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解放西藏

1950年元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元旦，全中国人民都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悦之中。而此时，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却远在莫斯科。望着窗外欢天喜地庆祝元旦的莫斯科人，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这一夜，住在莫斯科郊外姊妹河斯大林第二别墅的毛泽东几乎一夜没有合眼。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尚待建设，祖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西藏、台湾、海南岛还没有解放，这一切怎么能使他安然入睡呢？

第一次走出国门、在异国他乡的这个元旦之夜，毛泽东是怀着焦虑的心情度过的。他心事重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停地在屋里踱来踱去。就在这苦苦的思索当中，一个坚定的信念形成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解放西藏势在必行。”

1949年底，当云、贵、川相继解放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考虑解放西藏的问题。他曾致电彭德怀，提出以西北局为主，经营西藏的问题。12月30日，他收到了彭德怀的来电，电报说：从北路进藏困难很大，短期内难以克服。拿着彭德怀的这封来电，毛泽东再一次陷入了沉思。他放下电报，又点燃了一支烟。经过十分慎重的思考和权衡，他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西南局。但是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局的剿匪任务才开始，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他们，是不是太没人情味了？沉思良久，毛泽东转身走到桌边，摊开纸，略一思考，挥笔写道：

中央、德怀同志，并转小平、伯承、贺龙三同志：

（一）德怀同志十二月三十日关于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的电报业已收到阅悉。此电请中央转发刘邓贺三同志研究。

（二）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解放之，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三）……

（四）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西南刚才解放，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此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毛泽东
1月2日上午4时于远方

当天，刘伯承和邓小平收到了毛泽东的这封写着四个A的急电。这个时候，二野的许多官兵已经脱下了军装，转为了工作队。但是仅仅过了6天，邓小平就回电毛泽东，进军西藏的计划已经安排妥当。

西南局在接到进藏的任务之后，立即投入了入藏前的准备工作。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进军西藏的任务由十八军担负。从此，十八军的数万官兵就与西藏这片古老而神圣的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他们在风雪高原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业绩，谱写了一曲藏汉民族团结建设新西藏的宏伟的历史诗篇。

解放西藏，或许是邓小平戎马生涯中最为特殊的一场战斗。要在这块贫穷落后、广袤荒凉、情况复杂、矛盾交错的少数民族地区完成进军任务，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邓小平不仅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杰出才能，更展现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卓越的领导才能。

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邓小平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认为进军西藏，不仅要粮草先行，更重要的是政治要先行。

1950年1月15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召开十八军师以上干部会议。刘伯承首先讲话，他亲切地看着眼前这些自己的爱将，十分严肃而又幽默地说：你们都很年轻，是进军西藏的各路诸侯。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特殊、敏感，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多次用兵，有的翻了船，损兵折将，有的不战自退。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处处体现出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刘伯承讲话时，邓小平锐利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十八军这些高级将领的表情。刘伯承的话刚停，他就接着说：西藏地方政府军队兵力有六七千人，如果向三大寺征兵，则生反抗，如向农牧民或其他寺庙征兵，最多有三万人，实际上只能征两万人左右，所以军事上我们占优势。接着，他用手指敲着桌面说：但是要注意一点，其宗教上有相当强的力量。但不足惧怕，我们会想办法在各方面战胜它。他进而指出，关于西藏的问题，我们要军事政治协同解决。要注意，西藏为单一民族，约有两百万人，政策问题极为重要。解决西藏问题，军事和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都未解决，而解决亦多靠政治。解决西藏问题应多靠政治，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

2月17日，邓小平对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说：你必须立即成立一个政策研究室，要调查西藏的情况。同时各级都要动员起来学会几句藏话，以便应酬宣传。要沟通和藏民的语言，便于接近他们，了解他们，便于开展工作。不懂藏话，一到西藏你就成了聋子，就要吃亏。

根据刘邓两位首长的指示，张国华于2月28日在成都东胜街一座三层楼房里，成立了“西藏问题研究室”，通过各种渠道对西藏进行调查了解，为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重要方针，邓小平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进军方针，并强调进军西藏衣、食、住、行都是新问题，吃饭是头等大事，进藏所需各类物资除就近购买和筹措外，主要由内地运送的补给原则。

在邓小平的严格要求下，进藏部队全体官兵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即使在冰天雪地的进军途中，也始终坚持住帐篷而不进寺庙，不经同意不住民房。许多干部战士断粮了，宁可饿肚子，也绝不吃群众地里的一把青稞。

在宗教这个西藏最敏感的问题上，邓小平更是多次教导进藏部队要切实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僧俗人民的宗教信仰，用自身的模范行动增进汉藏民族的团结。有一次，在行军途中，一位战士对横在路上的老鹰踢了一脚，即因不尊重藏胞风俗，违反政策纪律而被给以警告处分。

1951年9月，由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率领的先头部队准备进入拉萨城之前，邓小平专门交代，到拉萨之后，会见达赖喇嘛时，如果他提出来摸顶，可以不受我们军队纪律的约束，让他摸顶，并代表官兵向他赠送礼品。

