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派”的头子

1931年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通过这次会议，王明实际上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统治中央。

这时，正在上海准备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邓小平备受冷落。在上海期间，邓小平写出了近两万字的《七军工作报告》，详细叙述了红七军的情况，总结了百色、龙州起义前后的经验教训。然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的中央，并不理睬邓小平关于红七军工作的汇报，还专门发出一封《中共中央给七军前委的信》，以极其严厉的口吻对红七军的工作横加批评指责。

邓小平在上海无事可做，他要求回红七军工作未获中央批准。后他又要求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几经周折，才获同意。

这年7月中旬，邓小平从上海乘船，经广东、福建赴江西，与他同行的是一位名叫金维映的女同志。

金维映，1904年生于浙江岱山。1919年曾在县立女子学校参加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宣传，毕业后任女校教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从事工运工作。1927年被选为舟山总工会执行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经营救获释后到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从事秘密的工人运动。1929年任中共江苏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30年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和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

邓小平和金维映是1931年在上海认识的，到江西后不久，他们即结为夫妻。

8月，邓小平和金维映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瑞金。邓小平他们一到瑞金，耳闻目睹，心情十分沉重。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苏区也产生了严重的恶果。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极力推行王明“左”倾错误，对怀疑、不满意或者不支持王明“左”倾错误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李添富主观臆断瑞金有“社会民主党”组织，大批捕杀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6月，原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肖连彬、县总工会委员长杨舒翘被视为“社会民主党分子”遭到处决。县苏维埃政府、县总工会面临解体，全县干部情绪低落，人人自危，群众意见很大。

邓小平到瑞金后不久，就在谢唯俊和由上海党中央派到中央苏区工作的余泽鸿等人的推举下，担任了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上任伊始，他立即组成调查组深入到各区乡调查了解“肃反”情况，召开全县活动分子和县区乡主要干部会议，讨论过去“肃反”中的偏差。召开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制止了乱捕乱杀现象，释放了大批无辜在押的干部群众，为前一时期蒙冤受屈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拘捕并处决了民愤极大的李添富等人。

邓小平还从实际出发，经过调查研究，积极推行毛泽东1930年2月为瑞金县制定的土地革命的方针和政策，抵制苏区中央局根据王明“左”倾错误作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深受群众的拥护。

瑞金的形势在一天天地好转。1931年9月，中央红军在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后，红军主力开始由兴国转移到以瑞金为中心的地区，并向闽西北和赣西南开展工作，随之攻占了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并扩大到包括21座县城在内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比较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瑞金被定为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成为“红都”。

1932年5月，邓小平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

会昌是一个拥有十几个区的大县，离瑞金只有50公里，南面与寻乌、安远两县毗邻，是中央苏区的重要边区，也是江西的重要门户。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不久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在会昌的筠门岭建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也称会寻安中心县委，邓小平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并兼任江西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的地方党政军的工作。

在会昌，邓小平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领导会昌、寻乌、安远军民努力创造革命的大好形势。他和毛泽东的弟弟，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中心县委书记的毛泽覃，以及曾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中共赣东特委书记、江西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第五师师长的谢唯俊，曾任寻乌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前委秘书长的古柏一起，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抵制。他们支持毛泽东，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邓、毛、谢、古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诬蔑毛泽东的理论和路线是“山沟沟里的东西”，勇敢地指出“大城市里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沟里，却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还戏称从上海大城市来的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是“洋房子先生”，而“洋房子里才不会出马列主义的”，这些人“只会在洋房子里死背教条”。邓、毛、谢、古这些正确意见和鲜明态度，为当时执行“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央所不容。

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趁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南部苏区力量空虚之机，突然向会、寻、安三县大举进攻。当时担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根据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领导苏区人民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的战术阻击敌人的进攻，并及时地组织了退却，敌人占领了包括寻乌城在内的几乎整个寻乌县。这就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于是，邓小平被扣上“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准备退却逃跑”，执行了“纯粹防御路线”等帽子。

1933年1月，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的白区工作遭受严重破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瑞金。从此，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临时中央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排挤和打击坚决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同志。从2月开始，在福建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以及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等一批省级领导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被撤销职务。省委其他部门及县区领导干部绝大多数也因所谓“罗明路线”的牵连，或被撤职、批判，或被调动工作。

3月，在江西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意图，向江西苏区全党公布了有关“会寻安”的指示文件，指责邓小平领导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仓皇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

3月下旬，苏区中央局直接召开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并根据临时中央代表的政治报告和结论，于3月31日作出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该《决议》指出：“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的大举进攻面前，完全表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示张皇失措，退却逃跑，甚至将整个寻乌县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说纯粹防御路线不是罗明路线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决议》还指出：“要坚决打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决定“加强和部分地改造中心县委和会寻安县委之常委”，“召集各级代表以及三县党各级领导保障三县工作的彻底转变，在中央局领导之下开展这一反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使这一斗争深入到支部中去”。会议责令邓小平向中央局写出《会寻安工作检查》。

