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西医结合医学与中医学和西医学共同组成了我国特有的医学体系，中西医结合内科学是中西医结合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西医结合临床各科的基础。中西医结合内科学是运用中西医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中西医学相互渗透交融产生的新理论与新方法，论述人体各系统内科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辨证、治疗与预防等问题的一门临床学科。
中西医结合医学是在我国既有中医又有西医的特定背景下，两种医学在医疗实践中相互交融、相互渗透而逐渐产生的一门具有我国原创优势的新兴医学学科。中西医结合思想的产生和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形成可追溯至中西医汇通思想的产生和中西医汇通学派的形成年代，这个时期可谓中西医结合的萌芽阶段。
16世纪中叶（1520～1573）西方医学传入我国，与我国传统中医药开始相互接触、相互影响。17世纪中叶面对中西医并存的局面，我国一些思想家和中医学家开始思考并对中西医进行比较，于是产生了“中西医汇通”思想。其先驱人物首推明代方以智（1611～1671），他是中国医学史上产生“中西医汇通”思想的第一人。他在《物理小识·人类身》中收集了当时有关生理、病理的中西医学知识，既有中医脏腑气血理论，又有西医解剖学的描述，体现了中西医汇通思想。19世纪随着西方社会变革和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完成，西医学得到了突破性发展，进入实验医学和细胞水平。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医学等大量涌入中国，对我国传统医学产生了很大震动，促使很多知名中医学家自发学习西医知识，并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主张中西医应该互相取长补短，从而形成了中西医汇通学派。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唐宗海、朱沛文、张锡纯、恽铁樵，称之为近代中西医汇通四大家。唐宗海（1862～1918）是“中西医汇通派”创始人之一，著有《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是我国试图汇通中西医学的一部早期著作，其中《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为其代表著作，书中除引中医理论外，还兼采西医生理解剖图说加以发挥，“能参西而崇中，不得新而忘旧”，内容虽有附会之论，但在沟通中西医学方面，做了大胆尝试，他认为中西医各有长短，主张“不存疆域异见之见，但求折中归于一道”，“参酌乎中外，以求尽美尽善之医学”。朱沛文（19世纪中叶），著有《华洋脉象约纂》（又名《中西脏腑图像约纂》），是一部充分反映中西医汇通思想的著作。朱氏强调“华洋诸说不尽相同”，“各有是非，不能偏之，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应“合采华洋之说而折中之”，并主张汇通中西以临床验证为标准求同存异，“应通其可通，而并存其互异”。朱氏学术思想比唐宗海更为深刻，标志着对中西医汇通的认识更加深入。张锡纯（1860～1933）毕生致力于临床及中西医汇通，著有《医学衷中参西录》，总结记录了他一生的临证经验和心得，并结合中西医理论阐发医理，力求在中西医理论、生理、病理、临床等方面全面汇通中西医的学术思想，例如他说：“《内经》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原与西人脑出血之议论相符合，此不可谓不同也。”他也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位在临床处方上探索中西药并用的医家，其典型代表为“石膏阿司匹林汤”，认为“阿司匹林，其性凉而发散，善退外感之热，初得外感风热，服之出凉汗即愈”。还创用阿司匹林与中药玄参、沙参等配伍治疗肺结核发热，开创了从内科临床入手开展中西药并用防治疾病之先河。恽铁樵（1878～1935）对中西医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认为“中医有演进之价值，必须吸取西医之长与之合化产生新中医，是今后中医必循之轨道。”同时又强调，“西方科学不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万不可舍本逐末，以科学化为时髦，而专求形似，忘其本来”。他认为“今日中西医皆立于同等地位”，实为在中西医汇通中主张中西医同等地位的第一论述者。另外恽氏还是倡导中医药学标准化、规范化研究的第一人。因此恽氏成为中国近代医学史上杰出的中医理论家和坚定的中西医汇通派代表人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汇通派在中西医学上未能真正做到取长补短，更不可能把中西医统一起来，而且在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等思想的影响下，出现过“废止中医”思潮，于是中西医汇通也就早早夭折了。
新中国成立后，从中西医结合概念的产生到学科的形成得到了空前发展。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首先肯定和提出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明确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立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从此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逐步在我国医学界出现并得到普遍认可和运用。而且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下，我国政府制定了中西医结合方针，组织西医脱产学习中医，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使早期的中西医汇通研究发生重大转变，走上了中西医结合的时代。中西医结合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培养西学中人才和开展临床验证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是临床系统观察和开展实验研究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第三阶段是临床与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与创新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1980年国家明确了“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随后组建了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西医结合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中西医并重”、“促进中西医结合”和“实现中医药现代化”。