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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早期的文明，有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两种形式。农耕经济作为一种自然经济形态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也对中医文化的起源产生着影响。民以食为天，农耕文明中塑造了我国饮食文化的特质，是“药食同源”的基础。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人类文明的早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列宁说过：“地理环境的特征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太平洋的西部，东部和东南部地区被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环抱着，西部和西南部地区是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和横断山脉，西北部和北部是浩瀚的戈壁和蒙古高原，东北部有鸭绿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内陆地区。另外，中国的地势自西而东层层下降，呈三级阶梯分布，有利于海洋湿润气流深入内陆形成降水，水量充足；由此形成了丰富的河流，黄河、长江、淮河、辽河等河流流域的水网纵横交错，为农业灌溉提供了便利的自然条件。气候上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亚热带、中温带和暖温带，且具有典型的东南季风气候特征，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极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中华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经济生产形态。
考古发现证明，我国的农耕文明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的繁荣期。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已发现了成千上万处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遗址，许多区域有相当发达的农耕文明，如位于黄河流域的半坡遗址出土了石锄、石铲（耒耜）、粟及菜籽；位于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骨、木及石制的耒、耜、锄及大量稻谷堆积层。《周易·系辞下》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淮南子·修务训》曰：“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神农氏是距今4000多年前的氏族部落首领，他发明制作了耒、耜等农业生产的工具，并教导百姓根据土地的干燥、湿润，肥沃、贫瘠和地势高低而选择不同的农作物进行种植，率民跨进了农耕文明之门槛（图2-3）。
图2-3 汉画像石神农图
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以传统农业为主。我国的原始农业在夏朝开始向传统农业过渡，随着铁器农具的推广，大约在战国、秦汉之际逐渐形成一套以精耕细作为特点的传统农业技术。在漫长的农业耕作实践中，先人们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我国从未间断且代有发展的一种文化，它反映了传统农业的思想理念、生产技术、耕作制度，形成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涵，是中国文化之根，可以说中华文明就是建立在特有的农耕文化基础之上的。农耕文化的内涵可概括为“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八个字。
1.应时 农作物的生长与时令节气密切联系，农业生产时间性强，必须根据节气、物候等条件而进行，是一种具有季节性特征的劳作活动。《吕氏春秋·士容论·审时》曰：“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因此古人主张“不违农时”，孔子说“使民以时”，孟子也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古时人们的生活基本上是按照自然节律和农业生产周期而安排的，夏代的历日制度《夏小正》已把天文、物候、气象和相应的农事活动列在一起便于民间掌握。重要的节庆活动都有丰富的农耕文化内容，直到今天，节气依然是人们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的依据。顺天应时是几千年来人们恪守的准则，体现了前人对自然规律的重视。
