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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自卫战争打了8个月，共歼灭国民党军71万多人。蒋介石企图以速决战的方式在短期内消灭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的阴谋宣告破产，他不得不改变战略，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山东解放区。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占领延安，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撤离到陕北的大山之中。
这时，毛泽东决心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立刻转入战略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选择一部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实施中央突破，把战火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以缓解陕北、山东之危。
据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政委杜义德回忆，当时邓小平政委说，我们晋冀鲁豫解放区就像一根扁担，一头挑着山东，一头挑着陕北。不管这个担子有多重，我们只有打过黄河去，才能把山东和陕北的敌人拖出来。
1947年5月，中央决定以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等组成中共中央中原局，以邓小平为书记，领导中原地区的党政军工作。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依据整个战局的发展，作出部署：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于6月底自鲁北强渡黄河，先在鲁西南寻歼敌军，然后逐步向豫皖苏地区和大别山地区进击，在长江以北的鄂豫皖边地区实行战略展开。7月19日决定，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第九纵队和第三十八军共6万人，由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自晋南强渡黄河出豫西，在豫陕鄂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8月上旬决定，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6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豫皖苏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以上三路大军的任务是挺进中原，以“品”字形阵势配合作战，机动歼敌，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同时，以华东野战军4个纵队组成东线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指挥，分别在南北两翼，即山东和陕北战场钳制敌人。这样，就逐步形成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态势。
中原地跨苏、皖、豫、鄂、陕5省，南临长江，北枕黄河和陇海路，东起运河，西迄伏牛山和汉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大别山，雄峙于国民党首都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曾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人民群众，有多年来一直在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创造大别山根据地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我军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通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直接威胁国民党的后方，迫使其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以利从根本上改变战局。
1947年6月30日晚，刘邓大军12万人马强渡黄河，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即发起鲁西南战役。
这是一个惊世之举。
刘伯承后来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把渡河地点选定在鲁西南的濮县至东阿之间。这里河宽水深，敌人自恃这一天险可抵‘四十万大军’，仅在南岸分别构筑了滩头阵地和野战工事，用两个师直接扼守河防，另外摆一个师在嘉祥地区机动。为了迷惑敌人，我们采取了声东击西和支作战、主作战相配合的打法。发起渡河作战的前几天，以太行、冀南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佯施攻势，以转移敌人的视线；我野战军主力则隐蔽地、神速地从豫北开赴渡河地点，并派冀鲁豫军区部队事先偷渡黄河，以接应主力南渡。6月30日夜，正当豫北、豫皖苏两战场我军虚张声势、积极行动的时候，我们在东阿至濮县横宽300里的地段上，突然发起了渡河作战。在南岸我预设部队的接应下，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我一、二、三、六等4个纵队共12万大军，以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战术，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敌河防部队立刻全线崩溃。”
刘邓大军胜利突破黄河天险，大大震动了国民党统帅部，蒋介石为了堵住这一缺口，忙从豫北战场和豫苏战场调集3个整编师和1个旅赶来增援，并由山东调来王敬久统一指挥，分左右两路，向定陶、巨野推进。蒋介石的企图是使其部队坚守郓城，引我屯兵于城下，然后以其右路主力击我侧背，迫我背水作战，把我军歼灭于黄河、运河三角地带，或重新逼过黄河。这一诡计，早被刘邓看穿，刚刚赶到的敌军喘息未定，我军趁势发起了鲁西南战役。经过20多天激烈、艰苦的连续战斗，歼灭了敌人9个半旅和4个师共5.6万余人，于7月28日胜利地结束了鲁西南战役，取得了战略进攻的初步胜利，为挺进大别山开辟了道路，并有力地配合了西北和山东我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作战。
当鲁西南战役还未结束时，7月23日中央指示：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10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毛泽东还指示，进军大别山不能像北伐时期那样逐城逐地推进，而必须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
刘邓遵照中央指示，准备全军休整半个月，然后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回忆说，原来我们过陇海路后，准备休息一个礼拜。休息一个礼拜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恢复体力，俘获那么多俘虏、装备，整理了以后再走，走还是要走的；另外一个是看情况，有机会的话依托根据地再打一仗。毛主席以个人名义向邓发了一个秘密电报，说陕北的情况非常紧张，意思是希望我们进大别山，在中途再也不能犹豫了，要赶紧走。