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明确指出：“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鼓励中西医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共同提高，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2007年党的十七大和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都强调要坚持中西医并重，2009年国家又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基本原则中又明确指出“坚持中西医并重”，“坚持中医与西医相互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促进中西医结合”。对于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党和国家始终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大力的支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指出“坚持中医与西医相互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促进中西医结合，在开放中发展中医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推进中西医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协同创新”，明确了今后十五年我国中医药发展的方向和工作重点。2016年12月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并于2017年7月1日起施行，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2021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这一切对于坚持中西医并重、打造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卫生健康模式，以及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给予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环境和条件。
六十多年来，在国家方针和政策的指导与扶持下，中西医结合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临床实践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许多疾病的临床疗效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广大的中西医结合工作者运用中西医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疾病的诊治，创立了以“病证结合”为核心的行之有效的具有原创性的临床诊疗模式，解决了单纯靠中医或西医均无法解决的众多难题。
1.基础研究方面 基础研究可概括为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基础研究，其内容涉及到藏象经络气血等本质的研究、证候本质的研究、四诊与证候客观化标准化的研究、病证结合理论的研究，以及中药的现代化研究等。通过中医藏象本质的研究，对肾、肝等脏的本质有了初步的阐明，为揭示藏象学说的现代化内涵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和经验。在经络研究方面，提出了循经感传和经络实质的神经生物学假说，在经络-脏腑相关联系途径的研究方面，获得了比目前国外关于体壁与内脏关系研究更新颖、更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大量的动物模型研究和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对中医证候进行了研究，在脾虚证、肾虚证、血瘀证等方面有了深入的探讨，并与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等结合进行了探索研究，为生命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特别是血瘀证的研究，建立了多种血瘀证实验模型及实验方法，进一步揭示了血瘀证的现代科学内涵，不仅创立了血瘀证现代诊断标准，并对以宏观辨证和微观辨证相结合的证候研究模式予以了示范。陈可冀、李连达两位院士领衔完成的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荣获200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使中医界实现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零的突破。陈可冀院士团队针对冠心病稳定期再发心血管事件这一重大问题，在血瘀基础上又提出冠心病“瘀毒”病因学说，对冠心病“瘀毒”病因病机进行了系统的创新研究，2015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中西医结合诊治疾病的过程中，创立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病证结合诊疗”模式。随着对疾病认识及中医证候研究的不断深入，以“病证结合理论”为核心的临床基础研究不断发展和完善，建立了针对不同系统和多种临床常见病的病证结合基础理论。另外，为了解释单用中医或西医理论不能解释或难以说明的新现象、新认识，又先后提出了一些具有明显中西医结合特征的新概念、新理论，如“生理性肾虚”“病理性肾虚”“显性证”“潜隐证”“脾虚综合征”“急性血瘀证”“陈旧性血瘀证”“高原血瘀证”“血瘀证临界状态”“急虚证”等病理学概念，以及“菌毒并治”等治疗学概念和“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的涵盖诊断和治疗的相关概念和理论等。这些成果均促进了中医辨证内涵的扩大和方法学的现代化，推动了中西医结合临床诊断学与治疗学的发展。