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中央

1952年7月下旬，邓小平在部署完西南的工作后，赶赴北京，奉调到中央工作。

从1952年的上半年开始，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就在运筹抽调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到中央工作。

这是当时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两年多了。民主革命时期遗留的土地改革的任务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基本完成；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也取得重要成果，人民民主专政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可以实现并超过预定的目标；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在望。在全国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也已取得阶段性的成果，进入处理阶段。

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确认我国已经具备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考虑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各方面都要求中央的领导更加集中。但是，一方面党中央的负责同志过少，工作却十分繁重；另一方面党中央的办事机构已远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充实和加强。因此，中央决定调动各中央局书记及各大行政区其他一些领导人到中央工作。

中共中央作出这一重要决策，主要参考了苏共中央的经验。

1952年6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中央拟将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一些干部调到中央工作，并拟参考联共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的机构。为此，我们研究了前年中国党的组织工作参观团在苏联参观后有关联共组织工作经验的报告，但我们对于联共中央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的组成、职权和关系还不清楚，我们想了解联共中央有关这三个机构的经验作为我们建立中央机构的参考，“请你去找马林科夫同志或联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作一些谈话，在谈话中，请你问明这三个机构的性质、任务、组织成分、职权、工作、会议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各共和国和直属州的党机构等，以及你认为需要了解的其他事项，然后向中央作一报告”。

当天毛泽东还致信斯大林：“请你允许张闻天同志和你指定的苏联同志作这样的谈话”，“以便使他了解联共（布）中央在这方面的经验”。

7月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草拟了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具体意见，提出“拟于明年初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回来，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同时加强中央现有的各部、委、办公厅的组织及其工作，并增设一些新的部、委”。

刘少奇将这一报告转送毛泽东，8月4日，毛泽东阅后“认为可行”，同时批请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贺龙、陈毅、刘伯承、谭震林、李富春、彭真、薄一波、马明方诸同志审阅，“如大体同意，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

邓小平是各大区第一书记中第一个调到中央的。此后相继调到中央的还有西北、东北、华东、中南各中央局负责人习仲勋、高岗、饶漱石、邓子恢等。

邓小平一到中央，就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这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推荐的。

7月10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等：“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当尽量推开”，“政务院的日常工作由齐燕铭处理，这是有困难的。如能于七月下旬与邓小平同志商量好，先发表他为政务院副总理，并于八月份起来京主持一个时期，这是最理想的办法”。

毛泽东也很了解邓小平。让邓小平来负责政务院的日常工作，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建议。所以，在接到周恩来的信后，毛泽东当即批准同意。

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不仅赞同这一安排，而且希望邓小平尽快到任。三天以后，他就致电邓小平，急切催促：“望小平同志将西南工作布置后于七月下旬即来中央一商，并在中央先行工作两三个月，何日可以动身，盼告。”

雷厉风行，是邓小平的一贯作风。

接到中央的电报后，邓小平迅速安排了西南局的工作。7月下旬立即起程赴京。

邓小平深知，他脚下迈出的将是新的一步。

从一方“诸侯”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会议听取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调整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机构问题的说明。周恩来说：根据国家建设任务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的机构亟须加强，并逐渐把各大行政区的负责人集中到中央工作。为了加强政务院的领导工作，这次提出任命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的这一提议得到了会议的一致通过。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调整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和《关于调整地方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

为了便于邓小平在政务院和中央人民政府开展领导工作，8月10日，周恩来以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书记的名义向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报告：原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拟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领导。拟再增加邓小平等人为干事。以周恩来任政府党组书记，陈云、邓小平分任第一、二副书记。

毛泽东很快批示同意了这个报告。

8月13日，邓小平走马上任了。

当天上午，周恩来首先同他详细地谈了政务院所主管的各项工作和主要任务。随后，邓小平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会上周恩来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访问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代理总理职务。”