2.取宜 宜即适宜，适合。“取宜”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中国传统农业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三宜”是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守的原则。我们的祖先在农事活动中很早就懂得了“取宜”的原则，即农业生产要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物候条件和土质状况来进行，根据土地的肥瘠、干湿、地势及向阳背阴等不同情况，种植不同特性的作物；根据农作物生长的需要，进行播种、灌溉、施肥、除草，轮休、倒茬、间作、复种。《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之，民皆法则之”。“取宜”在指导人们认识自然和从事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3.守则 则，即准则、规范、秩序，它是人与自然长期互动形成的实践原则。农作物的种植是有顺序依次进行的，种粮食的顺序是耕田、播种、施肥、插秧、除草、收割、打谷；种豆类的顺序是耕地、播种、施肥、收割。这种必须遵守的秩序是以礼为重思想之源，礼之用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祭祀严格的先后步骤，人与人相处的各种礼仪制度，只有名正才能言顺，才能各守其位。
4.和谐 农业的本质是由农业生物、自然环境与人构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先民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天、地、人”的“三才”观。“三才”观把农业生产看作是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的、持续运动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人与天、地是自然和谐的，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相互和谐的思想。“三才”观塑造了中华民族崇尚和谐的价值取向，支撑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就是在天、地、人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是农耕文化的核心理念。
1.农耕生产与“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 上古农耕时期，“天”对于人类的生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们靠天吃饭，顺应天时，春天播种，就有农作物的夏长秋收与冬藏，错过春天的播种就没有收成而影响生存。农耕时代，古人对自然的认识非常有限，对自然处于严重的依赖和被支配的地位，他们无法解释大旱或洪水等自然灾害时，便将原因归结为“天”的力量，因而每逢大事都要举行祭祀活动，以顺应天意。虽然“天”被尊为天地万物之主宰，但“天”与人是可以沟通交流的，人们通过“巫”与“天”交流是“天人合一”的最初形态。
天与人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古人关注的热点。古人主要通过观察类比来认识自身及周围的事物，如“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古人在观察到山川中的云气及人的呼吸之气等现象后，形成了“气”的概念，随着理性认识的深入，“气”的概念逐渐由自然之气上升为哲学之气，用以解释天地万物生命的起源和生存，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源同构，都是由气构成，藉“气”为媒介和桥梁，人与天地万物是能够相互感应的。
2.整体思维与中医文化 首先，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将五脏与六腑、形体组织、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统一的整体，各功能部分彼此协调，神形兼备。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形体不敝，精神不散”。其次，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人禀自然之气所生，必然受自然之气变化的影响。如《素问·脉要精微论》记载，脉象“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疾病与季节气候的变化亦有关联。如《周礼·天官》载：“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其三，人与社会环境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人是社会中的人，人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变化也会对人的身心造成影响。如《素问·疏五过论》言：“凡未诊病者，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留连，病有所并……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
中医将整体思维观念具体化、实践化，用以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防养生。
中国传统农业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即农事活动要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物候条件和土质状况进行，才能取得收成。相应地，中医提出了对待疾病要因时、因地、因人三因制宜。
