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26年底，邓小平一行从莫斯科动身，先到达了蒙古的库伦（即乌兰巴托），休整了几天后，邓小平和另外两个共青团员作为先遣队，乘苏联为冯玉祥部队运送子弹的汽车继续前行，继而换乘骆驼，最后在宁夏城（今银川）改乘马车，历尽万里艰辛，终于在第二年的春天抵达古城西安。
邓小平回国时，国共两党的合作已处在破裂的前夜，政局动荡。自1926年2月起，国民二军李虎巨和国民三军杨虎城部就被吴佩孚支持的刘镇华军10万余众围困在西安，时间长达8个月，处境十分困难，不断向驻守五原的冯玉祥部求援。在这种情况下，五原誓师后的冯玉祥决定率国民军联军绕道宁夏、甘肃，向陕西进军。11月27日，国民军联军一举解除了刘镇华部队对西安城的围困。
冯玉祥，祖籍安徽巢县。曾任北洋陆军第十一师师长，陕西、河南的督军及陆军检阅使等职。1926年9月，当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攻抵武汉时，他在苏联顾问团与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等的全力帮助下，率部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的系统，在五原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公开宣布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接受国共合作纲领，接受“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举起了打倒北洋军阀政府、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旗帜。
1927年1月26日，冯玉祥同刘伯坚以及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一行抵达西安。国民军联军入陕解西安之围，标志着西北地区的大革命运动开始出现新的高潮，处于大革命疾风骤雨中的西安成为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这年的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为了培养军政人才，中山军事学校在西安成立。不久，邓小平接受中共中央的指派，到该校工作。这是他在国内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第一站。
中山军事学校形式上隶属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总部，实际上是由刘伯坚等几位共产党人筹建的，学校的主要职务也都由共产党派人担任。校长史可轩就是一名中共党员（1927年6月牺牲），李林任副校长，邓小平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
中山军事学校主要培训国民军营、连、排初级军官，以及我党选送的革命青年，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红色的学校，学生不少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学校除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中共党团组织等项工作。政治教育主要讲革命，公开讲马列主义。
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在史可轩、邓小平等一大批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办得有声有色，朝气蓬勃，被人们誉为“西北黄埔”或“第二黄埔”。学校培养出一批有革命觉悟的初级军官和党政工作干部，并向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输送了一批毕业生，逐步组建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西渭华暴动创造了条件。陕北红军的一些将领也是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
1927年4月，中国政局发生突变。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
四一二政变后，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与南京的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加剧。在宁、汉两个政权的对立中，冯玉祥的军事实力和所处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武汉政府决定和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其目的在于“拉冯”“讨蒋”“分共”。在“分共”问题上双方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但冯玉祥不同意“讨蒋”，规劝武汉政府“息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接着，冯玉祥力主调解宁、汉争端。最后蒋、冯于1927年6月20、21日在徐州会谈，双方达成联合“清党”和继续北伐的协议。
徐州会谈后，冯玉祥在部队和所属地区进行了“清党”反共，但他在程度上、方式上仍然和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不同。6月间，冯玉祥下令要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到开封，名曰训练，其实是“礼送出境”。得知冯玉祥让共产党员到开封“受训”的消息后，邓小平与刘伯坚、史可轩以及李林等商量，大家一致认为邓小平应去武汉找党中央，而不是到开封去“受训”。因此，6月底，邓小平离开西安，经郑州去武汉。7月，刘伯坚等200多名共产党员被“礼送出境”。
7月间，邓小平辗转到了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汉口，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工作，担任秘书。当时的中央秘书长是邓中夏。邓小平的工作主要是管中央文件、交通、机要等事务，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做记录和起草一些次要的文件。
