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的红七军政委

1929年4月，第一次蒋桂战争以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失败而告终。广西国民党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利用蒋介石的力量，于同年6月掌握了广西的军政大权，分别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后改为第四编遣分区主任）。由于他们在广西的根基比较薄弱，加之他们也深知蒋介石是靠不住的。于是，他们听取了俞作柏的弟弟、中共党员俞作豫的建议，要求中共派干部协助其工作，以巩固其地位。

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先后派邓小平、贺昌、张云逸、陈豪人、叶季壮、龚饮冰等40多名干部，通过各种渠道先后到达广西，与原先在那里工作的雷经天、俞作豫等一起开展革命工作，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负责统一领导。

这时邓小平还不满25岁。邓小平后来说，我“25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

选派邓小平去广西，不能不说是中共中央对他的信任。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对邓小平是十分了解的，做统战工作邓小平也是有经验的。两年前邓小平从莫斯科回国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开展统战工作，虽说时间不长，但还是有成效的。到党中央工作后，邓小平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又和周恩来朝夕相处，他的工作能力周恩来是再清楚不过的。由于广西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中央决定必须派遣得力干部去广西，邓小平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这年8月底，邓小平化名邓斌，在中央特科龚饮冰的陪同下，带着党的“六大”决议案，秘密从上海经香港，取道越南来到了广西。

途经香港时，邓小平听取了广东省军委书记聂荣臻关于广西情况的介绍，对广西地区党组织的情况和广西的政治局势，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邓小平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到广西与俞作柏、李明瑞等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党在广西的全面工作。

他的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

一到广西，邓小平正确地分析了俞作柏、李明瑞主桂前后对我党的政治态度和广西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变化情况，对他们采取了团结、教育、争取的方针，帮助他们整顿和培训部队，共筹反蒋、反新桂系军阀的大计；同时又坚持我党独立自主的原则，趁机开展兵运工作和发展革命力量。

当时，俞作柏、李明瑞虽倾向共产党，但他们的政权基础薄弱。李宗仁、白崇禧等顽固势力的力量比较雄厚，仍在暗中破坏。俞、李最迫切的是要防止他们卷土重来。同时俞、李对蒋介石也存有戒心，所以他们希望借助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来支撑他们的“天下”。于是，邓小平通过俞作豫与俞作柏、李明瑞的社会关系（俞作豫是俞作柏的胞弟、李明瑞的表弟）进行统战工作。首先把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派来广西工作的干部安排到俞作柏、李明瑞的军政部门任职；其次，向俞、李提议释放四一二政变时被新桂系军阀逮捕关押在狱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群众。俞作柏经过考虑，决定释放全部在押的“政治犯”。这样，中共南宁区负责人罗少彦、工人运动领导人何健南及共产党员谢鹤筹、吴西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从狱中释放出来。这些人，特别是一批党团员干部，后来都成为建立广西红军的骨干。

紧接着，邓小平通过俞作豫和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向俞作柏和李明瑞建议，开办一个广西教导总队，把各师中的青年军官调来南宁学习，这一建议也很快得到了俞、李的同意。教导总队创办后，共产党员徐开先（后脱党）、张云逸分别担任正、副总队长。教导总队共有3个营9个连，学员1000多人。学员大多是从部队里抽调出来的班长和老兵，中共广东省委派来的100多名工人、学生党员也被安插到教导总队的各个连队当干部或学员，有些党员则被安排到总队担任政治教官等工作。这些学员经过训练后，被分配到各部队去，成为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的骨干力量。教导总队名义上是训练军官，为广西的部队服务，实际上是邓小平领导的广西党组织改造旧军队、培养革命骨干，为建立革命武装做准备的一个基地。

邓小平还帮助李明瑞改造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使这两个大队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里。共产党员张云逸、俞作豫分别担任了第四、五大队大队长。

经过邓小平和广西党组织卓有成效的工作，俞、李在广西支持恢复工会、成立农会，武装左右江的农民自卫军，并给韦拔群的东兰农民革命武装军以“右江护商大队”的名义，还发拨300多支枪以示支持。中共组织在广西也以公开、半公开的方式得到恢复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俞作柏还任命了一大批农民运动领袖担任右江一些县的县长，极大地加强了党对右江地区的领导，促进了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发展。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仅仅几个月，广西全省已健全的县委和特别支部就有9个，正在恢复和健全的县委有5个。在南宁市已建立了轮船、汽车、机关等10个支部，全省已有共产党员420人、团员130人。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在广西迅速发展起来。