这是毛泽东7月29日的电报：“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刘邓接到这封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后，心情十分焦急，他们当即致电中央军委：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掎角势，准备无后方作战。
40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说：“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
7月30日，中央军委指示：如你们决心直出大别山，决心不要后方，要开一次团长以上干部会，除告以各种有利条件外，并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最好每连能发一份鄂豫皖三省地图，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确定征粮征税办法，方能解决大军给养，等等。同时，亦应使陈谢建立此种信心。
8月1日，刘邓召集纵队主要首长开会。刘伯承传达了军委7月23日的电报后说，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我军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随后又作了具体的行动部署。邓小平接着谈到了毛泽东对这一战略举措估计的三种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邓小平要求大家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会后，各纵队首长立即赶回部队召集会议，传达刘邓首长指示，准备在8月间大举进击。
军情紧急，水情更为严重。由于连日暴雨，黄河水位猛涨。尤其是蒋介石企图炸开黄河大堤，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刘伯承说他“忧心如焚”，邓小平也感到这一时刻是他一生中最为紧张的时候：“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原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起义将领郭汝瑰回忆说：当时国民党方面正判断刘邓大军的战略意图，下一步该怎么样？攻不攻徐州，退不退回去，到底怎么办呢？大家都认为他们要退回黄河北岸居多，也有人认为会在鲁西南、黄泛区之间推磨打圈，谁也没有判断他们要进军大别山。刘伯承、邓小平他们进军大别山呀，那是纵井救人，跳到枯井里去救人，自己就是很危险的，所以那刘邓是最危险的了。
8月6日，刘伯承、邓小平等召集司令部有关处、科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部队的行动问题。大家热烈发言，设想了几个方案，讨论各个方案的利弊。会开了一个上午，没有结果，下午接着开。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周密思考，刘伯承终于作出了决断，他宣布：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要当机立断，抓紧时间，行动越早、越快越好，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接着，他又进一步阐明下定这个决心的理由，对部队的行动作了具体部署。最后强调说：我们在进军途中，要坚定、沉着、勇敢、果断，披荆斩棘，夺路前进，一把钢刀直插大别山。刘伯承讲完后，邓小平站起来说：“刘司令员的意见和部署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我们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捣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把战线从黄河边向南推进到长江边。古人说过，‘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我军的战略行动，必将迫使蒋介石调兵回援。这样我们就能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彻底扭转全国战局，加速蒋家王朝的灭亡。”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战略任务，邓小平又强调了三点：第一，一切工作要服从战略进攻任务的要求，要教育各级干部和广大战士，这是一个极其光荣的艰巨的任务，是我军战斗史上的创举，要准备为实现这一伟大战略决策作出贡献，付出代价。要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第二，在我进军途中，敌人必然前堵后追，东西截击，我军在淮河以北主要是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要力避与敌主力纠缠和作战，千方百计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第三，要教育部队，进入新区作战，一定要严格地遵守党的政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时军委连续来电，指明虽然南进需付出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而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需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同时出于关怀，又令刘邓部队在现地休整补充10天，后又告诉他们至少7天不动。刘邓反复研究军委来电，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特别是根据当前敌情、水情，遂决定提前出动之决心不变，因地制宜，机动行事，按既定部署挥师南征。对此，中央连电答复：“刘邓决心完全正确”，“刘邓部署很好”，“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示。我们尽可能帮助你们”。
8月7日，刘邓大军兵分三路，以排山倒海之势，突破了敌人未及完成的合围圈，义无反顾地向大别山挺进。
刘邓行动十余天后，蒋介石仍未发现我军的战略意图，反而认为我军是既不能北渡，又不敢作战，只好向南“逃窜”。直到我军突破沙河后，蒋介石才如梦初醒。此时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规模拦截封锁已为时太晚，故只好仓促布防。美军顾问组对蒋介石的错误判断也深感失望。
8月23日，刘邓大军到达汝河时，前面敌人的火力阻击很猛，后面的追兵只有30里。刘伯承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杀开一条血路。”邓小平表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坚决打过去。
到了淮河时，邓小平提出，刘司令员指挥先行渡河，他负责率部阻击尾追之敌。刘邓大军冒险蹚过淮河，刚刚走出5里多地，追兵就赶到淮河北岸，不料河水暴涨，可谓天助，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只好“望河兴叹”。
“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8月27日刘邓大军终于走到了大别山。
也就是在这一天，邓小平起草了《关于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指出：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号召大家切勿骄躁，兢兢业业，上下一心，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