这时，国内的政治局势继续恶化。7月15日，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中国共产党决裂，形成了宁汉合流。这就是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在蒋介石、汪精卫联手反共的叫嚣声中，成百上千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中，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不仅使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戛然沉寂，民主革命严重受挫，更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推到了十分困难的境地。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到武汉党中央机关工作不久的邓小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了摆脱敌人的魔掌，邓小平随党中央机关从汉口搬到武昌，又从武昌搬回汉口，经常转移，顽强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同时，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秘密工作的需要，他从这时起改用“邓小平”这个名字。
8月1日，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革命武装力量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为了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筹备和召开的。邓小平来到汉口后，很快就投入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与李维汉一起住在瞿秋白和其夫人杨之华的住处德林公寓内。瞿秋白夫妇住一大间，李维汉、邓小平分别住在前后两个小间里。这里与八七会议的会址很近，来往方便。
8月3日夜，邓小平被交通员悄悄地带到汉口俄租界三教街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这里是即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的秘密会场。作为中央秘书，邓小平最早来到这里，负责有关的会务工作。会场为相连的两个房间，还有一间侧房作厨房用，这里原是援华俄籍农民问题顾问洛卓莫夫的家。20多天前，洛卓莫夫被汪精卫驱逐回国，房子空出后还未引起人们注意。在这个陈设简陋的房子里，邓小平逗留了6天。8月的武汉酷热异常，但为保密，只得整天关着门窗，不透一点风，室内闷得像蒸笼。邓小平与陆续来到的中央委员和代表都在这里静候，困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饿了便倒杯开水就着干粮吃，在焦灼中等待着会议的召开。
53年后，1980年盛夏，邓小平来到武汉三镇瞻仰八七会议会址。故地重游，感慨良多，他对身边陪同人员忆述了当年的情形，他说，当时“八七会议会址与餐厅相隔，两处均有后门相通，会议代表全部从后门进入”。“李维汉是秘书长，会议代表有二十几个人，我是中央秘书，陈独秀原先要搞正规大中央，搞八大秘书，我就算是一个。”“1927年底在上海我才当秘书长。我们二十几个人分三批进来，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待了6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得最晚。八七会议召开时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着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当时都是年轻人。毛泽东34岁，瞿秋白29岁，李维汉31岁，任弼时23岁，我23岁，陆定一那时比我小两岁。”
八七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武装起义的方针。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指出，全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听到了毛泽东的重要发言。
八七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被选为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被选为候补委员。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就结束了。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决定由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李维汉兼管组织部和秘书厅，苏兆征兼管工委。此时，邓小平仍担任秘书工作。
八七会议后，为了避开武汉险恶的局势和适应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机关于9月底到10月初秘密从武汉迁往上海。邓小平随中央机关一同迁往上海。
1927年9、10月间，邓小平随党中央到达上海。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上海。
1920年，邓小平从重庆顺江而下，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在这里登上法国邮轮，踏上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旅途，也迈出了他成为职业革命家的第一步。
如今，7年过去了，当年那个16岁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个信仰坚定、自信乐观的共产主义者。
1927年12月，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他的工作除了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列席和参加中央各种会议并做记录外，还主要管理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各种会议安排等工作。
当时的上海，斗争形势十分复杂。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座著名的远东繁华都市成了各种反革命力量聚集的地方。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其秘密的活动方式，继续进行着惊心动魄的殊死斗争。
党中央到上海以后，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是进行极其艰难的组织工作，恢复、整顿和重建党的组织，改变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党的散乱状况。很快，党中央便在上海建立了秘密工作机关，组织了全国秘密交通网络，并出版了党的秘密机关报。
当时，中央机关大都设在国民党反动势力较为薄弱的租界区内，其中比较有名的地方是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447号的楼上。当时，这幢房子的楼下是“生黎医院”，楼上就是挂着“福兴字庄”招牌的中共中央常设的活动场所。这家商号的老板，人称“熊老板”的熊瑾玎，真实身份是中央秘书处会计科主管，负责党的经费的管理工作。中央苏区送来的黄金、首饰等一般是由他通过有关系的银行兑换成钞票后，再分送到各有关地方。他的夫人朱端绶在中央机关做一些日常的杂务工作，为前来开会的人员服务。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几乎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当然，为了安全和保密工作的需要，中央机关还分散在其他几个地方，当时同孚路柏德里700号一幢两楼两厅的房子、永安里135号的楼上、五马路的清河坊等都曾是中央机关活动的地方。