邓小平被调离会昌中心县委，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

邓小平没有屈服，在原则问题上没有作丝毫的让步。他在《会寻安工作检查》中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和做法，并把强加给他的污蔑、攻击和不实之词顶了回去。他解释说，“防御路线”中的“诱敌深入”等是正确的军事原则和方针，不是单纯地为了防御而防御，而是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的积极防御。

邓小平毫不妥协的立场更加触怒了“左”的领导，一场更大规模的围攻开始了。

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斗争》发表了题为《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署名文章，逐条地对邓小平的《会寻安工作检查》进行批判，指责它是“一大篇糊涂的哲学，用来掩盖问题的实质”，是“替自己的机会主义辩护”。

临时中央负责人也在《斗争》上发表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文章认为：“不论从哪一方面的工作看来，会、寻、安党的领导机关过去是执行了一条同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退却逃跑的所谓单纯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同福建杭、永、岩的罗明路线没有什么大的分别。”文章最后要求：“江西省委必须最清楚地、明确地指出单纯防御路线的内容与实质，指出有些边区所犯的单纯防御路线，即是江西的罗明路线，把这一反对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彻底改造各县、特别是边区各县党的与群众的工作，来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巩固与扩大江西苏区，完成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

4月16日至22日，中共江西省委在中央局的指示下在宁都召开江西党的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

会上，邓小平在革命道路、扩大红军、土地政策、财政政策、作战方针等问题上与“左”倾路线的代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会议期间，“邓毛谢古”还两次被责令写申明书。邓小平在申明书中写道：“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而且“感觉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快到实际工作中去”。

这次会议错误地把邓小平等四人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和“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并且集中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5月4日，临时中央代表到工农红军学校召开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并作出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决议》列举了以邓、毛、谢、古为首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所谓错误，提出邓、毛、谢、古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执行了与党完全不同的路线，而且更进一步根据一定的政纲及派别的观念，形成了小组织的活动”，“他们对革命斗争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他们不相信群众力量，认为群众是消极的，他们对于群众工作是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的；他们在会寻安、永吉泰各处，实行了退却逃跑的路线，采取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使当地工作受到了损失”。他们“反对向中心城市发展，主张转移到穷乡僻壤的区域”，“是与国际的指示及党的策略完全相反的”。《决议》认为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小组织活动，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在四中全会后，他们对于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就始终以两面派的态度来敷衍，从未揭发自己在执行立三路线时的错误。他们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的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呼，党大会以后虽经党与之斗争，仍没有什么转变”。《决议》指出：“这些同志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5月5日，经中央局批准，作出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决议》指出：“邓小平同志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实际上已成为谢、毛、古等小组织活动的一员”。《决议》要求“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时起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申明书上，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

5月6日，中央代表在《斗争》上发表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系统地批判了“江西的罗明路线者”的主张和错误，指出，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对于自己的根据特殊政纲而组织的派别和小组织，至今没有给以组织上的揭发，也没有宣布如何解散这种派别和小组织”。“很明显，邓、毛、谢、古四个同志是没有解除他们的武装，虽然受了党的严重打击，而表示暂时的投降，但这种投降是不能保证他们能成为真正的战士的，因为他们的武装还没有解除下来”。

关于对邓、毛、谢、古的批判和斗争，曾任临时中央组织局长的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写道：“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从实际出发，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正确的意见，抵制‘左’的做法。如主张在红军弱小的情况下应向农村发展，不赞成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诱敌深入’，然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不赞成硬拼；主张中央红军、地方部队、群众武装都应发展，互相配合，不赞成用削弱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界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同样的办法；主张健全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团体；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主张根据地的行政、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都由政府负责，不应由党代替政府工作。结果，这些正确主张被‘左’倾领导者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的逃跑路线，被称为‘罗明路线’。”“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

李维汉说：“整个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都是根本错误的，实际上是进一步推翻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他的正确领导。”

在这场斗争中，邓、毛、谢、古都受到了错误处理。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党内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这是他政治生涯中受到的第一次磨难。

此后，临时中央对邓小平进行审查，邓小平又一次提交了书面报告，进行了申辩和抗争。

就在邓小平被审查的时候，他的妻子金维映离开了他。

金维映同邓小平一起到中央苏区后，曾任过中共于都县和胜利县的县委书记，后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动员部副部长。1933年10月，担任瑞金县扩红突击队总队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达陕北后，担任过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女生区队的区队长、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38年，党组织送她到苏联治病。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时，金维映正在莫斯科郊区一家医院治病，不幸在战乱中去世，时年37岁。这已是后话。

政治上的打击和生活上的波折，都没有使邓小平屈服。

此后不久，邓小平被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南村区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处于苏区的前线。邓小平来到南村后，自我介绍说：“中央及省委都开过会，把我打成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代表和执行者”，“在会上我两次据理申辩自己的观点，不管他们怎样残酷斗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坚信我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

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反对邓、毛、谢、古的斗争是一直记在心中的。1943年11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几十年后，当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次被关押在江西时，毛泽东在邓小平给他的信上批示：“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