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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是天文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天文学知识和方法是中医学“天人合一”思想形成的基础，而且还渗透到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中。中医学借助天文学研究方法和知识阐释人生命形成、人体结构组成及生命活动的规律。
中华民族的先祖自从具备了人类自身的思想意识，就开始对周围世界进行想象、观察和认识，开始思考万物所依存的空间是什么、如何开端和延续，从而产生了古代的宇宙观。
宇宙概念在中国古代是指空间和时间的统一体。先哲对它进行了微妙的解释。《墨经·经上》曰：“宇，弥异所也；久，弥异时也。”宇，是空间概念；久，是时间概念，又是“宙”字所体现的含义。战国时代的《尸子》对于“宇宙”有明确的定义，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东汉时期的张衡在他的天文著作《灵宪》中将宇宙阐释为“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
中国古代宇宙观的特征是宇宙演进论。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宇宙生成的论点。《老子》认为天地万物由“道”生成，即道是构成宇宙的本原，并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一种由构成宇宙本原的道而逐渐演化万物的模式。《易传》认为天地万物由“太极”生成，提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模式。西汉时期成书的《易纬·乾凿度》把宇宙的演化分为四个阶段：太易阶段，宇宙空间是一种“未见气”的状态；太初阶段，“气”开始产生；太始阶段，“形”开始产生；太素阶段，“质”开始产生。《黄帝内经》则认为宇宙早期呈现无边无际的“太虚”状态，由太虚的“肇基化元”而演化万物。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提出宇宙的“元气漩涡”论，认为宇宙本初是由元气构成，元气旋转运动而产生天地万物。
中国古代宇宙观还体现了一种宝贵的思想特点，就是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天人观，把“究天人之际”作为面对自然的重要课题去思考，强调“以人合天”。《老子》第二十五章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对于今日人类对周围及外空间环境而言，仍有先导启迪的意义。
“盖天说”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宇宙结构学说之一。远古时代，人们仰观天文，依据直观想象，依象推理进行思考，而形成“盖天说”。这种学说是把天想象为半球形的盖子覆罩在大地之上。大地如覆碗，也呈半圆形，人类万物居于天地之中。雨水落地，江河之水流向四周边缘。大地在极远处似与天相接。为解释天象运动，又把天和地想象为两个同心圆。“盖天说”为了解释天体的东升西落和日月五星在恒星间的位置变化，想象设计出一种模式：极星及北斗居于天之中，恒星附着在天盖内壁上，日月五星又运行于恒星之间。天之中距地8万里，天盖的边缘距地的边缘处较天顶为近，天高为两万里。天盖以极星为中点绕大地由东向西运转，形成直观上的东升西没。日月五星在随天盖由东向西旋转的同时，又自行由西向东慢慢运动。为使其形象化，又设计出一种说明问题的模型，把天盖想象为旋转的磨盘，又把日月行星想象为在旋转运行的磨盘上反向爬行的蚂蚁。很显然，在磨盘上爬行的蚂蚁有两种运动：一是随磨盘旋转，另一是逆旋转方向缓慢爬行。
“盖天说”虽然认为大地像倒扣着的碗，中间高四周低，而具体考虑和测定时又把大地作为平面对待，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盖天说”为解释一年四季太阳在天空的时高时低，设计出“七衡六间图”，说明太阳在不同季节的运行轨道及日出点和日没点。“盖天说”的学者还设计并绘制出一幅盖图，是最早的全天星图。
“盖天说”的主要观测仪器是表，又称髀。利用勾股定理作出定量计算，测定夏至、冬至日影的长度及其间的伸缩度，并以此计算冬至日及夏至日的日道半径。然而这些计算之中的参数部分皆以想象为基础，所以“盖天说”仍然具有明显的原始假说特征。
“浑天说”也是古代先哲在认识天地结构的过程中提出的一种学说，比“盖天说”前进了一步。“盖天说”认为天地为半圆形。“浑天说”则认为天像一个圆球包裹着大地，地在天圆之中，天球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日月五星天体在天球上运动，又随天球旋转。
“浑天说”近似于希腊的“天球说”，即以地球为中心的球面运动。“浑天说”的概念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公元前4世纪天文学家石申在“浑天说”的基础上编制出量表。“浑天”最早见于西汉扬雄的《法言·重黎》，认为较完整的“浑天说”由西汉早期的落下闳开创，西汉中期的天文学家鲜于妄人利用“浑天说”做过实际测量，耿中丞以形象的方法对“浑天说”进行了表述。
