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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等人前往莫斯科，是1925年5月中共旅欧支部早就决定了的。5月29日中共旅欧支部执委会在给中共旅莫地方执委会的信中就拟定了一批人到莫斯科学习，邓小平就在其中。
1925年11月18日，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赴莫斯科的袁庆云给傅钟等人写信说：“准备在最近的期间，候我们有信到，叫你们动身，便马上动身。”20天以后，莫斯科方面又给傅钟等人来信说：“11月18日寄你们的信想已收到，关于邓希贤、刘明俨、傅钟、宗锡钧、徐树屏五人接到信后尽可能的速度动身前来。如宗锡钧不能来，即以李俊杰补充之。必须来此的理由前函已说明，站在CP（指共产党——作者注）及革命的利益上必须即刻来此学习。”
1926年1月7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执行委员会发出通告：“赴俄同志20人，已决定今晚（1月7日）由巴黎起程……他们大约不久可回到中国。同志们！当我们底战士一队队赶赴前敌时，我们更当紧记着那‘从早归国’的口号。”1月23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负责人刘明俨写道：“1月7日，此间有21个同志起程赴俄。”名单中就有“傅钟、邓希贤、邓绍圣”等人。
邓小平一行在前往苏联途中曾在德国作过停留。据他后来讲，在德国停留时住在一个老工人的家里，受到了德国工人阶级的热情接待。这位老工人把床铺让给他们，自己一家则睡在地板上。几十年以后，邓小平仍不忘这件事，称那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同志式的热情接待。
1926年1月中旬，邓小平到达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随即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的俄文名字叫多佐罗夫，学生证号码是233。
初来乍到，同学们对他的印象是：很有自信。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创办于1921年，它既为苏联东部地区训练民族干部，同时也为东方国家培训干部。1923年中共旅欧支部就曾派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佘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凌汉、郑超麟、袁庆云、王圭、熊雄等12人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国共双方都迫切需要大批干部，东方大学的培训已不能满足中国国内的需要。于是，1925年中国国民党与苏联合作创办了“中山劳动大学”，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用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邓小平一到中山大学，便精神饱满地投入到学习当中。
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注重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讲授，注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总结。
学生进校以后，首先要学习俄语，第一学期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周6天，每天4小时。中山大学的必修课为：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诸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语言学。具体的课程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通史、社会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主）、经济地理、列宁主义。中山大学考虑到学生们回国后从事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还开设了一门重要课程——军事课，对学生讲授军事理论，进行军事训练。
除此之外，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都经常到中山大学，就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讲演，使学生们受到许多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进一步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
中山大学的教学方法也别具一格，注重对学生的启发式教育，注重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在教学中，由教授先讲课（用俄语，但有中文翻译）；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再由学生开讨论会，自由讨论；最后由教授作总结发言。教学基本单位是班（亦有人称为小组）。1926年初约有学生300人，设有11个班，每班30人到40人不等。到1927年初，学生已超过500人。
在中山大学的学生中，既有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著名的学者、教授，也有已在国内上过高中、大学的青年，还有从基层推荐来的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工农干部。针对这一情况，学校根据学生知识水平的差异，按照学生具体情况来分班。对文化较低的学生设有预备班，进行初级教育，对俄语程度较高的设有翻译速成班。邓小平文化水平属于中上，又有革命斗争的经历，被编到了人称“理论家班”的第二班七组。
这个组里云集了当时在校的国共两党的重要学员，中共方面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国民党方面则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还有汪精卫的侄儿和秘书、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等。按邓小平的说法，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尖子人物都在一个班，因此这个班很有名。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的问题。中山大学的学生徐君虎后来回忆说：“我和蒋经国同班，而且分在同一个团小组，我们的团小组长就是邓小平。邓小平、蒋经国个头都不高，站队时常肩并着肩。邓小平比我们都大，经验也远比我们丰富。1920年12月，邓小平刚16岁就去法国勤工俭学，1925年即已成为中共旅法支部负责人，因遭法国政府迫害于1926年1月与傅钟、任卓宣从巴黎到柏林，又从柏林来到莫斯科。在学校里，他们三人脖子上都围着蓝白道的大围巾，但个性各异：邓小平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傅钟老成持重，不爱言谈；任卓宣像个书呆子。我、左权、赵可夫等初到莫斯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尽管天寒地冻，饭后总爱到学校对面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去散步，领略异国风光，边散步边聊天，尤其是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更是别有情趣。有一次，蒋经国和我问邓小平：你干吗老围着一条大围巾呢？邓小平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搞足一个星期的开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我和蒋经国这才明白：邓小平他们为当过清洁工而自豪。”
