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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同时也创造了医药。中药的发现和应用以及中药学的产生、发展和中医学一样，都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实践过程。
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由于饥不择食，不可避免地会误食一些有毒甚至剧毒的植物，以致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等中毒现象；同时也可因偶然吃了某些植物，使原有的呕吐、腹泻、昏迷等症状得以缓解甚至消除。经过无数次的口尝身受，人们逐步积累了辨别食物和药物的经验，也逐步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的知识，这就是早期植物药的发现。进入氏族社会后，由于弓箭的发明和使用，人们进入了以狩猎和捕鱼为重要生活来源的渔猎时代，人们在吃到较多的动物的同时，也相应地发现了一些动物具有治疗作用，这就是早期动物药的发现。至氏族社会后期，由于种植、饲养业的发展，人们发现了更多的药物，用药的知识也不断丰富，从而形成了早期的药物疗法。因此可以说，中药的起源是中国劳动人民长期生活实践和医疗实践的结果。故《淮南子·修务训》谓：“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它反映了中国劳动人民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实践过程，也是药物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
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于药物的认识和需求也与日俱增。药物的来源也由野生药材、自然生长逐步发展到部分人工栽培和驯养，并由动、植物扩展到天然矿物及若干人工制品。人们的用药知识与经验也愈见丰富，记录和传播这些知识的方式、方法也就由最初的“识识相因”“师学相承”“口耳相传”发展到文字记载。
人工酿酒和汤液的发明与应用，对医药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甲骨文中即有“鬯其酒”的记载，酒不仅是一种饮品，又能通血脉、行药势，并可用作溶剂，也是后世加工炮制药物常用的辅料之一，故后世有“酒为百药之长”之说。酒剂的发明与应用对推动医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夏、商时期，人们已较广泛地使用陶制器皿，同时对食品加工的知识也不断丰富和提高，为汤液的发明创造了条件。相传商代伊尹始创汤液。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中谓：“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资治通鉴》谓伊尹“闵生民之疾苦，作汤液本草，明寒热温凉之性，酸苦辛甘咸淡之味，轻清浊重，阴阳升降，走十二经络表里之宜”。汤液的出现，不但令人服用方便，提高了疗效，且降低了药物的毒副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复方药剂的发展。因此，汤剂就作为中药最常用的剂型之一得以流传，并得到不断的发展。
随着文字的创造和使用，药物知识也由口耳相传发展为文字记载。商代钟鼎文中已有“药”字出现。《说文解字》曰：“药，治病草。从艸乐声。”这明确指出了“药”即治病之物，并以“草”（植物）类居多的客观事实。西周时已有专业的“医师”，《周礼·天官冢宰下》谓：“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诗经》是西周时代的文学作品，在《诗经》中，用以比喻吟咏的植物和动物有300余种，其中很多为后世本草著作中收载的药物，如苍耳、芍药、枸杞、蟾蜍等。《山海经》是一部充满神奇色彩的著作，记载了先秦时期中国的自然地理要素及人文地理的内容。书中记载药物120余种，其中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并明确指出了药物的产地、性状特点与功效，服法方面有内服和外用的不同，所治病种达31种之多，包括内、外、妇、眼、皮肤等科疾患。而其中有关补药和预防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中国古代预防医学思想的萌芽。可见当时药物的知识已较丰富。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的医家，以朴素的、唯物的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思想，以人和自然的统一观，总结了前人的医学成就。《黄帝内经》的问世，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对后世中药理论的发展和临床用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书年代与《黄帝内经》同时或更早的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虽然并非药物专著，但存医方283首，而用药已达247种之多，所治疾病涉及内、外、妇、五官等科；此外，对药物的贮藏、炮制、制剂、配伍用药方面也有不少记载。1977年安徽阜阳出土的133枚汉简，定名为《万物》，各简所记事物多是孤立的。其所记载内容，医药占9/10，在133简中，有矿物、动物及植物类药70余种。《万物》与《五十二病方》所载药物学知识应该代表了当时药物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药物学发展由零散记载向系统化专门化整理过渡。
西汉初年已有药物专书流传民间。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有公乘阳庆传其弟子淳于意《药论》一书；《汉书·楼护传》谓“护少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汉书·平帝纪》云：“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本草……教授者……遣诣京师。”可见秦汉时期已有本草专著问世，并有众多的本草教授，本草学的发展已初具规模，遗憾的是专门的本草文献未能留传下来。
