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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8月22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场姚坪里（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的邓家老院子。
邓小平5岁进设在本村的私塾发蒙。私塾先生认为“先圣”这个名字对孔圣人有失恭敬，于是把他的名字改为“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27年。
1915年下半年，11岁的邓小平考入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1918年，邓小平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立中学。
当时，由于连年的军阀混战，整个中国被搞得四分五裂，落后不堪，广安人民同全中国人民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的黑暗给邓小平的心灵以极大的撞击，也给热血青年们以极大的触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但帝国列强不仅拒绝了中国的要求，还在“对德合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这种背景下，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很快席卷四川成都、重庆一带。
这期间，广安县成立了商业爱国会，并发表宣言。广安县中学的学生，也积极响应重庆爱国学生组织“川东学生救国团”的倡导，于5月底成立了广安学生爱国分会，并发布公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近因吾国外交失败，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苟不急图挽救，将步印度、朝鲜之后尘。吾侪既占国民一分子，当应尽国民之责。”
随后，广安学生爱国分会组织了游行、罢课，散发传单，声援北京的学生，邓小平也自觉地投入到这一活动中。这时他已经意识到，由于政治腐败、社会黑暗，西方列强的蚕食鲸吞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德先生”“赛先生”两面旗帜在他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他逐渐萌发了使国家、民族复兴的强烈责任感。
这时，他的父亲邓绍昌在重庆听到那里将要举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消息，捎话到家里，让邓小平去重庆，进预备学校读书，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他的母亲舍不得，不赞成他到外国去。为此，邓小平和母亲还发生了一场争论。最后，邓小平说服了母亲。
1919年9月，邓小平结束了在广安中学一年的学习生活，和当时同在广安中学学习的远房叔父邓绍圣、同乡胡明德（胡伦）一起从广安的东门口码头乘船，赴重庆求学。
留法勤工俭学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等共同倡导。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对正在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热潮从思想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周恩来在《留法勤工俭学之大波澜》一文中指出：“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想，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
1912年4月，“留法俭学会”在北京成立。同年夏天，同盟会会员、革命家吴玉章回到家乡四川，组织成立四川“留法俭学会”。1915年夏天，李石曾在巴黎，以“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知识”为宗旨，组织“勤工俭学会”。1916年6月，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并在巴黎和北京分设办事机构，蔡元培和欧乐（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分任中法两方会长。华法教育会的宗旨是：“发展中法两国之友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之发展。”
在华法教育会下，设有留法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及华工教育等部门，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蔡元培等人在国内一方面积极促成各省华法教育分会的成立，另一方面设立筹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使学生赴法前受到法语和劳动技能方面的基本训练。当初，这类学校主要有长辛店留法预备班、留法勤工俭学会高等预备学校、留法勤工俭学会初级预备学校3所。此后，全国相继成立留法预备学校二十几所。
1918年春，成都开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并于1919年6月派出了第一批留法学生。与此同时，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人也在重庆筹建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19年9月，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正式开学。由汪云松任董事长，下设校长、教务及事务等负责人，校址设在重庆市夫子祠内。
