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33年下半年，在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等人的提议下，邓小平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因为秘书长一职没什么事做，两三个月后，邓小平要求另调工作，想多做一些实际工作，于是，总政治部分配他到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除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还负责主编《红星》报。
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1933年我从莫斯科学习回来，在中央苏区看到邓小平，那时候他犯了错误，被撤了职，在总政治部编《红星》报。我被分配在少共（青年团）中央当宣传部部长。我们少共离总政治部非常近，中央局一座房子，总政治部一座房子，少共一座房子，都在一个村子里，没几步路，隔得很近。我们那时候是一帮子年轻人，在乡下也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吃完晚饭就串门子。我们这些人很喜欢到贺昌的屋里玩，很喜欢和邓小平天南地北地吹牛，因为他知识多。他是很乐观的。他怎么挨整的，怎么离婚的，都是贺昌告诉我们的。贺昌在总政治部实际上担任负责工作，他非常同情小平同志，说小平同志非常能干，受了好多委屈。”
《红星》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出版。
《红星》报是当时传播党的思想和文化知识的一个很好的阵地，它的发刊词中曾这样庄严而自豪地宣告这份报纸的宗旨：
他是一面大镜子，凡是红军里一切工作和一切生活的好处坏处都可以在他上面看得清清楚楚。
他是一架大无线台，各个红军的战斗消息，地方群众的战斗消息，全国全世界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形，都可以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
他是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可以告诉同志们一些群众工作、本身训练工作的方法，可以告诉哪些工作做得不对，应该怎样去做。
他是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把各种军里党的工作经验告诉同志，指出来哪一些地方做错了和纠正的方法。
他要成为红军的政治工作的讨论会。无论哪一个同志对于政治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红军生活有意见，都可以提出在他上面来讨论，要有问题他也可以答复。
他是我们全体红军的俱乐部，他会讲故事，会变把戏，会做游戏给大家看。
他是一个裁判员，红军里有消极怠工、官僚腐化和一切反革命的分子，都会受到他的处罚，并且使同志们能明白他们的罪恶。
总之，他担负很大的任务，来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的任务。
对于遭受排挤和打击的邓小平而言，这样一个重要的喉舌和舆论阵地，无疑激发了他极大的工作热情，他很快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新的工作当中。
对办报，邓小平并不陌生。这个10年前巴黎《赤光》杂志的“油印博士”，在这里重操旧业，把报纸办得红红火火。
《红星》报的读者主要是苏区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文盲或半文盲为数不少。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总是力图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他先后创办了10多个专栏和副刊，如《列宁室》，主要用以指导革命理论的学习，曾开展了“战争问题”和“巴黎公社问题”的讨论，连载了《苏联红军的道路》等文章，对广大指战员和地方群众学习革命理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红板》《铁锤》副刊，是专门用来介绍红军和苏区先进人物的事迹，批评各种不良现象。其中最受读者欢迎的还是《军事常识》《卫生常识》《俱乐部》等小栏目，它们除大量介绍防病治病、火线救伤和战略战术的常识外，还不定期地刊登红军歌曲和当地歌谣以及猜谜语、趣味问答等。所有栏目都办得生动活泼，深受广大战士和地方干部群众的欢迎。
与十年前全凭一笔一画在钢板上刻的《赤光》不同，此时的《红星》报大都是铅印而成，但5天一期，8开4版的报纸，从策划到发行，可想而知几个人的工作量该有多大。为了突出文章内容和使版面生动美观，邓小平还不辞劳苦，将大部分标题手写，在木头上刻出字模后，再套印到报纸上。有的战士说，看《红星》报既能读到不少好文章，又能欣赏到邓主编的好书法。
邓小平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他那时编《红星》报，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时间只有两个人，所以从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都要他亲力亲为。那些手写的标题，是他写下后，由别的同志在木头上刻下字模，再印到报纸上去的。他说，《红星》报许许多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乃至许许多多重要的文章、社论，都出自他的笔下。他的女儿邓榕曾经把中央档案馆汇集的《红星》报册拿给他看，请他辨认哪些文章是他写的，他一挥手，说：“多着呢！谁还分得清楚！”
从现在初步掌握的资料看，邓小平写的社论有《猛烈扩大红军》《与忽视政治教育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向着游击赤卫军突击》《五一劳动节的工作》《加强巩固部队的工作，彻底消灭开小差与个别投敌的现象》《把游击战争提到政治的最高点》《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等多篇。这些文章，与邓小平在《赤光》上写的那些文章已迥然不同。文章的语言文字自不待言，尤其是文章的内容，其思想政治和理论水平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从1933年8月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调离为止，邓小平共主持编印了70多期《红星》报。在长征途中，他主编的《红星》报也因为行军的关系，改成手写油印。即使如此，在紧张的行军战斗间隙，从1934年10月20日至次年1月7日攻占遵义，他仍克服种种困难，坚持编印了七八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出席了会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在报告中，博古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拒不承认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严重错误。
随后，周恩来在会上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李德拒不接受批评。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邓小平在会上没有发言，但他毫无疑问是毛泽东坚定的支持者。
