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高岗、饶漱石的斗争

高、饶事件是我们党七大到八大期间一场最严重的党内斗争，也是我们党掌握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第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后不久，便经受了这次同高岗、饶漱石斗争的考验。

1952年7月，邓小平调入中央后不久，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也陆续离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赴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

高岗赴京的日期是1952年11月。赴京前，他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集东北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同时他还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赴京后，他除继续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职务外，还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赴京的日期是1952年2月。赴京前，他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进京后，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应该说，当时高岗、饶漱石是很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器重的，特别是高岗的权力、地位甚为显赫，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由高岗担任主席的国家计委亦有“经济内阁”之称。但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特别是高岗，对其职位在刘少奇、周恩来之下，一直耿耿于怀，尤其是对刘少奇不服和不满。

1953年初，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在周恩来主持下，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和加强中央人民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对政务院工交、财贸、政法、文教等各“口”的工作，中央也作了大幅度的调整，重新进行了分工。这是中央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但是，高岗竟错误地认为，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恩来对政府工作领导权的步骤。他以为自己的权势在日益扩大，地位也在不断提高，个人野心开始急剧膨胀起来。

1953年底，在党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同时，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提出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这样，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将进行大幅度调整，人事安排也会作相应的变动。这时，高岗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计委主任，又分管8个工业部，权势显赫；饶漱石担任部长的中央组织部也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毛泽东曾戏称其为“吏部尚书”。他们错误地认为，毛泽东这些人事调整是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不信任，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1953年夏秋之际，在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前后，两人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这边一炮，那边一斗”。

高岗对刘少奇的不满由来已久。还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刘少奇在天津讲话后不久，就曾批评高岗所在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由此，高岗对刘少奇怀恨在心，进而不择手段地对刘少奇进行一系列的攻击和诬陷。他公然在当时担任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面前造谣中伤刘少奇。他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科瓦廖夫随即写信告诉了斯大林。高岗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与高岗谈判有关鞍钢工程建设的事。交谈中，高岗问这位副主席：“你说中国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对方回答说：“当然要消灭！”高岗说：“我就是这个意见，但是我的意见在我们党内得不到支持。”这位副主席问：“是吗？是怎么一回事？”高岗毫不掩饰地说：“请你回去报告苏共中央，就说在我们的中央有人反对我。”

进京不久，他开始搜集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并且是已经改正了的缺点、错误，积累起来，加以传播，并夸大其词地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路线错误，还散布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尤其是当高岗发觉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工作、工会工作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有不同的看法，并对刘少奇有所批评时，便以为刘少奇今后将不再受中央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动摇。于是，他授意别人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刘少奇。他写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一文，把刘少奇阐述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观点等，一概当作所谓“党内的右倾思想”加以批判。

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高岗利用这次会议批判“新税制”错误之机，利用党内存在的分歧，在会上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在会外，散播流言，诬蔑中央有所谓的“圈圈”和“摊摊”，破坏中央的威信，特别是攻击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刘少奇和周恩来，致使会议无法按原定方针进行下去。原定6月开始、7月结束的会，一直拖到了8月初。毛泽东很重视这次会议，十分关心会议的进展状况。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自始至终出席会议并做详细记录的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详细汇报头一天会议的情况。当他看到会议偏离了方向，就马上交代杨尚昆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请正在那里休息的陈云、邓小平火速回来参加会议。8月6日，陈云和邓小平都在会上发言，讲了些公道话，这样会议的气氛才缓和下来。8月11日，在周恩来作了总结之后，宣布会议结束。

财经会议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继续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新作结论。他还利用各种场合，散布所谓“军党论”，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他不顾军队是由党建立和领导的事实，断言“党是军队创造的”，并自封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提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当时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的党”手里，应当彻底“改组”中央。企图借此煽动根据地干部和军队干部跟他们一道，拱倒刘少奇、周恩来，由他高岗来当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