1919年9月下旬，邓小平同邓绍圣、胡明德一起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学校的招生，分为公费生（或称贷费生）和自费生两种。邓小平的叔父邓绍圣取得贷费生资格，邓小平和胡伦则为自费生。自费生赴法的旅费，除由学校董事会补助100多元外，另须自行筹集一部分，凑足300元即可成行。
学校的招生对象是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青年，共招收100余人，分两班上课。凡中学毕业的读高级班，其余的读低级班。课程有法文、代数、几何、物理、中文及工业常识等，以法文为主。学习的目的是要粗通法语并掌握一定的工业技术知识，为去法国勤工俭学做些准备。邓小平后来说，这个预备学校当时在重庆已算是最高的学校，所以考进去是很不容易的。
邓小平进入这所学校时，刚满15岁。据他当时的同学江泽民回忆：“邓小平是稍晚才进入这所预备学校的。他那时就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
邓小平在这里学习了将近一年。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外，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还参加了川东师范、重庆联中、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生抵制日货，反对重庆警察厅厅长郑贤书挪用公款套购并拍卖日货行径的斗争。这场斗争最终以郑贤书被迫交出日货，四川当局撤销郑贤书职务而告结束。这场斗争使邓小平开阔了眼界，爱国救国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同大多数同学一样，这时的邓小平萌生了“工业救国”思想，他满怀希望能到法国去，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学点本事回国。
在重庆读书的日子里，最使邓小平难以忘怀的是他们的校长汪云松。这个曾做过清朝四品道台的重庆商会会长，是个热心教育的人，他从筹建学校，到为学生募集资金，办理出国签证，都是亲力亲为。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曾说汪云松为共和国培养了两个副总理，这便是邓小平和聂荣臻。
1920年7月19日，经过考试，邓小平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并参加了学校在重庆商会举行的毕业典礼。
毕业之后，经过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及体格检查，邓小平取得了赴法勤工俭学资格。取得资格的有83人，邓小平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随后，他回家与家人告别。
8月27日，刚满16岁的邓小平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82名学生，从重庆乘法商吉利洋行的“吉庆”轮船沿江东下，途经宜昌、汉口、九江，经过8天的航行，抵达上海。在上海为办理赴法的各项事宜逗留了一周，9月11日乘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赴法，走上了上下求索的人生道路。
1920年10月19日，邓小平乘坐的“盎特莱蓬”号邮船历经39天的海上航行，行程3万余里，抵达法国南部重要的港口和工业城市——马赛。
两天后，在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邓小平和他的叔父邓绍圣以及20名中国学生一起到法国西部诺曼底的巴耶中学学习。在这所中学里，中国学生单独开班，主要是为了提高法语水平，过的是正规的中学学生生活。邓小平后来曾对他的孩子说，那是一家私人开的学校，学校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每天很早就要上床睡觉。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坏。
法国国家档案馆保留的一份巴耶中学中国学生的开支细账上写明，邓希贤1921年3月共用了244法郎65生丁的食宿费。尽管邓小平尽量节俭用度，但学校的食宿费等学杂费、生活费用对于自费生来说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无力支付学校的各项费用，邓小平与其他十几名同学一起被迫离开了巴耶中学，前往克鲁梭市。
邓小平当时一定不会想到，这是他在法国唯一的一段学习生活。
俭学不成，只好走勤工的路。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法国的经济十分萧条，找工作则格外困难。
1921年4月2日，邓小平和邓绍圣等几名四川学生，经华法教育会的介绍到克鲁梭市施奈德钢铁厂做工。邓小平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当轧钢工，工资每天只有10法郎。从此，他开始了作为一个劳动者、一个外籍工人长达4年多的勤工生涯。
当时的工卡上写道：邓希贤，16岁，工人编号为07396，进厂注册日期是1921年4月2日，由哥隆勃中法工人委员会送派，来自巴耶中学。
本来，邓小平等人到工厂做工，是想以勤工达到俭学的目的，可是，繁重的苦工把他们压榨得精疲力竭，低廉的工资更使他们连日常生活都不能支持。资本家的压榨，工头的辱骂，生活的痛苦，使他单纯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震撼。邓小平后来说：他在克鲁梭拉红铁，做了一个月的苦工，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他的“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幻想，变成了泡影。
4月23日，邓小平辞去施奈德钢铁厂的工作，离开了克鲁梭，前往巴黎。
5月至10月，邓小平住在巴黎西郊的华侨协社，领取华法教育会的救济金，每天6个法郎，等待做工机会。
10月22日，邓小平进入位于巴黎第十区的香布朗工厂做扎纸花的工人。11月4日，扎纸花的工作做完了，随即被香布朗工厂解雇。此后三个多月，他四处寻找工作，处于工作和生活上的不稳定状态。一个常住的地点是哥伦布市德拉普安特街39号。