对“浑天说”认识最深刻、记载最完善的是东汉时期张衡编著的《灵宪》和《浑天仪注》，标志着“浑天说”已经成熟。这一时期“浑天说”发展很快，而且按“浑天说”制造的浑象和浑天仪广泛应用于天文研究和实际测量中。张衡在他的《浑天仪注》中形象地描述了浑天结构：浑天就像鸡卵。天体圆如弹丸，大地如同鸡子中的蛋黄。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自依靠大气而立，载水而浮。浑天的周长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中间平分，则其中的一半“一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覆盖在大地之上，另一半环绕在地下。南端为天南极，北端为天北极。北极是天之正北，也是天之正中。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北极上规径七十二度”四季显现而不隐藏于地下。南极是地的正中，在正南，“入地三十六度”。“南极下规七十二度”常年隐伏于地下而不显现。南北两极相距“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天体运转如同车轮，运行不息，其形浑浑，所以叫“浑天”。“浑天说”还有一个思辨上的进步，即认为“浑天体”不是宇宙的界限，“浑天”之外还有另外的世界。
“浑天说”起初认为，大地不是悬浮在空中，而是浮在水上。这种说法受到“盖天说”学派的批评。此后“浑天说”又有所发展，认为大地浮在气中，故而才有可能回旋游动。这就是“地有四游”的朴素地动说的先导。“浑天说”认为全天恒星都布在一个“天球”上，而日、月、五星则附在这个天球背景上运行，这与现代天文学中的天球概念十分接近。“浑天说”采用球面坐标系，如赤道坐标系，来度量天体的位置及其运动。如对于恒星的昏旦中天、日月五星的运行及顺逆去留，都采用“浑天说”体系来描述。所以，“浑天说”不仅仅是一种宇宙结构学说，也是一种观测和测量天体视运动的计算体系。
“宣夜说”约在战国时期产生，没有留下完整的文献资料。东汉时期的郄萌记述了先师流传下来的“宣夜说”，主要观点被收入《晋书·天文志》。“宣夜说”认为根本不存在有形质的天，认为天是无形的无限空间，因为无限高远才显现出苍色。为证明其说，引证远方的黄色山看上去呈青色，万丈深谷看上去呈黑色，都是因为无限遥远而人“目瞀精极”所造成的假象。以此证明，天并不存在一个有形的体和有颜色的天壳。日月星体自然地悬浮于无限的太空之中。星体的行止都是气的作用。日月五星也没有缀附在天球上随天一起绕地运动；如果是这样，就不可能出现太阳每天东行一度，月亮每天东行十三度。日月五星或消失或往来，或顺行或逆行，进退各不相同，就是因为它们没有根系在天球上，而各有轨道和速度。“宣夜说”阐述了宇宙是茫茫无涯、无穷无尽的空间，而日月星体则漂浮于这寥廓的太虚之中。这比“盖天说”和“浑天说”认为日月星体附着在天球同一层面上，有了很大进步。“浑天说”学派的张衡，其“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观点，实质上是受了“宣夜说”的影响。“宣夜说”之所以消亡而失其传承，可能是因为缺乏历法学所需要的实际测量，在古代又缺乏有力的理论证明，故此仅仅保留在思想领域而成为一种思辨的假说。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生活的国家之一，农业生产对气候节令的要求很高，所以古人精勤于天象观察，在天文历法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的中医文化，与天文历法息息相关。
1.天象记录和天体测量 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从天象观测开始的，《周易》中就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记载。对天象的观测记录准确丰富，且从未间断。早在殷商甲骨文中就有与太阳黑子相关的记载，而目前世界公认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是《汉书·五行志》所载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对彗星的记录，从春秋到清末有500余次，世界上公认的对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是《左传·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所载“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比欧洲早一千多年。此外，中国对现代天文学贡献最大者当数新星和超新星的记录，其中最早记录新星是公元前134年。中国对日食、月食的记载，也是世界上最早最丰富的，而且精确度极高。
天体测量是通过测定天体的位置和天体到达某个位置的时间来为各种科学目的服务的一门学问。我国古代在测天仪、星表、星图、测定子午线长度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早在距今五六千年以前，先民就对天体有了具体的观测。汉代已经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测天仪器——浑仪，经过后世的不断改进，发展成为具有多种功能的复杂仪器。唐代一行和尚创制了黄道游仪，以观测日、月、五星的位置和运动情况，并最早发现了恒星位移现象。元代郭守敬于1276年制成了简化的浑仪——简仪。由于有了先进的测天仪器，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们得以对多种天体进行详尽的观测和记录。
2.天文知识撮要
（1）七曜、二十八宿与三垣 七曜亦称“七政”“七纬”“七耀”，系指日（太阳）、月（太阴）、五星（金—太白星，木—岁星，水—辰星，火—荧惑星、土—镇星、填星）。
