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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被认为是西方哲学的精髓，是哲学之为哲学的根本，一度曾为哲学的代名词或同义语。西方学者倾向于认为形而上学及其传统是西方的专利，或者说是西方文化中独有的。因而，形而上学也成了鉴别西方有哲学而中国无哲学或中国哲学不是哲学的关键。对于某些西方学者来说，中国哲学就意味着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嫁接或东施效颦，而历史上的中国哲学（中国古典哲学）只是一件根本不存在的“皇帝的新衣”。2001年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兼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德里达访华时明确表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因为中国缺乏所谓的“逻格斯”传统。事实上，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争论的诱因从根本上来说文字游戏的色彩很浓。如果从德里达等人设置的逻辑陷阱里跳出来，会很容易地发现他们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其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更早的黑格尔也藐视中国文化。他在其《哲学史讲演录》里认为中国无哲学，贬低中国古代的文化成就。黑格尔尽管是大家，但凭借当时有限的二手三手资料，能了解多少中国学术和哲学传统？他是个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和西方文化优越论者。而德里达公开声明自己对中国文化不了解。他不以为自己对中国文化或哲学有多少发言权，也无意贬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然而，事实上他的态度和发言还是产生了轻视和歧视的效果。随意否定中国哲学的存在和形而上学思维成就的存在是轻率的行为。
当然，对中国哲学合法性进行质疑无碍于中国哲学的存在和其成就之伟大，也无碍于当代学人对它的研究。其实，这种挑战对于中国哲学界来说与其说是一场危机，不如说是一种动力。它的积极因素远远大于消极因素，其建设性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中国学者在考虑中国哲学研究的国际对话和国际接轨的必要性的同时，自然会对原来自以为是的东西重新思考，甚至有考虑对中国哲学史的学术体系进行系统重建的可能性。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之所以受到外国学者的质疑，首先说明中国哲学没能得到中国学者较好的阐释，更没能走向世界，造成外界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认识不足。这首先是中国当代学术实力弱小和国际传播力的局限所致；其次是外国学者一直对中国文化抱有偏见的一个表现。试想，如果中国当代学术成就非常丰硕，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强劲的影响力，怎会出现这种局面？这首先不是中国的历史文化成就不足以让人重视，反倒是当代中国学术实力不足的证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国际学术界没有声音、少有影响，不仅仅在各学科领域不能显示存在，在解释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方面也没有自己的学派和立场，只能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没法与外国学者对话并拥有发言权。一言以蔽之，在国际学术界，中国学者没啥“话语权”，在中国问题上，也是外国学者的话语体系（discourse）占据主导地位。那些英文类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名著或畅销书大多是西方学者写的。有时候你读了西方学者的那些书觉得他们简直是信口雌黄，硬伤俯首皆是。你不得不痛心哀鸣：中国学者都在哪里？这不仅仅是一个“西方中心论”或“文化帝国主义”定性就能解释得了的。
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与西方是不一样的，其历史地位和功能也不一样。古希腊哲学在米利都学派产生以前基本是空白，而中国哲学和形而上学在春秋前已经蔚为大观，形成了传诸后世的基本的体系和方法。比如，《易经》已经成书，其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奠定了春秋、战国时代哲学体系的基础，对后世中国哲学的发展也是决定性的。中国哲学的源头不能只从老子、孔子等人算起，因为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源头早于孔、老学说。中国哲学和形而上学思维从伏羲、黄帝、周文王和周公等算起当然也不合适，但是，那些假托在他们名下的思想成就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这是西方学者的惯常思路，也是他们的局限。
套用西方形而上学发展的思路，从孔子、老子等哲学家开始构建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或描述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体系，就会将中国哲学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忽略掉。而且，一些不伦不类的生搬硬套更不利于把握事情的本质，比如以孔子套苏格拉底或柏拉图，以朱熹或理学套康德，或以整个儒家思想套康德哲学，很牵强地炮制一个中国哲学的“道德形而上学”等。这使中国哲学的面目显得愈发支离破碎。找对中国哲学的原始追问就等于找到了中国哲学的源头或根基。“道”是中国哲学最根本的概念，而且它是贯穿整个中国哲学史的从未退场的最高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任何一个所谓形而上学概念都比不过它，包括“逻格斯”、“存在”、“理念”、“善”、“规律”等。
