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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一年，也是邓小平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一年。在他和刘伯承的部署和指挥下，二野这支我们党的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刘邓大军，与友军相互配合，胜利地完成了被称为“大陆上最后一战”的西南战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作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邓小平出席了开国大典，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庆日子，邓小平更加怀念那些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人民英雄们用了自己的鲜血，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
45岁的邓小平在筹备建立新中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0月19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0月21日，刚刚参加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为打破蒋介石构筑的“西南防线”，邓小平和刘伯承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战斗征程。
大西南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藏以及当时的西康，总面积达230多万平方公里，是国民党逃离大陆前最后控制的地区，也是国民党死守的重点之一。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决心在这里与人民解放军作最后的顽抗。他亲临重庆，精心部署了西南防御战略，妄图以此作为反攻的基地。解放大西南，也就成了解放全国的关键一役。
1949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部署，对各野战军下一步战略任务发出指示，要求第二野战军第三、四、五兵团和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待机进军西南，第四野战军继续向华南进军。
6月2日，中央军委电示二野“小平准备入川”。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的邓小平正在上海，全面负责华东局的工作。他常常是夜以继日地听取华东局接管工作汇报，征询各界人士对于接管上海的种种意见。接到进军西南的任务后，邓小平除了在军事上同刘伯承一起共同研究挺进西南的战略部署外，还考虑到西南解放后的接管和建设等问题。他认为，在进军西南时，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使西南之战必须和政治解决方式结合起来。干部是完成党的任务的决定性力量，没有足够的干部，要解放西南，建设好西南，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困难重重。进军西南，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干部不足。
中共中央为了解决新解放区所需地方干部的缺额问题，曾在1948年的9月会议上作出了详细计划。1949年6月11日，为了解决进军西南干部不足的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由华北局、华中局、西北局和山东分局调配、招收3.8万名干部，但因当时各新解放区所需干部缺额大，一些原抽调给二野的干部又补充到新区去了。二野干部缺额1万余名。
西南需要的干部怎么解决？从解放区抽调干部已没有可能，因为老解放区已没有大量干部可抽调。而且，从当时已接管的苏南、皖南等地区情况看，南下干部中，有部分干部由于文化较低，很难适应工作的需要。面对困难，邓小平在南京召开的二野前委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成立西南服务团。他说：解决西南干部缺额的计划，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去执行。刚解放的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等地区，文化经济较发达，是出人才的地方，我看就在这些地区招收一批进步的大中学生和技术人员，以他们为主体，再配以老区干部为骨干，跟随二野进军大西南，以适应今后解放西南、建设西南的需要。邓小平的这一提议得到与会代表的赞同。会议作出了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决定。
为了保证这项任务的圆满完成，邓小平指定由南京市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担任西南服务团团长，并对如何组建服务团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在宋任穷的直接领导下，在各地人民政府和学联的积极配合下，数以万计的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工程师、专家、教授等纷纷报名。经严格挑选，很快吸收了政治素质比较好的1万余名团员。
为了使进军西南的干部结构更趋于合理，在大量招收青年学生的同时，邓小平还请中央从老解放区抽调一批区以上干部及公安、新闻、财经、广播、邮电等专业干部6000余人进入西南服务团。
经过紧张的筹建，6月12日，西南服务团第一团在上海成立。25日，第二团在南京成立。7月12日，苏南团在无锡成立。