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
《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红军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受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
遵义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这实际上是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在川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历史性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危急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邓小平后来曾经说：“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
遵义会议后，红军的长征就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集体领导和指挥下进行，毛泽东起着最重要的核心领导作用。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直接参与了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邓小平后来在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他是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尽管名义上毛泽东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
遵义会议后，摆脱了军事上的教条主义的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灵活机动的大踏步运动战。在此后的几个月中，中央红军转战川、黔、湘、滇、桂等省，四渡赤水河，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穿过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地，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在过夹金山之前，邓小平的马死了，所以他是一步一步爬过这座千年雪山的。邓小平后来回忆说：“过了雪山后，傅钟送了我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样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明确规定：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为了加强前线的领导力量，中央决定调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由刘英接替邓小平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刘英后来回忆说，当她接到李富春写的条子“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工作”来到中央纵队报到时，毛泽东对她说：小平同志要上前方去，我提议你来接替他的工作。刘英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毛泽东笑道：你做得了！并说前方需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长征途中，邓小平大部分时间是负责宣传工作。先是主编《红星》报，后又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对宣传工作极为重视。原红一军团宣传干事潘振武回忆道：
一天傍晚，部队在甘南某村镇宿营。这天行军路程很长，一达宿营地已经日落西山了。宣传队员吃过晚饭后就烧水洗脚，有的宣传队员抱来麦秸在摊地铺，准备睡觉。突然，邓部长推门进来了。“怎么搞的？街上为什么一条标语都没有？”邓小平面带愠色地问道。“今天……天黑了……大家烧水洗脚……”李光炳同志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邓部长批评说：“烧水洗脚有那么重要吗？把我们宣传工作的传统都丢掉啦！”宣传队的小鬼们一骨碌都爬起来了，二话没有，提起石灰桶，扎起火把，就去写标语了。以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凡是到了一个新地方，小鬼们放下背包第一个任务就是写标语，可自觉啦！
邓小平对红军战士一向是工作中严格要求，生活上十分关心。红军翻过六盘山，在青石嘴歼敌两个连，并有不少缴获。邓小平看到宣传队员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就问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听说你们团在青石嘴一仗，缴获了敌人不少布？”杨成武回答道：“是的，上缴了不少，还留了一点儿。”邓小平说：“关心一下宣传队的同志，给剧团（即战士剧社——作者注）的小鬼每人做套衣服怎么样？”杨成武爽朗地答应道：“好，照指示办！”不久，战士剧社的小战士们每人添置了一套新衣服，上台演出显得更加精神了。
1935年10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经过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今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甘肃、陕西等11个省，走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历尽艰苦，击溃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行军两万五千里，到达陕西北部，胜利完成了震惊中外的壮举——长征。
几十年后，当他的女儿问他长征中做了些什么时，邓小平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地到达陕北。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率领下，开始东征。
红军抗日先锋军冲破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防线，胜利渡过黄河。邓小平随红一军团政治部参加了东征。据当时在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担任宣传队长的梁必业回忆：在东征途中，我们宣传部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一路宣传，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我们还要做敌军工作和俘虏工作。小平同志在东征途中编写宣传提纲和教材。
红军东征队伍渡过黄河后，仅用3天的时间便控制了黄河东岸南北50余公里、东西35公里的地区，并在关上村之战中歼灭阎锡山1个团的兵力。到3月底，红军左、中、右三路军分头作战，迅速扩大战果。