进藏部队这种严格要求、认真执行纪律的作风，赢得了西藏广大僧俗群众的信任。无论是西藏的高层官员、僧侣、贵族，还是一般的老百姓，都热情地称赞进藏部队是“新汉人”“菩萨兵”。“他们说：我们的军队太好了，老百姓的房子，就是下大雨，不让进就不进，不让住就不住。这是实行正确政策的结果，历史上的统治者，何尝没有宣布过好的政策，可是他们只说不做。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对自己这支可亲可敬的队伍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1950年2月25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电示西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电报具体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指示西南局、西北局认真研究西藏情况，物色适当人选去拉萨做争取工作，并拟定与西藏当局谈判的条件。接到电报后，邓小平和西南局立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方针，始终把解放西藏的筹码放到和平的天平上。

在物色赴藏劝和代表人选时，当时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总司令长征时路过藏区结识的好朋友、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主动提出愿意前去。对于格达活佛的这种爱国精神，邓小平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但鉴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态度顽固，缺乏和平诚意，拉萨形势比较复杂，因而数次急电劝告格达活佛暂不要前去拉萨，并将此意见报告了朱德总司令。朱德总司令立即电告西南局，对格达活佛深明大义，以西藏人民的利益为重，舍身劝和的精神表示钦佩，但劝他不去拉萨。无奈格达活佛决心已定，他要在劝和成功后再进京拜见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西南局只好尊重他本人的意愿。邓小平专门修书，请格达活佛转送达赖喇嘛，表明毛主席、党中央对和平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大陆的英明决策和一片诚意。然而，令人遗憾和痛心的是，格达活佛壮志未酬，和平使命未竟，便在昌都惨遭暗害。对于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民族英雄的去世，邓小平和藏汉人民悲痛不已。追悼会上，他与刘伯承、贺龙等送了挽联和花圈。

1950年5月11日，西南局向党中央报告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四条方针政策，作为与西藏地方当局谈判的基础。一周之后，党中央原则上肯定了西南局关于贯彻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政策和策略思想。随后，邓小平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主持起草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政策：（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这十项政策，充分考虑到了西藏社会的现实，照顾到了各阶层的利益，非常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甚至有的藏族代表人士还觉得这十条太宽了些。邓小平说：我们对西藏的十条，“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所以这个政策的影响很大，其力量是不可低估。因为这个政策符合他们的要求，符合民族团结的要求”。“我们确定，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改革是需要的，“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以后才能进行”。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这十项政策，凝聚着邓小平的智慧和创造，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它既充分照顾到了西藏各族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又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大团结。

邓小平起草的这份历史性文件，由西南局报到中央后，立即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后来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就是以这十条为基础，在这个大的框架上发展起来的。

然而，尽管党中央和西南局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支持下，西藏当局仍然紧紧地关闭着和平的大门。为了打开进藏的道路，1950年10月6日，著名的昌都战役打响了。这场战役历时18天，于10月24日胜利结束。昌都一役，为最终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和平谈判的基础。在我党政策的感召和各方面的努力下，达赖喇嘛终于面对现实，抛弃了幻想，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

1951年4月16日，西藏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一行到达重庆，受到各方面代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邓小平等西南党政军领导于19日接见并宴请了他们。邓小平耐心地向他们讲述了我党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并一再坦诚而又坚定地表示我党一定会认真执行这些政策，并阐明了争取达赖从亚东回来对和平进军的好处，希望他们消除隔阂和猜疑，使谈判成功。邓小平对阿沛·阿旺晋美在关键时刻深明大义，从西藏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主张和谈的历史性选择给予高度评价，并勉励他永远保持爱国本色，为西藏人民的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西藏终于实现了和平解放。

5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按照协议，下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分路进驻西藏。进藏部队于8、9月间先后出发，他们攀越了高耸的雪山，跨过了湍急的河流，穿过了茂密的原始森林和辽阔的草原沼泽地带，战胜了气候严寒、空气稀薄、雨雪冰雹等重重的自然障碍，于10月至11月间，先后进驻拉萨及其他预定地区，把五星红旗插上了世界屋脊。12月20日，十八军及西北军区的独立支队在拉萨举行了胜利会师大会。

当伟大祖国大家庭里的藏族同胞满面春风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献上洁白的哈达的时候，拉萨向祖国报告着春讯。

六弦琴哟，且莫弹，单皮鼓呦，且莫打，迎元旦，战士先把银线牵，春天要和拉萨说悄悄话！……拉萨春意浓啊，战士是高原的迎春花！

这首歌，唱出了西藏人民对解放军战士的热爱之情，也唱出了他们对新生活的憧憬。

此时此刻，远在重庆，正在领导着祖国大西南建设的邓小平一定也听到了这首报春的歌声。

西藏的和平解放是和邓小平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的，这也是他几十年戎马生涯中的最后一仗。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人民不会忘记他，广大的藏族同胞更是不会忘记他。

然而，邓小平一生却没有踏上过这片使他梦魂萦绕的热土。他曾多次遗憾地说过，他没有到过西藏。但是，他对西藏怀有特殊的感情。1992年1月21日，邓小平到深圳的“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游览，在那里的“布达拉宫”前，这位一向不爱照相的老人破例同家人及亲属、陪同的负责同志一一合影留念。他又一次遗憾地说：“全国我就这个地方没去过。”“看来是去不成了，照张相留个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