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邓小平在配合刘伯承指挥根据地军民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日、伪军一次次残酷“扫荡”的同时，还承担了领导全区建党、建军、建政的工作，指导全区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政权建设是根据地建设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是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邓小平积极贯彻中央精神，在太行山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受到了党中央的赞扬。
为了筹备建立边区政府，1940年8月1日，根据地成立了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这是晋冀豫边区的最高政权机关，它担负边区根据地的立法任务。“冀太联办”在其施政纲领中提出了“彻底实现民主政治，建立廉洁政府”的目标。
1941年3月16日，“冀太联办”召开第二次行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委托，提出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抗战四周年时，召开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按照“三三制”的原则，选举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成立边区政府。他的这一建议被大会接受。随之成立了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选举参议员，召开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4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对晋冀豫边区目前建设的15项主张，选举参议员的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为了进一步阐明“三三制”原则，邓小平于4月15日在《党的生活》上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
文章阐述了共产党关于建设民主政权的主张，论述了“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强调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邓小平提出反对“以党治国”。他说，党提出“三三制”的政策之后，在我们晋冀豫区，曾遭受到党内一部分人的抵抗，这也是忽视民主和“以党治国”的观念在作怪。他指出，“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邓小平还强调要正确处理党政关系，指出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承担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文章对党团在政权中的作用、政府机关中党支部的工作、加强民主教育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这些重要观点，对当时太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7月7日至8月15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辽县桐峪镇隆重举行。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建议，会议决定将鲁西33个县划入本区，临时参议会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邓小平、李大章、李雪峰等133位参议员出席了大会。冀太联办主任杨秀峰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的15项主张为基础制定的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和各项重要条例、法令；选出临时参议会驻会委员和正副议长；选出晋冀鲁豫边区的政府组成人员。邓小平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委员，杨秀峰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为副主席。
此后，太行区在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全面展开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在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开会期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敌后民主政治的伟大贡献》的社论。
社论指出：“晋冀豫边区，包含有太北、太岳、太南、冀南、冀鲁豫五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如果再加上鲁西（最近已划入晋冀豫），则其所辖地区，东自津浦，西临汾河，南起苏鲁，北迄冀晋，幅员之大，人口之多，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中，堪称第一。”“晋冀豫区的成绩，已使根据地具备了新民主主义的雏形，继晋察冀之后，逐步地走向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冀豫区其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基本原因在于它几年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之下，曾经初步地开展了民主运动。”
“三三制”政权在实施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产生，“三三制”政权又为进一步实施民主政治提供了保证。在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召开和边区政府成立的前后，太行区的各级政权普遍按“三三制”原则进行了充实调整，从而保证了太行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精兵简政，太行区也走在了前列。
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示》说：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能否养活我们，能否维持抗日的积极性，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消耗，假若老百姓因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指示》号召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咬紧牙关，度过今后最困难的两年。党中央提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号召。在精兵方面，要求缩编主力部队及其指挥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加强整训，提高战斗力。在简政方面，要求抗日根据地切实整顿各级组织，紧缩机构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并具体规定，各抗日根据地脱离生产的人员，只能占总人口的3%，其中军队系统人员占2%，党政民系统人员占1%。
太行区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领导机关最集中的地区。在这里有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边区政府、边区参议会及其直属单位，一二九师师部及直属部队，还有领导和指挥华北抗日战争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及其直属机关。这些单位的给养供应，大部分由太行区人民负担。1941年以后，由于战争日益残酷，根据地面积缩小，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太行区“鱼大水少”局面难以支撑，所以精兵简政对于太行革命根据地能否巩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至关重要。
太行区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从1942年1月开始，从军队到地方，从上层到基层，普遍实行精兵简政。
一二九师在太行区的精兵简政工作中起了表率作用。
1942年1月7日，师部召开了有直属队、新一旅、三八五旅干部参加的精兵简政动员大会。刘伯承作了《如何贯彻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报告。
动员大会后，师部直属队召开了排以上干部参加的“精兵主义”讨论会，邓小平参加了讨论会并作重要发言。