二十八宿又称“二十八舍”“二十八星”，是古人为观测日月五星运行而确立的二十八个恒星坐标，主要分布在黄道或赤道带上，分东、西、南、北四大星区，每区各7个星宿，东方苍龙七宿是角、亢、氐、房、心、尾、箕，西方白虎七宿是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是井、鬼、柳、星、张、翼、轸，北方玄武七宿是斗、牛、女、虚、危、室、壁。
三垣，即上垣太微垣、中垣紫微垣、下垣天市垣，它们本是天官名，自隋唐《步天歌》始用作天区名。三垣位于北天球以北极为中心的球冠部分，各星多以官名命名，共有78个星官。三垣与二十八宿合称“三垣二十八宿”。
（2）北极星和北斗星 北极星称北辰，最靠近正北方位。它一年四季恒居不动，是夜空能看到的亮度和位置较稳定的恒星。北斗星是指在北天排列成斗（杓）形的七颗亮星，人们常称之为北斗七星。北斗七星从斗口至斗柄分别命名为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和摇光。前四颗组成一个梯形，似可以盛物的方斗形容器，称“斗魁”，又称“璇玑”；后三颗连成勺柄，合称为“杓”，又称“斗柄”“玉衡”。若加上杓前两星招摇和天锋，便是古称的北斗九星。北斗九星在不同季节指向不同方向，古代曾依此确定季节。又因北斗靠近北极，它的勺头天枢、天璇两颗星又被称为“指极星”，连线延长约五倍处即指向北极星，可以帮助人们在夜间辨认方向。
（3）黄道与分野 黄道是太阳在天球上周年视运动的轨道，即观测者所看到太阳在天空中所经过的路线。实际上是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黄道两侧各8°的范围称为黄道带，日月和主要行星的运动轨道都在黄道带内。
分野是古人根据地上的区域来划分天上星宿的一种方法。星宿的分野，在古代一般按国分配，到后来又按州分配。古人分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观测天象以占卜地上所配州国的吉凶，即我国古代占星术。
历法是一种通过计算时间来确定节气并将其组成年、月、日体系的方法，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其内容包括月的日数怎么分配，一年中月的安排和闰年闰月的安插，以及节气的确定。我国古代历法还包括日月食和五大行星运行的推算等。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认为，中国远在一万年前氏族公社初期的“人皇氏”时期，就发明了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迭相搭配以记日的方法，是人类历法的开端。
1.阴历、阳历与阴阳合历 古人以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为一“日”，以月相变化的周期为一“月”（因每月的初一称为“朔”，十五称为“望”，故又称“朔望月”），以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为一“年”（现代人称之为“太阳年”）。历法中以月亮运动为主要依据、以“朔望月”为单位的历法称做阴历，以太阳运动为主要依据、以“太阳年”为单位的历法称做阳历。我国古代颁布的历法大多是阴阳合历，即以“朔望月”计“月”，以“太阳年”计“年”，以兼顾太阳和月亮运动。
2.三正、天干地支与六十甲子 我国古代同时存在过夏历、殷历和周历三种不同的历法制度。三者主要的区别在于岁首的月建不同，所以又称“三正”。周历以通常冬至所在的建子之月（即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殷历以建丑之月（即夏历的十二月）为岁首，夏历以建寅之月（即后世常说的阴历正月）为岁首。目前我们使用的是夏历，以寅月为岁首，所以称为“建寅”。
天干地支简称“干支”。在中国古代的历法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被称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叫做“十二地支”。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依次相配，组成六十个基本单位，被称为六十甲子（表2-1）。天干地支在我国古代用于纪时、纪日、纪月、纪年等。
表2-1 六十甲子排列组合表
3.四时与二十四节气 四时即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夏历以正月、二月、三月为春季，分别称做孟春、仲春、季春；以四月、五月、六月为夏季，分别称做孟夏、仲夏、季夏；七月、八月、九月为秋季，分别称做孟秋、仲秋、季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为冬季，分别称做孟冬、仲冬、季冬。古人常用孟春、仲春作为相应月份的代称。在中医古籍中，为使四季与五行相配，出现了“五时”的概念，即四时加“长夏”，“长夏”配土。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历法的特色和独创，出现于战国时代，由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和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发现、创造，并用以指导耕耘、播种和收获等农事活动。它把一周年
日平分为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24个节气，以反映四季、气温、雨雪、物候等方面的变化规律。