广西局势的变化，引起了反革命势力的恐慌。有人高喊：“俞作柏、李明瑞来捣乱，致使左右两江赤焰滔天，原东兰之‘共匪’，也就死灰复燃。”失去广西地盘的桂系军阀首领李宗仁惊呼，俞作柏、李明瑞“南归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几成为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

1929年9月，正当广西革命斗争形势有了新的转机的时候，广西的政局发生急剧的变化。汪精卫策动在湖北的张发奎反蒋，企图南下进攻广东军阀陈济棠，并派人到南宁游说俞作柏、李明瑞共同反蒋。由于俞作柏、李明瑞与中共的关系，蒋介石已企图伺机解决俞、李。这样，俞、李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所以决定与张发奎联合，共同反蒋。

俞、李的这一动态，使得广西的形势可以说是风云突变。

邓小平认为，目前应当劝说俞、李不要匆忙反蒋。如俞、李不听，我们应当把部队拉出去，到韦拔群等已经工作多年、群众基础较好、蒋桂力量难以控制的左右江地区，同农军结合起来，做好暴动的准备，建立革命根据地。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广西特委召开专门会议，部署左右江地区党的工作，决定派雷经天到恩隆县平马镇建立广西农协右江办事处和筹建中共右江特委；派严敏、陈洪涛、张震球等分别到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思林等县建立中共县委机构；派何健南、麦锦汉、吴西、甘湛泽、苏松甲等去龙州地区领导工农运动。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共产党对左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使左右江地区党组织和农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

俞作柏、李明瑞不听我党的诚意劝告，决意出兵。9月27日，通电反蒋。10月1日贸然出师，命所部进攻广东的陈济棠部队。

就在俞、李离开南宁后，邓小平迅即作了部署，通知警备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去右江地区，警备第五大队派一个营去左江地区；指示张云逸以南宁警备司令的名义接管省军械库，并征集船舶，一旦有变，立即把军械库中的几千支枪和大量弹药、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等装船外运；命令在南宁受训的韦拔群领导的农军营赶回东兰，准备起义；同时派龚饮冰去上海向中央汇报行动计划。

俞、李出兵不到10天便败退南宁，陈济棠派3个师入桂逼近南宁。

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即刻举行兵变，把部队拉出南宁。

10月中旬的一天夜晚，南宁市区内枪声大作，兵变部队打开了军械库，搬走了所有的枪炮和弹药。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在宣布行动后迅速撤离南宁。俞作豫率第五大队进驻左江地区，张云逸率教导总队一部分和第四大队由陆路向右江地区挺进。

邓小平、陈豪人等和部分干部带着警卫部队，指挥装满军械的船队溯右江驶到百色。

在恩隆县（今田东县）的平马镇，邓小平和张云逸会合了。

10月22日，邓小平、张云逸率部进驻百色，随后立即着手起义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宣传中共“六大”精神和党的“十大纲领”。在部队中举行士兵会，帮助地方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工会与工农武装组织，宣布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减轻工农群众负担。其次是继续整顿和改造部队。在官兵中着重进行思想教育，实行官兵平等。同时吸收大量工农青年和进步学生入伍，增加部队工农成分的比重。再次，武装工农，大力支持工农运动。最后是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培训军政干部。至百色起义前夕，每个连队和大队部的机关单位都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同时还成立了中共右江工作委员会（后改为右江特委）。部分县建立了县委或特支，整个右江地区共有地方党员五六百人。

这期间，邓小平和张云逸还指挥了歼灭广西警备第三大队的战斗，共歼敌1000多人，缴枪700多支，为起义扫清了障碍。

10月30日，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广西特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委（后改为红七军前委），由邓小平担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左右江地区的党和军事工作。

11月5日，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龚饮冰秘密回到百色，传达了中共中央同意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指示精神。中央批准广西成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统一党和军队的指挥，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还批准成立红七军，颁发了红七军的番号。中央还要求在龚饮冰回到广西后的10天之内举行武装起义。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邓小平立即召开前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指示，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邓小平认为，中央要求在10天内起义比较仓促，应该首先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改造好旧军队，发展党的组织，摧毁旧的政权。中央原要求十月革命纪念节那天举行起义，鉴于准备工作尚未充分，于是决定推迟到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那天举行。邓小平后来这样说：“关于暴动的问题，我们很早就注意到了，但是得到中央的指示以后使我们更坚决，不过必须有准备工作。因此时间上并不能机械地确定，直到以后军队中我们已有强固的组织才决定广暴纪念日期，但这次发动并不是上级的命令，还是经过士兵们及大会来决定的。”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来电要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工作。

邓小平在布置好百色起义的准备工作后，计划先前往龙州，部署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准备由此绕道越南、香港去上海。