1922年2月13日，邓小平在夏莱特市政府的外国人登记处登记，重新找到了一份工作。第二天，他成为哈金森橡胶厂的一名制鞋工人，制作防雨用的套鞋，每周工作54小时，一天可挣十几个法郎。在这里，他度过了一段较为稳定的做工生活。11月，邓小平离开哈金森橡胶厂前往塞纳-夏狄戎，希望能在那里继续读中学，但终因经济状况不佳，未能如愿。
在法国工厂的勤工实践，使邓小平初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亲身体验了劳工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地位。
他后来在莫斯科期间写的自传中回忆说：“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1985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代表团和美国工会领导人代表团时谈到他在法国的艰苦生活，说：“我也是一个工人，1920年在法国当工人。那时才16岁。当时是勤工俭学。勤工就是劳动，想挣一点钱上学。但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我在法国待了5年半，其中在工厂劳动了4年，干重体力劳动。我的个子小，就是因为年轻时干了重劳动。当时工资很低。但也有个好处，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法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的道路。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先后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出现了第一批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春，旅法华人中也成立了同样的组织。1921年3月，张申府、刘清扬与旅法留学生领袖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秘密成立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旅法、旅德的中共党员统一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1922年2月进入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是邓小平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在这里，他结识了王若飞、郑超麟、汪泽楷、李慰农等一批先进青年，在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耳濡目染地接受了革命思想，并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逐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邓小平曾说过：“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侵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1922年6月，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三国的18名勤工俭学的学生齐集法国巴黎郊区的布罗尼森林举行会议，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一座小旅馆内。
1923年6月，邓小平正式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1月，邓小平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1922年初因生活的压迫，使我不得不到Montargis城做工”，“我自觉那时是有进步的。因为我起初在看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了，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我做工的环境使我益信陈独秀们所说的话是对的。”“及到1923年5月我将离Montargis时，同志舒晖暲才向我宣传加入团体，同时又与汪泽楷同志谈了两次话，到巴黎后又与穆清同志接洽，结果6月便加入了。”邓小平后来还说过：“我自从18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于1922年8月1日创办了机关刊物《少年》。《少年》每月1期，到1923年7月改为不定期刊，共出了13期。它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当时正处在建党建团的初期，因此《少年》用相当长的篇幅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宣传建党建团的意义，刊登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译文。赵世炎、周恩来等都曾在上面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开始是在《少年》编辑部工作，据蔡畅回忆：“《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同志刻蜡版，李富春同志发行。后来该刊物改名《赤光》。有时是三日刊、二日刊、月刊，时间不定。”“邓小平、李富春同志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同志则全部脱产。”
从这时开始，邓小平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两人建立起深厚友谊。50多年后，邓小平对外国记者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4年2月《少年》改名《赤光》后，邓小平和周恩来、李富春等人在《赤光》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进行革命宣传。