在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身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未向党中央汇报便开展了对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批判，欲以达到反对刘少奇、分裂党中央的目的。中央觉察到会议方向被搞偏了，决定大会暂停，转入开领导小组会议，先解决中央组织部的内部问题。在连续几天的领导小组会上，饶漱石仍继续对安子文和刘少奇进行攻击。在最后一次领导小组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明确指出“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于中组部过去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邓小平也在会上强调：中组部工作的成绩，“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是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饶漱石最后发言时，仍然坚持自己“原则正确，方法错误”。这以后，他还继续在毛泽东主席面前说刘少奇、安子文和中央组织部一些同志的所谓“错误”。

高岗企图拉拢中央和各大区的负责人。他先是拉拢了中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林彪。紧接着，高岗来找邓小平，企图挑拨邓小平与中央其他负责人的关系，并以更高的官位相利诱，以求取得邓小平的支持。

到中央工作之前，邓小平同高岗、饶漱石的接触和交往并不多。到中央后，他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主管财经事务，后兼任财政部长。国家计委成立后，他又与陈云、彭德怀、饶漱石等人成为国家计委的委员。由于工作关系，他与高岗、饶漱石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

当高岗感到时机成熟时，就迫不及待地找邓小平摊牌，他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邓小平看穿了高岗的用意，故意指着墙上挂的几张中央书记像说，就在这中间嘛！并明确向高岗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但是，高岗并没有听从邓小平的直言劝告，而且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小组织”活动。他经常在自己的住地，利用请客、组织舞会等活动，散布流言，拉拢干部，逢甲说乙，逢丙说丁，制造党内不和。

1953年下半年，高岗对设立总书记表示不赞成，而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并反对刘少奇当总书记或者副主席。当他听说书记处要开会把这个问题定下来时，唯恐自己当不上副主席，见拉拢邓小平不成，又去拉拢陈云。他对陈云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同样遭到陈云的断然拒绝。这时，邓小平和陈云都觉得这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事态发展下去，有分裂党的危险，于是，他们及时把这件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事隔20多年后，1980年3月，邓小平在同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志的谈话中，回顾了他所亲身经历的这场党内斗争的经过，他说：“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在此之前，毛泽东虽然发现了高岗的一些不正常的活动，但并未把它看得很严重。在听了邓小平和陈云的汇报后，他立刻高度警惕，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同时开始削弱高岗的权力。

1953年12月，毛泽东提出在他离京休假期间由刘少奇负责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并且私下活动，要求由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还要求调换一些政务院副总理。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高岗的阴谋活动。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他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指出了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性质及其严重性，向高岗的阴谋活动提出了严厉警告。同时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和饶漱石在1953年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会上，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都发了言，严肃批评高岗、饶漱石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篡党夺权，阴谋分裂党的活动。会议要求全党对野心家、阴谋家提高警惕，希望他们幡然悔悟，改正错误，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但是，高岗、饶漱石仍然执迷不悟，不做深刻检讨，不愿痛改前非，高岗还以自杀（未遂）与党对抗。

七届四中全会并没有对高岗、饶漱石作组织结论。在此之后，为全面查清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对证高、饶的种种反党活动事实，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中央书记处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高岗问题、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受中央之托，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召开专门会议，对高、饶问题进行揭发和批判。8月17日，高岗自杀。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这个报告本来是由周恩来作的，后因周恩来突发阑尾炎需做手术，中央决定改由邓小平作报告。18日前后，毛泽东将报告的名义由“中央政治局”改为“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宣布将他们两人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邓小平在1980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再一次充分肯定了这次党内斗争的正确做法和成功经验。他说：“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对于刚刚到中央工作不久的邓小平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在这场斗争中，邓小平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充分表现出了对党高度忠诚负责的优秀品质和出色的组织才能，深得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器重和信任。1954年，邓小平出任党中央秘书长，并接替饶漱石，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主管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和组织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