7月16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二野向华南、西南进军的指示。
7月18日，二野发出进军西南的命令，要求各部队在军事、政治、后勤方面进行充分准备，特别要加强进军的政治动员和思想动员。
为了使西南服务团这股新生力量尽快适应征战大西南的需要，在西南服务团出征前的8月至9月间，邓小平先后五六次给西南服务团作报告，讲解西南服务团的任务，讲解毛泽东的新著《论人民民主专政》。他在9月份所作的专题报告《论忠诚与老实》，更让刚刚投身于革命熔炉中的青年人终生难忘。他说：一个革命者，是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就看他是不是老实，是不是实事求是。忠诚与老实就是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做到忠诚老实，对党要忠诚，对群众要忠诚，要老老实实地说话，老老实实地办事，老老实实地做人。他谈到了如何实事求是地处理好个人和党的关系、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阐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提出：革命青年要真心诚意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一系列存在于青年学生头脑中的疑问在邓小平深刻的剖析中得到解答和澄清。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进行挺进西南的战略部署时考虑到，在解放华东、华南全境时，美国可能出兵干涉的问题，所以确定二野暂仍在华东地区协同三野作战，准备对付外来侵略。待上海、宁波、福州、青岛等城市解放后，美国如果不出兵干涉，届时二野再西进。可是，就在这时，蒋介石、何应钦等加紧策划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布置。胡宗南部开始向四川收缩，并有向云南撤退的迹象。因此，中央军委对进军西南的时机、作战方针和组织准备工作，进行了全面研究和部署。
6月17日，中央军委指示刘邓：二野西进时机似以9月较为适宜，以夺取重庆较为有利。
7月中旬，第二野战军前委遵照中央军委确定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在南京召开扩大会议，就进军西南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研究和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纵观全局，具体地分析了国民党军可能采取的行动。认为在解放军进军西南的强大攻势下，胡宗南部将加速向四川撤退；位于川湘鄂边的宋希濂部可能退到川东和川南进行抵抗，保障胡宗南部的侧翼安全，顶不住时则由东南向贵州、云南方向逃跑。所以，二野主力绝不能从川陕方向正面推进，而要从川东和黔东方向突破，进行迂回包围，并依次攻占贵阳、叙府、泸州、乐山、邛崃、大邑等地，其中以占领乐山、邛崃、大邑各点尤为重要。这样才能完全截断川境国民党军向贵州、西康和云南逃跑的退路，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8月19日，刘邓下达了《川黔作战基本命令》。
9月12日，中央军委就歼灭白崇禧集团和西南地区国民党军的作战方针问题，指示二野刘邓和四野林彪、邓子恢等：如果白崇禧占领贵州省城，无论二野、四野均暂时不要去打他。二野的两个兵团以主力一直进至重庆以西叙府、泸州地区，然后向东打，占领重庆。以一个军留在乌江以北，二野之陈赓兵团，在配合四野5个军完成广西作战以后，进占云南，完成对贵阳之包围。然后，四野以一部由广西向北，二野以适当力量分由云南、黔江向东向南包围贵阳之敌而歼灭之。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迁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中央还特别提出，不能让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退入云南。这两个集团或其中之一退入云南，则给歼灭国民党军带来困难，而且易于使敌人逃跑到国外，为患未来。
10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总部从南京出发，向西进军，开始进行川黔作战。
西南服务团也根据刘邓挺进西南总的战略部署开始陆续跟随部队从南京出发，踏上进军西南的征途。
在刘邓的指挥下，西南服务团各支队历经艰辛，经过数千里的“小长征”，先后于11月20日、12月8日和1950年2月20日，分别陆续抵达贵阳、重庆、昆明，为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刘邓总部于10月23日到达郑州，10月23日和29日刘邓又下达了川黔作战的两个补充命令。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的“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从一开始就将胡宗南部及川境的国民党军置于一个层层包围的大口袋里。
要打大西南，核心是拿下四川，而重庆又是这场战役的重中之重。
山城重庆，是中国西南部的军事、政治、经济、交通的中心。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曾在这里建起了“陪都”。1949年10月，在人民解放军逼近广州之后，国民党政府要员猬集重庆，妄图重新建都，挽回败局。
11月14日，蒋介石偕蒋经国飞赴重庆，亲自坐镇，以图创造“奇迹”。他令白崇禧率10余万人，挟地势险要、交通不便之利，重点防守川东、湖北、贵州一带，阻止人民解放军由东入川。刘邓大军将计就计，先是作出佯动，假示部队要由郑州向西动作，实际已令陈锡联率领的第三兵团由湖南常德地区隐蔽集结尔后出师湘西，经秀山、彭水，强渡乌江，打开川东门户，直通重庆。同时又令杨勇第五兵团由湖南邵阳地区隐蔽集结，尔后直出贵州，切断敌人南逃退路。刘邓大军从东西500公里的地段突然多路进击，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整个西南防御战略部署。