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当推《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该书作者不详，成书年代虽尚有争议，但不会晚于东汉末年（2世纪）。全书3卷，也有4卷本，载药365种，按药物之有毒与无毒、养身延年与祛邪治病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即后世所说的“三品分类法”。上品120种，功能滋补强壮，延年益寿，无毒，可以久服；中品120种，功能治病补虚，兼而有之，有毒或无毒，当斟酌使用；下品125种，功专祛寒热，破积聚，治病攻邪，多具毒性，不可久服。《神农本草经》序例中还简要赅备地论述了中药的基本理论，如四气五味、有毒无毒、配伍法度、辨证用药原则、服药方法，以及丸、散、膏、酒等多种剂型，并对中药的产地、采集、加工、贮存、真伪鉴别等方面做了简要介绍，为中药学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书中所载药物大多朴实有验，至今仍然习用，如常山抗疟、车前子利水、阿胶止血、黄连治痢、麻黄治喘、茵陈利胆退黄、海藻治瘿等。《神农本草经》是中国本草学的奠基之作，与《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伤寒杂病论》一并被奉为“四大经典”。《神农本草经》的问世，不但是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最显著标志之一，而且在总结汉以前药物学成就的基础上，为中药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神农本草经》成书之后，沿用500余年，原著在唐初已失传，但它的内容仍然保留在历代本草著作中。现存的各种版本都是后人从《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及《本草纲目》等书中考订、辑佚、整理而成的，流行的版本较多，其中著名的有孙星衍、孙冯翼同辑本，顾观光辑本和日本森立之辑本。
自《神农本草经》成书以后，历经后汉、三国、两晋至南齐时期，由于临床用药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外通商和文化交流，本草学的内容逐渐丰富，学术水平更加提高。这一时期重要的本草著作除《吴普本草》（239年）、《李当之药录》（220年）、《名医别录》（500年）外，首推南朝梁代陶弘景（456—536年）所辑《本草经集注》。该书约成书于5世纪末，全书7卷，载药730种。其在“序例”部分，对《神农本草经》原文逐一加以注释，并增补了大量有关药物采收时节、产地、品种鉴别、加工炮制方法，古今药用度量衡折合，丸散汤酒膏的制法要点及合药注意事项，诸病通用药，中毒解救法，服药食忌例，凡药不宜入汤酒者，药物畏恶七情等内容。在单味药的分类上，该书首创了按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方法，同时也保留了《神农本草经》的上、中、下三品分类，即把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无实七类，并在各类之中（有名无实除外）再以三品为序排列药物。其首创的“诸病通用药”，分别列举80多种疾病的通用药物，如治风通用药有防风、防己、秦艽、川芎等，治黄疸通用药有茵陈、栀子、紫草等，便于药物检索和医生临证处方用药。在单味药的书写方法上，该书采用“朱墨杂书，并子注”，即朱书《神农本草经》，墨写《名医别录》，附经为文，双行小字加注，是《神农本草经》较早注本的一种。它系统地总结了六朝以前的本草学成就，全面地发展了本草学基本理论。该书不仅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本草著作，而且标志着综合本草模式的初步确立，奠定了中国古本草的编写体例。原书早佚，其主要内容仍保存于《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等书中。此外，又有在敦煌出土的唐以前写本残卷1种，但仅存其序例部分。
南朝刘宋时期（420—479年）雷敩的《雷公炮炙论》是我国第一部炮制专著。该书较系统地介绍了300种中药的炮制方法，提出药物经过炮制可以提高药效，降低毒性，便于贮存、调剂、制剂等。此书对后世中药炮制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书中记载的某些炮制方法至今仍有很大参考价值。它标志着本草学一新兴分支学科的诞生。
隋唐时期中国南北统一，经济文化繁荣，交通发达，外贸增加，印度、西域药品输入日益增多，从而推动了医药学术的迅速发展，加之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成书之际，中国正处于南北分裂时期，用药习惯及见解难免有一定的偏颇，故唐代初年苏敬上言重修本草，唐政府采纳了苏敬的意见，由长孙无忌、李勣领衔，苏敬等23人，在《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进行重修，经过两年时间，于659年修成，定名《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该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本草。全书共54卷，载药850种（一说为844种），由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组成，分为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谷、有名未用等九类，除有名未用外，其余各类又分为上、中、下三品。该书在编写过程中唐政府通令全国各地选送当地道地药材，作为实物标本进行描绘，从而增加了药物图谱，并附以文字说明。这种图文对照的方式，开创了世界药学著作的先河。该书内容丰富，取材精要，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反映了唐代本草学的辉煌成就，奠定了中国大型主干本草编写的格局。它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医药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快流传到国外，731年即传入日本，并广为流传，日本律令《延喜式》即有“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的记载。由于《新修本草》是由国家组织修订和推行的，因此它也是世界上公开颁布的最早的药典性本草著作，比1542年欧洲纽伦堡药典要早800余年。
此后，唐开元年间（713—741年），陈藏器对《新修本草》进行了增补和辨误，编写成《本草拾遗》，扩展了用药范围，并根据药物功效，提出宣、通、补、泻、轻、重、涩、滑、燥、湿10种分类方法，对后世方药分类产生了重大影响。
五代十国是中国大分裂时期，本时期包括五代（907—960年）与十国（891—979年）等众多割据政权。后蜀、南唐、吴越地处南方，成为五代十国时期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故后蜀有《蜀本草》（938—965年）、南唐有《食性本草》（937—957年）、吴越有《日华子本草》（923年）等。其中《蜀本草》是后蜀广政年间韩保昇等受蜀主孟昶之命，以《新修本草》为蓝本而编成的。它对药品的性味、形态和产地做了许多补充，绘图也十分精致，颇具特点，常为后人编纂本草时所引用，是一部对本草学发展有影响的书籍。
