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创造性的民族之一。早在170万年前，“元谋猿人”就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土地上生活、劳动和发展着。60多万年前，“北京猿人”已能制造粗糙的石器和原始骨器工具，在原始人居住的山洞里发现很厚的灰烬与用火烧过的兽骨，证明“北京猿人”已学会用火。20万年前的“河套人”时期，石器有了很大进步，并已发明了人工取火。在烘火取暖和烤炙食物的基础上，人们发现热物贴身可以解除某些病痛，从而产生了原始的热熨疗法。原始人在对付大自然灾害及抗击猛兽侵袭时经常导致创伤，人们在伤处抚摸、按压以减轻症状，经过长期实践，摸索出一些简易的理伤按摩手法；对伤口则用树叶、草茎及矿石粉等裹敷，逐渐发现具有止血、止痛、消肿、排脓、生肌、敛疮作用的外用药物，这便是外治法的起源。在远古时期，由于生活环境恶劣，人们常患筋骨痹痿之疾，《吕氏春秋·古乐》曰：“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这反映古代人已采用舞蹈祛邪解郁，舒展筋骨，由此便逐渐产生了导引法。
在旧石器晚期（约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遗址中，人们发现石斧、石锤及骨针、骨锥等器具。《山海经·东山经》记载：“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后世郭璞注解时认为，箴石“可以为砭针治痈肿者”。“山顶洞人”过群居生活，逐渐产生原始氏族社会，生活以渔猎为主，能用砭针治疗外伤疾患。考古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约前5000—前3000年）已有石镰。这种石镰，外形似近代的镰刀，可以砭刺、切割。《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酒，镵石、挢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这说明新石器时代外科手术器械——砭镰已产生，并出现了外伤科名医俞跗。
我国奴隶社会经历了夏、商、周三代，较原始社会在生产力、文化等方面都有了发展，促进了医学的进步，中医骨伤科开始萌芽，出现了“疡医”。
夏代的主要生产工具是石器，用以治病的针是石针、骨针。考古工作者在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很多陶制的酒器，《战国策·魏二》曰：“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可见在夏代已有了人工酿酒。酒可以通血脉、行药势，也可以止痛、消毒，这对治疗创伤疾病很有意义。
商代冶炼技术有了很大发展，从殷墟出土文物来看，不仅有刀、针、斧、锛、矢等青铜器，而且还发现了炼铜遗址和铜范，说明商代已达到青铜器的全盛时期。由于青铜器的广泛使用，医疗工具也有了改进和提高，砭石逐渐被金属的刀针所代替，据《韩非子》记载，古人“以刀刺骨”，说明“刀”已经作为骨伤疾患的手术工具了。
商代后期，我国汉字发展已基本成熟，从甲骨卜辞和器物铭文中发现记载的疾病有几十种，其中骨伤科的有疾手、疾肘、疾胫、疾止、疾骨等。甲骨文还有按摩、外敷药物及药熨治病的记录。
相传商初伊尹发明“汤液”，《甲乙经·序》曰：“伊尹……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这是中药内治法的重大进步，标志着复合方剂的诞生。考古发现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有30多种药用种仁，其中有活血化瘀的桃仁，说明商代已应用活血化瘀药内服治疗跌打损伤。
奴隶社会晚期，我国农业社会已较繁盛，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有了新的发展，有了医政的设置和医疗的分科。《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供）医事。”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其中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疡医就是外伤科医师，周代疡医已能运用“祝”“劀”“杀”等疗法治疗外伤疾病。
《礼记·月令》载：“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蔡邕注：“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骨肉皆绝曰断。”说明当时已把损伤分成四种不同类型，同时采用“瞻”“察”“视”“审”四种诊断方法，这既是法医学起源的记述，又是古代中医骨伤科诊断水平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