在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传统中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为突出，最具代表的就是抗疟药青蒿素的发现，该药的研制成果拯救了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因此获得了2011年拉斯克临床医学奖，2015年10月又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国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第一人。此奖的获得，实现了我国获科学类诺贝尔奖零的突破，也实现了中国人多年的梦想。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其影响积极而重大，也给予了我们中西医结合工作者极大的鼓舞和信心。中药复方理论研究也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开展了对生脉散、当归补血汤、桂枝汤、血府逐瘀汤、六味地黄汤等代表性经典方剂的现代系统研究，以揭示其配伍原理，证明中药复方多成分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人体多个靶点发挥综合调节的优越性，方剂由饮片配伍变为有效组分配伍的研究正在突破。近年来有关中药的研究又有了新的成就。如张伯礼院士主持完成的“中药二次开发核心技术体系创研及其产业化”荣获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于德泉院士主持完成的“人工麝香研制及其产业化”荣获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创造性成果。
2.内科临床方面 中西医结合的优势就在于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它不仅可以迅速有效地控制病情、缓解临床症状，还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六十多年来特别是近30多年间，中西医结合在临床上普遍建立和形成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临床与实验室相结合的疾病诊断观，以及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相结合、中药传统药性与中药现代药理相结合、中西药结合的疾病治疗观，创立了以“病证结合理论”为核心的疾病诊疗模式，获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取得了可喜的临床疗效，且涉及的病种不断扩大。在内科临床上，中西医结合几乎涉及每个系统的疾病，针对呼吸、循环、消化、神经、泌尿、内分泌、血液等不同系统疾病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中西医结合临床学科。心血管疾病的研究是中西医结合研究中最活跃、最有成效的领域之一。如吴以岭院士创立的络病理论，为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在此基础上他又领衔完成了“中医脉络学说构建及其指导微血管病变防治”的研究，创立了微血管病变等重大疾病防治的新理论，取得了中医药治疗微血管疾病的重大突破，为此荣获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再以冠心病为例，不仅在揭示中医现代科学内涵、治疗规律及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而且在活血化瘀、芳香开窍、益气活血等治法以及络病理论等指导下研发出一大批新药，被广泛应用于临床且取得显著临床疗效。如应用活血化瘀中药不仅可以治疗冠心病，同时也可以预防PTCA的再狭窄，显著地提高了冠心病介入疗法的远期效果。在诊治神经系统疾病方面也取得了很多重要进展，如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出血性脑血管疾病，既能促进血肿吸收，又能减少神经功能缺损；再如张伯礼、王永炎两位院士带领团队开展的“益肾化浊法治疗老年期血管性痴呆（VD）的研究”，结果证实该法不仅能改善轻中度VD智能障碍核心症状，还能明显消除周边症状，提高生活质量，该项研究2002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消化系统常见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治研究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如应用中药逆转慢性肝炎肝纤维化和早期肝硬化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些富有成效的药物也被研发并投入临床应用。对于风湿免疫疾病的治疗，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更加凸显，如大量的临床研究（包括RCT的研究）证实，中西药联合应用治疗类风湿关节炎（RA），其疗效明显优于单纯的西药或中药治疗，且证实中药的应用不仅有利于控制病情，而且在改善患者症状、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等方面均具有较强优势，同时又可减少西药的毒副作用；再如临床研究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等多种免疫性疾病具有较明显的优势。在某些血液病的治疗上，中西医结合疗法已居世界领先水平，如陈竺、王振义两位院士领衔创立的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与西药结合治疗白血病的“上海方案”，成为目前全世界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标准疗法，两位院士因此项原创性成果被美国癌症研究会授予圣捷尔吉癌症研究创新成就奖，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在癌症研究方面的最高嘉奖，也是美国以外的科学家首度获奖。在肿瘤临床研究中也证实了中医药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改善临床症状，对放化疗的增效减毒，改善骨髓抑制，提高免疫力和生存质量，防止复发或转移，延长寿命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中医药与现代肿瘤治疗相结合的肿瘤治疗模式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被誉为“中国治疗肿瘤的模式”。在糖尿病的临床诊疗方面，根据糖尿病发病过程及特征，总结出了该病的基本证候规律，提出了“三型辨证”方法，规范了辨证和治疗，并在益气养阴、活血化瘀等治法的指导下，研制出许多治疗糖尿病的有效复方制剂。对于肾脏疾病的诊治，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更被普遍认可和应用，且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如黎磊石院士借鉴雷公藤的免疫抑制效应，首创应用雷公藤治疗肾炎。