宋代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由于临床医学的进步，促进了药物学的发展。药物数量的增加，功效认识的深化，炮制技术的改进，成药应用的推广，使宋代本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开国伊始即以国家规模进行本草书籍的修订与编纂。开宝六年（973年）刊行了刘翰、马志等9人编撰的宋代第一部官修本草《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974年）经李昉等重新校勘，定名为《开宝重定本草》（简称《开宝本草》）。1057年（嘉祐二年），掌禹锡、林亿、苏颂等奉命再次编撰，于1060年刊行《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在编辑《嘉祐本草》时，1058年由政府下令向全国征集各地所产药物的实图，并令注明开花结实、采收季节和功用，凡进口药物则询问收税机关和商人，辨清来源，选出样品，送到京都，由苏颂等负责整理，于1061年编成《本草图经》（一名《图经本草》）。
国家药局的设立，是北宋的一大创举，也是中国乃至世界药学史上的重大事件。1076年，京城开封开设由国家经营的熟药所，其后又发展为修合药所（后改名为“医药和剂局”）及出卖药所（后改名为“惠民局”）。药局的出现促进了药材检验、成药生产的发展，带动了中药炮制、制剂技术的提高，并制定了制剂规范，《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和剂局方》）即是这方面的重要文献。
宋代本草学的代表作当推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唐慎微整理了经史百家247种典籍中有关药学的资料，在《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的基础上，于1082年撰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全书31卷，载药1746种（各种刊本的数字略有出入），附方3000余首。方剂是药物功能的直接例证，每味药物附有图谱，这种方药兼收、图文并茂的编写体例，较前代本草著作又有所进步，且保存了民间用药的丰富经验。每药还附以制法，为后世提供了药物炮制资料。他广泛引证历代文献，保存了《日华子本草》《开宝本草》《嘉祐本草》等佚书内容。本书不仅切合实际，而且在集前人著作大成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宋以前本草和方书的宝贵文献。该书使中国大型主干本草编写格局臻于完备，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至今仍然是我们研究中药必备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金元时期的本草著作，一般出自医家之手，内容简要，具有明显的临床药物学特征。如刘完素的《素问药注》（1185年）、《本草论》（1185年），张元素的《珍珠囊》（1200年），李东垣的《药类法象》（1251年）、《用药心法》（1251年），王好古的《汤液本草》（1298年）等。
金元时期本草著作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发展了医学经典中有关升降浮沉、归经等药物性能的理论，使之系统化，并作为药物记述中的重要内容；二是大兴药物奏效原理探求之风。他们在宋人基础上，以药物形、色、味为主干，利用气化、运气、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一整套法象药理模式。这一努力的结果，丰富了中药药性理论的内容，但其简单、机械的推理方式，又给本草学造成了一些消极后果。
元代忽思慧编著的《饮膳正要》（1320年）是饮食疗法的专著，介绍了不少回族、蒙古族的食疗方药，至今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明代中外交流日益频繁，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医药知识不断丰富，沿用已久的《证类本草》已经不能够完全符合时代的要求，需进一步总结和提高。弘治年间（1488—1505年），刘文泰奉敕修订《本草品汇精要》（简称《品汇精要》），书成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共42卷，载药1815种，每药项下又分为24项记述。本书绘有1385幅精美的彩色药图和制药图，是古代彩绘本草之珍品。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大型官修本草，但书成之后存于内府而未刊行流传，故在药学史上未产生什么影响，直到1936年始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故宫旧抄本铅印出版。
中国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参考了800多部文献，对古本草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整理总结。他亲历实践，广收博采，历时27年，三易其稿，终于在1578年完成了200多万字的本草巨著《本草纲目》。全书共52卷，载药1892种，附药图1109幅，附方11096首，新增药物374种。序例部分对本草史和中药基本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发挥，保存了大量医药文献。其百病主治药，既是临床用药经验介绍，又是药物按功效主治病证分类的楷模。该书按自然属性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60类，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这种分类方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类法，它比植物分类学创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统》一书要早170多年。《本草纲目》中的每一味药都按释名、集解、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等项分别叙述。书中不仅汇集了大量前人资料，而且也反映了作者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新发现、新经验，并对历代本草错误之处做了科学的纠正。该书不仅是集中国16世纪以前药学之大成，而且在训诂、语言文字、历史、地理、植物、动物、矿物、冶金等方面也有突出成就，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本草学范围。该书自1596年在南京刊行后，很快风行全国，17世纪即流传到国外，先后被部分或全部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它不仅是中国大型骨干本草的范本，也是中国科技史上极其辉煌的硕果，对世界自然科学也有举世公认的卓越贡献。
