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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春，本人突然心生妄念，联合三位在高校任教的中英文教师，申报了“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的一个研究项目，由本人执笔，填报了一份“国家语委科研项目申请书”。根据申报指南，本人拟定了一个《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方略研究》的题目（此题几乎跟指南上面的一个题目一模一样），做了一个系统的论证，提交、上报。遗憾的是，该申报最终落榜，没有中标。这也在意料之中，或许也在情理之中。“国家语委”讲的是中国的语言文字，管辖的也是中文，跟外文不搭界。然而，落选之后，内心也颇感失落，甚至多少有些不服气，总觉得所谓“国家语言能力”就该是自己的这一理解或解读，否则就有落伍、狭隘之嫌疑。“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也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否则就会因陈旧而沦为错误的观念。既然是“国家语言能力”，就要有全球视野和国际背景，就要有使用外语的能力。现在，尽管当初申报的那个项目最终没能够获得资助并展开研究，但对原来的基本的构想，本人依然还有些“敝帚自珍”心理，依然觉得有必要公之于世，与人分享。这里所呈现的就是根据原来课题论证的核心部分改编的，一些研究的具体思路和方案，包括研究方法，则几乎全部删去。当然，它太简短，只是个基本的理念。由于是一个课题论证的大纲或方案，没有引用任何资料，缺乏规范的注释，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另外，本人之所以有下面关于对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的认识、评估及对策建议，首先是建立在对自己语言能力水平有限的清醒认识之上的，其次是基于对自己的语言能力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感悟，最后才是出自对整体形势和全民语言能力的观察和认识。本人绝不敢有任何方面的骄矜、自夸，特别就语言能力而言，更是自惭形秽，常常自怨自艾，对自己没能学好外语懊恼不已。如果有足够的外语能力，在学术上自然能够取得较大的进步，也能更好地为国效力。这是我平生一大遗憾之一。我清醒地明白，自己无论是汉语普通话和母语（家乡方言），还是英语，水平都非常有限，甚至低于常人。然而，我以为这或许并不妨碍本人对这一话题从事研究，或对相关问题做出评价，表达意见，提出建议。对国民或国家语言能力的反思和检讨本身就是一种宏观的自我检讨或自我批评，当然包括我本人的自我反省。
国家语言能力的主体是国家或全体国民，其参照系应该是其他国家及其国民的语言能力。因此，这一问题应该在国际背景下进行考察。这样，它就涉及到语言本身和语言之外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就语言本身来说，它涉及的肯定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中文能力问题。国家语言能力主要指国际语言交流的能力、外宣能力、价值与文化推广能力和全面的学习能力。因此，我们不能仅仅考察国人的中文能力，而且还应该考察国人的外语（主要是英语）能力。这一问题当然也关乎国人的中文能力，也涉及到中文的国际地位、国际传播和国际影响力的问题。然而，中文目前毕竟不是我们用于国际交流的主要语言。即便说我们要提高中文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但那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而关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更取决于中国传媒、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与教育的地位。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国际交流的主要工具还是英语为主，中文为辅。因此，我们应该同时考察国人的这两种语言能力，而且应该侧重于对国人的英语能力的观察和研究，并制定出提升中国人英语语言能力的良策。
国家语言能力的问题应该从国家间竞争的角度去理解。它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应该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学术诸方面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把它上升到文化力或软实力的高度，将其看作国家能力与综合实力的一个方面。因此，考察国家的语言能力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国家的语言能力一方面与国家的地位和综合国力有关，同时也体现在国家交流与国家竞争的各个方面。说到底，它不仅仅是一种国家间语言能力的比较与较量，更是一种综合的国际交流和文化比较与较量。考察、衡量国家语言能力，绝不能局限于语言本身，甚至不能局限于教育本身。制定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方略也不能局限于语言本身和教育本身，而应该放宽视野，着眼于语言之外的所有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提升所谓的“国家语言能力”，首先应该立足于建立一种全新的分析国家语言能力的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中国语言能力的方略。这应该是一种新的全面系统的工作。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人提出过此类理论或研究方法，国外也没有类似的成果出现。下面我们提出的理论与方法应该是全新而系统的，或许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
