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给你指挥了”

淮海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南线主力基本被消灭。人民解放军乘胜南下，直指长江北岸。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长江中下游城市武汉，已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

还在1948年的12月3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就向全国人民指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为早日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仍愿意同国民党南京政府或地方政府、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

1949年元旦，蒋介石迫于局势，发表“求和”声明，并于20天后宣告“下野”；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口头上表示愿意以中共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是想争取时间，调整部署，编练新军，在江南布防，阻击人民解放军于长江以北，造成所谓南北分割的局面，然后伺机卷土重来。

1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揭穿了蒋介石的和平骗局，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国共和平谈判的基础。声明同时指出：“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派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确定了党在1949年的任务，指出：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于1月29日在商丘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和毛泽东主席的各项指示，总结了淮海战役和中原解放区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讨论了关于准备渡江作战的一些问题，还研究了部队整编等工作。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2月9日，邓小平向毛泽东写了《在华野中原高干会上传达中央政治局决议的经过情形》的报告。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作战的总前委，照旧在渡江作战中统一指挥中原和华东野战军作战。

2月9日，总前委又召开了专门会议，邓小平作了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提出了渡江战役的要求。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长江下游实施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解放华东、华南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军事干涉的指示，研究了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准备及支前等问题。会后总前委向中央军委作了《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的报告，请中央军委考虑速示。此后，全军进行了渡江作战的政治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原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同时根据中央指示，组成第二野战军前委，邓小平为前委书记。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人民解放军的渡江作战问题，决定：人民解放军应争取解放长江以南的华中、华南各省。完成渡江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3月14日，在中央召集的座谈会上，邓小平提出了华东管辖范围和人事安排，毛泽东同意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会后，毛泽东又专门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商讨渡江作战问题。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交给你指挥了。

淮海战役总前委改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仍由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中央部署，由总前委率第二、三野战军于4月中旬进行渡江战役。

邓小平带着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嘱托，和陈毅一起回到了前线，进一步落实渡江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

部队加紧了战前的动员。实际上，在1月初的时候，邓小平就签发了《两个月整训的军事政治工作大纲》，后来他又组织宣传部编写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人民军队要作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两个政治教材，发给全军。2月8日中央军委发出《把军队变成工作队》的指示，指出：新解放区的一切工作干部，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解决。要求军队必须着重学习党的各项政策，学会管理城市，准备接收并管理城市。邓小平根据中央指示，要求全军普遍进行城市政策、新区政策的教育，并采纳中原解放区的经验，在部队中组织了一些城市接收机构，为进入江南新区、接管城市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3月26日，邓小平主持在蚌埠附近的指挥部召开第二、三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渡江作战方案。

3月底，总前委进驻肥东瑶岗。31日，邓小平草拟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以总前委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

关于这份纲要的起草过程，原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回忆说：“我们司令部作战室，专门研究作战方案，进行了讨论。小平同志最后作了结论，该怎么样打，该怎么样部署。会后，（3月）29日，小平同志对陈毅说，你们把我们讨论的写一个作战计划过来。陈老总找到我，说这个参谋工作我也不太熟悉，说你来写，让我写。当时我就写了一个《两个野战军渡江作战的计划、方案》，写了以后送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讲，写得太具体了，因为我们讲的是哪个兵团哪个军向哪个方向打，怎么打，怎么突破江防。小平同志讲，作为总前委写这个作战计划纲要的话，应该站得高一些，更原则一些，要给指挥员有一个机动的余地，他们会按照战斗的情况执行，所以他自己写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指出：敌人总兵力是24个军44万人，我军二、三野战军共计7个兵团21个军100万人。我军占有绝对优势。拟将渡江部队，组成东、中、西三个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法。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施战略展开；第二阶段割裂和包围敌人，切断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被围之敌，完成全部战役。歼灭敌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占领苏南、皖南、浙江全省，夺取南京、上海、杭州，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毛泽东于4月1日复电批准了这个纲要。

第二、三野战军开始进行渡江战役的全部准备。

关于渡江作战日期的选择，总前委和中央军委进行了反复的商讨。总前委在2月9日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以3月底为渡江日期的建议。后来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更多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配合国共和谈以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于3月17日“共同决定渡江战斗之确定日期为4月10日”。之后，陈毅、谭震林提出，要完成军委提出的渡江前需夺取浦口、浦镇及攻占江北敌人据点的任务最少需要一周时间的准备，因此建议：“正式渡江作战，应延至16日为宜。”中央军委重新决定：全军可于4月13日或14日开始渡江，这样对于谈判有利。但是，陈毅、邓小平、谭震林又认为：“原定的13日正是阴历十六日，月光通宵，我第一梯队的突击队无法隐蔽，不能求得战术上的突然性。因此，建议推迟两天，即15日黄昏发起渡江，此时正值阴历十八日下午9时以前昏夜，甚为有利。”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并写入《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4月上旬，国共和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央军委电示总前委，如和谈协定于4月15日左右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月或1个月。根据国共和谈最终期限是4月20日，军委又提出22日、25日以后、29日三个渡江日期，征询总前委意见。

邓小平等经多方面调查认为，5月江水比7、8月还大，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现百万大军拥挤江边，过久推迟，将不得不后撤以就粮草。而签字之事，亦应设想敌人翻脸，故建议先打过江，以争取和平接收。

中央军委坚持这是政治斗争所必需，“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并告总前委下达推迟渡江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以免松懈士气。

对此，邓小平等认为，不应回避“为了谈判”，而应正面讲清渡江与谈判关系。总前委在下达的指示中强调：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后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如政治需要，将再次推迟。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此间“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

总前委这一指示，中央军委认为“甚好”。

因为中共和谈代表团提出4月20日为和平协定签字的最后期限，所以中央军委提出“20日以后我军何日渡江，完全由我方选择，不受任何约束”。

总前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于4月17日提出20日夜全线渡江作战。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复电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同时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于是，邓小平为总前委起草电报，下达了渡江作战命令。这时中突击集团准备先期渡江，邓小平等以总前委名义复示：“只要有可能就可以这样做。总之，整个战役从20日晚开始后就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该先过江，不必等到齐。因为全长一千余公里的战线完全等齐是不可能的。”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当晚20时，渡江战役按预定计划开始。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西、中、东三路大军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长江防线上全线出击，强渡长江，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

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随后相继解放了上海及苏、皖、浙、赣等省广大地区。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4月27日深夜，邓小平和陈毅渡过长江，来到蒋介石居住多年的总统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