11月26日，刘邓等命令十一军、十二军、四野四十七军伺机占领重庆。这时，蒋介石仍在重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也还在重庆。
第二天，11月27日，刘邓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要二野缓进重庆，“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
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四川地处大西南，与云贵康藏相连，而云贵康藏又与泰、缅、越、印接壤。且这几个省都是山高路远，地形特殊，气候恶劣，历来是土匪出没的地方，一旦国民党残存的几十万人马被解放军打散，或钻进旮旮旯旯，或退入边界为患，那将会给新建立的人民政权带来隐患，也会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的威胁。所以，有老蒋这残杯剩羹在，那些苍蝇就飞不远，等它们聚成一块，再聚而歼之。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刘邓又认真研究了当时的战局，认为在重兵压境下，一旦老蒋弃城而逃，那么围在他身边的残兵败将，势必会加强川西与西康的联系，进而退入西康，流窜云南，那样后果不堪设想。
“我看，蒋介石不会死守重庆”，“一旦我五兵团控制泸州、松山一线，便截断了胡宗南兵团进入滇、缅的路线。这样，敌人势必加强川西与康东沿线，以便退入西康，转进云南”。刘伯承一边说着一边用手丈量着作战地图。
“重庆应尽快夺取！”不给蒋介石任何喘息的机会，邓小平果断地说，“南川罗广文兵团一旦被我军拿下，占领重庆则如探囊取物。况且，我们在军事占领西南的同时，应着眼经营西南，重庆是西南重镇，工业发达，重庆早解放一天，国民党破坏重庆的威胁就少一天，这与毛主席关于解放西南、经营西南的指示是一致的。所以我建议按原计划提前解放重庆，并尽快给毛主席说明。”
基于上述考虑，刘邓当即给毛泽东回电，提出尽可能提前渡江，并视情况包围、夺取重庆。
接到刘邓的电报，毛泽东不由得赞叹他们有胆有识。刘伯承、邓小平在第一线，最有发言权。11月28日晚8时，毛泽东回电同意刘邓的意见，请他们“依情况发展酌定之”。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刘邓立即下达了攻占重庆的命令。29日和30日，三兵团一部迅速控制重庆外围长江南岸地区。刘邓采取一翼延伸迂回包围的战术，先击破宋希濂的主力陈克非兵团，再分为两翼，扩张战果。主力挫败，其他部队随之瓦解。蒋介石的50万大军，顷刻间崩溃了。
11月29日，国民党“行政院”逃往成都。29日下午，蒋介石乘汽车直奔白市驿机场，在专机里躲了一夜。30日凌晨，蒋介石的专机仓皇起飞，逃往成都。蒋经国在记述当时的情形时写道：“据说：当依复恩驾驶的‘中美号’专机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白市驿机场仅十公里，战时陪都，半小时后失陷。”
11月30日，重庆解放。
12月1日，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
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取重庆，使蒋介石破坏重庆的计划来不及实施，重庆的工业设施基本完好地得以保存，这对大军入川后，依托重庆供给，经营全川战略的实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向大西南挺进的过程中，刘邓在部署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对敌人发起了大规模的政治攻势。1949年11月21日，刘邓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向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四省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忠告：
国民党残余力量经我人民解放军在华东、华中、华南、西北各地给予接连不断的歼灭打击后，现已接近最后覆灭之期。贵阳已经为我军占领，国民党的所谓最后战略体系，已经被我拦腰斩断。酉、秀、黔、彭（注：指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既告解放，则四川东南门户亦已洞开，重庆、成都、康定、昆明等地，短期内亦将获得解放。你们应该明了这种形势，迅速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本军此次奉命进军西南，负有坚决推翻国民党在西南的反动统治及解放西南七千万人民之使命，但对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一本《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及毛主席、朱总司令约法八章之旨，给以改过自新，立功赎罪机会，并愿以下列四事相忠告：
一、国民党军队应立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凡停止抵抗、听候改编者，无论其属于中央系或地方系，均一视同仁，指定驻地，暂维现状，尔后即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方式实行改编，所有官兵，按级录用。凡愿意放下武器者，一本自愿原则，或分别录用，或资遣回籍。凡迅速脱离反革命阵营并协同人民解放军作战者，当论功行赏。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你们随时可以派代表到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接洽。