4．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几种历法
（1）太初历 颁行于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较秦代使用的颛顼历有许多进步之处。太初历使用夏正，以寅月为正月岁首。通过实测，太初历取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这个时刻作为历元，对历法的许多周期计算大为有利，因为这个时刻既是冬至时刻（传统一年的起始点），又是一天的起始点——夜半，又是一个月的起始点——朔旦，又是六十干支周的起始点——甲子，又是二十四节气的起始点——冬至，对各种时间周期可以做统一推算。太初历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按照“十九年七闰”来安排闰月；开创性地记有日、月食的周期，为日、月食的预报打下了基础；对五星周期的测定也比以前有明显进步。
（2）大明历 创制者为南朝科学家祖冲之（429—500年）。大明历中把一个朔望月的日数精确到29.53059日，与现今实测的朔望月平均长度相差不到一秒钟；并认为传统的“十九年七闰”误差偏大，故提出每391年中置144个闰月的闰周，这样每年的长度就是365.2428天，即一年相差52秒，与今测值只差万分之六日。大明历的另一个创新是首次引进了“岁差”概念，使冬至点在恒星间位置每年向西移动一点点。此外，祖冲之还第一次得到对于预测日食、月食极其重要的交点月（月亮过黄道和白道交点的时间）的数值。
（3）授时历 颁行于元代至元十八年（1281年）。授时历在吸取前代历法经验的基础上，强调实地观察，并大力改进了天文观测仪器，所采用的天文数据几乎都是我国历史上最先进的，其朔望月、近点月、交点月等误差较之前代其他历法更小。授时历还废除了上元积年，以至元十八年天正冬至（实即至元十七年十一月里的冬至）为历元。根据实际观测，确定了当年的气应（冬至距上个甲子日夜半的时间）、闰应（冬至距十一月朔的时间）、转应（冬至距月过近地点的时间）和交应（冬至距月过黄白交点的时间）等数据。这些方法和近代编算天文年历中使用的方法是相近的。此外，授时历在解决天体黄道度数和赤道度数互相换算的问题中创立了两个公式，它们和球面三角法中的有关公式是一致的。总之，授时历可以被认为是我国古代历法成就的最高峰。
古代汉族音律为五音六律。《孟子·离娄上》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音律在古代农业生产、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1.五音七声 “五音”亦称“五声”，系指中国五声音阶中的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级。《周礼·春官·大师》载：“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大致相当于现行简谱中的1、2、3、5、6。“七声”有数种：一为宫、商、角、变徵（徵的低半音）、徵、羽、变宫（宫的低半音）；二为宫、商、角、清角（角的高半音）、徵、羽、变宫，秦汉以后称“清乐音阶”；三为宫、商、角、清角、徵、羽、清羽（羽的高半音），秦汉以后称“侧商音阶”或“燕乐音阶”。“七声”基本涵盖了现行简谱中的七个音级。
2.阴阳六律 “律”是中国古代审定乐音高低的标准，其仪器为管状，律管由长至短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共12支，称十二律。其中奇数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为六阳律，即“六律”；偶数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为六阴律，称“六吕”。故十二律亦称“律吕”（一般而言，“六律”往往可以指代六律和六吕，即十二律）。古代以律管飞灰法将十二律和十二个月相对应。《礼记·月令》曰：“孟春之月……律中大蔟（太簇）”“仲春之月……律中夹钟”“仲冬之月……律中黄钟”“季冬之月……律中大吕”等。
由于“黄钟”和“大吕”分别为六阳律和六阴律的第一律，故“黄钟大吕”合称用以形容音乐或文辞正大庄严、高妙和谐。
宇宙观是哲学范畴，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都必须以某种哲学为指导思想，然后形成其自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古代天文学家首先要考虑宇宙是什么？如何构成？宇宙万物如何演化？如何运动？早期的天文思想受泛神论的影响，这一时期天文学家的思维逻辑和研究方法也受到此影响。泛神论是人类早期必然出现的一种思想意识，认为天地自然、山川湖海、风雨雷电，甚至草木都有其内在的神在支配它们的各种运动变化。而其中又以天神最为崇高，支配天地间的一切，以巨大的力量驱动着天空景物的运动、气候的变化、季节的交替、万物的荣枯。这种思想无疑影响了中医哲学。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就体现了这种思想，如《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