《赤光》是半月刊，16开本，每期10多页。到1925年止，一共出版了33期，在勤工俭学的学生、华工、华人中影响很大。邓小平以“希贤”的本名发表了一些文章。他还用化名写过一些文章。后来他自己这样说过：“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
曾琦、李璜为首的中国青年党，在旅欧留学生中标榜信仰国家主义，人们习惯称他们为“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派以法国为中心，以《先声周报》为阵地，标榜“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
面对国家主义派的攻击和挑衅，旅欧党团组织给予了严厉的驳斥，同他们在理论上、政治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等曾在《赤光》上连续发表了《革命救国论》《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对国家主义派进行批驳。
邓小平也撰写了《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人之大肆捏造》和《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两篇文章，以“希贤”的名字分别发表在《赤光》第18期和第21期上。
邓小平还负责《赤光》杂志的刻蜡版和油印工作。他经常是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在那间狭小的屋子里，周恩来将写好或修改好的稿件交给他，他再把它们一笔一画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好，再装订起来。为了能保证每半月出一期，每期12页左右的内容，周恩来、邓小平一同忘我地工作着。经常是深夜工作完成后，邓小平就在这小房间里打上地铺和周恩来住在一起。这段时间，邓小平和长他6岁的周恩来十分亲近，邓小平很敬重这位兄长式的同志和领导，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邓小平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工作成绩给他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有“油印博士”的美誉。
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回忆说：“他去法国的时候，写过长信回家，其中有一条，就是他从事革命活动，不能回家了。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家里。当然，家里嘛，父母特别是我母亲很着急的，就盼望着他回家来，旧社会，老太婆嘛，希望他回家，这一下不能回家了。”“他在法国参加革命后，曾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办一份杂志《赤光》。他经常往家里邮寄，寄了七八期。我当时才十几岁，还在念小学，只看到封面上有光身子的小孩，里面内容看不太懂，到我念中学后，逐步看懂了，什么帝国主义侵略、劳苦大众、劳农政府、翻身解放、苏维埃、人人平等、为穷人谋利益等等，我后来去上海找他，参加革命，最早受的影响就是大哥寄来的《赤光》。”
1924年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邓小平当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执委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和周唯真、余增生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书记局，邓小平具体负责抄写油印及财务管理，根据党的规定，当时担任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支部）的领导，就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
这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又一个转折点。这时，他还不满20岁。
1924年12月，邓小平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支部下设监察处，邓小平当选为监察处成员。会后，被委托为工人运动的负责人之一。第二年春，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特派员，邓小平被派到里昂地区工作，任宣传部副主任、青年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兼任党的里昂小组书记，作为那里的党团地方组织的领导人，同时在里昂做工。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在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下，掀起了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斗争。
6月7日，由中共旅欧支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联合发起，赤光社、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总会、旅法华工总会等28个团体代表参加的旅法华人大会在巴黎布朗街94号社会厅召开。大会声讨了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声援了中国工人、学生和商人的正义反抗斗争。大会还成立了“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会议决定6月14日旅法华人在巴黎举行游行，向欧洲帝国主义示威抗议。
