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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金庸老先生拥有的读者群恐怕是最大的了，以至于一批学界或文化界的“金庸迷”们据此将他捧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学术界的权威和文学界的泰山北斗。最近，他头顶思想家、文坛泰斗的桂冠正式进军学界，当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开课授徒，企图通过大学讲坛传播自己的思想了。于是，我决定写篇东西，说点什么，给这股“金庸热”的新高潮泼点冷水，降降温。
本来，我应该先写一篇歌颂金庸先生本人或赞扬其小说的文章才是，因为我是他的武打小说的热心读者，读过他的所有武打小说。从1981年算起至今，他的不少小说我读过不止一遍，也买过好几套全集。他的武打小说曾帮我消除过寂寞，打法过无聊，带来过阅读的快感。然而，这里我竟先攻击、批评起他老人家来，我心里着实感到有些惭愧和不安。所以，在批评、攻击金庸先生之前，我首先向他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其次，我并不认为金庸先生的小说没有价值。相反，我认为他的小说的消遣功能所带来的文化贡献也是很大的。
我喜欢看他的书是为了消遣，并不认为他的书很完美或是没有什么缺点。他书中的内容我也不是都喜欢。我只是看故事，只是觉得他的故事编得还值得一看，断然不会拿那些故事当真。我敢断言，许多人读金庸先生的书只是为了消遣，觉得他写得热闹，怪吸引人的，他们并不一定因喜欢读他的书就相信了他的书中的一切，接受了他书中的价值观、历史观和世界观。
在中国，被人批评与批评别人都不是好事。我个人也非常不愿意批评金庸先生；再则，也不愿因此犯众怒。我知道，金庸先生拥有数量惊人的崇拜者，有些人是不愿意听到指责金大师的声音的。不过，金庸先生既然身负侠名，又是一位宽厚、仁义的长者（这一点从他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应该能够容忍对他的批评，哪怕是一种尖刻、过火的批评。至于说拥护金庸先生的铁杆读者，更应该听听对金大师的批评意见，这样才能对金大师的著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有人说批评金庸和琼瑶等显得不够宽厚，没有体现出一种容人之量。如果对一切都容忍，没有人去挑刺，甚至吹毛求疵，就不会有文化的进步，甚至就没有真正的容忍和宽厚。因为对批评的容忍是最大的宽厚和最重要的容忍之一。社会需要积极、严谨、理性而深刻的批评并依此而进步。
首先，笔者并不认为金庸的小说没有价值。相反，笔者认为他的小说的消遣功能所带来的文化贡献还是很大的。然而，消遣功能和读者群并不能代表一切。
我以为，金庸先生登大学讲坛以“金庸方式”开设“金庸特色”的“金庸思想课”是不合适的。仅凭他的那些小说，他还不足以成为文学和文化大师，甚至，还不足以被浙江大学聘为教授。他在浙江大学开设的课程从形式上有些像老子出函谷关前为关令尹喜等讲课的架势，也有点古代先贤开私塾教授几个嫡传弟子的痕迹——非高校正常学科和正式课程可比。除武打小说外，他想留下若干部现代《道德经》或《论语》传世？可惜，现代高等教育和现代学术不需要这种准私塾教育。讲台需要的首先是专家，其次是思想家；课堂教学首先讲的是专业，而不是专业之外的东西。可惜，金庸先生的思想还没有成为一门专业，也不可能成为一门专业。那么，他讲授的是别人的思想或专业吗？从传媒透漏出的消息来看，似乎也不是。那么，他讲授的是关于他自己的作品（照例也不是一门专业）或是如何写作（并非合适人选）吗？似乎也不是。这是一种目标非常模糊、脱离现有高等教育规范管理体系的所谓课程。而且，他还算兼差，一年只在杭州待一个月的时间。这课怎么教？授课的任意和随意只能说明这种授课方式和课程本身是特殊人物的特权和高级玩具。如果中国的大学里真的开设一些让大师们即兴发挥、漫天乱侃式的阐述其独家思想的课程，只要真的能使大学生有闻所未闻、增长智慧、茅塞顿开之感，对社会亦属灵丹妙药，对时弊能药到病除，而且有一定的内在逻辑，能自成体系，此类课程倒也不妨一开。然而，金庸先生并没有自己独创的东西，没有自己的思想。他有的只是那些武打小说。作为文化导师和文学大师，是需要有许多创造性的思想的。就其知识体系、知识结构而言，他也称不上某方面的一流专家。他的作品很难说明他是泰山北斗一类的文化导师，相反却显示出他的某种程度的局限和肤浅。