明代著名的专题本草有缪希雍的《炮炙大法》（1622年）、朱櫹的《救荒本草》（1406年）、李中立的《本草原始》（1612年）、兰茂的《滇南本草》（1449年）等，分别记载了药物炮制、食疗本草、药用植物、地方本草等方面的内容，对丰富和完善本草学内容，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此外，陈嘉谟的《本草蒙筌》（1565年）所载五倍子制百药煎（没食子酸），早于欧洲200余年。明代末期的《白猿经》所记载用新鲜草乌制取冰晶状的“射罔”，实为乌头碱的结晶，比欧洲人在19世纪初从鸦片中提取的号称世界上第一种生物碱——吗啡，还要早100多年。
清代研究本草之风盛行，各家的本草著作很多，代表作当推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1765年）。全书共10卷，载药921种，在《本草纲目》之外新增药物716种，主要是民间药及外来药，同时也收录了大量已散失的方药书籍的部分内容，极大地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它不仅拾《本草纲目》之遗，而且对《本草纲目》已载药物而记录欠详者加以补充，疏漏之处加以厘正。
此外，刘若金的《本草述》（1664年）、汪昂的《本草备要》（1694年）、黄宫绣的《本草求真》（1769年）、黄元御的《玉楸药解》（1754年）、吴仪洛的《本草从新》（1757年）、严洁等人的《得配本草》（1761年）均是以《本草纲目》为基础，配合临床需要，以符合实用为原则，对《本草纲目》进行摘要、精减、整理工作，由繁返约的本草著作。
受考据之风影响，从明末至清代，不少学者从古本草文献中重辑《神农本草经》。现行流传较广的版本有孙星衍、孙冯翼合辑本（1799年），顾观光辑本（1844年），日本森立之辑本（1854年）。此外，还有明·卢复、清·黄奭等辑本，对学习研究《神农本草经》都有参考价值。
继明末缪希雍的《神农本草经疏》（1625年）之后，清代注释发挥《神农本草经》的著作有张志聪的《本草崇原》（1663年）、邹澍的《本经疏证》（1837年）与《本经续疏》（1839年）、张璐的《本经逢原》（1695年）等，都是很有影响的《神农本草经》注疏专著。
清代专题类本草门类齐全，其中也不乏佳作。如张仲岩的《修事指南》（1704年），将历代各家有关炮制记载综合归纳，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各种炮制方法。又如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1848年），详记每种植物形态、产地、栽培、用途、药用部位、效用治验等内容，并附有插图，为我们研究药用植物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改良中医药”“中医药科学化”“创立新中医”等口号风行一时，形成民国时期中医药学发展的一大特色。这一时期中医药学发展的特点是中西医药并存。虽然国民政府对中医药采取了不支持和歧视的政策，但在志士仁人的努力下，依然向前发展，并取得了不少成果。
中药辞书的产生和发展是民国时期中药学发展的一项重要成就，其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当推陈存仁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1935年）。全书约200万字，收录词目4300条，既广罗古籍，又博采新说，且附有标本图册，受到药界之推崇。书中虽有一些错讹，但仍不失为近代第一部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型药学辞书。
这一时期，随着中医药学校的出现，涌现了一批适应教学和临床应用需要的中药学讲义。如浙江兰溪中医学校张山雷的《本草正义》（1920年）、浙江中医专门学校何廉臣的《实验药物学》（1924年）、天津国医函授学校张锡纯的《中西药物讲义》（1924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秦伯未的《药物学讲义》（1928年）等，对各药功用主治的论述大为充实。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药学知识及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等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发展，初步建立了以中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药用动物学、药用植物学、生药学、中药鉴定学、中药药理学等新的学科。在当时条件下，其成果集中在中药的生药、药理、化学分析、有效成分提取及临床验证等方面，对本草学发展所做的贡献应当充分肯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和发扬，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使中医药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本草学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从1954年起，各地出版部门根据卫生部的安排和建议，积极进行历代中医药书籍的整理刊行。在本草方面，陆续影印、重刊或校点评注了《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残卷）、《证类本草》《滇南本草》《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等数十种重要的古代本草著作。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散佚本草的辑复也取得突出成绩，其中有些已正式出版发行，对本草学的研究、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在此70多年间，国内出版的中药新著数量繁多且种类齐全，从各个角度将本草学提高到崭新的水平。其中最能反映当代本草学术成就的，有历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大辞典》《全国中草药汇编》《中华本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作为中药生产、供应、检验和使用的依据，以法典的形式确定了中药在当代医药卫生事业中的地位，也为中药材及中药制剂质量的提高、标准的确定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药的水平。《中药大辞典》（1977年出版，2006年修订再版）由江苏新医学院编写，第二版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共收载中药6008种，原植（动）物或药材均附以墨线图。