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争取和平而战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人民渴望和平。但是和平并没有到来，蒋介石又挑起了内战。中国面临着两个命运、两个前途的抉择。

盘踞在晋西南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充当了急先锋。

8月中旬，阎锡山部主力在日本侵略军的接应下进占太原及其附近地区。8月16日，阎锡山按蒋介石的密令，命令其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领第十九军、第六十一军的主力4个步兵师及1个挺进纵队（相当于师），从临汾、浮山、翼城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地上党地区，下旬占领了我从日伪手中解放的襄垣、潞城及被我地方武装包围的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

上党，是山西省东南部以长治为中心的地区，自秦汉置郡以来就是晋东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它东控太行、西据太岳，自古就是军事要地，那里地势高，古人有“与天同党”之说，所以称上党。

阎锡山占上党，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从整个战局看，当时蒋介石正从其大后方西南、西北调动大军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陆续开进。蒋介石率先在华北行动，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进而占据东北。阎锡山的这次行动是蒋介石实现“抢占华北，争夺东北”的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局部看，阎锡山企图以一把刀子插入上党，分割我太行、太岳两根据地，进而占领整个晋东南，然后把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逼到山区予以消灭，恢复其在山西的统治。

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在一个月内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企图以假“和平”手段，以共产党人到国民政府中去“做官”为交换条件，让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达到消灭革命力量的目的。

这时的美国政府也改变了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是坚持和平，反对内战，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毛泽东以大无畏的革命家的气度，准备飞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战争已经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门口打响了。

晋冀鲁豫解放区，西起同蒲路，与晋绥解放区相邻；东抵津浦中路，与华东解放区相接；北起正太路、德石路，与晋察冀解放区相依；南至黄河，黄河以南有中原解放区。这是华北战略区的中央大门，它堵着国民党军队向北进攻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

上党又是重点中的重点。

军情急如火。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如何消灭侵入上党的阎锡山部，作了部署。

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统一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解放区的领导，组成了由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的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薄一波任副政委，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的晋冀鲁豫军区。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区党委和4个军区。

当时在上党前线的只有参谋长李达一个人。

8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等和晋冀鲁豫军区高级指挥员陈赓、杨得志、陈再道、陈锡联、王近山等人，乘坐当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一架道格拉斯运输机回到了太行根据地。当时美机并不知道我方的意图，也不知道乘坐人员的身份。

刘邓等人一下飞机，就上了前线，那里的仗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

8月26日，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军区领导：集中太行、太岳军区主力首先歼灭阎锡山进入长治的部队，收复上党地区，消灭心腹之患。

8月29日，刘邓作出了晋冀鲁豫区的整个战略部署，并电报中央军委。

命令太行主力、陈赓部及冀南之8000余人，共约2.8万人进行上党战役，坚决消灭阎部1.6万人。

部署经中央军委同意后，晋冀鲁豫军区决定，刘、邓、张会同李达参谋长，指挥上党战役，滕代远、薄一波即赴冀鲁豫平原地区指挥那里的部队行动，并准备平汉线上的作战。

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等在进行战前动员时，首先向集结待命的干部战士传达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讲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打好上党战役的决心。邓小平指出：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们抢走。毛主席在赴重庆之前说过“只有你们打得好，我才能谈得好”。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我们不要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邓小平向参战将士发出了“打好上党战役，支援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的号召。刘伯承说：蒋介石的军队沿5条铁路开进，5个爪子伸开向我们扑来了。人家的足球向我们华北解放区的大门踢过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我东北解放区战略展开。平汉、同蒲是我们作战的主要方向，但现在的问题是阎锡山侵占我上党6城，在我们背上插一把刀子，芒刺在背，脊梁骨发凉，不拔掉这把刀子，心腹之患未除，怎么放得下心分兵平汉、同蒲去守大门呢？

“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战”，“为支援毛主席谈判而战”的口号激励着广大指战员，他们纷纷宣誓坚决歼灭敌人，争取战役胜利，并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了战前练兵。

9月7日，军区下达发起上党战役的命令，10日战役正式发起。

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第一个大战役，也是军区部队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的运动战转变的第一个大战役。战役开始后，9天内连克襄垣城、潞城、壶关、屯留、长子5城，歼敌7000余人。长治阎军完全陷入孤立。

从9月20日起，开始合围长治。

长治是上党地区的首府，城高壕深，工事坚固，守敌是阎锡山的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所辖的3个师，约1万人。