文学作品有许多功能，读者的阅读有许多需要。好的作品功能较多，可满足读者多种需要，从多角度吸引不同的读者。堪称经典的文学名著内涵无限，容量极大，令人百读不厌，常读常新。流芳百世的作品，特别是文学作品，必然在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信息量方面内容丰富，历史感、时代感、道德感、正义感、社会责任感和美感极强；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思想价值；既具有文化内涵，又具有先进的知识；既能愉悦、消遣，又具有教化、教育作用；既有高度和宽度，又有深度和精度。经典充分地彰显人性和人道，讴歌正义和真情，赞美高尚和伟大，揭露罪恶与丑行，鞭挞虚伪与懦弱，对自然、社会、人性和价值等方方面面必然有全方位认真而又深刻的挖掘、揭示和批判。总之，经典必然是作家们呕心沥血的真诚探讨和倾诉，具有极强的感染力、真实感和可读性，具有强大的教育功能，使人在经受灵魂的洗礼和情操的陶冶之时，也增长知识和见识。同时，这些作品也具有极大的美感和消遣功能，带来的并不仅仅是严肃、沉重和悲伤，对读者并不意味着劳神费力、艰涩沉闷。真实和真诚其实是小说取胜的关键，而不是虚假和欺骗。虚构并不意味着虚假，并不意味着可以胡乱编造。虚构最多的小说，如《西游记》，也具有高度的关于历史和现实、社会和文化、精神追求和个人价值的真实，而不是一种完全的虚构，更不是胡说八道。如果作品不仅故事及故事情节和人物是虚构的，其余的也没有一丝的真实和可信度，那么这种作品仅从故事的角度便失去了吸引力——虚假到令人生厌。以消遣功能为目的作品必然难以在其他功能方面达标，甚至消遣功能也往往因此受损，以至于难以达到消遣和愉悦的目的。
金庸的作品是消遣文学，而算不上文学和文化经典。金庸的胜利是一个精明的文化商人的胜利：瞄准了市场，为自己的作品选准了市场定位。他在写作之初就没有把文化、自己的内心表达当一回事，而是在制造商品，而且是简单的商品——“营养价值”、“技术含量”较低的快餐——为报纸现炒现卖的连载。连载过程中他甚至还曾与倪匡玩过接龙，留下致命的败笔。
有人在评论金庸的作品时往往对他的作品的消遣功能和消遣目的避而不谈，却大吹其思想性、艺术性，好像他的作品是经典中的经典，是中国人提高档次的必读书。其实，他的小说除了消遣功能还是消遣功能，没有的恰恰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文化、文学价值、历史与学术意义也不大。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缺乏真实和真诚的魅力，作品的立意和体现的价值也不高，故事和人物都过于虚假让人绝对没法认真对待。他的小说或许只是在作为文化商品所表现的冲击力方面对促进文化产品市场的形成、扩大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时让人们正视了原本被忽视和压制的文学作品的消遣功能。但消遣文学怎么成了文化或文学经典了呢？读者再多也不能说明作品的水平高。
其实消遣文学就是消遣文学。我们承认消遣文学的良性功能，给予它一定的甚至足够的地位，但不能过分抬高。金庸首先是个商人或经营者（创办了《明报》），其次是个作家，再次算个文人，最后才算个学者。
金庸固然是个文人，也称得上有文化、有学问。然而，除了写小说，他的其他方面的专业能力和学术水平是需要验证或证明的。他的武打小说并不能或不足以证明他在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水平或实力。他如果到大学教书，也要讲资质，比如学历、成果、研究能力和水平等？他算得上是位文学家。然而，难道凭着那些武打小说，就足以成为哲学家或历史学家，可以被浙江大学聘为文学教授、哲学教授或史学教授？现在看来，浙江大学给他的待遇远远高过教授的级别或职称。然而，他有作品难道就意味着他具有文学教授的水平吗？况且那些完全是武侠小说，供人消遣的。难道他的小说里有历史背景和历史人物，他就因此成了历史专家，因此可以指导历史教授？难道因为他的小说里谈论中国伦理道德和传统文化，儒释道常常是其作品的主要文化基调，他因此就够格当哲学家，并指导教授进行相关研究，或是带博士并指导论文？