与此同时，为了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站住脚跟，开展工作，中央提出“以绝对秘密为原则”，要求党的“负责干部职业化”。因此，中央负责人要不断变换居住地和姓名，彼此都不知道他人的住处。
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郑超麟回忆道：“1927年以后同1927年以前情况有不同，中央从武汉搬到上海来，情况变了，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我们中央各部门就不来往了，邓小平和中央秘书处住的地方我从来没去过，并且也不许去。”
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黄玠然回忆道：“那时在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有一个两楼两厅的房子，就是中央的一个机关，当时由彭述之夫妇、陈赓的夫人王根英、内交科主任张宝泉和白戴昆等同志以房东房客的关系住在里面。实际上这个地方负责处理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我们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那时候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每天都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凡是中央各部门大的事情，主要的由周恩来同志解决问题。机关的工作，事务工作，那是要小平同志负责的，两个人是不可分离的。我同邓小平同志、周恩来同志都是在那个地方认识的。但是我同他（指邓小平——作者注）的关系呢，仅仅是这样一个工作的关系。可是不能到他家里去的，他也不能到我家里来的，因为凡是负责同志到哪个地方去，可以到哪个地方去，不可以到哪个地方去，都要上面决定的。因为秘密工作，最怕是发生问题以后受到牵连。”
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邓小平当过杂货店的老板，当过古董店的老板。
据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刘英回忆：“第一次认识小平同志是他同周恩来同志到李维汉同志那里谈工作，他那个时候大概是中央秘书长。他们来经常穿资本家的缎子袍子，穿的马褂，官僚一样的，经常化装，到什么地方就穿什么。到租界地方人家穿得讲究，到平民地方人家穿工人衣服，所以人家就不容易发现你，不注意，跟群众一样。”
作为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掌握和熟悉所有中央负责人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的地点。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岗位上，他的工作常常直接关系到中央机关及中央负责同志的安危。由于当时上海的敌伪特务机关活动极其猖獗，中央负责人的住宿和办公地点需要经常变换，而且要找那种在几个弄堂里面都要有出口的房子，以应付敌人的搜查。中央负责人互相之间也只能通过秘书长来单线联系。在白色恐怖面前，一些人经不住考验变节投敌，甚至领着敌人搜捕自己昔日的同志，如原担任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和负责中央领导同志安全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就是这一类千古罪人。严酷的现实给保卫中央机关和中央负责人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邓小平胆大心细，偶遇突发事件总能当机立断，采取措施，进行及时有效的调度指挥，将损失减至最低。他自己曾两次虎口脱险。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最大的危险有两次。一次（指1928年4月15日）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邓小平的弟弟邓垦（邓先修）后来回忆了他当时在上海见到哥哥邓小平时的情景：“我到上海去求学。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要求我，说你到上海去找找你哥哥。我到了上海就找吧。那儿情况很不熟悉，语言也不通，熟人也不多，找来找去没着落，结果我到当时的《时事新报》登了个寻人启事，就讲：邓希贤兄，我现在已到了上海，住到什么地方，希望你见报以后来找我。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用这种方法抓人的也有，登报用亲戚名义，结果你去找会碰到特务。后来据他们讲，他们还化装了之后，到我登报的那地方来了解，看有没有几个四川人在那读书，其中有没有一个邓先修。有一天下午，我们四个青年人，都是四川我们的同乡、同学，正在一个小房子里聊天，突然之间进来一个人敲门，就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邓先修？当时我想，我在上海没有熟人啊，怎么会有人找我？一下子想到了我登的报，一看这个面孔还有印象，因为他走的时候我只有七八岁，隔了13年了，变化很大，还有点印象。我就看出来了，我说我就是邓先修。他说：好好好，你登了个报我们知道了。你收拾收拾跟我走，马上跟我走。之后他简单地问了一下家庭情况，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父亲还在。简单地说明一下，我这次到上海来，是来求学的。他说：不要多说了，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你赶快回去，立刻搬家，越快越好。不仅你自己要搬，而且你那三个同学都要搬，全部离开这个地方。”
在中央秘书长的任上，邓小平直接领导了中央机关秘书处的工作。秘书处下设文书、内政、外交、会计和翻译五个科，工作范围包括中央文件的刻印、密写、收发和分送，中央与顺直、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下党组织的联系，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秘密交通网，负责各地有关文件、钞票、干部、来往人员的联系，负责党的经费的收集、汇兑和管理，以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等等。这些工作千头万绪，纷乱繁杂，但在邓小平这位年轻的中央秘书长的统一组织调度下，一切都进行得井然有序，有条不紊，有力地保证了中央机关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条件下的正常运转和中央政治局对各地的领导。