9月24日，我围城部队正式攻城。

阎锡山为了救援长治被围孤军，派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率二十三、八十三两个军的6个师和省防军2个师，共2万多人，于28日进抵沁县以南，并急电长治守军军长史泽波，“上党必争，长治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灭”，以稳住阵脚。

由于连日阴雨，给我攻城部队带来一定的困难。敌援军将至，我又久攻不下，在此紧急关头，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变攻城为围城打援。除留一部继续佯攻长治，吸引援军继续南下，并准备歼灭由长治出城接应之敌外，我部队主力兼程北上，在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下，将阎军合围于老爷岭、西窳、磨盘垴至榆林地区，经过数昼夜激战，敌除2000余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彭毓斌被击毙，数十名高级军官被俘。

敌援军被歼，守城之军顿成瓮中之鳖、惊弓之鸟。史泽波便于10月8日夜趁大雨浓雾弃城西窜，企图横穿太岳区，逃回临汾、浮山和翼城。我野战部队和地方人民武装部队在“拼命抓住敌人”的口号鼓舞下，忍受饥饿疲劳，日夜追击，于10月12日在沁河以东之将军岭及桃川地区全歼逃敌，包括史泽波在内的近万名官兵当了俘虏。至此，历时30余天，共歼敌11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共3.5万人的上党战役胜利结束，除沁县外，晋东南地区全部解放。

上党战役的胜利，给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不仅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后方，而且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蒋介石原指望在重庆谈判桌上以此为筹码，没想到全副武装、趾高气扬、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队竟会一败涂地。

蒋介石又恼又恨又无可奈何，在谈判桌上乖乖地签订了《双十协定》。

败军之将史泽波对陈赓这样说：“抗战八年中，贵军在上党地区和日军作战，日本投降后我们来抢占地盘是不对的，不过，没想到失败得这样快，真是天助你们。”

上党战役的胜利为我军主力在漳河以北组织歼灭战，为全力歼击平汉线北犯的国民党军开辟了广阔有利的战场，在军事上为我军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经过这次战役，我军补充了大量装备、弹药和兵员，提高了正规作战的水平，加速了由游击兵团向正规兵团的转变。10月14日，也就是在战役结束后的第三天，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写出了《上党战役经验的初步总结》，刘伯承、邓小平将战役经验电报中央军委。

在谈到上党战役的经验时，刘伯承、邓小平说：“我们上党作战是经过夺城打援、围城打援、消灭突围逃窜之敌的三种形式与过程。”

毛泽东高度赞扬上党战役的伟大历史意义。他在《关于重庆谈判》的讲话中说：“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上党战役刚刚结束，邓小平和刘伯承又受命指挥平汉战役。

国共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但是，毛泽东认为：“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他看透了蒋介石的心思，估计蒋介石会进一步扩大进攻解放区的规模。毛泽东强调“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事态的发展和毛泽东预料的一样。

蒋介石进攻华北、抢占东北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斗争在平汉路上展开了。

10月12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刘伯承，指示：“山东、华东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需一月，各部队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需两月至三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要求晋冀鲁豫军区除以一部兵力截击沿同蒲路北进的敌军外，集中主力歼击沿平汉路北犯的敌人。

10月17日，上党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又给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发来一个电报，电报中说：“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次相等的或更大的胜利。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外，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中央要求“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力量，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部队，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中央还指示，应诱敌深入到安阳、沙河间地区寻求机动，予以各个歼灭。

为了完成党中央交给的战略任务，10月10日，在上党战役尚未完全结束时，刘伯承、邓小平即从前线赶回晋冀鲁豫军区驻地涉县赤岸村，部署平汉战役。

刘邓指示：为适应组织平汉战役，所有冀南、冀鲁豫及太行山在平汉线上的部队均归王宏坤、陈再道、宋任穷指挥。以坚强部队控制汤阴及其两侧，监视、迟滞敌人北进，主力迅速占领临洛关、紫山及临漳、成安、肥乡三城，准备在漳河北消灭敌人。

10月中旬，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之先头部队第三、第十六军，沿同蒲路经榆次转正太路开抵石家庄，侵入华北解放区腹地；孙连仲的第三十军、第四十军、新八军等部4万余人，在其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兼第四十军军长）、高树勋（兼新八军军长）率领下，由新乡沿平汉路北犯，后续4个军亦在向新乡开进；伪军孙殿英部随孙连仲部一同北犯，乘机侵占我已解放的汤阴县城。