1.因时制宜 中医因时制宜思想主要体现在人体在不同时令脏腑气血的变动、所罹患疾病不同及采取治法的差异。五脏与四时是相通应的关系。如《素问·六节藏象论》曰：“心者……通于夏气。肺者……通于秋气。肾者……通于冬气。肝者，通于春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通于土气。”人体的盛衰虚实变化随着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灵枢·五癃津液别》曰：“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涩不行，水下流于膀胱，则为溺与气。”疾病的预防要根据不同的季节特点采取不同的措施。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应根据不同的季节而选择不同性质的治疗药物。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论》言热无犯热，寒无犯寒。余欲不远寒、不远热，奈何？岐伯曰：悉乎哉问也！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
2.因地制宜 中医因地制宜思想主要体现在因生活的地域不同，人的体质及发病就不同，治疗方法亦不同。《素问·异法方宜论》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其病皆为痈疡……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西方者……天地之所收引也……其病生于内……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脏寒生满病……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病挛痹……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故其病多痿厥寒热……故导引按蹻者，亦从中央出也。”
3.因人制宜 中医因人制宜思想主要体现在由于个体体质、年龄、性别的不同，其发病会不同，治疗方法亦不同，《灵枢·通天》根据人的阴阳之气的盛衰，将人分为五态，即“盖有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阴阳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态不同，其筋骨气血各不等”；并根据五态的不同特点，提出了“审有余不足，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的治疗原则。《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亦曰：“审察其形气有余、不足而调之，可以知逆顺矣。”对于青年、壮年、老年不同年龄的治则，《素问·示从容论》认为：“年长则求之于腑，年少则求之于经，年壮则求之于脏。”关于妇女妊娠期治疗，《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载：“黄帝问曰：妇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帝曰：愿闻其故何谓也？岐伯曰：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华先民在农耕生活中逐渐形成的自然观和方法论。阴阳是可以代指日月寒暑变化的抽象符号。木、火、土、金、水的不同属性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
先民在农业生产中逐渐认识到四时气候、日月寒暑循环往复的自然规律。《周易·系辞下》指出：“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万物因四季阴阳变化而生长收藏。如《管子·形势解》所述：“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
“五行”最早载于《尚书》，与农耕文明具有紧密的联系。《尚书·洪范》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指水具有滋润、下行的特性，农作物生长离不开水的滋润；“炎上”指火具有炎热、上升、光明的特性，火广泛应用于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曲直”指木有可弯可直的特性，木是古人最早用于制作农业工具的自然材料之一；“从革”指金（金属）有顺从意愿而变化的特性，金属也因其可塑性而常用于制造农具；“稼穑”指农事活动，土为庄稼生长的基础。
《黄帝内经》吸收了阴阳五行思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并用阴阳学说以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如生理上“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病理上“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诊治上“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阳病治阴，阴病治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等。五行学说把木、火、土、金、水五行的性质与相互关系赋予五脏，将人体自身与自然界有机联系起来，用五行生克制化关系来解释疾病的产生，说明五脏的生理功能及其相互关系。