二、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等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无论其属高级、中级或下级职员，本军均一本宽大政策，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其在接收中有功者，并给予适当奖励，破坏者受罚。
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凡愿改过自新，不再作恶者，均可不咎既往，从宽处理。其过去作恶虽多，但愿改悔者，亦给以立功自赎之机会。其执迷不悟，继续作恶者，终将难逃人民之法网。
四、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护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有功者奖，有罪者罚。
文告最后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指出，早日进入和平建设，恢复多年战争创伤，这是全国人民的一致热望。再作无谓的抵抗，徒然增加自己的罪孽。如能立即觉悟，投向光明，为时还不算晚，还有向人民悔过的机会。若再延误，将永远不能为人民所谅解，其应得后果，必身受之。继续反动与立即回头，黑暗与光明，死与生，两条道路摆在你们面前，不容徘徊，望早抉择。
在我大军排山倒海般的进击和刘邓四项忠告的感召及统战工作的威力之下，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纷纷起义。
12月8日，当我进军川黔的南线迁回部队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的十六军由南溪地区向北进击时，宜宾之敌第七十二军郭汝瑰部与我军联系准备起义，旋即于12月11日与师长赵树德率部万余人正式宣布起义。
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和西南长官公署副主任邓锡侯、潘文华在雅安，分别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
12月10日，国民党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及八十九军军长张涛两将军分别发出起义通电。
12月21日，被围于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川陕绥署副主任董宗珩率十六兵团在广汉起义。
12月24日，敌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三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率部在彭县起义。
12月25日，敌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率部在德阳起义。
12月27日，敌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率部在简阳以西地区起义。
敌兵的相继起义，加速了蜀中战事的进展。刘邓指挥二野的三、五兵团与贺龙、李井泉率领的一野十八兵团协同作战，从东西南三面对成都形成袋状包围，12月27日，三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全歼胡宗南守敌10万多人。至29日，成都战役胜利结束。
12月30日，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李井泉副政委率部进驻成都。西南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仅仅两个月，西南战役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消灭了盘踞在云、贵、川、（西）康四省的90多万国民党反动武装，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西南全境。
西南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交通不便，国境线长，民族关系复杂。大陆解放前国民党在这里集结了90多万军队，散兵游勇很多，土匪特务活动猖獗，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社会残破，经济萧条，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1949年1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入大西南的心脏——重庆。8天之后，邓小平、刘伯承率二野领导机关进驻重庆。邓小平除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外，还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在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等领导下，西南的各项工作全面有序地展开。
90万、90万、6000万、60万，这是西南局规定的1950年的工作任务。头一个90万，就是要教育改造在西南作战中起义、投诚、俘虏的90万国民党官兵；第二个90万，指的是土匪，要把他们消灭；6000万，就是要把西南地区6000万人口中90%的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实行土改，恢复经济，发展生产；60万，是要提高我军在西南的60万部队的素质，使其迅速转变为工作队，担当起新的繁重任务。邓小平后来说，这四项任务都完成得不错。