有人认为西方的“逻格斯”或“求真”传统是形而上学的精髓。这当然没问题。但我觉得比较片面，比较狭隘，不足以说明问题。我认为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主要体现在思维方法和理论体系的连续性或继承性上。他们建立了一个普遍意义的思维方法和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用于探究世界，解释世界，最后成了普世的方法和体系。这种传统正是从古希腊开始的，虽然中世纪沉睡数百年，但在近代又被唤醒并发扬光大。
古希腊，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立下了穷究万物、追根问底的传统。苏格拉底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一无所知”堪称千古之问。由此出发建立的认知与理论体系及方法论是真正的哲学的，突出了认识主体的地位以及思维方法的价值与意义，开拓了无限广阔的认识空间，无所不包。近代的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仅次于这个疑问的提法，又开启了哲学方法和体系的革命。这一传统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得到了发扬光大，西方真正获得了思想的自由和学术的革命。西方的崛起和复兴并非仅仅出现了所谓的科学，不是所谓科学革命。它是整个学术和思想体系与方法论的更新与革命，科学仅是其中的一个表现。穷究万物、认识一切的气魄、能力和传统从古希腊就已经奠定了，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获得了解放，得到了复苏。
柏拉图的对话录也是这一方法的体现、延伸和继承，成了西方学术和认识的有效工具。柏拉图的对话录展现了探究万物的执着、逻辑的严谨性和思辨的魅力，展示了怀疑、探索、追问的力量和认识万物、无所不包的气魄。当然，他的理念建立起来的精致、完整的形而上学世界也是非常卓越的，是真正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形成。形而上学意味着有一个概念世界或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一一对应或完全对应，在认知上涵盖、囊括物质世界。这不是与现实的对立与割裂，而是思维、认识能力和理论体系成熟的表现。没有这种能力，就不能完整地认识世界，也就没有成熟的理论和学术体系，而只能停留在片面、狭隘、片段、原始、有限的认识与表达阶段。形而上学是思辨能力发达的体现和理论体系完整构建的象征。亚里士多德则在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之上，真正建立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科体系，而他的形而上学又是超越各门学科的。他的《形而上学》一书可以翻译为超越物理学，是超越具体之物、有形之物的学问，属于抽象、思辨、概念、逻辑、本质、规律、真理之类的东西。而孔孟的方法论和思想体系，包括老庄、申韩都没有达到这种广度和深度，更缺乏系统性。后世中国思想家也没能建立起能够穷究万物、涵盖万物的方法论和理论体系。古人的知识体系是非常有限的，不管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留下了不少禁区和难以涉足的领域。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检讨中国古代哲学或形而上学，也是有道理的。要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进步。
在西方哲学史中，形而上学的内涵是非常复杂的：先是逻辑的形而上学，它的化身有“逻格斯”、“存在”、“理念”等；然后是神学本体，其体现有“上帝”、“善”、“终极真理”等；第三个阶段又是逻辑的形而上学，表现为理性、规律、科学、真理等；最后西方哲学复归为人性本体，形而上学解体。我们可以笼统地将形而上学等同于哲学或本体论（存在论），但也可以将其看作哲学发展的一段弯路或错误（其体系至少是有局限的），因为历史上柏拉图的“理念论”、教父神学和经院哲学都曾是形而上学的同义语，也是最具有代表形而上学的资格的。不过，由于形而上学首先涉及本体或本原的存在，所以将形而上学等同于本体论或存在论也无不可。这已经是哲学界根深蒂固的传统，同时也是常识。于是，一个矛盾的现象就出现了：许多当代西方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一方面是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但同时又对形而上学一往情深，将形而上学视为哲学的最高境界。实际上，他们维护的是他们自己理解的形而上学传统。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一向是存在之思，哲学思维是一种追问之思，是一种追问方式。在他看来，形而上学问题本身比对其的回答更重要。近代哲学被认识论问题所主宰，对此海德格尔感到担心。他认为那是对形而上学的抛弃。总之，海德格尔反对的是预设真理的形而上学，而提倡一种回到哲学的源头（古希腊时代）不断追问、以“爱智”为目标的形而上学或形而上学传统。他的形而上学是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的形而上学。
可以认为西方哲学在19世纪末叶已经进入了取消形而上学的时代，或者说是不需要形而上学的时代，因为形而上学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已经被终结，即西方哲学史步入了无形而上学的当代阶段（或非形而上学阶段）。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的传统在当代西方哲学里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尼采等人彻底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和思想内容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这个时期的哲学家并不致力于形而上学体系的构建，因而是自觉地反形而上学的。这期间，对于西方学术界来说，形而上学的困境和难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西方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解放的自由状态，找回了“爱智慧”的使命和终极关怀的目标。或许也可以认为所谓形而上学在当代也没有退场，但形而上学无论是其含义还是其应用都失去了其神圣性、统一性、普遍性和所谓客观性。哲学家们似乎都离不开本体论，但各有各的本体论，而且本体的主观色彩很浓。这种彻底的解构和解放在后现代思潮那里达到了顶峰。归根到底，当代西方哲学是以人或生命为本体与核心，如人的自由、人的存在、人的价值和意义等。