陈香美院士和她的团队，通过RCT研究证实了中药复方治疗气阴两虚证IgA肾病，具备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同样的疗效和安全性，在此基础上，她又领衔完成了“IgA肾病中西医结合证治规律与诊疗关键技术的创研及应用”的研究，该研究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揭示了IgA肾病西医发病机制与中医“风湿扰肾、致虚致瘀”病因病机的对应关系，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创新理论，并成功建立了中西医结合治疗IgA肾病的新方案，为此荣获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另外有临床研究结果表明，中西药联合应用治疗糖尿病肾病，可有效地改善机体糖代谢和脂代谢，从而逆转或延缓病情发展。2003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流行，因其传染性强，殃及面广，死亡率高，又无特效治疗方法，引起全世界关注，在此期间我国采用了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结果显示此种方法治疗SARS疗效优于单纯的西医治疗，因此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2011年《内科学年鉴》（Ann Intern Med）发表了国际上首次以严格的RCT证实中药汤剂在缓解甲型H1N1流感引起的发热症状方面与达菲同样有效的临床研究结果。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绝大多数患者能够治愈出院这一事实证明，中医药的早期介入，中医与西医联手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对于提高新冠肺炎患者治愈率、降低其死亡率具有显著的作用，可有效地控制其进展和蔓延，再一次充分证明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中西医结合这一我国独有的医学体系是中国人民健康的有力保障。
六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了中西医结合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显示了中西医结合在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中西医结合医学不仅在中国卫生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对维护人类健康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种种有待解决的问题，但中西医结合医学必将遵循着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适应着维护患者利益的社会需求，朝着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学的目标不断迈进。
1.中西医结合的必然性 无论是中医学还是西医学，其研究对象都是人体及其疾病现象与规律，具有同一性。人类的生命现象和疾病过程作为自然界中的一种客观事实和现象，它们的发生和发展必然有着特定的物质基础和其本身的基本变化规律，对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只有一个，然而由于中医学和西医学认知方法的不同，虽然是对同一规律的认知，却产生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两种医学体系各有自己的优势。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不断加深，中医学和西医学必将融为一体，最终走向中西医统一。
2.中西医结合的现实需要性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类对于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的需求日趋提高；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生活节奏的加快，心理与环境因素致病与日俱增，疾病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随着抗生素的滥用，耐药菌株的增加，药源性疾病不断增多；随着自然环境和气候的改变，新的传染病不断地出现，人类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挑战等。如此种种因素，单一的治疗方式显得势单力薄，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具有广阔前景。六十多年的临床实践充分证明，中西医结合诊治疾病有确切疗效和明显优势，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专门做出重要指示并强调：“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为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为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方法，明确了目标，指明了方向。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及广大医学工作者的努力下，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西医结合事业前途无比光明，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中医学、西医学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同属于医学门类，由于历史文化、社会、民族背景等不同，两种体系存在一定的差异。了解其间的差异有助于更好地掌握中西医结合医学。
1.自然观的差异 哲学是各类科学的指导，医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中医学吸取了周易、道家、儒家等哲学思想，以元气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阐述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和规律，具有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西医学以还原论为指导思想，把人理解为组合体，用“组合-分解”原理对人体进行研究，对问题作还原性解释，是机械唯物论，由于中西医思维方式的差异才导致了两者学术上的差异。