平汉战役也叫邯郸战役。

邯郸，是华北的战略要地，它处于全国解放区的中央，扼华北解放区的大门，西峙太行、太岳，东展冀鲁大平原，南临黄河，北界正太，四周被同蒲、正太、津浦、陇海铁路所环绕，平汉线贯穿其中。

刘伯承说，邯郸这座战国时代被称为“四战”的城市，现在仍然是“四战”之地：东要配合山东，西要配合陕北，南要配合中原，北要配合晋察冀。它所处的战略位置，决定了邯郸战役的重要性。

10月16日，刘伯承、邓小平签署了平汉战役的作战命令。决心集中太行、冀南、冀鲁豫主力于漳河北岸至临洛关铁路两侧，以优势兵力歼灭沿平汉路北进的敌军。另以基干部队一部结合广大地方武装民兵，自新乡至安阳段两侧不断袭扰、截击、饿困北上顽军，切断其后方的补给线，迫使其残留大量兵力于沿途各要点，以迟滞其行动，并保障我主力顺利完成任务。

刘邓命令王宏坤、陈再道、宋任穷统一指挥杜义德、陈锡联、秦基伟所部组成路西军；由杨得志、杨勇、苏振华指挥第一纵队及冀鲁豫军区主力兵团一部组成路东军；由张廷发指挥所属3个团为独立支队，按部署集结到各自的目的地带，待机作战。

这一部署，后来被国民党方面称为“口袋战术”。

10月17日，刘邓又发出了《平汉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具体地分析了敌军的特点，规定了我军战术上的基本原则，以及关于野战、村落战斗、夜间战斗、特种兵战斗的具体战术，还规定了大兵团作战的指挥与协同动作时的纪律和注意事项。

10月22日，战斗开始，且异常激烈。

几十年后邓小平回忆说：“马法五的第四十军、第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拼了一次，一拼就是几百人伤亡，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我跟苏振华通电话，叫他坚持五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那次他们那个一纵队的阻击战是打得不错的，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部队才赶上。”

由于敌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加之兵力足、火力强，刘邓当即决定待机总攻，采用猫捉老鼠、盘软了再吃的战法。一方面以各种形式来疲惫、挫折和消耗敌人，等待后续部队集结完毕；另一方面分化瓦解敌军，积极策动争取高树勋新八军起义。

邓小平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的伤亡会很大。”

邓小平一向十分重视瓦解敌军的工作。在平汉战役的紧急关头，他非常重视争取高树勋起义的工作。他后来说，高树勋在受汤恩伯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到他的司令部马头镇去做工作的。同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当时是我们的联络员，我见过多次。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

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及其所部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多年来一直受蒋介石集团的排挤、歧视，与蒋介石矛盾尖锐。蒋介石为削弱杂牌军的军事实力，派高树勋部沿平汉线向北进攻，使其作为内战先锋。高树勋深知蒋介石的用意，对蒋极为不满，从新乡北进之前，就派人与我联系，表示不愿意内战。

在这之前，共产党人王定南就被派往高树勋部做统战工作。在上党战役紧张的战斗中，刘伯承、邓小平就多次听取了王定南的汇报，并派申伯纯、靖任秋等协助王定南一道做争取高树勋的工作。邓小平还派人到新乡附近建立联络站，同高树勋联系。

平汉战役开始后，邓小平又多次布置这项工作。

邓小平认为，要抓住有利时机，成功地策动高树勋部起义，这将会对平汉战役的胜利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10月28日，王定南从高部回来向刘伯承、邓小平汇报说：高很愿意同我军谈判，但还有些顾虑，主要是高夫人现在还在徐州，高为夫人的安全担忧。

邓小平听了王定南的报告说：“高现在起义，不仅对当前作用很大，对今后的政治影响也是很大的。你转告他，时机很重要啊！”

刘伯承接着补充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机不断，反受其害。关于高夫人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电请中央解决。”

王定南要回高部，临行时，邓小平再次强调说：“转告高树勋将军，要从大局着眼，配合我军行动，对革命作出重大贡献。”

10月29日，王定南又赶回来向刘伯承、邓小平汇报。他说：“我今天见到了高树勋，把刘司令员、邓政委的话，原原本本地转告了他。特别是把刘邓首长十分关心高夫人的安全，已电请中共中央转新四军陈毅军长派人到徐州车站去接她的消息告诉了他，当时高树勋激动地说：‘我立即起义，走革命道路。’”