原定的游行示威由于法国当局横加制止和重重阻挠，直至最后以武力破坏而未能成功。于是“行委”决定变更方式，改在中国驻法公使馆内示威。6月21日下午1时，几百名旅欧华人到巴黎社会厅集合，举行了“临时紧急大会”，通过了几项要求后，即分乘20多辆汽车向位于巴比伦街57号的中国驻法公使馆进发。
一到使馆，他们立即分头行动，有的把守大门，有的占领电话机，有的负责切断对外交通。在使馆外面担负援助侦察的人把事先准备好的旗帜、标语悬挂在使馆大门和围墙上，上面写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是中国人民的”等口号，并向行人和围观者散发法文传单。
使馆内的群众将公使陈箓团团围住，并质问道：“自从上海爆发反帝运动以来，几乎一个月，你丝毫无所表示，今天就是来质问你的，并叫你做一点事情。我们代表28个团体、3000多名旅法华人叫你签几个文件，援助国内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你应尽的责任！”说着，便把事先印好的电报、通知等文件放在他面前，叫他签字盖章。陈箓起初拒绝，继而不敢开腔，最后不得不在所有的文件上签字盖章，并保证旅法华人今后有行动自由和示威安全。至此，预定的全部工作都已完成。
这时，使馆外的同志报告说，大批警察正在向这里赶来，于是大家一起撤出使馆，分散行动。就这样，一场漂亮的斗争不到一小时就胜利结束了。这是旅法华人在巴黎所取得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重大胜利。
旅法华人这场斗争震动了法国，也几乎震动了整个欧洲。法国当局惶恐不安，派出大批警察，四处检查搜索，掀起了一场逮捕和遣返的浪潮。6月22日，法国政府命令警察大肆搜捕旅法的中国共产党人。几天之内，中共旅欧领导人任卓宣、李大章以及中共党员、青年团员20多人相继被捕入狱，随后，法国当局将47名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驱逐出境。6月24日，中共旅欧支部决定：今后革命活动均以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的名义进行。
邓小平回忆说：“因在巴黎的负责同志为反帝国主义运动而被驱逐，党的书记萧朴生同志曾来急信通告，并指定我为里昂—克鲁梭一带的特别委员，负责指导里昂—克鲁梭一带的一切工作。当时，我们与巴黎的消息异常隔绝，只知道团体已无中央组织了，进行必甚困难。同时，又因其他同志的催促，我便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了。到巴黎后，朴生同志尚未被逐，于是商议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不久便又改为非常执行委员会，我均被任为委员。”
邓小平回到巴黎，参加了党团组织的领导。1925年6月30日，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邓小平为委员，和傅钟、毛遇顺三人组成书记局，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邓小平等人的活动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尽管没有被捕或被驱逐，但受到了巴黎警察局的跟踪和监视。巴黎警察局派出情报员、密探监视邓小平等人的住地和聚会的场所，并掌握了一些情况。我们今天能够根据法国有关部门的一些档案中的监视跟踪记录来了解邓小平在法国最后一段时间工作斗争的情况，非常难能可贵。
现存的法国国家档案中，关于邓小平等人的活动有不少记载：“1925年7月1日，在比扬古尔市特拉维西尔街14号召开一次会议，共有33人参加。会议主席首先讲话，说，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均已被逮捕，所以有重新组建的必要。此外，最近将要用法文和中文印刷抗议声明，以便在巴黎散发。会上，反欧洲资本主义的激进分子表示，坚决反对法方驱逐中国同胞的行径，尤其是对本星期六还要驱逐10名中国人表示强烈愤慨。当饭店的老板进来说警方来了时，会议就结束了。”
“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昨天（7月2日——编者注）下午在布瓦耶街23号召开会议，抗议国际帝国主义，共有70多人参加。该委员会主席说，我们成立了行动办公室，其人员组成尚未上报代表大会，待小组选举。会上共有8人发言，其中邓希贤的主张为，反对帝国主义，应同苏联政府联合。”
8月17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委会，由傅钟、邓希贤、施去病三人组成书记局。
邓希贤、傅钟、邓绍圣等人还在党团刊物上担任撰稿人。
8月20日，法国警方查明邓小平此时住在比扬古尔市卡斯德亚街3号。
法国国家档案中1925年9月9日的记录为：“9月6日，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23号召开了一次会议，有40多人参加。自从中国公使馆事件发生后，部分中国共产主义者居住在巴黎地区，并采取了紧急措施，以防被人发现。此会的目的，是为纪念廖仲恺先生。调查待继续进行，以便进一步摸清会议的组织者和与会者。”
10月24日，邓小平主持了一个有25人参加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会议，讨论重建旅法中共组织机构问题。这件事在法国国家档案中也有记载：“昨天（即10月24日）20点至21点30分，在伊希—莫利诺市夏尔洛街一家咖啡馆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者会议，共有25人参加，会议由邓希贤主持。吴琪宣读了共产主义教育课，并指出重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和创办刊物的必要性。”
11月15日，邓小平在巴黎主持了一次旅法国民党组织的群众大会，纪念国民党旅欧负责人王京岐，并揭露国际帝国主义和法国帝国主义对进步人士的迫害。第二天，法国情报员即报告说：“国民党于11月15日16时至17时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23号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共有47人，会议由邓希贤主持。此会为纪念被法国驱逐并死于回国船上的王京岐，会上陈希（音）等11名代表发了言，发言者抗议法国警察逮捕中国人。最后，邓希贤总结说：我们希望与会者永远牢记王京岐同志，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邓小平在法国共担任了一届半的支部领导，他的活动已引起了法国警方的特别注意。法国警方开始秘密监视他，跟踪他的行踪。