饮食文化与中医文化有着内在的渊源。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揭示了药食同源的密切关系。人们对饮食五味的感知，滋生出药物的四气五味概念。由于肠道疾病的侵扰及健康卫生意识的萌芽，人们逐渐滋生了饮食卫生保健意识，由此产生了饮食养生理论及脾胃脏腑理论。五味调和思想衍生出天地人和谐统一的中和思想，进而指导人们养身治国平天下。
药食同源揭示了药物的起源与食物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最初的内服药物是从食物中分化出来的。
1.神农尝百草——从食物中分化出的药物 关于药物的起源，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说明药物学知识源于古人的亲尝体用，同时也揭示了药食同源的密切关系。神农尝百草的最初目的，是通过亲尝探知何种食物宜食，何种有毒不能食，从而教民知所宜食而避其毒。在原始的采集、狩猎过程中，人们逐渐获得关于植物、动物的初步认识，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还意外地发现某些动植物有一定的治病作用，相反有的有毒可致病甚至导致死亡，在长期的总结实践过程中产生了初步的药物学知识。
随着原始农耕及原始畜牧业的发展，作为粮食种类的动植物越来越多，入药的动植物亦随之增多，药物学知识日益丰富。古代的“五谷”除了麦之外，稻谷、黍、稷及菽在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已发现；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有黄芪、香薷、紫苏、萹蓄、地肤等。考古发现紫苏出土较为普遍，数量较多，有可能最初是粮食作物或调味品。《礼记·内则》记载芗（紫苏）作为调味品，“鲂鱮烝，雏烧，雉，芗无蓼”。郑玄注：“芗，苏荏之属。”临淄齐故城出土植物遗存有枸杞、苍耳、地肤、委陵菜，或为食或为药，如枸杞“春食叶，夏食子，秋冬食根并子也”（《雷公炮炙论》）。动物药的发现与原始狩猎及畜牧业有关，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猎获的动物种类比较多，从北京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山顶洞人常猎获鹿类、野猪、野牛、羚羊、狗獾、狐狸、刺猬、野兔、鼠类和鸵鸟，捕获青鱼。约八千年前的磁山、裴李岗人已开始驯养猪、狗、鸡、黄牛。商周时期有人工养鱼的池塘，如甲骨文卜辞“在圃渔，十一月”。
早期文献中有许多兼食兼药的记载。如殷商甲骨文记载药物的卜辞中有禾、粟、麦、菽、麻、葑、黍、马、牛、羊等；有枣、鱼等治病的卜辞，如“丙戌卜，贞：疛，用鱼？”（《库》一二一二）“甲戌卜，贞：
（有）
（疟），秉枣？”
《诗经》反映的历史时代约为西周至春秋中期，其中植物题材居多，反映了农业发展、果蔬栽培与药物的密切关系。《诗经》收载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305篇；记载了许多植物，如《豳风·七月》描写不同时期瓜果稻蔬的成熟收获情况：“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其始播百谷。”《诗经》中有些植物既可入药又兼食用，如葵为冬葵，亦名葵菜，其叶及苗甘滑可口，是美味的菜蔬。《管子》云：“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葵布之天下。”冬葵作为蔬菜被广泛采集及人工栽培，同时又是一味重要的中药，冬葵子性滑利，可利尿通淋、通乳、润肠。《诗经》中的动物类也比较多。
《周礼》已有初步的药物学理论如五药、五味、五毒等，提出“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的理论，又提出“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的治疗用药原则，是药物学理论的一次重要升华。
《尔雅·释草》中有许多关于可食植物的记载。《山海经》记载植物药52种。
《楚辞》托物寓志，以香草香木比喻高洁的情操或忠臣君子，以恶草比喻奸佞小人。许多香药实为药食兼用，“奠桂酒兮椒浆”，榝、桂、椒等可作调味品或香美的酒浆，亦为药用。《楚辞》记载了很多兼食兼药的香草香木，柴胡亦可食用，《离骚》曰：“揽茹蕙以掩涕兮。”茹即柴胡，又名地薫、香薰、山菜、茹草，气味芳香，幼苗可茹，又名芸蒿，《吕氏春秋》言其“菜之美者，阳华之芸”。蘘荷亦名苴莼，《周礼》名嘉草，气味芳香，可作调味品，“耘藜藿与蘘荷”，“醢豚苦狗，脍苴莼只”。蘘荷可用作香料烹煮肉类，又芳香辟秽解毒，《周礼》载以其攻治蛊毒。
阜阳汉简《万物》是早于《神农本草经》的一本药物学著作，其中记载“鱼与黄土之已痔也”“姜叶使人忍寒也”。《黄帝内经》所载半夏秫米汤的秫米是一种粮食作物。
2.药物的分类——五谷五畜五菜与五药 食物的种类与药物的自然属性分类关系十分密切，药物的分类是在饮食物不同物类逐步细化分类的基础上衍化产生出来的。随着农业及畜牧业的发展，动植物的种类日益增多。《国语·鲁语》记载烈山氏子柱“能植百谷百蔬”，说明当时谷物菜蔬已十分丰富。人们把食物分成五谷五畜、六谷六牲，如《周礼·天官冢宰·膳夫》曰：“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周礼·天官冢宰·疾医》曰：“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素问·脏气法时论》有五果、五畜、五菜之称。
