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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变革，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中医药发展的政策，中医学及其临床各科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医骨伤科获得了新生。中医骨伤科也从分散的个体开业形式向集中的医院形式过渡。1954年以后，全国各地有条件的省、市、县均相继建立了中医院，中医院多设有伤科、正骨科或骨伤科，不少地区还建立了专门的骨伤科医院。在医疗事业发展的基础上，20世纪50年代，上海市首先成立了伤骨科研究所。70年代，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骨伤科研究所与天津市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研究所相继成立，嗣后其他不少省市也纷纷成立骨伤科研究机构。这标志着中医骨伤科不仅在临床医疗实践方面，而且在基础理论与科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各省、市普遍建立中医学院与中医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才。80年代，十余所中医院校相继成立中医骨伤系，除了招收大学本科生外，不少院校还培养骨伤专业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著名老中医的正骨经验普遍得到整理与继承，代表性的著作有石筱山的《正骨疗法》、郑怀贤的《伤科疗法》、杜自明的《中医正骨经验概述》、梁铁民的《正骨学》，以及《平乐郭氏正骨法》《魏指薪治伤手法与导引》《刘寿山正骨经验》《林如高正骨经验》等。
1958年，我国著名骨伤科专家方先之、尚天裕等虚心学习著名中医苏绍三的正骨经验，博采各地中医骨伤科之长，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总结出新的正骨八大手法，研制成功新的夹板外固定器材，同时配合中药内服、外治及传统的练功方法，形成了一套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新疗法。其编著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一书，提出“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医患合作”治疗骨折的四项原则，把骨折治疗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西医结合在治疗开放性感染骨折、脊椎骨折、关节内骨折及陈旧性骨折脱位等方面总结了成功经验，治疗慢性骨髓炎、骨关节炎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传统的中医骨伤科经验得到进一步发掘、整理与提高，逐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治疗骨折、骨病与软组织损伤的新疗法。在外固定方面，各地在总结中西医固定器械优缺点的基础上，把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加以论证。这方面工作较突出的如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骨折复位固定器”、天津医院的“抓髌器”、河南洛阳正骨医院的“尺骨鹰嘴骨折固定器”及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单侧多功能外固定器”等。198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骨伤科分会成立，中医骨伤科学术研究日趋广泛，一方面推广传统、有效的医疗方法，另一方面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深入研究伤患治疗机理。进入21世纪后，中医骨伤科专科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近百家，许多中医院或专科医院的骨伤科床位数达300张以上。与此同时，骨生理、骨病理、生物化学、生物力学、分子生物学、同位素、电子计算机X线断层扫描、磁共振、骨密度测量等现代科学技术已在本学科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医疗中得到较广泛应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外翻及相关畸形、旋提手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益气化瘀法治疗椎间盘退变性疾病、补肾益精法防治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疗效机制和推广应用等科研项目相继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些治疗颈椎病、腰腿痛、骨质疏松、骨缺血性坏死、骨髓炎及骨关节炎的中药新药不断研制出来，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在新的世纪，中医骨伤科已走出国门，2005年，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骨伤科专业委员会成立，海内外骨伤科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中医骨伤科在临床防治疾病、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方面取得了瞩目成就，为保障人民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工作，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印发实施，全国中医药大会胜利召开，中医药发展成为国家战略，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我们要进一步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推动中医骨伤科事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中医骨伤科防治疾病的独特作用和优势，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