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邓小平领导西南人民，开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民主建政、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等一系列斗争和建设，迅速改变了那里的混乱面貌，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仅仅一个星期内，邓小平就主持西南局委员会会议，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作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重要决策。
“我们进军西南时，就下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做起。”这是1950年6月中旬，邓小平在成渝铁路动工举行的开工典礼上的致词。
关于成渝铁路的修建，还要从邓小平同陈毅的堂兄、兵工专家陈修和的一次谈话说起。
1949年5月，邓小平和陈毅率部解放了上海。此时，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陈毅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市长。他们二人住在上海瑞金路原国民党励志社。不久，他们的家也搬到了上海，两家人合住在这栋小楼里。
1949年7月间，在这栋小楼里，邓小平同陈修和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正是这次谈话，坚定了邓小平一定要修好成渝铁路的决心。
当时，邓小平已经接到了进军和经营大西南的任务，他对陈修和说：中央已同意他和刘伯承司令员一起率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重庆是抗战时期的陪都，上海、南京、武汉不少工厂内迁到了那一带，这一次也有不少单位往那里迁。西南解放后，接管、安置、恢复生产的任务很重。他请陈修和介绍些内情。
陈修和抗战时期就在大西南做兵工工作，对那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对当年全国最大最新式的汉阳工厂的设备迁到重庆的近况深为关切，谈话间提到了成渝铁路。陈修和介绍说：重庆钢铁厂有汉阳炼钢厂内迁的完好设备和技术力量，完全可以年产4万多吨铁路钢轨，可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把成渝铁路的修建让给法国人来搞。他发现法国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摧残，自己也并无能力承担，法国的打算是从美国马歇尔计划援助法国的物资中拨出一部分来修建成渝铁路，赚中国人的钱。后来蒋介石要打内战了，又停下来。
说到这里，这两个四川人不由一阵感慨。
“成渝铁路的准备工作搞了多少了？”邓小平问。
“搞了不少。铁路线已基本勘定。不少段的路基已经筑成。内江铁桥的大桥墩已经修出水面。这些都可以利用，工期可以缩短。”
邓小平听后，下了决心：成渝铁路一定要搞，尽快搞。他请陈修和另写一份关于成渝铁路的意见书。
一个多月以后，9月的一天，在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厅里，陈修和看到一位军人快步向他走来，定睛一看，原来是邓小平政委。寒暄之后，邓小平信心十足地对陈修和说：“非常感谢你！我们决心把成渝铁路很快修起来！”
邓小平说到做到。
1950年1月2日，在重庆解放后不久，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就在向中共中央报告重庆解放后西南的情况和汇报建设新西南的计划时，特别提出“着重于修成渝铁路”。
随后，邓小平在他主持的西南局委员会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西南人民渴望了47年的成渝铁路的关心，作出了“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的重要决策，并主持制订了修建成渝铁路的周密计划，这是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
3月，西南铁路局在重庆嘉陵新村成立。4月，第一批工程人员分赴工地沿线，按铁道部的部颁标准重新对成渝铁路进行勘测。随后，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的领导决定，从西南军区首批调集40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开赴筑路工地。后来，西南军区又从川东军区、川南军区、川北军区、川西军区和西康军区各部队抽调了3万多人，组成5个军工筑路队。加上四川各区招收的1.8万余名失业工人，组成了浩浩荡荡的筑路大军。
6月15日，战火刚停，硝烟未尽，成渝铁路就开工了。邓小平在开工典礼上致词。他满怀激情地说：我们进军西南时，就下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开始做起。我们今天建设成渝铁路，是在经济与设备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因此，人民对建设的希望是花钱少，事情办得好，我们调出一部分部队参加建筑，也是为着替人民少花一些钱，把铁路建设起来。我们今天订出修路计划，开始兴工，并不等于问题解决了，真正的困难是在开工之后才能发现，所以今天不能盲目乐观，许多的困难问题必须要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逐步地求得解决，求得克服，并防止官僚主义的倾向发生。他强调：修筑成渝铁路，只要遵守劳动纪律，学会掌握修路技术，紧密团结，努力工作，许多问题都能够逐步地求得解决。
8月，成渝铁路开始铺轨。据当时参加筑路的二野老战士孙振华回忆：铺成渝铁路，从大渡口开始铺轨，一直铺到九龙坡。铺到九龙坡时，邓小平同志带着他的老师（汪云松）到大渡口参观，坐的平板车，那时根本没有票车，只有八个平板车修这个成渝铁路。他的警卫就站在平板车上头。火车冒的那烟，邓小平也根本不在乎，他照样坐在那里。