2.方法论的差异 中医学以取类比象和推理演绎为主，靠宏观辨证、归纳分析、推理得出结论，它促进了中医学整体观的发展，但过于抽象化、概念化，影响了更深层揭示生命现象和疾病的本质。西医学以现代科学的分析实验方法探索人体生命和疾病现象，对人体认识从系统、器官、组织到细胞、分子水平，常将复杂的生物现象分解为单纯的物理、化学过程，割裂了其间的联系。
3.医学模式的差异 整体观是中医学最基本的特点，它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机体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功能上相互协调，病理上相互影响；强调天人相应，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与环境协调统一；强调心神合一。生物医学模式在西医学中占重要地位，它集中注重于躯体和疾病，而忽视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随着认识的加深，医学模式正由单纯“生物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转变，在把人作生物学个体看待时，还考虑心理、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与防治中的作用，有了很大进步，但仍受“生物医学模式”的束缚，忽视自然环境、患者意识等因素。
4.诊疗方法的差异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点和精粹，通过对四诊获得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去伪存真，从整体高度上把握疾病的本质，把疾病看作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采用不同治则治法调动机体的调节功能，促使机体趋向于有序的平衡，从而达到治病的目的，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与不确定性。西医强调辨病施治，它不仅寻求疾病的实质性病因，而且深入到机体不同层次上找出病因所致机体实质性改变，治疗针对性强，通过去除病因或阻断疾病发生发展的某些环节治疗疾病，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涉及人体各个系统的疾病，内容十分丰富，但限于篇幅，本教材对临床上常见病以及中西医结合确有优势的疾病，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对少见病仅作简单的介绍。学好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不仅可以提高对内科系统疾病的防治水平，也为学习其他临床各科奠定基础，意义十分重大。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不仅有西医学知识，还包括了中医学内容，知识面广，因此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可以事半功倍。
1.重视中西医基础理论的学习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是中西医结合临床学科的基础和主干学科，包括了中西医病因病理、诊断与治疗等基础课程内容，在学习过程中要经常复习和联系前期课程。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新技术、新仪器为疾病的诊断、治疗提供了很有力的支持，但决不能因此忽视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学习，尤其是扎实的中医基本功和现代医学理论知识是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的基础。
2.坚持理论联系实践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践。通过临床实践，一方面可以巩固和加深理解所学知识，另一方面可以提高临床思维能力和诊疗水平，因为书本上对疾病的描述和治疗措施都是经典的，而临床上疾病因人而异，临床过程千变万化，只有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临床诊疗水平。故有“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之说。
3.确立正确的诊断思维方式 正确的诊断是正确治疗的前提。然而疾病的临床表现错综复杂，要获得正确诊断并不容易，首先要求尽可能地掌握翔实的病情资料，包括详细的病史、系统的体格检查和必要的理化检查，然后将这些资料综合分析，仔细研究各临床表现之间的联系，找出其主要矛盾。分析其所有可能性诊断，然后进行论证，逐一排除。如果考虑的诊断能完全解释所有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那么诊断基本成立，如果不能够解释病人全部资料，那么就应对第一诊断采取怀疑态度或考虑合并疾病的可能。而且通过临床分析得出的诊断只能是一个初步的诊断，有待于病情发展和临床疗效的验证，需要随时修正。在临床思维过程中，不仅要纵向思维，还要善于横向思维、发散思维，方可把握病情，作出正确判断。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主要是以现代医学内科疾病为纲，运用中西医理论对其概念、病因及发病机制、诊断及治疗等内容进行系统阐述的一门课程。通过学习，除了必须掌握本门课程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外，还要逐步建立中西医结合诊疗内科疾病的思维模式。首先遵循现代医学内科疾病的诊疗规律，对其做出明确的诊断，并提出合理治疗方案。在此基础上，以现代医学内科疾病为研究对象（切入点），运用中医理论对其病因及发病机制、病理改变以及临床表现和各种理化、功能、影像学等检查结果进行分析，不仅仅限于中医的辨证论治，更要进一步明确该病的中医基本病因病机，确定相应的治疗该病的中医基本治法方药，即辨病论治（用中医理论辨析西医内科疾病的中医本质，再提出中医的治疗方案），最终建立一个完整的辨病辨证结合论治的理法方药体系。同时根据疾病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出现的各种并发症或合并症，制订出相应的中医或西医或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即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何时使用中医干预，何时使用西医干预，何时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干预，取长补短、充分发挥中西医的各自优势，在临床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若想建立这样一个诊疗思维模式，仅仅有理论学习是不够的，需要不断地反复地临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