刘伯承、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非常高兴。刘伯承说：“很好。我们对高完全以兄弟相待。”

为了表示诚意，邓小平对参谋长李达说：“我看你马上去一趟，代表刘司令员和我去看望高树勋，一方面鼓励他坚定已下的决心，一方面看他还有什么问题，好作最后的商榷。”

李达原是老西北军的军官，是宁都起义过来的。他代表刘伯承、邓小平去看望高树勋，更加坚定了高马上起义的决心。李达鼓励高树勋说：“高先生如果在当前中国面临着内战与和平、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大搏斗的紧要关头，能高举义旗，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建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将比宁都起义、五原誓师的意义更为深远。”

高树勋听了李达的一席话，非常高兴和激动，当即表示：“10月30日宣布起义！”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高树勋的起义极为重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称之为“高树勋运动”。后来毛泽东在12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提到：“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的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毛泽东要求各地“必须按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配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

邓小平回忆说：高树勋“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

陈赓在评论平汉战役时说：“日本投降以后，刘、邓首长指挥上党战役歼敌十三个师，取得我党建军以来战果最大的胜利，不到一个月，又在平汉路歼敌三个军，打破了他们自己创造的纪录。这两个战役制胜之道很多，最关键的一条，是刘、邓首长敢于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有利战场。如果把部队分散，到处零打碎敲，绝不会有这样的胜利。因为现在是对蒋介石了，同打日本时的情况相比已经发生了战略上的变化。”

后来，邓小平在谈到上党、平汉战役时说：“真正讲反攻，是上党、平汉战役开始迎战敌人的。我们迎战敌人，逼蒋签订《双十协定》。”上党、平汉“那两个仗打得好险！没有弹药，一支枪才有几发子弹。打攻坚战很困难，决定的关头靠冲锋，靠肉搏战。这两个都是歼灭战，打胜了以后，武器也多了，人也多了！”“仗一打开，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一个野战军的格局。”

1945年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解放区的主力部队合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也就是从这时起，人们称这支部队为“刘邓大军”。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订停战协定。但一纸协定并没有阻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的脚步。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

晋冀鲁豫解放区，西起同蒲路，东抵津浦路，北至正太路和德石路，南跨黄河达陇海路，与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华东各解放区、中原解放区都相毗连或邻近，是各解放区的枢纽，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国民党进攻的重要地区之一。这时，蒋介石已调集以胡宗南、阎锡山、薛岳、孙连仲、刘峙等领导的各路大军共30余万人的兵力，集结于晋冀鲁豫周围，准备实施进攻和“围剿”，控制并打通交通线，并拟引黄河水归回故道，分割和淹没解放区。

为了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刘伯承、邓小平报经中央同意，决定集中野战军主力，主动而又机动地歼灭敌人，并将全体野战军分为两部，一部4万余人，由刘邓率领，向豫东方向作战；一部2万余人，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由陈赓率领，向晋南方向作战。8月，中央批准了他们的作战计划。

刘伯承、邓小平首战选择的是陇海路。

8月10日，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陇海战役。这一战，是以奇袭制胜的典范。在刘邓精心大胆的运筹下，刘邓大军采取出敌不意、长趋纵深、突然袭击的战术，有力地迅速地取得战果，并达到了有效吸引进攻其他解放区的敌军回援的目的。8月22日，陇海战役结束。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胜利出击陇海路后，国民党军大为震惊。蒋介石迅速在郑州、徐州一线集结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30余万人，欲乘我军未及休整之机，以绝对优势兵力合击我军于陇海路以北山东界内的定陶、曹县地区。

面对来势凶猛的国民党军，刘伯承、邓小平分析：两路相比，西边的敌人比较弱，以集中主力歼灭西路敌人为宜。他们决定，进行定陶战役。

9月2日，定陶战役打响。8日，战役结束。我军以伤亡3500人的代价，歼敌4个旅约1.7万人，俘虏敌整编第三师中将师长赵锡田。这一仗，连同我军在苏中的胜利，扭转了整个解放区南方战线的严重局势。

从1946年10月3日到1947年3月，刘邓率部在陇海铁路南北开展运动战，大踏步进退，连续进行了巨野、鄄城、滑县、巨（野）金（乡）鱼（台）、汾孝、豫皖边以及豫北反攻等较大规模的战役。

至此，刘邓大军在陇海路南北先后9次与国民党军队较量，九战九捷，给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以有力的打击，打出了刘邓大军的赫赫威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