邓小平说：比较起来，我们根据地的同胞比敌占区的同胞的负担要轻得多。但是，由于长年不断的战争和日本强盗的掠夺，天灾人祸，生活也是困难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就应该特别关心民间疾苦，厉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的负担，人民才能更好地支援我们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
讨论会开得很热烈，大家纷纷发言批评过去在组织机构上、工作上和领导作风上存在的缺点，揭发浪费现象，研究今后的改进办法。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二九师和几个战略区精兵简政的要点。
1月15日，刘伯承、邓小平下发实施精兵简政的命令。命令指出：有计划地抽出大批干部及一部分优秀的老战士与文化水平较高的新战士，送考“抗大”及其附设的陆军中学，长期学习，使其锻炼成为有真才实学的、在战略反攻时期称职的干部。命令还明确规定：各部在缩编时，只需保持一定数量的老干部作骨干，尽量留用缺乏实际经验之知识分子新干部，使其在工作中锻炼，以便于抽出缺乏文化知识的老干部入校学习。
在精简中抽出来的干部，除送“抗大”和陆军中学学习深造外，一二九师还举办了参谋训练队、政治工作训练班和射击训练班，使更多的干部得到系统的学习和训练。邓小平很重视这些训练班，开学时，他给学员们讲了第一课。
1月25日，邓小平带队组织师直机关的负责同志，分赴各部队和各军分区深入调查和动员，指导精兵简政工作。他针对部队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如消极情绪、本位主义、计较个人得失等，组织学习讨论，进行个别谈话，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了全体官兵对精兵简政意义的认识，同时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妥善处理了各种矛盾。
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领导下，太行区的精简整编工作完成得很好，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毛泽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说：“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邓小平还领导了北方局的整风运动，并较早提出和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和延安干部会上分别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学风有些不正，就是有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毛病；我们的党风有些不正，就是有些宗派主义的毛病；我们的文风有些不正，就是有党八股的毛病。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内容的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了。
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6月8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指示》。
同时，中共中央成立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全党的整风运动。
延安、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开展了整风学习。
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的整风运动，是从1942年的5月开始的。
邓小平担任中共太行分局总整风委员会主任、一二九师整风委员会主任，主持领导边区的整风运动。
1943年1月，邓小平在“温村会议”上作会议总结时强调指出，整风是我党进行思想革命的斗争，整风对于改造我党及全体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方法，提高工作效能与品质，加强与巩同全党的团结，加强全党与党外人士的团结，以及转变工作作风等，均有伟大的革命意义。总结还指出，改造思想方法的重点，必须着重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和自作聪明；整风对象的重点应放在地方党地委、专署一级，军队旅与分区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整风运动必须与当前斗争的各种实际工作相结合。总结对整风运动在不同地区的进度和时间也提出了要求，强调不在多，而在精；不在走马观花，而在追根究底贯彻始终。邓小平的讲话是对太行区整风运动的总动员和总部署。
“温村会议”后，太行分局作出计划，决定军队、地方所有干部，都必须参加整风学习；在职地委、县委、专员、县长、各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轮流到分局党校参加整风，然后回到岗位，领导在职干部整风。这个计划首先在分局党校进行典型试验。分局党校的整风，注重从干部的思想实际和历史实际出发，对照文件精神，实事求是地解决个人的思想问题。
6月5日，邓小平在中共太行分局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作整风问题的报告，强调在学习的基础上做好自我反省，解剖自己的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太行区的整风学习，从实际出发，采取典型引路、强调自觉、联系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法，一开始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0月，中共太行区党委依据中央及北方局的指示，制订了《关于今明两年完成全区整风任务及目前阶段计划》，提出由党委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采取“机关整风学校化，学校整风机关化”的方法，区党委党校开办县级干部整风班，各地委党校举办区级干部整风班，县委举办村支部书记和少数区委的整风班。部队干部除了参加区党委党校学习外，多数参加太行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主办的整风学习班。区党委党校从1943年11月到1946年3月，共办了3期县级以上干部整风班，同时在涉县温村和索堡办了联合整风班，全区性的整风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在整风过程中，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
11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整风的目的和意义，指出整风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全体同志更能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心一德地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
讲话对党的领袖毛泽东作了高度的评价，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指出党的事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他说：我党自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同时也会更加感到三风不正对我们的毒害了。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太重要了。
邓小平强调：要完成整风的任务，首先是领导问题。领导一定要抓得很紧，每个负责干部都要亲身参加整风，认真突破一点，积累经验，以指导其他，并采取一些具体办法，使大家聚精会神，不半途而废。
他在报告中还对参加整风的其他同志提出了5点要求。
邓小平在报告中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他的这一认识与当时许多中共领导人的认识是一致的。
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中，论述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中共党史中的作用和地位，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历史，客观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
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说：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邓小平是继王稼祥等之后较早提出和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中共领导人，在帮助全党认识毛泽东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2月25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直属机关第一学区大会上发言指出，党中央老早告诉我们，整风就是把全党从思想上、行动上统一在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毛泽东思想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把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增强党的战斗力量。