这就是我们可以将形而上学的定义看作一种共识的基础。实际上，形而上学并不具备神圣性，相反，还往往意味着僵死的体系，几乎是反智慧的同义语。其实，哲学的本质和核心并不是所谓形而上学，或德里达强调的“逻格斯”。“逻格斯”也好，形而上学也好，表达出来之后或形成理论体系之后都成了僵死的东西，而“爱智慧”、“求真”则更能体现哲学的本质和功能。哲学的形而上学体系却将这一目标和功能丢失了。西方文化在近代突飞猛进，助西方完成了工业革命和现代化（Modernism），但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绝非决定因素。我们不能神化西方的思维传统或所谓形而上学。当然，这里首先将形而上学当作一种对本原存在和终极关怀的追问或思维，而不是那种关于所谓本原或终极追问的答案。没有任何相关的答案是完满的，也无所谓终极真理。也就是说，任何形而上学都是有缺陷的，更何况那种以绝对和永恒为目标和标准的形而上学体系。这里之所以坚持中国有形而上学，也是坚持中国有这种充满活力的第一哲学追问和思维能力，而不是说有僵死的法则和虚构的逻辑体系。如果形而上学真的意味着逻辑的虚构和对本体的神化，那么，中国没有形而上学倒是件好事。
当今的一般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就是哲学的关于本体或本原存在的部分，而中国古典哲学在这一部分有着雄厚的理论积累。总之，中国古典哲学的成熟程度与西方学术现代化之前的西方哲学相比绝不逊色。即便是西方哲学最引以为傲的所谓“形而上学”，中国哲学也有与其等量齐观的对应物。
然而，我们也有该看到中国的哲学传统或形而上学体系也有其不足之处。孔子实际上是中国第一个大经学家，诠释教条。他不是苏格拉底式的人物。苏格拉底是个开拓者、奠基者，而孔子是个集大成者，是个对前人成就的整理者。孔子之后，中国只有经学、诠释教条，缺乏开拓、创新。而且这种工作没人能超过孔子，中国没有真正的持续的形而上学传统，哲学体系也是薄弱的。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实际上并未达到思想方法和体系的突破。更何况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浩劫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约束，学术和教育重新垄断于官方，经学传统就成了中国学术的主题乃至全部。老庄哲学的内容和方法也基本上是诗学的，也就是说老庄哲学从方法论上、表述方式乃至体系上基本上是诗学特征或特色，缺乏逻辑性。法家、墨家、儒家的东西基本上是政治学、伦理学和史学的成分，哲学、思辨与形而上的东西少之又少。如果要说中国哲学的鲜明特征或强项，我们只能看历史哲学和诗学或美学。或许这是别的文化难以相提并论的。这方面中国人非常强，可能有较大的优势。或许我们可以说中国一直有一个发达的历史本体论或历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
中国哲学当然没有必要全部套用西方哲学的体系和范畴（概念），对号入座，验明正身，以此查证其靠拢或符合西方哲学思维的成分或比例，从而获得其存在的所谓“合法性”。但是，由于现代学术起源于西方，或者说，学术的职业化、专业化，乃至系统化都源自西方，学术规范也是西方建立的，我们如与之对话或沟通，则必须借助于西方的语言符号系统和范畴体系。况且，自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研究就领先全球，西方哲学以外的哲学至少在学术的系统化方面无法与之比肩。因此，从学术发展和国际交流的角度，用西方哲学的标准或范畴、体系考察中国哲学无害于中国哲学，包括形而上学问题。
形而上学概念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形而上学的内容却绝非舶来品。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是有的，但究其理论形式而言是以中国的语言系统和不同于西方的范畴、体系存在着，这需要我们按照西方的标准或体系进行识别，也需要我们用西方哲学的范畴和体系重新包装或解释。西方学术引进中国之后，中文概念的捉襟见肘，似乎使中国古老的哲学内容显得寒酸、单薄，同时也难于参与国际的学术对话。这当然是一种误会。实际上，中国哲学无论是广度还是厚度都完全可以与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媲美。当然，完全使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和体系来包装中国哲学并不一定合适。概念和体系的生搬硬套是一种不伦不类的阉割，包括用形而上学概念对中国哲学某些内容的包装或诠释就存在这种情况。这不是说不应该用西方的所谓形而上学标准来诠释中国哲学或考察中国有没有形而上学，而是说要有比较恰当、合理和准确的包装或现代诠释。西方的形而上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西方哲学家对该体系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套用谁的概念不重要，但是你得有真的思想或哲学，学术研究得有货真价实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学术界必须正视自己的问题和不足，增强学术实力，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加强国际学术对话，增强自己的学术成果的国际传播能力，将自己的新思想、新概念或学术成就传播出去，不能满足于自说自话。如果学术成就取得大的突破，学术实力足够强大，你自然就会成为国际学术的中心，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上。那么你的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研究就会引来别人的学习，国际学术界自会以你马首是瞻。现在我们可以不提国际学术接轨，但国际学术交流或对话总是可以的吧。如果有料、有本事，就到国际学术界去打擂台，将那些胡说八道的人给扫下去，自己获得话语权或权威地位。
（作于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