早期天文学家受《易》学的影响，认为构成宇宙的是“气”，作为本原物质的气又演化为万物。这种思想也必然反映在中医理论中，产生了中医学的人体生命“元气说”。受天文学中的日、月运动和日、月之象的影响，中医学产生了阴阳学说，这种学说在春秋后期已有高度的发展，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解释宇宙万物，最终又成为中医学认识人体、认识疾病的方法。在对宇宙万物的生克制约和物类品性差异认识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中医学的五行学说。这种学说为中医脏腑生理和病理的生克制化关系提供了说理工具。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在同病魔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其源头几乎同社会文明一样古老。但是，作为一门科学的形成，不仅需要积累大量的医疗经验，而且有赖于人们对自身与整个自然界的关系达到一定的科学认识水平。在这方面，天文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唯有它才能为人们提供一幅宏大而直观的宇宙图景。在中医理论体系形成以前，我国古代天文学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而自然成为中医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依据。
据《大戴礼·夏小正》，远在三千多年前的夏朝，我国天文学已经产生实用价值，编制出了“夏历”。夏历将一年分成12个月，以某些星宿的出没、北斗柄的回转来确定节气。在商代甲骨文中，已有日食的记载（到汉代进一步正确地说明日食的成因）。到西周，我国天文学已经形成以天极星为座标的二十八星宿概念，并以此来确定太阳在恒星中的视位置。而之所以取二十八宿，为的是同月亮运行的平均周期相一致。战国时期石申的星表，描绘了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的运行状态，编制出二十四节气。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中记有29幅彗星图。至迟在秦汉时代，已经出现更具系统性的天文学假说，诸如“浑天说”和“宣夜说”。汉代科学巨匠张衡还根据“浑天说”制成浑天仪，用它精确地测量了黄道与赤道的交角。他在《浑天》中指出：“赤道横带浑天之腹，去极九十一度十九分之五。黄道斜道其腹，去赤道表里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极六十七度而强，冬至去极百一十五度亦强也。然则黄道斜截赤道者，则春分、秋分之去极也。”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天文学成就之一斑。如此发达的天文学，自然就为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经典提供了宇宙观背景。
《黄帝内经》中的《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等七篇大论，是由唐代王冰补入的，尽管很可能是东汉人所作，但就其思想主旨而言，是同《黄帝内经》相一致的，它们只不过是更集中地反映了天文学在医学中的影响。故可把这七篇大论一并视为《黄帝内经》的一部分。在《黄帝内经》中不仅蕴含大量的天文学知识，而且接受了当时最具科学性的“宣夜说”。《素问·五运行大论》指出：“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冯（凭）乎？”“大气举之也。”“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周天，余而复会也。”换言之，人们所居住的大地在“大气”的作用下悬浮在宇宙之中，天体与大地反向旋转不已，周而复始。这种见解显然直接援引了天文学，而且是同汉代以前就出现的“宣夜说”相一致。
中医理论注重天文学，其目的在于弄清天人之间的关系，结合人的生存大环境来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及防治疾病的规律。中医理论把人当作一种自然的存在物，运用天文学等学科的知识科学地揭示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纪，地有五里（理），故能为万物之父母。”所谓八纪，指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这八个节气，五里指五行化育之理。《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人也为天地形气所化生，不仅源于自然，而且始终生活在自然之中，必须随着自然的变化而变化。《灵枢·岁露论》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天地、日月的运行对人体生理、病理都有影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湿燥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人如果不能积极适应天时及其节气的变化就会产生病变，而其防治疾病的原则自然就可以从中推导出来。因此，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古代天文学及气象学的成就。
1.“宣夜说”在《黄帝内经》中的体现 《黄帝内经》为中医基本理论的渊薮，又是中医文化的百科全书，内容几乎涉及其成书时代的各个学科。古代天文学的基本知识在《黄帝内经》中几乎都有所反映。《黄帝内经》对于宇宙结构学说的认识更接近“宣夜说”。“宣夜说”较之“盖天说”和“浑天说”有三个方面的进步：其一是打破了宇宙是盖形或球形等有形质的说法，而认为宇宙是“虚空”的，这与《黄帝内经》称之为“太虚”是一致的。其二是认为天体各有自己的运动规律，无所附着，无所缀系。其三是认为宇宙是无限的空间。《素问·五运行大论》中有一段接近“宣夜说”的精彩论述：“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帝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帝曰：冯乎？岐伯曰：大气举之也。”