古代本草学也称博物学，涵盖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先民的自然属性分类观萌芽较早，且随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而逐渐成熟，如《周礼·天官冢宰·疾医》的“五药”即草、木、虫、石、谷五类。《尔雅》的“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实际上是按草、木、虫、鱼、鸟、兽、畜进行分类。药物学著作多按自然属性对本草进行分类，如《神农本草经》三品中各类药物按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谷排列。南朝梁·陶弘景将本草按自然属性分成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七大类。被誉为大百科全书的《本草纲目》完全按自然属性分类，“不分三品，唯逐各部，物以类从，目随纲举”，按金石部、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木部、器部、虫部、鳞部、介部、禽部、兽部、人部等进行分类。由此可见，药物的自然属性分类与饮食物分类有着密切关系，从分类学角度体现了药食同源的密切关系。
3.饮食五味与药之五味 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随着物产的丰饶及食物种类的增多，人们对饮食的要求越来越高，追求口感美味，产生了酸、苦、甘、辛、咸五味，重视食物的滋味。“五味”一词常见于先秦文献，《老子·道经》曰：“五味令人口爽。”西汉史游《急就篇》提到的“芜荑盐豉醯酢酱”“葵韭葱薤蓼苏姜”“芸蒜荠芥茱萸香”“老菁蘘荷冬日藏”皆言调味品，同时皆可作药用。
古人通过长期的观察与体验，发现不同气味有不同的阴阳属性及作用。不同的滋味对人体的影响亦不同。五味各入五脏，发挥不同的功用，于是在饮食五味的基础上逐渐总结出药物的五味。《周礼·天官冢宰》的“五味”除指醯、酒、饴蜜、姜、盐之类调味品外，也指五种不同的滋味，认为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到《黄帝内经》时，中医已经将五味与五行、五脏等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药物学五味理论，即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心肺、咸入肾。《素问·脏气法时论》提出可利用五味缓和五脏所苦：“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肾苦燥，急以辛以润之。”还可利用饮食的滋味调理脏腑：“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枣、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黄，宜食咸，大豆、豕肉、栗、藿皆咸；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并且提出五行相克的五味禁忌：“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
4.食物烹制加工与药物的炮制剂型
食物的烹饪加工及火的利用，不但改变着人们的饮食结构、饮食习俗，同时对药物的加工炮制及剂型产生重要影响。考古发现北京人遗址中有大量用火的痕迹，人类自能用火以来，便有了早期的烹饪历史。在饮食器具未生产出来之前，人们“掘地为臼，以火坚之”，或在石头上烧烤，“中古未有釜甑，释米捋肉，加于烧石之上而食之耳”（《礼记》郑玄注）。后世的“石烹法”乃其遗存。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出现了陶器如鼎、鬲、甗、甑、釜、鬶等。陶器的出现使烹饪手段更加多样化，烹、煮、蒸、烤等技法相继出现，这些加工技法对药物的煮、蒸、炮、炙产生直接影响。在陶器的烧制过程中人们产生了对矿物质的认识，由此逐渐萌生出金石类药及其煅炼加工方法。在国内各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中出土了较多的谷物加工工具，如黄河流域文化遗址出土的碾盘、碾棒，长江流域文化遗址出土的木杵、陶杵、陶臼、石臼。这些谷物加工工具的发明同时促进了药物加工工具的产生，常用的捣药工具杵、臼、碾等由此产生，并随之产生了药物的加工方法。《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饮食之道始备。”《礼记·内则》提到八珍的做法，有淳熬、淳毋、炮（豚牂）、捣珍、渍、为熬、糁（或肝
）等，说明饮食加工方法已经比较复杂精细。《诗·小雅·瓠叶》云：“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日益精致的饮食加工器具及繁复的加工方法，同时促进了药物炮制器具及炮制方法的逐步完善，由此脱胎产生了中药炮制学。
汤液的出现与饮食物的加工及酒的发明有关。《黄帝内经》“汤液醪醴”即指包括酒剂在内的汤液一类的剂型。伊尹善庖厨而作《汤液本草》，说明汤液与庖厨有一定的关系。《针灸甲乙经序》载：“伊尹以亚圣之才，闵生民之疾苦，作《汤液本草》。”
饮食卫生与饮食养生是饮食调护的重要内容。饮食卫生减少了疾病尤其是各种肠道寄生虫病的发生，而饮食养生更注意合理饮食对人身健康的促进作用。古人非常重视饮食养生，《周礼》中有专掌帝王饮食的职官，又有膳夫、庖人、内饔、餐饔、亨人、渔人、凌人、醢人等不同的分职，周代的医官有专门的食医。