关于“国家语言能力”的话题，其涵盖的主要问题包括：
1. 如何认定或界定语言能力概念；
2. 探讨中国的语言能力问题出在哪里；
3. 认清英语在中国语言能力问题中的重要性；
4. 指出语言能力与文化、教育、学术的关系；
5. 提出建立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新思路。
所谓的重点或难点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1. 中英文关系的调整及如何同时提高国人的中英文能力；
2. 如何营造一个多方位、全民参与的国际化的语言环境；
3. 社会评价机制、人才评判标准与用人标准要更加国际化并重点考虑综合语言能力；
4. 确立英语在高等教育中的决定作用，将其确定为高等教育的第二语言，建立高等教育的“双语模式”；
5. 通过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学术国际化提升国家的语言能力，提升中国学术、中国传媒、中国文化、中国教育和中文的国际地位。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语言能力局限于母语或一个国家的全民共同语的狭隘范围之内。目前，国际交流与合作很大程度上依赖英语等国际语言，非英语国家的学习能力和教育本身也不能仅仅依赖母语或全民共同语。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加深和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中国人的语言能力已经不仅仅是中文水平和中文的传播力的问题，而且也包括英文等国际语言能力。不得不承认，在全球范围内，中文目前算不上是一种国际交流语言和国际化的教育语言及传媒载体。而英语几乎被认为是一门国际共同语，在全球外交（政治）、商贸（经济）、传媒、学术、文化等诸多领域，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中文。对于中国人来说，在诸多领域的国际活动和国际交往中，英语的重要性可能也超过了中文。无论从国际职场和劳务输出的竞争方面，还是在外交与商业活动领域，英语都是主要语言和沟通媒介。在教育与学术领域，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英语的作用，对于中国人也是如此。英语是主要的国际教育语言，几乎所有重要的学术著作都以英文的形式发表、出版。世界上主要的媒体也都是英文的，英语等外语能力的短板会降低中国的语言能力。英语水平不足，想在这些领域施展拳脚并取得成就是相当困难的。一个国家的语言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外交、商贸活动的开展，决定着这个国家文化交流、教育与学术发展的成败。
语言的重要性及其功能要从政治与外交舞台、商贸与经济活动、教育与学术发展、文化与传媒的覆盖、出版物与其他文化产品的质量等方面进行评估、考量。所谓语言能力的提升也应该着眼于与此相关的这些领域国家竞争力的提升。语言的影响力取决于文化与传媒的辐射力和外交与商贸的实力，更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教育质量与学术水平，以及这个国家出版物和其他文化产品的覆盖面。语言的全球竞争是国家综合实力和软实力的竞争，其地位和实力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但更体现在这个国家的文化和教育的竞争力和实力上面。所以国家间语言的竞争首先在于文化、教育与学术。提高语言能力也首先需要提高文化、教育与学术水平，营造一个好的文化、教育与学术的环境或氛围。这样才能产生出色的人才和其他类型的文化、教育与学术产品。国家的语言能力首先体现在包括外交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教授、学者、专家的综合素质或能力上，体现在思想家和发明家的数量和能量上，然后体现在包括学术著作、文学作品、大众传媒和电影、电视等各类文化产品诸方面。
如果承认中国整体的语言能力存在着欠缺，那么问题首先出在教育和学术界，其次在社会评价机制、社会用人机制和社会竞争机制方面也出了问题，好的人才、好的作品、好的成果难以得到承认并脱颖而出。或许，有一些语言能力及其他能力不足的人却占据要津，以教育家、专家、教授、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官员的身份掌握权力，占有资源。我们怎能指望那些数量或许有限但却把持资源和权力的各类不称职的南郭先生式的人物在政治、经济、文化、文学、艺术、科技、教育、学术等诸多领域领导他人如何提高文化、教育和学术水平并提升我们的语言能力呢？又怎能指望他们写出好的著作或作品以影响社会和学术界、文化界呢？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严重扭曲了我们的教育、学术和用人制度，也会严重影响我们的语言能力、学术水平和其他能力与水平的提高。