另外，《黄帝内经》中尚保留了似乎业已失传的天文资料，这就是《素问·五运行大论》中所引述的《太始天元册》之文：“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这是所谓《黄帝内经》的“五气经天说”，而古代天文学未见有相关资料。
2.日月运行在《黄帝内经》中的体现 关于日月运行，《黄帝内经》采用了古代天文观测的成就和数据，用以说明日月运行对天地阴阳升降的决定性作用，从而阐释其对人体阴阳变化的影响。《素问·六节藏象论》曰：“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气数者，所以纪化生之用也。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行有分纪，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积气余而盈闰矣。立端于始，表正于中，推余于终，而天度毕矣。”这段文字不但说明了日月运行分度，而且指明了太阳的回归周期和置闰的原理。但这个置闰是指立表测日影而四年置闰一日。古天文学黄道的周天度数是365.25日。平年是365日，差1/4日而天度不毕，积四年而盈满一度，置闰一天，放在第四年成为闰年366天，这样才会“天度毕”。
这里所说的“日行一度”是指太阳每昼夜绕黄道一周而越过一度。《黄帝内经》中对太阳的运行还有另一种描述，《灵枢·卫气行》和《灵枢·五十营》两篇出于“天人相应”的思想，认为卫气和营气在人体内的运行与太阳在二十八星宿之间的昼夜运行同步。值得注意的是，《黄帝内经》中所涉及的二十八星宿，星宿与星宿之间视作等距离。这实质上已经失去了天文学的实际意义，随意把宏观天象附会于主观想象，这是《黄帝内经》引用天文学不成功的地方。
“月行十三度而有奇”是指月亮绕地球一周约为27.32天，是为恒星月的天数，平均每天运行的度数为365.25度除以27.32得13.36度，故称“月行十三度而有奇”。古人所测得的恒星月日数与现代天文学基本一致。
另外，《黄帝内经》已经注意到月象的盈亏与潮汐的关系，以及对人体气血的影响。《灵枢·岁露论》中谈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充，皮肤致，毛发坚，腠理郄……至其月廓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素问·八正神明论》中还谈到针刺之法应“法天则地，合以天光”“必候日月星辰”“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廓空无治”，这是谈针刺治法应参照月象的盈亏而制定原则。《素问·缪刺论》还提出上半月月象渐生阶段逐渐增针、下半月月象渐亏阶段逐渐减针的方法。
3.天极星和北斗在《黄帝内经》中的反映 天极星和北斗在《黄帝内经》中的反映见于《灵枢·九宫八风》。这是利用北斗在北极运转一周而作为年钟的方法，来占验年周期八个重要节气的风向，用以预测气候的正常与否，从而占测气候致病的情况。其方法是将北极星为中心轴，通过斗星运转的八个区设立八宫，另加极星所居的中央一宫共为九宫。八宫实质为二十四节中八节斗柄所居的区域。八节指“二至”“二分”“四立”。这是《黄帝内经》利用北天天文与历法非常完美的结合，其中有其科学的一面，但也有占星术的色彩。
4.五星在《黄帝内经》中的反映 古人所能直观观察到的所谓运行的天体，除了日月以外，还有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五大行星。古人开始命名五大行星时有其亮度和色彩的原因，但后来完全将其纳入五行体系，甚至认为五星是五行在天的本原精气。《黄帝内经》涉及五星的见于多篇，主要是《素问》中的“运气七篇”，其中把五星运行的徐、疾、顺、逆、留、守、还等现象都依据天文学描述得非常真切。但实际运用中仍具有占星术倾向，这无疑会使其价值有所失色。
“阴阳”范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纲领。为什么中医学如此注重这对范畴？其在中医学中特定含义的依据又是什么？追根究源，应当说是来自人们的生产、生活经验，尤其是同我国古代天文学的高度发达相联系的。
何谓“阴阳”？《说文解字》云：“阴，暗也”“阳，明也”。阴阳本来是指阳光之向背，后常以日月为阴阳之代表。而日月之运行，月借日光以明，以及日、月、地之间的关系，都是天文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结论。因此，医学及哲学的“阴阳”范畴是与古代天文学相关的。中医学认为，人之阴阳本于天之阴阳。《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以应天之阴阳也。”所谓天之阴阳，主要是指日月。《灵枢·岁露论》云：“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素问·六节藏象论》曰：“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行有分纪，周有道理。”这些论述有力地证明中医学的阴阳范畴受到古代天文学的强烈影响。