邓小平后来说：“因为我比较活跃。我们的行动法国警察都是清清楚楚的！”
1926年1月3日，在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向与会的70多人发表演说。他主张努力促进并支持冯玉祥与苏联和解，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大力推进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他特别提出，应“团结苏联开展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会议对邓小平的发言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后投票通过了一份致中国驻法公使陈箓的最后通牒，要求以下几点：“一、向法国政府和巴黎的外交使团抗议他们所奉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二、致电中国驻各国的使节，敦促他们向所驻国政府提出抗议，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抗议派军舰和军队到中国屠杀中国人民。”显然，这次会议是声援五卅运动游行示威的继续，它说明，旅法华人的反帝斗争在中共旅欧党团组织下仍在继续着。
1月7日，法国警方弄到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这个报告说：“据本月5日获得的情报，旅法中国人小组行动委员会曾于1月3日下午，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23号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好几个讲演的人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并要求在法国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支持冯玉祥的亲共产党、反对北京政府的政策。
“行动委员会在会上还决定要求中国驻巴黎的公使先生对中国的南北冲突表明立场，并起来反对任何国际干涉。
“由于行动委员会的组织非常审慎，虽对其进行了调查，但未能发现这个委员会的所在地及其组成人员。然而，在1月3日会议上发言的几个中国人已被辨认出来了。
“他们中的一个人叫邓希贤，1904年7月12日（实应为8月22日——作者注）出生于中国四川省邓文明和淡氏夫妇家。他从1925年8月20日起就住在布洛涅—比扬古尔市的卡斯德亚街3号。他符合有关外国人的法律和政令的规定。他于1920年来到法国。开始，他在马赛做工，后又到巴耶、巴黎和里昂。1925年他重新回到巴黎后，在比扬古尔的雷诺厂当工人，直到本月3日。他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特别主张亲近苏联政府。
“此外，邓希贤还拥有许多共产党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许多寄自中国和苏联的信。
“有两个中国同胞与邓希贤住在一起，好像他们也都赞成邓希贤的政治观点。外出时，他们总是陪伴着邓希贤。傅钟，1903年6月出生于中国（实应为1900年出生——作者注），杨品荪，20岁，生于上海。他们符合外国人在法国的法律，声称是学生，没有从事任何工作。
“由于在巴黎的中国人很封闭，了解他们的情况很难。为了弄清情况，看来有必要通过警察总局局长先生的允许，对他们在比扬古尔的几个住地进行访问调查。可以通过房主搞清一些情况，这样就有可能通过检查身份证了解他们中间的被通缉的共产党人。
“有三家旅馆应密切监视：卡斯德亚街3号，特亚维西尔街14号，朱勒费里街8号。”
实际上，从1925年6月起，邓希贤就成为法国警方监视的对象。从法国国家档案局现存的当年的一些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邓希贤的名字频繁出现在这些档案当中。法国警方根据掌握的邓希贤活动的详细情报，决定于1926年1月8日对邓希贤等人的住所进行搜查，并驱逐邓希贤等3人出境。这个命令是1月8日签署的。在保留至今的这份命令上还注明了“面交”二字。但是，他们晚了一步，搜查扑空，邓希贤等人已于7日晚上离开法国。
据警方的搜查报告说，执行警察局局长的命令，8日早晨5时45分至7时，在布洛涅—比扬古尔市对朱勒费里街8号、特亚维西尔街14号、卡斯德亚街3号三家旅馆进行了搜查。“搜查这三家旅馆的目的，是为了查找从事共产主义宣传中的中国人。这些旅馆的全部房间已被搜查过，上百份中文文件都被查看过。”“在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的5号房间里，发现了大量的法文和中文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ABC》等），中文报纸，特别是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报纸《进步报》，以及两件油印机的必需品并带有印刷金属板、滚筒和好几包印刷纸。”“名叫邓希贤、傅钟和杨品荪的三个人在这个房间里一直住到本月7日。他们昨天突然离去……这些中国人看来是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看来这些人由于发现自己受到怀疑，因此，就急忙销声匿迹了。他们的同胞采取了预防措施，丢弃了一切会引起麻烦的文件。”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和傅钟、邓绍圣等人受党的指派，乘火车离开法国，前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故乡——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