尽管中国是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也一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但令人心酸的是，当前中国的中文媒体和出版物以及中文教育在国际社会几乎没什么地位和影响力。即便是在国内学术与教育界，中文出版物的重要性和地位也非常有限。这与这些中文出版物的质量有关。在国际学术界和国际社会，中国的英文出版物和英文媒体的地位与影响力也面临着相同的命运。中国一流的学术研究与最好的教育对英文和英文出版物的依赖已经非常大，但中国学术的国际化程度与英文教育程度却依然非常有限。我们无论是以英文形式（媒介）还是中文形式（媒介）的文化、教育与学术输出都微乎其微，媒体与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微不足道。这也是中国语言能力和文化力的体现或真实写照。
中国教育的普及率已经相当高，英语学习的普及率也不算低。然而，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的角度来衡量，中国人的语言能力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都不是很理想，同时也都有着极大的提升空间。在国际社会各领域，中国的政治家、干部、专家、学者、商人与劳工、学生与游客，英语的整体水平都非常有限，常常受人诟病。即便是一些外交人员，可能也有着需要提升的空间。不少人难以通过英语在各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充分表达中国立场，捍卫中国的价值和利益，展示中国文化和尊严，或宣传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也难以广交朋友并学习国外先进的东西。无论是从“讲好中国故事”的角度，还是从“维护中国利益”出发，都需要跟外国人打交道的能力。没有外语能力，一切其他特长都无所发挥，也都无从谈起。
不少领导、企业家，甚至专家、学者，与外国人打交道时需要借助于翻译，而不能直接与人家沟通。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专家、学者能够用英语发表论著、海外讲学的极少。
改革开放之后近40年，中国的大学从规模和物质条件到学科建设与师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无论是本科生、硕士研究生还是博士生，招生规模和在校人数都是全球第一。中国本可以借机跃居世界教育强国乃至教育超级大国的地位，不但培养的人才能走向世界且广受欢迎，中国教育也可以走向世界，获得巨大市场，让各国留学生趋之若鹜。然而，这种局面并没有出现，人们反倒都在抱怨教育质量严重下滑。中国大学的质量或文凭不被国际承认，一个借口就是中国大学不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英语不受重视。或许这不是中国教育未获得外国尊重的主要原因，但却是原因之一。
现在中国人去海外读书的势头有增无减，出现了留学生低龄化和大量陪读家长的现象。很多家长送孩子出国留学时候通过中介，花了大价钱，孩子在国外也大都并没有得到较好的安置，最终很难学有所成。这种盲目留学的一个借口是：不管怎样，总可以把外语（主要是英语）学到手。然而，在中国富贵留学生扎堆的地方，那些不知用功的孩子能否把英语学会，可能仍是个未知数。能够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并不一定说明英语过关了。
学习英语真的非得去国外吗？中国的大学和国内真的就不能营造一个好的语言学习与应用环境（包括外语与中文）吗？中国难道真的没有英语生根的土壤吗？
不得不承认，英语在中国的地位是非常尴尬的。一方面，中国人对英文学习极为重视，从小学到博士阶段的教育都有充足的时间，社会上也有各类英语培训班和成人教育班。然而，中国人的英语应用能力和实际运用的状况却很不理想，从口语到读写，都与我们付出的时间和劳动不相称。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中的英文文献的使用和以英语为媒介的专业课程的设置都是极其有限的。
在国内，中国人对待英文的态度走向两个极端，或者可以说是两极分化。一方面，在教育市场中英语教育的行情一直看涨；而另一方面，在学术与高等教育中，语言的民族主义却非常盛行，英语的地位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然而，在中国的教育市场竞争中，各类学费昂贵的英语培训项目只能满足应试和交际英语（所谓口语）的需要，而很难解决高端英语人才的短缺，没法满足学术、教育、劳务和人力资源市场的需求。
一个民族整体的英语水平与能力关乎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和国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国家的形象、学习能力和教育水平的体现。这主要是因为，全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学者主要以英语为首选的语言从事教育与研究，主要学术著作也以英文的形式发表，国际会议的语言也主要是英语。就当前的情况而言，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在中国，英语利用率低或英语能力弱的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质量不可能高，这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对中国人来说，个人或整个国民英语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全面发展、国际竞争与和平崛起。中国人的英语能力甚至对中国的教育水平和学术交流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而教育与学术的国际化程度和英语使用的比例，又决定着人才的质量和文化的国际竞争力。