全书内容丰富，资料齐全、系统，引文直接标注最早出处，或始载文献，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全国中草药汇编》由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北京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会同全国九省二市及北京有关单位的代表组成编写组，负责编写整理及绘图工作，于1975年9月、1986年7月和2014年2月三次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全书分文字与图谱两部分。文字内容分为上、下两册：正文收载中草药2202种，附录1723种，连同附注中记载的中草药，总数在4000种以上，并附墨线图近3000幅；为配合正文而编绘的《全国中草药汇编彩色图谱》选收中草药彩图1156幅。该书是在大量征集资料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全面地整理了全国中草药关于认、采、种、养、制、用等方面的经验与有关国内外科研技术资料，内容翔实、重点突出、便于应用。《中华本草》由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中的6位中医药界代表和委员提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全国中药专家编纂而成。该书既系统总结历代本草学成果，又全面反映当代中药学科发展水平，学科涉猎众多，资料收罗宏丰，分类先进，项目齐全。全书34卷：前30卷为中药，已于1999年9月出版；后4卷为民族药专卷，分为藏药、蒙药、维药、傣药各1卷，陆续单独出版。其中中药部分收录正药8980种，附列药物571种，在全面继承传统本草学成就的基础上，增加了化学成分、药理、制剂、药材鉴定和临床报道等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了以往的本草文献，可以说《中华本草》是一部反映20世纪中药学科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本草巨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中药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工作，政府组织各方面人员，对全国中药资源进行大规模普查（调查），至今已完成了3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全国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统计我国有12807种药用资源。通过普查，基本上摸清了天然药物的种类、产区分布、生态环境、野生资源、蕴藏量、收购量和社会需要量等。在资源调查的基础上，编著出版了全国性的中药志及一大批药用植物志、药用动物志及地区性的中药志，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傣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药也得到科学整理。随着世界各地对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及中医药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中药资源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中药资源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自2011年8月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期展开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2018年6月，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全面启动实施。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项目组最新编写的《2019中药资源普查年度报告》，截至2019年底，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已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元开展，发现了约100个新物种。在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工作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研成果，编撰出版了《新编中国药材学》。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和医药学的迅速发展及中药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中药的现代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瞩目成就，临床中药学、中药鉴定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药炮制学、中药药剂学等分支学科都取得了很大发展。尤其是中国本土科学家屠呦呦研究员利用现代科学方法从中药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的治疗，并荣获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次获奖得益于对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传承与发扬，也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引起了海内外对中医药的热议，并对中医药在生命科学领域有新突破寄予了更多关注和更大期待。
当代中药教育事业的振兴，为本草学和中药事业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高质量的专业人才。1956年起，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南京等地相继建立了中医学院，使中医教育纳入了现代正规高等教育行列；1958年起相继增设了中药学本科专业；自1978年恢复培养研究生制度后，全国不少高等院校及药学科研机构开始招收中药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研究生。中国的中药教育形成了从中专、大专、本科到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多层次培养的完整体系。为适应中药教育的需要，各种中药学教材也多次编写修订，质量不断提高。中国医药学源远流长，内容浩博，我们在已取得的成绩基础上，还要动员多学科的力量，使丰富多彩的中药学取得更大的成就，使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优秀中药逐步走向世界，为世界人民的医疗保健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