1.饮食卫生 上古人们茹毛饮血，与动物无别，各种肠道疾病侵蚀着人们的健康。《韩非子·五蠹》曰：“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火的发明是饮食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用火将食物制成熟食，消灭食物中的病菌，减少肠道疾病的发生，缩短食物在人体的消化过程，从而增强体质。熟食改变了人体结构，缩短了肠道长度，最重要的是促进了大脑的进化与发育。
“古者伯益初作井”（《说文解字》），井的发明与利用是保证饮食卫生的重要条件，井的创造保证了水源的洁净及用水的卫生。《管子·禁藏》曰：“当春三月，萩室熯造，钻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河姆渡遗址有最早的木构水井，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有两眼水井。井四周一般用井栏围住，将水与外界隔离，井上设置井盖，更加保证水不被污染，如《管子·度地》云：“宫中皆盖井，毋令毒下。”古人会定期清理井底淤泥以保证饮用水的卫生。《周易·井卦》载有“井泥不食”，即井中有泥时不能用井水；“井渫不食”，即井水污染时不能饮用；“井冽寒泉，食”，即井水经过改造、疏浚，水泉清冽，可以饮用。河南登封战国阳城遗址内发掘出贮水池和陶水管道，经研究发现陶水管道用来输水的，以保证用水卫生。
古人非常注重食物的洁净，不吃腐烂变质、色味俱恶的食物。孔子在《论语·乡党》中提出的“八不食”中就有“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古人还发明了储冰技术以保证食物不腐败，《周礼·天官·冢宰》载“凌人”即是专管冰窖的人。河南新郑故城遗址，发现一座长约九公尺、宽约三公尺的狭长形半地下建筑，底部有五眼深井，在地下建筑及深井中发现有牛、羊、猪、鸡等动物的骨骼及许多陶片，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是一座大型地下冷藏库。
2.饮食养生 古人重视饮食养生，内容包括饮食结构、四时宜忌及饮食过程等。如《论语·乡党》指出“肉虽多，不使胜食气”，肉食类不能多于谷类主食；“不多食”，强调饮食适可而止；“食不语”，防止进食说话呛咳；“不时不食”，强调非季节性的食物不能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讲究饮食精细。《礼记·内则》指出“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四时宜用五味以养气。
古人深刻认识到不良饮食嗜好及习惯会导致疾病。饮食不按时、饥饱失常都会伤身。如《墨子·非攻》曰：“食饮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蹈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管子·内业》曰：“凡食之道：大充，伤而形不臧；大摄，骨枯而血沍。”过嗜五味，令人味觉失灵。如《老子》云：“五味令人口爽。”过食厚味会伤肠胃致胃脘痞胀，气不通达。如《吕氏春秋·孟春纪·本生》曰：“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吕氏春秋·孟春纪·重己》曰：“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鞔，中大鞔而气不达。”
因此古人十分重视饮食的节制和禁忌，强调饮食适口即可，不可害生。如《吕氏春秋·孟春纪·重己》云：“其为饮食酏醴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吕氏春秋·仲春纪·贵生》云：“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吕氏春秋·季春纪·尽数》提出饮食养生的一系列原则：饮食宜清淡，“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是以谓之疾首”；要按时饮食，“食能以时，身必无灾”；不要过饥过饱，“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脏之葆”；饮食时要心情愉悦，“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将之以神气，百节虞欢，咸进受气”。
3.五味调和 五味调和是指通过不同的味相合以达到和谐。和，调和、和谐、中和之义。《周礼·天官冢宰·食医》云：“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郑玄注：“和，调也。”《逸周书·大开武解》孔晁注：“可否相济曰和。”饮食中和思想主要表现于五味调和。如《吕氏春秋·本味》曰：“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鳣鲔之醢，大夏之盐。”烹饪时要达到五味调和，必须掌握水火疾徐之候，五味先后多少，使水火相济，阴阳相和，才能熟烂适中，五味和中，而无不过或不及。这是中药理论中的七情和合的源头之一。
4.七情和合 七情和合是中药配伍原则，即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杀、相反。通过相同相佐或相杀相制的作用，达到药物配伍的和谐，从而更好地发挥疗效，减轻或消除药物的毒性。如配伍中的相须相使，是两种以上的药物配伍使用时，其作用相互补充，相得为宜，更好地发挥疗效；或性能、功效相类似的药物配合使用，增强其原有疗效。《本草经集注·序》曰：“其相须、相使，不必同类。犹如和羹，调食鱼、肉、葱、豉各有所宜，共相宣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