在任何程度的教育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学生与教师的素质与水平首先体现在语言的口笔头表达能力方面，除了中文能力之外，也包括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中国的外交能力和商贸开拓能力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国人的英语能力。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和传媒的辐射力也不能脱离英语。现在是重新定位英语在中国教育、学术和文化发展与传播中的地位的时候了，这包括建立将英语能力视为国家或国人语言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的观念。
客观地讲，中国人对待英语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因此，尽管投入了足够多的时间和金钱，但中国人整体的英语水平和能力却不够高。英语在中国不具有实用性，也没有应用或使用的广阔的文化环境、教育环境和商业环境。这制约了中国文化、中国教育和中国学术的发展和国际传播，降低了中国的人才和人力的质量，限制了中国的影响力和软实力。
不得不说的是，由于语言的原因，中国的人才和人力资源的国际竞争力被削弱，大多数人难以经受国际人才或用人标准的检验。同时，英语等外语能力和水平的局限也制约了中文水平的发展。中文能力的提升也离不开中国的文化、教育与学术水平的提高，而提升教育、学术和文化的水平，应建立中英文二元体系的教育与学术模式。一旦有了良好的文化、学术和教育环境，有了高质量的教育与学术，中国人的中英文水平都会同步提升，而不是此消彼长。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对于中国人来说，中英文之间或许有一定的竞争关系，二者之间更可以互相促进。国人中文能力提高的障碍或中文水平的下降的原因绝不是英语的挤压或重视英语造成的，而是由于文化不兴、教育落后、学术贫乏、管理模式陈旧造成的。我们应该首先从我们的文化、教育和学术的环境和竞争力本身入手去解决问题。就教育和学术方面而言，绝对不存在英语受宠或偏向英语的情况。我们的中小学被指责为应试教育或考试教育的基地，其实高等教育也好不到哪去，与基础教育相比存在的问题可能更多。
一般而言，在中国，中学之后基本上就不再搞中文的写作训练了，英语也是如此，只是为了考试。从小学到大学，学生学习英文的时间并不少，但是效果和总体能力又怎样呢？
我们的中文能力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第一，表现在中文教育和中文的语言功能没充分发挥；第二，表现为中文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有限；第三，表现为以中文为工具的文化产品和传播媒介影响力有限，质量不高；第四，从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来看，表现为我们在中文教育和中文能力的收获有限，不应该是现有的水平与地位。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中文教育与中文能力的培养方式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迷失与困境。
从国际的角度来看，较之古代中国，中文的国际使用范围、覆盖范围和传播范围也在萎缩。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尽管海外出现了所谓的“中文热”，但也主要是从经济发展和贸易、就业的实用角度考虑的。在外交、文化、教育、传媒和学术的角度，中文的重要性并没有真的得到提高，在这些领域反而更处于守势或颓势。
孔子学院在海外的推广与建立是个好的构想与尝试，但以它为核心的海外汉语教育模式也不能称得上成功。因为这一模式的效果有限，而且投入与产出也不成正比。需要注意的是，孔子学院的中文教学大都停留在语言教学的初级阶段，可持续性和进一步发展、深化、提高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也需要进一步探索。
不得不说，中国的语言能力提升还存在着一定的体制性的障碍。我们在语言观念与语言政策上可能不是很明确，对语言的文化和教育地位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对英语等外语与中文的关系也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与时俱进的观念更新。关于普通话、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我们缺乏明确的认知，而且没有国语概念。这降低了普通话所应该具有的地位，还造成了外语、全民共同语与方言、母语之间关系的冲突。这一系列的原因都不利于全民语言能力的提高，也不利于普通话的推广和中文水平的提高。对于英文的使用及其重要性，无论从政治、经济、社会、传媒、教育、文化与学术等各个方面都应该重新定位，并在教育、新闻出版与学术界进行创新、试点。教育、学术、文化与新闻出版的质量决定我们能否提高自己国家的中英文能力。然而，我们在相关领域没有政策与体制的变革，相反却存在着政策与体制方面结构性的障碍，因而限制了教育、文化、学术与新闻出版的发展和突破，进而也影响到了全民语言能力的提高。
这些问题怎样才能解决呢？结构性的调整和最根本的改变应该从教育或教育制度入手，关键是要调整语言政策。我的具体的建议是将英文列为中国教育的第二语言而非外语。在中国大学的一些院系将英文列为主要授课语言（语言媒介）或在大多数院系开设英文课程（全英文授课）将是最具突破性的尝试。允许与国外大学合作开设一些完全以英文为教学语言（媒介）的大学或院系也是一种选择。