在军事上，邓小平提出，我们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胜仗。
他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我军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律，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
刘邓大军要在大别山实施战略展开，面临重重困难。无后方作战，北方战士到南方生活不习惯；连续作战部队已成疲惫之师；群众未发动，政权未建立等等。
邓小平在向中原局和野战军直属部队连以上干部通报目前形势与任务时，号召大家克服一切困难，重建鄂豫皖解放区。
他说，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任务是十分光荣的，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一页！我们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解放区一定要建立起来！困难一定要克服！共产党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我们一定要站住脚，生下根！邓小平反复向部队讲纪律问题，他针对有些部队一时呈现出来的疲惫和纪律松弛现象说，部队纪律这样坏，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
在光山县王大湾召开的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强调，部队必须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指出，毛主席在井冈山建军之初规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决不是什么简单的规定，而是党的路线和政策的体现；增强斗志，反对右倾情绪，克服纪律松懈现象是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实现党的战略进攻方针的根本环节。
10月的大别山，气候已转寒冷。刘邓大军12万将士，依旧穿着浸透了盛夏南征的汗渍血水和雨露的单衣在山区转战，刘邓决心发动全体将士自己动手解决冬装。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人员、粮食、被服、弹药一切从敌军和新区取给”的指示，刘邓大军采取战略行动，把部队展开在长江边上比较富庶的地区，一边打击敌人，一边解决布匹和棉花的来源，并把弄来的布匹和棉花分到各部队。各部队还派出采购人员，根据规定的政策，向商家和群众商购暂借布匹和棉花。用树条代替弹弓弹棉花，用稻草灰将布染成灰色，请当地老乡传授缝衣技术。在刘邓的带动下，全军上下，一齐动手做棉衣。
不过十几天，刘邓大军都穿上了自己做的新棉衣。当某纵队首长送来几件机制的布棉衣给刘邓等首长时，邓小平笑着说：“你落后啦！你看我们身上的棉衣怎么样？合不合身？这可比你那里被服厂的还要高级呀！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手工艺品’。”
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胜利地完成了战略展开，站稳了脚跟，实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所指出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在此之间，陈谢兵团挺进豫陕鄂地区，陈粟大军也进至豫皖苏地区。这样，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中原部成“品”字阵势。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这就牵制了南线国民党一半以上的兵力，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面对中原战局的这种变化，国民党统帅部惊恐不安。蒋介石改变战略，决心全力与我军争夺中原。争夺的重点，首先是大别山。蒋介石纠集33个旅的兵力，由白崇禧指挥，对大别山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攻。
邓小平敏锐地分析了形势，他指出：敌人对大别山的疯狂围攻，是垂死挣扎的表现。大别山是敌人的战略要害地区，敌人越是接近死亡，越要拼命争夺。敌人已没有战略进攻，只有战役进攻了。它对大别山的围攻，形式上虽然同过去对中央苏区的围攻相似，实质则完全相反。过去的围攻，是敌处于战略进攻，我处于战略防御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的围攻，是敌处于战略防御，我处于战略进攻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并不表示敌人的强大，而只是敌人垂死前的回光返照。同时，我们跃进大别山，正是要吸引大量的敌人向我进攻。把敌人吸引来越多，我们背得越重，对其他兄弟战略区进行大规模的反攻和进攻就越有利。而各兄弟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也正是对我们坚持大别山斗争最有力的支持。邓小平满怀信心地鼓励全军将士：只要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方针，在全国各兄弟战略区的配合和广大群众的支援下，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围攻，把大别山根据地巩固起来。”
对于如何粉碎敌人的围攻，刘邓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采取“避战”分兵的方针：以主力部队留在大别山区，在内线进行小的斗争和游击战牵住敌人：以总部机关带一部分部队分兵而行，跳出包围圈，转入外线，向大别山以西的桐柏、江汉一带实施战略展开。邓小平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
邓小平率部坚持内线斗争，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是我军“反攻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
由于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相互的战略配合，积极作战，我军把南线敌军的160多个旅中的90个旅牢牢地吸引在中原战场，并最终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围攻。1948年1月15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我们业已站住，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
1948年2月，邓小平根据中央指示，率大别山前方指挥所北渡淮河，转出大别山区，同刘伯承会师。
1948年春，晋冀鲁豫野战军改名为中原野战军。5月邓小平任辖区扩大了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及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
在开辟中原新解放区的过程中，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从中原新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整党、土改和工商业政策等问题，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