政务院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中枢，工作千头万绪。对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因为他一直是在地方从事党的领导工作，到中央后担任政府的领导工作，而且上任伊始周恩来总理就率代表团出访苏联，推荐他作为国家的代总理主持中央政府的全面工作，托付如此重任，不能不说这是周恩来对他的信任，党中央对他的信任。

周恩来是在8月15日率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的，一直到9月22日回国。一个多月的时间，邓小平担任代总理。他第一次接触到中央政府来自方方面面的日常工作，凭着他的政治敏锐，凭着他的工作才能，他把日常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得心应手。

1953年初，毛泽东因为修正税制问题严厉批评了政府工作中存在着的分散主义。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2月1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关于加强政府各部门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和做好分工的座谈会。

邓小平参加了会议。

根据会议确定的原则，3月10日，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规定：“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批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

为了更好地使政府各主要领导人“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重新明确了分工：确定高岗负责国家计划工作；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政法工作；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财经工作；习仲勋负责文教工作；周恩来负责外交、对外贸易等工作；邓小平负责分管不属于计委、政法、财经、文教、外交五个范围的其他各项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等工作。

4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这个决定对政府领导人的分工作出了部分调整：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国家计划、工业工作，邓小平负责铁路、交通、邮电工作，邓子恢负责农业、林业、水利、供销合作工作，饶漱石负责劳动工作和工资问题。

邓小平分管的事情多了，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毛泽东对他半年多来在中央的工作是十分满意的。3月3日，毛泽东就曾在邓小平关于送审为中央代拟的同意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1953年上半年工作要点的复文稿的报告上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

狠抓各个部的制度建设。邓小平首先要求各部要注意纠正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义等问题，建立报告制度。他的这一举动，深得毛泽东的赞成。邓小平要求铁道部、邮电部每两个月向中央作一次综合报告，交通部每一个月向中央作一次综合报告。他强调各部要围绕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拟订好工作计划。指示交通部要制定一些适合于我们经济建设的立法，要与我们的可能条件相结合，搞一个切实可行的运输条例。邮电部门要克服脱离党和政府领导的错误，加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在他的具体指导下，铁路、交通、邮电等部门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初到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一步一个脚印，走得很坚实，越来越得到毛泽东的青睐。

9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8次会议正式任命邓小平兼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

邓小平兼任财政部部长，也可以说是受命于困难之际。

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经济建设的热情很高，各项建设事业起步很快。由于当时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过于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反映在财政方面，就是在编制1953年国家预算时，扩大了基本建设的投资规模，不适当地把历年结余30亿元列入预算，铺大了预算底子，出现了预算支出的膨胀。在预算执行中，出现财政赤字，到7月份赤字累计达20.9亿余元，不得不动用上年结余，结果造成银行信贷资金紧张，商品匮乏和商品流通混乱，刚刚起步的经济建设遇到困难。

邓小平到财政部后，首先要求广大财政干部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财政的地位和性质。他说：“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合部门。”财政工作一定要有财有政，切不可“有财无政”。他告诫大家，要懂得数字里面有政治，数字要体现政策，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数目字内包括轻重缓急，哪个项目该办，哪个项目不该办，这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他认为，财政工作事关全局，具有战略性。“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问题就好办了。”

针对财政工作面临的困难，他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找到了财政预算安排失误的原因，他说：“由于经验不足和对苏联的经验研究体会不够，没有结合国家信贷计划，没有考虑到财政方面的季度差额周转资金，而把上年结余，全部列入预算，并且作了当年的投资，这样编制预算的结果，不但使我们经常处于信贷不足和财政后备力量缺乏的状态，而且在某些方面的投资上助长了脱离实际的盲目冒进倾向。”

于是，他采取切实措施，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保证了中央提出的财政收支平衡、消除财政赤字目标的落实。在他的领导下，经过几个月的努力，1953年的财政收入超收19.42亿元，支出节约13.38亿元，不仅原计划要动用的上年结余没有动用，而且本年收支相抵还结余2.47亿元，扭转了年初的被动局面。