《黄帝内经》从阴阳范畴进一步引申出三阴三阳概念。三阴三阳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将其分成手足两大系列，构成中医的十二经脉学说，成为中医生理学、针灸学的理论支柱；将三阴三阳概念用于外感病的证型分类，则形成六经辨证。三阴三阳概念与天文学的联系也是密切的，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它来源于阴阳范畴，而且表现在它同天时存在着对应关系。《素问·天元纪大论》曰：“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说明三阴三阳概念是阴阳范畴量化的结果。在一昼夜之中，阴阳二气经历着盛衰的变化。《灵枢·营卫生会》云：“夜半为阴陇，夜半后而为阴衰，平旦阴尽，而阳受气矣。日中为阳陇，日西而阳衰，日入阳尽，而阴受气矣。”人体阴阳二气的运行及其胜复与日夜交替的现象相对应，太阳始于平旦（早晨），阳明盛于日中，少阳应于日西，太阴始于合夜（日入），少阴盛于夜半，厥阴终于平旦。在一年二十四节气中，人体阴阳的变化与天时也是相应的。如《素问·天元纪大论》所说，一年之主气始于厥阴，依次经过少阴、太阴、少阳、阳明而终于太阳，各主四个节气。
在中医理论体系中，阴阳与五行密切相关，共同构成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础。五行分属于阴阳，但比阴阳更具体，更直观，从而能够借助类比推理，建立更复杂、更实用的医学模型。在中医的五行学说中，因而也渗透着许多古代天文学的内容。《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东方生风，风生木……南方生热，热生火……中央生湿，湿生土……西方生燥，燥生金……北方生寒，寒生水。”《素问·天元纪大论》曰：“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五位即五方，这说明金、木、水、火、土五行与燥、风、寒、暑、湿五气存在相生关系，并与包括“中”在内的五方位存在对应关系。然而，五方的确定及五气的变化规律的发现，都依赖于天文学。
五行还与五时相联系。春属木，夏属火，长夏属土，秋属金，冬属水。《素问·六节藏象论》曰：“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得五行时之胜，各以气命其藏。”这是用五行生克胜复来说明五时之间的关系（并涉及五脏之名的问题）。而天时概念及其具体测定，则属于天文学的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中医还将五行与天文学上的五星相联系，认为它们也存在着对应关系。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合理性还有待于证实，但是可有力地说明古代中医的五行学说与天文学的密切联系。《黄帝内经》认为，这五星的出没与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存在某种对应关系。《素问·气交变大论》云：“岁木不及，燥乃大行……民病中清，胠胁痛，少腹痛，肠鸣溏泄，凉雨时至，上应太白星，其谷苍。上临阳明，生气失政，草木再荣，化气乃急，上应太白、镇星，其主苍早。复则炎暑流火，湿性燥，柔脆草木焦槁，下体再生，华实齐化，病寒热疮疡、疿疹痈痤，上应荧惑、太白，其谷白坚。”在五行生克乘侮关系中，金克木，克制过分则为凌乘。木气本身不及，势必为金气凌乘，表现为燥气流行，在天象上可见明亮的金星。又由于木能生火，木受金抑而诉诸火，以致金、火相对，在天象上同时可见金星和火星。《素问·气交变大论》曰：“收气不行，长气独明，雨水霜寒，上应辰星。”当燥金（收气）为火热（长气）所胜之后，又有寒水克制火热，在天象上见水星明亮。如此之论，不一而足。这些都反映了五行学说与天文学的密切联系。中医经典中明确指出这种联系，说到底，是与天人相应，天、地、人统一的观点相一致的。
五运六气学说是在大量天文观察的基础上，为预测气候的变化规律而建立起来的推演系统，体现了我国古代天文学及气象学的重大成就。尽管这一系统尚需进一步证实，但它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却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从古至今它已经获得若干可检验的实例的支持。五运六气学说在古代中医理论中不仅受到高度重视，而且获得广泛的应用和发展。由唐代王冰补入《黄帝内经》的七篇大论，充分地探讨了五运六气学说及其在医学中的应用。由于除七篇大论之外，《黄帝内经》的其他篇章也谈到五运、六气，因此，五运六气学说即使由后人作了系统化处理，就其思想源流来说，它同《黄帝内经》也是一脉相承的，没有必要将其割裂开来。
我国古代医家特别是唐代以后的医家把精通运气学说视为行医的必要条件之一。《素问·六节藏象论》强调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在，不可以为工矣。”宋代更是将运气学说被列入医生的考试科目之一。在官方的支持下，医生研究运气学说蔚然成风。例如，明代张景岳在其《类经·运气类》中谈到自己的学习体会时说：“自余有知以来，常以五六之义，逐气推测，则彼此盈虚，十应七八。”表明中医理论与天文学及气象学密不可分的联系。
