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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际化道路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经之路，而走向国际的前提是解决语言问题。目前世界通用语言的第一位为英语，因此国民的英语能力对国家的国际化进程至关重要。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中国大多数学校自小学3年级起便开设英语课程，部分发达城市（如上海）则是从小学1年级便开设了英语课程，并将其作为初中、高中，以及大学阶段的必修课。此外，社会上、学校中也有各种各样的英语测试、教材大纲等等，这些足以体现国家致力于提高国民英语水平的决心。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将这些测试以及大纲统一起来的测评体系，这使得全民（包括在校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英语能力的评估成了一大难题，也影响到了英语教学和工作岗位对员工英语能力的衡量。相较而言，国外在该领域的部分成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语言能力标准（Language Proficiency Scales），又称语言能力量表，是对语言使用者运用某种语言能力的一系列描述。通常，每个量表由低到高分几个不同级别，分别描述语言能力发展的不同阶段（韩宝成，2006）。外语能力标准或量表则是对外语学习者和使用者外语能力从低到高的一系列描述。它贯穿于外语教学诸环节之中，是外语教学目标或评价目标的参照或依据（韩宝成、常海潮，2011）。外语能力标准具有标准的共同属性，其研制水平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真实体现。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外语能力标准的研制既是实现国家语言战略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也可以给国家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王建勤，2010）。
中国第一部贯穿整个学段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于2018年正式发布，但还需要不断完善。此前，我国主要的英语衡量标准只有大陆地区的一些测试（如大学英语四六级等），以及台湾地区于2005年参考欧洲的《欧框》、加拿大的《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及美国的《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研制的《通用英语能力标准》（韩宝成，2011），但由于多种原因，其普及度并不理想。一个国家有了语言等级标准，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民语言能力的评估。
国外语言能力标准发展历程长，内容丰富，存在的某些不足已通过后续的实践进行了改进而日趋完善。语言能力量表首先发源于美国，该国于1955年制定描述其外派军事人员口语能力的美国外交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简称FSI）《口语能力等级量表》，用于考核人员的外语口头表达能力。由于该量表影响巨大，后为美国政府其他部门（如中情局、美国联邦调查局等）采用，因此又称《跨部门语言圆桌量表》。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教育部认识到外语教学领域也需要一套语言能力标准，于是启动了通用语言能力标准项目，委托教育测试服务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简称ETS）组织政府和学界专家共同开发一套面向外语教学的语言能力标准。之后，教育部又委托外语教学的专业部门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简称ACTFL），同教育测试服务中心一起对此标准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最终形成了面向外语教学的语言能力标准——《ACTFL外语能力指导方针》。目前该指导方针与《跨部门语言圆桌量表》并存，但两者使用领域有所不同：前者主要面向外语教学领域，后者主要面向工作场合。
受《口语能力等级量表》影响，欧、美、加、澳及其他地区出现了多个语言能力量表，其应用越来越广。例如，1995年澳大利亚学者就制定出《国际第二语言能力标准》。
1993年，政府出面组织了由专家、学者及行政人员等组成的全国语言能力标准工作委员会，负责制定《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该标准于1996年正式发布，后续又于2000、2012年进行了多次修订。
同样是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在英国倡议下，欧洲8个国家的语言测试机构成立了欧洲语言测试者协会。该组织的初衷主要是制订一套统一的语言能力标准，以促进各国语言考试证书的相互认证，同时确定语言测试各阶段的标准，共同分享语言测试的经验和技术。
《欧框》是全欧洲地区语言教学及评测的共同框架，这个框架为各国语言教学大纲编写、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和考试设计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基础。
目前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量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ACTFL外语能力指导方针》和《欧框》二者，而对《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和澳大利亚的《国际第二语言能力标准》研究相对较少。《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和澳大利亚《国际第二语言能力标准》是二语能力量表，美国的《ACTFL外语能力指导方针》和欧洲的《欧框》为外语能力量表。在二语学习中，学习者身处目的语环境中，有更多接触和运用目的语言的机会，由于目的语水平直接关乎学习者的生存和个人发展，因而学习目的语的动机更为直接和迫切。因此，《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和澳大利亚《国际第二语言能力标准》都提到或指向“类似于母语者”（native-like）语言能力的描述，描述的任务多以二语环境下真实的生活任务为主。
选择《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在于，笔者在对比衡量之后，发现其有很多优点。首先，它在内容方面很完善、详细，对中国外语能力量表的参考性价值很大。其次，《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第一版于1996年公布，而最新一版于2012年公布，并且每年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中心（Centre for Canadian Language Benchmarks，简称CCLB）也发布年报以跟进其实施与发展，说明其完善工作一直在进行。第三，相对于在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而言，尽管加拿大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和英语，但是移民占了加拿大人口的大多数，也就是说以英语或法语为母语的人并不多，这和其他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语言能力量表相比，更加符合我国的语言现状。第四，《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除了本身的语言能力量表外，还有很多衍生品，如对职业英语的评估，对读写能力的评估等工具，这更有利于我国量表的完善和细分，使其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得到更好的运用。最后，加拿大是发达国家，其量表符合我国量表今后的发展方向。
我国台湾地区的《通用英语能力标准》也参考了《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分为12级，在各级的能力描述上也参照了后者的说明。如按照《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的规划英语能力在1—4级为初级，5—8级为中级，9—12级为高级（张显达，2003）。虽然其在台湾地区的普及率并不高，但是这也说明我国和加拿大的情况类似，《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对我国的量表有参考价值。笔者在下文中将继续对《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并且分析其衍生品，为我国的量表提供经验。
国外的研究集中于对《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在加拿大的教学和工作方面的应用的研究，相反，国内研究大多在于分析《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的听、说、读、写四种能力，探究其理论框架，以及对比国外几种量表为我国量表的编写提供建议，很少有关于《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对我国教学和工作上启示的研究。此外，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简称ESP）是目前的一个研究热点，我们也可以通过研究《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的应用，学习其在专门用途英语上的经验，并从中提出对我国量表应用的启示。本篇也将对《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进行比较，以期为我国量表的后续改进提供可靠的参考意见。
本篇的目的在于探索《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的结构和框架、编排表达模式、素养模型等，为《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今后的完善提供参考，并且从《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的衍生品中得出对《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应用上的建议与启发。
本篇主要探讨的问题为：①a．《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的内容与编排模式是什么？b．《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是怎样与学习、工作相结合的？②《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在内容上有何异同？③《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的应用对《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应用有什么启示？④《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是如何应用在专门用途英语上的，对《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在专门用途英语的应用上又有何启示？
本篇先采用了文本分析法来分别分析加拿大和中国的语言能力标准，随后采用分析与比较法来比较二者的异同，最后采用归纳与演绎的方法来从《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中得出对《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启示。
本篇总体结构是先进行相关文献综述，包括语言能力标准方面的研究综述，和对《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的研究综述；其次，从多个维度对《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的内容和应用作详细剖析，分析其优势与不足；然后将《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从内容和应用两方面进行比较；最后，从两个标准的比较中提出对《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内容和应用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