在中山大学内部，存在着复杂的情况。当时，苏联共产党内路线斗争十分激烈，各方面都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介绍自己一方的主张，并争取中山大学学生的支持。在中山大学的学生中，原来有一批是国民党方面派来的，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国民党竭力破坏国内的革命统一战线，随时有可能背叛革命。中山大学由国民党派来的学生也产生了严重的分化，有的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有的站在国民党右派一边。共产党员学生和国民党右派学生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辩论和斗争。
当时中山大学设有中共党支部，书记是傅钟，邓小平是第七组的党组组长。
每一个共产党员学生，都要在党组织内过严格的组织生活。在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的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中，记载了1926年6月16日中共党组织对邓小平的评价：
姓名：邓希贤
俄文名：多佐罗夫
学生证号码：233
党的工作：本班党组组长。
一切行动是否合于党员的身份：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
守纪律否：守纪律。
对于党的实际问题及其他一般政治问题的了解和兴趣如何，在组会中是否积极地或是消极地提议各种问题讨论，是否带动同志们讨论一切问题：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带动同志讨论各种问题。
出席党的大会和组会与否：从无缺席。
党指定的工作是否执行：能切实执行。
与同志们的关系如何：密切。
对功课有无兴趣：很有兴趣。
能否成为别人的榜样：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
党的进步方面：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无非党的倾向；能在团员中树立党的影响。
在国民党中是否消灭党的面目：未。
在国民党中是否能适合实行党的意见：能。
做什么工作是最适合的：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这份党组织的鉴定，是研究邓小平早年思想和工作情况的一份重要文献，反映了邓小平在中山大学时的基本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邓小平在法国期间，就曾经认真阅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他所在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极为重视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每周都要组织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会，以加深团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些学习和讨论奠定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在中山大学，邓小平得以有机会认真地、全面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并了解了许多国际共运、联共党内和中国国内的基本情况，使他的理论水平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都大大提高了一步。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写的一份自传中，邓小平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现在我来此了，便要开始学习活动能力的工作。
“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要有革命的行动，才能证验出革命的理论。’由此可知革命的理论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是必须。所以，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
“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为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亦难系统化，这实于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
“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但邓小平在这里只学习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当中，他专心读书，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他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得到了很大锻炼和提高。这一年的学习，奠定了他以后从事革命工作所必需的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使他受益一生。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结识了与他同学不同班的张锡瑗。当时，张锡瑗是第二班第三组的学员，俄文名字叫多加多娃，学号为23号。
张锡瑗是河北省房山良乡（今属北京市）人。1907年生，父亲是良乡铁路站站长。1924年，张锡瑗在直隶第二女子师范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被党组织选派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8岁的张锡瑗人很漂亮，热情活泼，在莫斯科认识了邓小平，两人成了同学，虽不同班，但平时接触比较多，彼此印象也很深。1927年秋，张锡瑗奉命回国，途经蒙古时，大革命已经失败了。受党指派，她在保定参加领导了一次铁路工人的罢工运动。之后，辗转到了武汉，在党中央秘书处工作。在武汉她意外地遇到在党中央担任中央秘书的邓小平，恋情也就自然而然地发展。1928年春他们随党中央机关一起来到上海，结成夫妇。邓小平任党中央秘书长，张锡瑗在他领导下工作。1930年张锡瑗因得产褥热病逝，邓小平十分悲痛。许多年以后，他还深情地对他的子女说：“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
1926年下半年，控制着中国西北地区的国民军领导人冯玉祥到了苏联。他准备参加国民革命，要求派一批中共的同志到他的部队中工作。邓小平是被选出的二十几个人中的一个。
这年的年底，邓小平等启程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