但假意抗日、企图通过谈判达到“溶共”目的的蒋介石看到红军真的过黄河抗日来了，立即撕掉伪装，迅速调集20万大军，增援山西的阎锡山，欲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
为了避免内战，5月，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撤回黄河以西的陕北地区，结束了历时两个多月的东征。
邓小平参加东征回到陕北后不久，由于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奉调到红军大学学习，邓小平接替罗荣桓的工作，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不久，邓小平和罗瑞卿受中央直接派遣，到红一军团的一些部队做调查研究、考察干部。调查完以后，他们向中央作了汇报。
这时，蒋介石又调集16个师另3个旅的兵力，准备对陕甘宁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向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实行西征。
从5月出发至7月底，红军在陕甘宁交界地带迅速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的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都得到了发展。西征以后，局面相对稳定，利用这个机会，部队开始进行训练和教育工作。据梁必业回忆：东征回来以后，我们筹了款，筹了粮，还从山西带回不少的骡子。西征以后，仗打得少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已开始与我们搞统一战线。这段时间里，小平同志任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朱瑞。邓管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和教育工作，特别是抓干部教育。我们这些人，从小参军，要讲比较系统地学习政治常识，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习班的课，从政党、领袖、群众讲起，讲社会发展史。我们听课，讨论，还测验、打分数。朱瑞、小平同志都讲课。许多部队的同志在这里把参加革命的朴素的阶级觉悟，逐渐向理性上升，建立了理性觉悟。我们办学习班的地点在宁夏七营川一带。
当时在一军团做侦察工作的苏静回忆道：1936年小平同志组织我们学习，办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班。学世界知识，学社会发展史和马列主义。小平同志给我们讲课，给我们发学习材料，出卷子考试，还打分数。有时开讨论会，我们问问题，他解答问题。以前我们大多数时间是打仗走路，这次小平同志组织的学习，使我们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当时，政治部除了抓学习教育工作，还做敌军工作和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由于宁夏是回族居住比较稠密的地区，因此，政治工作还要面对民族问题，开展对回民的工作。此外，当地哥老会的势力很大，也要做他们的工作。这些工作大部分是邓小平分管的。
1936年8月到9月间，红一军团政治部驻在宁夏豫旺地区的五里洞。这段时间，邓小平受中央军委的委托带领一个检查团到红十五军团检查工作。据梁必业回忆：邓带了我、唐亮和蔡元兴3个人，由一个12人组成的精干的警卫班掩护，到驻陕北的十五军团的八十一和七十五两个师去检查工作。邓主要是和师团干部谈话，我们是和下面的干部战士谈话。这个任务不是一军团派邓去的，而是中央和中央军委派邓去的，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回来后，邓向中央作了汇报。
这个时期，红一军团的许多重要材料和战士报的社论，也都是由邓小平编写的。
这年的年底，邓小平不幸染上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伤寒。第一次是十多年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这一次病情比上次更加严重，昏迷不醒，生命垂危。所幸的是，这时张学良和杨虎城为共同抗日，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在他们送来的两车慰问品中，有一些罐装的炼乳，邓小平就是靠着这点炼乳支撑着，才缓过劲来。
萧克后来回忆说：1936年11、12月间，我们的部队走在一块儿，听说邓小平病了，我就去看他。那时候他病得很重，用担架抬着他，不省人事，很危险。
对于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邓小平是在重病昏迷的状态下听说的。邓小平后来曾经说那次他病得很重，差点死掉了。西安事变爆发，他在昏迷中隐隐约约听到几句，就又昏迷过去了。
西安事变后，红军主力于12月底先南下至甘肃庆阳地区，再进至西安以北的三原一带。红一军团于1937年1月8日进至东里堡，2月22日到达甘肃宫河镇一带，军团政治部驻王家楼。
1937年1月，因朱瑞调往红二方面军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接替朱瑞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这段时间，邓小平主要抓了红一军团的政训工作。梁必业回忆道：我们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学习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学习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学员们每天早上起来出操、跑步，学军事、武器、运动战，还搞比武活动。政治课是小平同志给我们讲。他每天早晨起来看书、备课。他备课的时候，不让我们吵。他给我们讲课，讲政治经济学，从商品的两重性讲起。他给我们讲什么是劳动，劳动创造价值，给我们讲社会主义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我们一礼拜上一堂课，课堂是自己搭的。在院子里，我们用席子搭了一个棚子作教室，一个黑板，向老乡借了二十几个长条板凳。邓每次都是一到时间就讲课。有一次供给部部长邝任农的人迟到了，邓一开课，拿起笔就在黑板上写下：“供给部迟到。”写完就开始讲课。供给部的人来了，一看这几个字，赶快悄悄坐下。邓没有批评人，但是以后再没有人迟到了。小平同志给我们讲的都是基本道理，很朴素的道理。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都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系统教育。他还教我们唱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外国歌，许多人不会唱或唱不准。我学会唱国际歌的音调，就是从邓那里学会的。
1937年6、7月间，邓小平接替傅钟，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当时，彭德怀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任弼时任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左权任参谋长。
这一时期，红军和全国各类革命武装已发展到10万人左右。陕甘宁根据地发展到东濒黄河，北至长城，西起固原，南到淳化，共36个县，总面积达13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