1929年12月11日，按照邓小平、张云逸等的部署，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广西教导总队和右江农民自卫军在百色召开广州暴动纪念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

同一天，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了有11个县5个镇的农民代表、工会代表和红七军士兵代表共80多人参加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雷经天任苏维埃政府主席，韦拔群、陈洪涛担任委员。

在红七军的帮助下，接着右江地区有15个县相继成立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

12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给红七军前委发出指示信，批准红七军前委组成名单，提出如邓小平已离开百色返回上海，前委书记由陈豪人担任，如尚未离开，仍由邓小平担任。

邓小平是11月中旬前往龙州的，他和李明瑞在路上不期而遇。

俞作柏、李明瑞10月反蒋失败后，俞作柏出走香港，李明瑞则率部滞留龙州一带。为了拉拢李明瑞，蒋介石曾多次派人带着广西省政府主席、第十五军军长的委任状和巨款到龙州等地，引诱李明瑞及其亲属，结果均遭拒绝。李明瑞当时仍抱有东山再起的幻想，他想乘广西政局混乱、南宁空虚之机，联合右江地区的部队反攻南宁。他命令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开到崇善（今崇左）待命，自己亲往右江策动第四大队联合行动。

为了进一步团结、争取李明瑞参加革命，邓小平把李明瑞带到百色的粤东会馆，进行了彻夜长谈。邓小平向李明瑞宣传革命道理，指出军阀混战的危害，介绍全国革命形势，说明我们党准备发动百色、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红八军，并请李明瑞出任两军总指挥，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李明瑞表示愿意参加革命，立即返回龙州布置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邓小平也来到了龙州。他传达了中央关于建立红八军的指示和最近在百色召开的红七军前委会议精神，分析研究龙州的形势，与李明瑞、俞作豫等一同研究了龙州起义的具体计划。前委原要求龙州于12月11日与百色一起举行武装起义，但因龙州发生叛乱，邓小平决定推迟起义日期，等条件成熟了才宣布起义。

在这里，邓小平多次和李明瑞长谈，进一步做李明瑞的工作，更加坚定了李明瑞参加革命的决心，从而保证了龙州起义的顺利进行。

在龙州布置完起义的准备工作后，邓小平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按照邓小平的意见，李明瑞、俞作豫等在起义前抓紧进行改造旧部和筹建地方政权的工作，建立士兵委员会，成立了工农赤卫队，并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武装群众等工作。

1930年2月1日，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和左江工农武装，胜利地举行龙州起义，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宛希平任参谋长，王逸任左江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明瑞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

接着，左江地区也有6个县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有的县虽未成立革命政权，但也属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的主要活动范围。至此，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互相呼应，成为全国瞩目的拥有20多个县、100多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

在上海，邓小平向党中央汇报了广西的工作。中共中央认为，左右江起义“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在汇报到李明瑞的情况时，邓小平向中央建议，吸收李明瑞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当时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认为，对李明瑞绝对不能存“丝毫的幻想”。邓小平据理力争。他说，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发动下层群众，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开展工作的上层线索。最后中央同意吸收李明瑞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2月，邓小平向中央汇报完工作后，回到广西龙州。他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确定了红八军的行动方针。

3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指示信》。该信批准红七军前委和军部领导成员名单，指定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谦、韦拔群、雷经天、何世昌七人组成红七军前委，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指定邓小平为红七军政委，张云逸为军长。

4月间，邓小平到了东兰，和韦拔群一起进行土地革命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5月，在河池与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会合。

这时，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左”倾冒险错误已十分严重。这年10月，中央代表到达广西，指令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广州。邓小平对“左”的错误指挥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未被采纳。部队在作战中连连受挫，后不得不转战七千里，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同中央红军会合。

1931年2月，邓小平随红七军转战到江西崇义后，红七军前委决定改称红七军团委（又称小前委），邓小平任团委书记。3月7日，邓小平召开红七军团委会议，提出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得到团委成员赞成。会议决定邓小平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团委书记。3月10日，邓小平和许卓在长潭慰问红军医院伤病员后，准备返回崇义县城。途中获悉敌人正在进攻崇义县城，守城部队在李明瑞的指挥下已安全撤离，正向遂川方向前进。邓小平即与许卓商量决定，他依靠在崇义的党的地下交通线直接赴上海，许卓前往遂川方向追赶部队。邓小平吩咐许卓，必要时可率部队向井冈山方向靠拢。之后，邓小平化装成买山货的商人，由赣南特委交通员护送，步行数天到达广东南雄，后到韶关、广州，转道香港，乘船抵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