全国财经会议后，财政部的工作一度比较消沉，主要是因为在财经会议上财政部的工作受到批评，一些干部背上了思想包袱。邓小平兼任财政部部长后，财政部的一些干部要求他多到财政部来。他说：“我看我还是多办一些大事情好，我考虑我坐冷板凳要比我完全坐热板凳好些，我坐冷板凳，几位副部长坐热板凳，冷热板凳结合起来就比较全面。如果我坐在财政部，就可能妨碍几位副部长的工作。”当他觉察财政部大多数干部或多或少地存在不敢放手工作的问题时，严肃地指出：人家批评我们财政部，如果批评对了，我们就要接受。如果批评得不对，我们就要及时做出解释，弄个水落石出。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对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说：“子和，我看你受了批评以后，好像有些消极，抬不起头来，这可要不得。要挺起腰来，继续做工作，不能垂头丧气，一消极就不好了。”

邓小平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除了外出，每周听一次副部长们的汇报。他要求汇报的情况要真实、确切，数字要明白、清楚，反对模棱两可、含糊不清。

戎子和回忆说：“在一次部办公会议上，邓小平说：‘今天同你们约法三章：我到财政部工作，决策方面主要靠你们反映情况。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对了，我决策错了，这个责任由我负；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错了，我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作了错误的决策，这个错误你们负责。’这两句话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上作了一个准确性的回答。由于责权分明，使得下面的同志工作好做了，也大胆了。自那以后，我们每个副部长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反映情况，都是很谨慎的，很负责的，从不随随便便，心情却是舒畅的。”邓小平告诫财政部的干部要多下基层了解情况，多做调查研究，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财政政策。他说：“不懂得我们国家的情况很复杂，不吸收新鲜事物，光靠我们十几年的工作经验是不行的，就是几十年、一百年的工作经验也是不行的。”

邓小平兼任财政部部长虽然不到一年的时间，但他对如何做好财政工作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

1954年1月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13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报告，提出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一）预算归口；（二）财政包干；（三）自留预备费，结余留用不上缴；（四）控制人员编制；（五）动用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六）加强财政监察。他说：“六条方针有一个重大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把国家的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今天国家的财政是不稳固的，经不起重大考验的。我们要认识这种形势，要兢兢业业地改变这种形势。”邓小平提出立国的政策应放在有力量应付外侮和应付万一。财政后备力量基础的巩固，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上。他认为，有了后备力量，国家财政才能集中力量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财政要保证这一点。如果财政不稳固，是不能保证的。为了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他还强调必须节减一切可以节减的开支，克服浪费。

25日，邓小平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又着重讲了地方财政工作应该怎样做的问题。他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大道理与小道理必须弄清楚。全局和局部缺一不可。”“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要经常照顾局部和地方，要因地制宜，注意到地方工作有什么困难。”他要求财政部的部长、司局长、处长经常照顾局部，凡是地方提出的困难问题，只要是可能解决的，应该热心帮助解决，如是不能解决的，也要讲清道理。“在地方来讲，则应照顾全体、中央和集中统一，以中央为主体。”“如果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地方应服从中央，局部应服从全体，因地制宜应服从集中统一。”他强调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合部门，和其他工作一样，它必须服从总路线，即必须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实现。所谓总路线，其主体是国家工业化，两翼是两个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财政工作就要保证国家工业化和两翼改造所需的资金。如何保证呢？一是增加收入，二是节约支出。收入方面凡应收者都应收足，支出方面凡能节约者都应节约”。要尽量地把财力用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去，要经过两三个五年计划，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财政部的工作局面打开了。1954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是：总收入为262.37亿元，超过预算13.5%，总支出为246.32亿元，完成预算的98.74%，收支相抵，结余16.05亿元。缓解了1953年的资金紧张局面，成为新中国成立5年来财政工作日子最好过的一年。

这一时期，作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邓小平还与陈云主任密切配合，通盘协调和指导全国各省、区在财政、税收、金融、贸易、工商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并参与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