所谓五运，亦即木、火、土、金、水五气的运行；六气则为风、热（暑）、湿、火、燥、寒。五运六气皆有阴阳属性，将五运之“火”一分为二（君火、相火），这样，就形成厥阴风木、少阴君火、少阳相火、太阴湿土、阳明燥金、太阳寒水的匹配。五运又分中运、主运和客运。中运统司一岁之气；主运一般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的次序分司一年五季；客运则以中运之气为始，亦以五行相生的次序分司五季。这样，其中就有三者（中、主、客）之间的异同和协调制约关系。六气则分主气和客气。主气以风、火、热（暑）、湿、燥、寒为序，分司一年二十四节气；客气包括司天、在泉和左右四间气，循风、火、湿、热（暑）、燥、寒之序，以司天之气逆推二位为初气。其中，司天之气统司一年，与司天之气对应的在泉之气分主下半年。然而，五运之中运和六气之司天则是由干支纪年法推算出来的。我国古代采用干支纪年法，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相配合，60年为一轮，称为甲子。这种纪年法体现着古人对天文气象大循环周期的认识。因此，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就可以对各年气候变化的主流做出预测。五运六气学说同这种认识及其预测要求是一致的。五运以土、金、水、木、火为序，分两轮依次配十天干。例如甲年和己年为土运，乙年和庚年为金运。五运之中运即以此确定。六气以热、湿、火、燥、寒、风为序，亦分两轮依次配十二地支。例如子、午年皆为热气司天，丑、未年皆为湿气司天。但是，要预测每年气候变化的主流，还必须考虑到阴阳属性和运气之间的关系。运气有太过、不及和平气三种类型。凡天干为奇数属阳年，反之则属阴年。阳年为太过，同气流行；阴年为不及，相克之气流行。天干还受地支的制约，或说中运受司天之气的制约，凡太过之运遇相克之气，不及之运遇相生之气或同气，皆可转化为平气。而平气表现为气候平和，疫疠较少。
运气的差异，势必影响人体而引发一定的疾病。古代中医借用五行模式说明五脏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及种种生理病理机制，用五运六气学说推知疾病流行的可能性之大小，以及传变的某些特点。例如，木运太过之年，木克土过甚，联系人的五脏，则为肝气太盛，脾土受累。临床表现为肠鸣泄泻，腹胀胁痛，食欲不振，身体沉重，心烦易怒，头晕目眩等症状。如《素问·气交变大论》所曰：“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呜，腹支满……甚则忽忽善怒，眩冒巅疾……反胁痛而吐甚。”又如金运太过之年，燥气流行，金克木，则肝受累。临床表现为两胁下、少腹（小腹部两侧）痛，或眼睛红肿热痛，眼角溃烂，耳聋等症状。即《素问·气交变大论》所说：“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民病两胁下少腹痛，目赤痛，眦疡，耳无所闻。”
应当指出，五运六气学说由于包含多种参变因素，因而它并不是一种机械性的推导模式，它可以接纳适当的补充和修正。例如，太过或不及之运气也可能通过交运之气获得校正。在五运六气学说中，人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和医学之间十分融洽的关系，它表明中国古代天文学在医学中有较高程度的应用，从而对中医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音律与中医学的关系较为密切，是中医“天人相应”观点的一个体现。《素问·针解》曰：“夫一天、二地、三人、四时、五音、六律、七星、八风、九野，身形亦应之，针各有所宜，故曰九针……人声应音，人阴阳合气应律……”《灵枢·邪客》曰：“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在中医医籍中，可以见到以五音配五脏、六律配脏腑经脉的例子。
1.五音与五脏 《黄帝内经》中有数篇论及五脏与五音的对应关系。如《素问·金匮真言论》曰：“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音角”“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音徵”“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其音宫”“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其音商”“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音羽”。《素问·五常政大论》曰：“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备化，金曰审平，水曰静顺”“敷和之纪……其脏肝……其应春……其音角”“升明之纪……其脏心……其应夏……其音徵”“备化之纪……其脏脾……其应长夏……其音宫”“审平之纪……其脏肺……其应秋……其音商”“静顺之纪……其脏肾……其应冬……其音羽”。《四诊抉微·听音论》中指出“五脏者，中之守也，各有正声”，并总结前代之论具体阐述道：“脾应宫，其声漫以缓；肺应商，其声促以清；肝应角，其声呼以长；心应徵，其声雄以明；肾应羽，其声沉以细。此五脏之正音。”兹列表示意《素问》诸篇中五音与五脏等的对应关系（表2-2）。
表2-2 《素问》五音与五脏、五方、五色、五季对应表
2.律吕与脏腑经脉 宋元间医籍《渊源道妙洞真继篇》以阴阳六律配十二脏腑及所属经脉，曰“律中太簇，肇当孟春之月……其气专在人之三焦……每夜乾时，人气所在手少阳三焦经”“仲夏之月……律中蕤宾……人气在心……每昼丙时，人气所在手少阴心之经”等，兹以表格示意《渊源道妙洞真继篇》中十二律所对应的脏腑经脉（表2-3）。
表2-3 《渊源道妙洞真继篇》十二律与脏腑、经脉、四季对应表
总之，无论从中医的理论体系，还是从阴阳、五行及运气学说来看，都反映了中医与古代天文历法及音律的密切联系，古代中医依托于此，它就必然地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复习思考题】
1.中医文化的起源除本章所论外，是否还有其他方面？
2.你是否同意“巫医同源”的观点？
3.饮食文化对中医文化的影响有哪些？
4.中国古代天文学是早期最发达的科学技术之一，对中医文化的影响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