，认为阴阳、五行正常的生克制化构成了人体和谐、平衡系统（图3-6），也即《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调经论》谓：“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灵枢·终始》谓：“所谓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脉口人迎应四时也，上下相应而俱往来也，六经之脉不结动也。本末之寒温之相守司也，形肉血气必相称也，是谓平人。”
反之，当阴阳、五行出现“不及”或“太过”、“乘”或“侮”的不正常情况时，人体即处于病理状态。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素问·六节藏象论》曰：“未至而至，此谓太过，则薄所不胜，而乘所胜也，命曰气淫。至而不至，此谓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薄之也，命曰气迫。”《灵枢·口问》则指出：“大惊卒恐，则血气分离，阴阳破败，经络厥绝，脉道不通，阴阳相逆，卫气稽留，经络虚空，血气不次，乃失其常。”
图3-6 五行生克示意图
对于疾病的传变规律，《素问·缪刺论》说：“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经脉，内连五脏，散于肠胃，阴阳俱感，五脏乃伤。此邪之从皮毛而人，极于五脏之次也。”《素问·热论》中从阴、阳的角度将这种传变规律归结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个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伤寒论》提出了以三阴三阳为核心的六经辨证理论，认为太阳病经证不解，病情就会渐次发展至太阳之腑，或入里化热变成阳明经证或腑证，或成为寒热往来的少阳证。若三阳病证仍不解，则病情进一步变化，渐次发生太阴、少阴、厥阴三阴病证。
3.以表知里、司外揣内以诊断疾病 在“以我知彼，以表知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故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灵枢·外揣》）、“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灵枢·本脏》）、“夫有病于内者，必有色于外矣”（《淮南子·俶真训》）等观念的指导下，中医在辨证诊断中，通过望、闻、问、切等方法，观察、分析五官、形体、色脉等外在征象表现，借以揣测、判断其内在脏腑的病位、病机变化。
以望法而论，《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云：“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因为身体内部气血的情况可以通过经络反映在可观察的身体外部，所以可以通过对神色、面色、舌色等的变化的观察，以判断人体内在脏腑气血的虚实盛衰变化情况。其具体过程为：首先以建立五色与五脏对应关系为前提。如《灵枢·五色》云：“以五色命脏，青为肝、赤为心、白为肺、黄为脾、黑为肾。”其次，描述五脏之色正常的色泽与异常的色泽，作为判断五色相对应的脏腑是否正常的依据。如《素问·脉要精微论》云：“赤欲如帛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青欲如苍璧之泽，不欲如蓝；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苍。”第三，将五色的浮沉、清浊、微甚、散抟、泽夭与表里、阴阳、虚实、新久、轻重相结合，进一步判断疾病的具体情况。对此，清代医家汪宏《望诊遵经》中总结道：以浮沉分表里，浮者病在表，沉者病在里；以清浊分阴阳，清者病在阳，浊者病在阴；以微甚分虚实，微者正气虚，甚者邪气实；以散抟分久近，散者病近将解，抟者病久渐聚；以泽夭分成败，泽者气色滋润主生，夭者气色枯槁主死。望法如此，闻法、切法也大体如此。
在将目望、耳闻、口问、手切得到的感官认识通过理性认识器官心的综合、互参、意会，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医者就可以以表知里、司外揣内，得出一个对疾病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如《素问·脉要精微论》云：“肝脉搏坚而长，色不青，当病坠若搏，因血在胁下，令人喘逆；其耎而散色泽者，当病溢饮，溢饮者，渴暴多饮，而易入肌皮肠胃之外也。”就是这样一个诊断过程。正如《素问·五脏生成》所云：“夫脉之大小滑涩浮沉，可以指别；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五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能合脉色，可以万全。”在经过长期临床思维实践后，一些富于经验的医者，可以见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见全豹，只凭患者的一个表情、一声咳嗽、一个动作，就能够辨明患者的病证，甚至达到“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庄子·养生主》）、“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直觉境界、神医境界、治未病境界，如扁鹊之诊齐桓侯、虢太子，仲景之诊王粲，皆属其例。
意象思维是中国最具特色的思维方法，在中医学的运用中得到全面的丰富和深入发展，从而成为中医思维最核心的思维方法。但与其他任何思维方法一样，中医意象思维也既有优点又有其不足，具体表现为重类比而轻实质、重关系而轻实体、重定性而轻定量、重意会而轻逻辑。中医意象思维的这些优点与不足，在与西方医学思维方法比较时更为明显。