邓小平的讲话，直接指导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和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整风运动深入健康地发展。
发展生产是坚持根据地的重要保障。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日军对太行根据地的疯狂“扫荡”，严密封锁，使得抗日军民的处境非常困难。党中央号召根据地军民广泛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度过“黎明前的黑暗”。
太行根据地军民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展大生产运动。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中央的指示，紧密结合本地实际，果敢地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生产自救的方针和政策。
1943年6月21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太行分局专门会议，讨论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工作，制定了《关于太行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检查和决定》。
7月2日，邓小平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文章明确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敌人对我们的经济进攻，是与军事、政治、特务的进攻密切结合着的，是极其残暴的。在敌人这样的摧残之下，人民创伤极其深重，如不采取有效办法，一旦人民元气耗尽，一旦军需民食没有保证，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能设想的。
邓小平说，太行区就是在这样的警惕下，加强了对于经济战线的注意。首先，我们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发展生产，不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我们的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政策，给发展生产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其次，我们实行的是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既照顾人民的负担能力，又照顾抗战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使负担办法适合于奖励发展生产的需要。再次，我们的税收贸易政策，是采取“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原则。最后，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
邓小平总结了太行区经济建设的四点经验：第一，敌后的一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果实，都是用鲜血换来的。第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制定，必须以人民的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第四，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
9月21日，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师部联合召开全区生产动员大会，邓小平在会上作《努力生产，渡过困难，迎接胜利》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开展大生产的意义。
他说：部队只有枪而没有饭吃，是不能打仗的。如果我们不帮助群众搞生产，人民倾家荡产，不能进行再生产，人民就会反对我们，我们就会弄到既无饭吃又无群众的地步，胜利虽然接近了，我们还要经过相当困难的过程，从各方面努力，渡过困难，迎接胜利且为战后做准备，打下新中国建设的基础。
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还提出了制定“奖勤罚懒”的赏罚制度的建议。他强调指出：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对于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要给予100到200元的奖金。可能有些同志说，这是不是过高了？我说，不高。因为这是他们的劳动所得，又不是贪污，是应该的。对于那些懒惰、不积极参加生产的，应该说服教育，经教育不改者，就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一项工作做好。后来，邓小平又将奖金数额提高为200元到300元。
这次生产动员大会后，邓小平和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张际春、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刘锡五、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八路军总部组织部部长周桓等人商妥，并征得驻地村政权的同意，合伙承包了两亩公产水田，并立下“军令状”，保证明年按规定交租、出负担。他们聘请有经验的老农担任技术顾问，指导他们上粪、犁地和下种。天一亮，他们就下地，担粪施肥，平整土地，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完成了秋耕任务。
在邓小平等的带动下，太行军区司令部机关、政治部机关和太岳军区也都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了开荒高潮。
太行军区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提出了每人开荒种地两亩的任务，并在劳动力的组织上、生产制度上制定了一些有利于调动部队和机关生产积极性的措施。
从1940到1943年的4年间，太行根据地没有向党中央要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不但改变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困难局面，还在物质上支持了其他根据地，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表彰。
1943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涉县温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主持这次会议，并就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作了报告。
这时的邓小平，经过5年抗日烽火的锤炼，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政权、经济、群众工作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政治和思想理论方面逐步走向成熟。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师部合并。北方局直接领导晋冀鲁豫区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党委。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一二九师部队和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彭德怀、刘伯承等一批高级干部和将领在党中央的安排下陆续前往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邓小平接替彭德怀任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39岁的邓小平在艰苦的条件下，独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太行山主持工作的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会议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不久，毛泽东给邓小平专门发来一封电报，表示祝贺，并要他赶赴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6月29日，邓小平离开太行赴延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宣告结束。至此，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开创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已基本上连成一片，成为拥有2400万人口、30万军队的全国最大的解放区。
是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军区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