在中国，在基础教育阶段以英语取代中文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但将英语列为高等教育的语言应该说是可行的，利大于弊。将英语列为辅助教育媒介或第二教育媒介将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就中文与英文的使用比例而言，高等教育中以英语为媒介的比例可以高一些，但不宜超过50%，而基础教育中采用英语为基本的教育媒介只能象征性地进行试验。
中国固有的英语教育失败之处恰恰在于没有将英语列为高等教育的第二语言（第二教学媒介）。也就是说，我们对英语的重视还不够，而不是重视过头了。我们将英语仅仅当作外语来学习，时间花得够多，但由于缺乏实践或运用，没有用作教学工具，学习的效果并不好。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主要是背单词，应付各类考试。这是一种效率较低的学习外语的方式。如果将英语列为第二教育语言（教学媒介），则意味着一场教育的革命和英语学习的革命。以中国人对英语的热情，英语很快就会成为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中国人手中熟练的工具。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固有的英语教育制度或模式确实有问题，显得过时而陈旧，但这并不意味着懂英语和学习英语有错。我们应该考虑学习方式的革命，而不是要取消英语学习或英语教学。民国时代的教育也有很多问题，或许有崇洋媚外的现象，教会学校或许培养了不少所谓的洋奴，但那个时候的大学生的英语水平是较高的，那些大学的确也培养了不少拔尖、过硬的外语人才。不得不说，那个时代高端的外语人才比例是不小的，质量也是过关的。
仅仅将英语作为第一外语与作为第二教育语言（教学媒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其效果和在教育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是有实质区别的。把英语当作外语进行教学不仅不能充分保障全民英语水平的实质性提高，而且不能发挥英语及英语资源的全部功能，而将英语当作第二教育语言（教学媒介）则效果会完全不同。将英语列为第二高等教育语言（教学媒介）并非仅仅为了学习这门语言本身。这一做法首先是改变传统英语教学的一劳永逸的良方，但它更是促进中国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关键步骤。单一的教育语言（教学媒介）在大多数国家已不能适应目前全球化形势的需要，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引入英语作为教育语言的根本原因。当然，我们应该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语言政策，以避免英语对中文教育形成较大冲击。这样，我们的教育体制也会显得更健康、完善。在这种体制内，中英文将优势互补，互相影响，共同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促进中国语言能力的提高。
中国基础教育不宜采取“双语教学”的原因有二：一、 “双语教学”需要更多的英语师资，师资的短缺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得了的。如果硬搞“双语教学”的“大跃进”，吃亏的则是基础教育和学生。二、 在基础教育阶段搞“双语教学”会影响青少年学生对母语的学习。如果在中小学实行“双语教学”，中文教育将被排斥，至少时间会遭到挤压，届时中国人的中文水平将严重下滑，中文地位则会一落千丈。许多私立的所谓“贵族学校”的“英语教学”或“双语教学”就证明这一点。在中国，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搞“双语教学”是走火入魔的病态表现。我们应该将试验区设在高校，而非中小学，更不应该是幼儿园。
前几年，几乎全国所有的高校都在推行“双语教学”。不过，即便是在高校，“双语教学”也面临许多困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师资不足。教育部2001年4号文曾要求各高校在3年之内开出5%—10%的全英文授课课程，但条件具备的高校微乎其微。有些大学的双语教学勉强处在尝试阶段。即便说一些所谓“双语教学”搞得比较好的大学，其“双语教学”也或多或少有点名不副实，“全英教学”更有走形式之嫌。以目前中国高校的师资水平，要推行真正的双语教学或部分课程的全英文教学是非常困难的。中英文语言的分配、如何保障中文教育少受冲击，以及统筹管理等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当然，“双语教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目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反对声音。不过，最后的结果如何，尚不甚明朗。
“双语教学”或英语教育应该是中国教育的必然选择。我们应该顺应全球大趋势，及早实现教育的国际接轨。双语教育或“双语教学”可以被看作中国人才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如果措施得力，运作得当，“双语教育”或“双语教学”，或将英语定为第二教育语言（教学媒介），将使中国教育和英语教育借此实现质的飞跃，中文和中国文化也将因此受益。
（作于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