意象思维通过发现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以人为中心，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和众多的意象模型，将人的生命状态放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使中医学具有无比开阔的视野，有助于充分认识生命运动、疾病的发生、疾病的治疗与自然、社会的有机联系，蕴含和孕育着环境医学、社会医学、心理医学等众多现代医学的萌芽。
但意象思维中所借助的阴阳、五行、八卦等模型，在对事物进行分类时不像现代意义上的门类种属那样有依据，在事物之间进行类比时往往只注意事物之间可以感知的表象，因而在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众多取象比类中，有不少主观比附的成分在内，仍带有一定的巫术思维痕迹，虽然“吐露了好多天才的思想和猜到了好多后来的发现，但也有过不少的废话和胡说”（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因此不可能全面、深入、精确地揭示人体生命构成的基本物质、中药的实有成分及汤剂发生功效的原理等。
意象思维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体各部之间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不仅把人体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而且揭示了联系和运动的不可分性，把生命、健康和疾病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理解，重视人体整体、功能、运动的特点，既考虑到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中不同因素对机体产生的不同影响，又考虑了同一自然环境中不同机体的不同反应，因而能够较好地处理类别和个别、共性和个性、常时和瞬时的关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诊断治疗疾病，在探索认识生命这一复杂的运动形态方面具有超前的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
但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等传统思想的影响和局限，中医学没有发展出系统的解剖学，缺乏对物质实体的解剖分析。对于机体的各组成部分，不注重探求其组成的物质实体，而着重探讨其在机体中的功用。在这种思维倾向的影响下，中医脏腑的内涵发生由实质器官到功能系统组合的转移。如《素问·刺禁论》指出：“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其中的“左”“右”并非指解剖位置，而是代指气机的“升”“降”，强调肝、肺二脏功能上升降相因。后世即使有像王清任、吴有性苦苦探索人体组织器官及具体性能的实践，也被斥之为雕虫小技而不屑一顾。这无疑阻碍中医学走向实证科学，影响了中医学在解剖和微观方面的深入发展和进步。
“科学需要予以注意的任何事物，都是用对客体的微观解剖来发现的”（爱丁顿语），近代科学的发展靠的是分析，而分析也是西医学的优势所在。分析是明确认识统一体的各部分、要素的本质和属性的必然方法，分析愈深入就愈接近事物的本质。因此，借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研究成果，实现中医学整体、宏观把握与局部、微观分析并重，是中医思维趋向完善的不二法门。
意象思维下的中医理论，以阴阳、五行、虚实、寒热、温凉等概念阐述人体组织、病理变化、药物性味功能等，都是对事物质的规定性的高度概括，而没有具体到量化的程度。虽然“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素问·阴阳离合论》）、“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伤寒论》）之类的表述中也涉及数字，但正如《素问·五运行大论》云：“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这样的“数”是与象相结合、统一的“数”，也是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象。
由于意象思维重定性而轻定量，导致中医学从理论到临床都没有一定的客观指标。如肾阳虚，多少数量指标才算是肾阳虚？寒与凉、热与温，以什么温度为明确界限？六经的气血多少，以什么为标准？都没有明确的客观标准，而取决于医者诊断中的主观把握。而科学的定性须以定量分析和数学依据为基础，因此广泛开展各种基础实验研究与临床实验研究，对虚与实、寒与凉、热与温、多与少等进行定量化的分析，也是中医现代化必须研究和完成的课题。
在意象思维指导下，中医学认识到事物内外的统一性，通过望、闻、问、切等方法，以表知里、司外揣内以诊断疾病，真正地反映和体现了中医思维的本质和特点。作为意象思维进一步发展的结果，直觉思维方式达到了意象思维的极致状态，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最高境界。
但由于意会思维、直觉思维受思维者智力水平、机敏程度、临床经验、周围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对思维者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同时，由于意象思维、直觉思维过程中具有极强的个人体验性，往往隐去了逻辑论证和理论解释环节，思维中所意会、领悟到的结论难以用语言表达和文字记录，也难以重复和传授，因而所适用的范围比较狭窄，不可能推及所有的业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