邓小平的关心，给了筑路大军以极大的鼓舞。在成渝铁路修筑的整个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困难，筑路大军中的各级领导干部，按照邓小平在开工典礼上的讲话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保证了工程的进度和质量。每当工棚地下回潮，指战员便推干就湿，把稻草给民工多铺一些，让民工睡得好一些。隧道里放炮后，常常是硝烟还没有散，工人就冲进去干活。
为了修好成渝铁路，沿线的广大群众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原材料紧张，不少人将家藏的寿板、房料无偿捐献出来做铁路枕木。成渝铁路所需的129万根枕木，就是沿线群众在极短时间内备齐并送达工地的。特别是在实行了土地改革的地区，一听说工地需要人，翻身农民带上干粮，自备锄、镐、筐、杠，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干活。筑路工地请他们吃饭，他们说：“又不是给别人做活路，我们是在为自己修铁路嘛！”整个筑路沿线，这样感人的场面不胜枚举。是啊，近半个世纪以来，这条铁路一直牵动着四川老百姓的心，现在为自己修铁路，还有什么不能贡献出来呢？！
在成渝铁路修建中，邓小平明确指示：要掌握修路技术，尊重技术人员。对专家大胆使用，让专家有职有权，并在工资待遇上尽量给予从优照顾。许多修建成渝铁路的专家，当年出国学习铁路修筑技术的时候，正是铁路风潮在巴山蜀水激荡的年代。当他们学成回国后，却报国无门。现在共产党在四川百废待举之时，率先修筑成渝铁路，遂了他们几十年的一个心愿，他们便以加倍的努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祖国，报效家乡。
铁道选线专家蓝田是四川人，他的父亲和兄长都是当年保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本人从1917年即开始从事铁路工作，几十年来，他几入成渝铁路工程局又几次退出。他因痛心于成渝铁路寸轨未见，便封存了所有的技术书籍，在念佛读经中寻觅精神寄托。邓小平决定修筑成渝铁路的消息一宣布，这位年过花甲的老技术人员重新焕发了青春。为了精测线路，他从重庆沿长江步行到朱杨溪，又从内江沿沱江走到金堂。成渝线成都段原来决定出成都沿沱江姚家渡、赵家渡至乱石滩。蓝田工程师以主人翁的精神，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经过反复精测和比较，提出了将此段线路改为出成都经洪安乡、越柏树坳、沿小溪至沱江边接乱石滩的方案，缩短线路23.8公里，提早完成工期，为国家节约150亿元（旧币）的材料和施工费用。
负责成渝铁路全面技术指导的专家刘家熙，只要听说哪个工地上遇到技术难题，就赶到哪里去考察解决。当人们赞扬他这个留学生谢绝美国波阿铁路公司的聘请，回到贫穷的祖国来修铁路时，他说：准确地讲，我是庚子赔款学生。庚款就是八国联军镇压了义和团起义之后，又向中国勒索四万万五千万两银子的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头上都要摊一两。这么多银子别说打造我这样一个人，就是铺一条纯银的成渝铁路也够了。花这么多学费学到的知识，能不用在国家富强上吗？
有些工程技术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前曾经筑过一些路坯、修过一些桥涵。现在，为考察这些桥涵还能不能够利用，他们就匍匐着，不怕脏，不怕苦，一个涵洞一个涵洞地钻进去检查，为成渝铁路节省了大量的开支。
成渝铁路全长505公里，东起重庆，西到成都，中间经过8个县，50多个镇。这条铁路从1950年6月15日开工，到1952年6月中旬完工。1952年7月1日全线修成通车。四川人民盼望了几十年的成渝铁路终于在共产党执政的时代修成了。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用自己生产的钢轨和枕木建成的铁路。
1952年7月1日，成都和重庆两市几十万人同时举行“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典礼大会”。贺龙司令员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分别在成都和重庆主持盛大的通车剪彩仪式。上午10时，两列装饰一新、满载筑路工人、各界代表和少先队员的客车分别从成都和重庆两站同时开出。成都和重庆市郊，人山人海，人们扶老携幼，争看铁路。这正是“一声修路蜀江欢”，“一条铁路人心见”。
从这一天起，成都到重庆的距离缩短了，四川乃至西南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化。照沿线人民的话说：这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开始为人民服务了。这条铁路带给西南人民的幸福是不可能用数字计算的。永川的大米用火车运到重庆，运价只合从前的1/4；永川煤用火车运到成都，每吨煤价由过去的80万元（旧币）降到25万元（旧币）左右；内江糖到重庆，运价也减少了2/3。永川和重庆地区的工业品差价降低了2/3。成都的工商业者认为，成渝铁路通车后，有1200多种过去不能外运的西南特产，可以大量运往华东、华北和中原。不但火车运价低，而且火车运输的速度，比汽车、木船都快好几倍。特产品能够大量外销，工业品价格逐步下降，特种作物区所需要的粮食能够及时得到供应，这就给沿线人民打开了发展生产的大门。沿线人民对于成渝铁路带来的幸福生活，怀着无限的感激。
邓小平出席了在重庆举行的通车庆典，他还邀请了熊克武、刘文辉等许多四川耆宿参加，请他们亲眼见证共产党人实现四川人民近半个世纪的愿望的办事效率。在庆典上，邓小平欣然挥毫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接着，他还出席了庆祝成渝铁路通车的联欢会。
在参加完成渝铁路建成通车仪式后不久，邓小平离开了他工作和生活了将近3年的大西南，赴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开始了他政治生涯中又一个重要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