作为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所处的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枢纽位置。他不仅主管政治局会议议程以及开会的时间、地点、出席者等方面的安排，列出每次会议讨论的议题，重要会议他还要兼做记录。邓小平在会上尽管发言不多，但一发言，往往见解深刻，能够说到关键点上。在一次讨论某些同志提出的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问题时，邓小平发表了一番深思熟虑后的见解。他提出，现在革命正处在低潮，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足够的武装，很难对付国民党军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尽管当时赞同他这种意见的人不多，但邓小平这番发言无疑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议结束后，邓小平还要对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事项进行逐项检查落实。
在上海，邓小平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928年春，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滩，在巡捕森严的租界地里，他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当时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的张锡瑗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中央的同志们特地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办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在中央的大部分人参加了，共有30多人。
据当时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的郑超麟回忆：“我记得是三桌酒，在中央工作的人，无论领导人或者普通工作人员都来了。我了解一下，这个宴会钱是邓小平自己出的。大家吃完之后，好像菜已经没了，大家还有兴趣再吃，邓小平又另外叫菜，让大家吃。”
对于邓小平的新娘，大家的印象也很深。郑超麟回忆说：“张锡瑗人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是保定第二女子师范的学生，和李培之（王若飞的夫人）一道闹学潮的，在武汉也做过秘密工作。”
当时中央军委机关的工作人员朱月倩回忆说：“在上海时，我的丈夫霍步青在中央军委工作，我也是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那时我们夫妇和邓小平夫妇，还有恩来同志和邓大姐，6个人一个党小组。我们一起过组织生活，一个礼拜过一次，地点换来换去，主要内容是学习。张锡瑗是北京人，一口北京话。我现在还记得她的样子，讲话轻声轻气的，长得蛮漂亮，白净的脸，很秀气，人温柔得很，和邓小平感情很好。”
朱端绶回忆道，张锡瑗“她来过我们机关，和我挺要好的。她人很漂亮，性格挺好，挺活泼的，和我一个脾气，很爽快，有话就讲。她的性情温和，很可爱，对人很好，我们年龄差不多，很是谈得来。那时候我们做地下工作，装的是有钱人，所以张锡瑗也是穿旗袍，短头发，穿高跟鞋”。
婚后有大半年的时间，邓小平夫妇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同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邓颖超后来回忆：“那时候，常常听到楼下那小两口又说又笑。”
1928年4—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筹备和召开六大期间，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留在国内的李维汉、任弼时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指导各个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和白区的秘密斗争。
关于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李维汉回忆道：“六大开会期间，我和弼时受命负责留守中央，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从1928年4月开始到同年9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的期间，开会的地方仍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这个秘密机关是1927年冬或1928年初建立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房子是租赁来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住守（熊瑾玎时任中央会计）。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两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后来，大概由于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1952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时，通知小平和我到他那里去。路过上海时，小平和我去看过那个老地方，那时房间结构和形式如旧，里面设了一个卫生站。1980年4月我到上海又去看过，其结构完全变了，成了一排市民住宅中的一间。从云南路上楼的途径也没有了。）当时，每天上午9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不是在这个地方，而是在离此不远、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到场的还有熊瑾玎、内部交通主任和其他个别负责干部，例如江苏省委留守负责人李富春有时也来参加。”
邓小平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了将近两年，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期，工作既紧张又充满了危险。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邓小平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得到了全面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形成了他严谨、认真、守纪的工作作风，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29年8月底，他被党中央派往广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