欧文·华莱士是美国的著名畅销书作家，靠写书赚的钱不一定比金庸少。不过，他从来没有试图成为文化权威或学界、思想界的领袖，也没有以文学界的泰山北斗自居，也没有像金庸那样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与池田大作什么的一本正经地谈什么21世纪世界文化的走向之类话题。美国人也没有把他看得那么重要。他们非常清楚欧文·华莱士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也清楚它们的所谓“思想价值”究竟有几何。他们会容忍欧文·华莱士在文坛、学界、思想界、文化界称王称霸、兴风布雨？欧文·华莱士本人恐怕也绝没有这种野心。他定然知道自己作品的历史地位、文化含量和思想价值。
或许有人会认为欧文·华莱士的作品里谈文化、哲学和历史的成分少，跟金庸不能比。然而，金庸在小说中谈历史、哲学和文化恰恰是他的作品最不能令人容忍之处，是属于败笔的地方，有不少谬误或错误的观念。难道他的武打小说中有几首古体诗的点缀、涉及了历史人物就算有文化了？就算是哲学和史学大家了？作为小说家或文学家，金庸谈不上一流。
香港一小岛弹丸之地，也难以算作故事展开的理想空间。生活空间的狭小，诸多的限制，也让人很难体验或亲历一种浪漫和冒险。大家都盼望一种意外的东西，一种传奇，一份惊险，一份刺激，一股回肠荡气，一种哀艳凄婉。曾几何时，整个国人也有此局限。中国人有了金庸，问题似乎解决了——靠阅读他的作品体验浪漫、刺激，靠文字产生的精神经历也可满足了，这恐怕是金庸的作品受欢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金庸是在全方位地迎合、讨好多层次的读者。在一部书中，他总是要塑造一对或多个讨大部分读者喜欢的女性或男主人公——所谓“梦幻人物”，让他们演绎一些浪漫故事。他的小说的目的是让大家轻松愉快，这一目的达到了你就得感激他。他的小说固然能够成为精神慰藉，但是一个虚幻的理想世界，是一个不存在的乌托邦，并不能反映历史和现实的真相，也不能教会人们如何判别真伪和善恶。你要想提升自己，无论从见识和能力、知识与道德水平，写作与审美能力，还真不能指望他的武打小说。
他的小说对中国传统礼教、忠孝观念、皇权与特权统治之类过分美化，为了体现这些陈腐和僵死的东西，夸张地设计了一些机械或脸谱化的人物以及过于僵化和生硬的性格，强调并杜撰其书中人物对这些僵死教条的无条件信仰和忠诚。
金庸的小说有许多天才的设计，在故事梗概和主线的编织，以及某些情节和人物的设计方面都不错，但其内容总的来说是荒诞不经的，缺乏整体的谋篇布局，悬念设置生硬、离谱，读者大多数时候只是跟着悬念走。
作为小说，金庸的作品的唯一优点就是情节曲折、离奇，构思不同凡响，故事的大框架还可以，但在细节描写、人物个性设计与内心刻画、对白设计等方面很不成功，甚至犯下不少创作的大忌，而整体的艺术性、思想性也很一般。他的故事脉络或情节设计成功之处也是体现在总体的框架上，而细微处有太多的疏漏和失误。他根本不顾创作的基本规律和起码常识，叙述拉杂、啰嗦、重复、漏洞百出，细节粗疏、简单，甚至没有细节，只剩对话，因而其作品属于一种简单、粗疏而草率的写作。他开创了消遣小说、武侠小说恶劣文风的先河，引得不少人争相效尤。
金庸的作品虽以奇取胜，但那么多的巧合和偶然，好像世界上天天都在发生奇迹，人人都经常制造奇迹（这也抓住了普通人的心理：盼望奇迹降临在自己头上），使读者与他编写的故事始终隔得很远，又加上细节的粗疏，让人很难产生真实感和共鸣。
总的说来，金庸的小说大致有以下缺点：内容反常识，反科学；所体现、表露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浅薄；价值观、历史观陈腐、落后；故事与人物性格过度虚假，经不起推敲；表达方式落后，情节漏洞太多；文字极不精练，叙述拉杂啰嗦；对话太长且千篇一律；整体的语言风格没特色，缺乏创造力。总之，他的作品属于粗加工的作坊式简单劳动产品。然而，他在华人世界却如此家喻户晓，大陆各界也给与他足够的荣誉。
关于他的小说的情节设计或故事叙述方面的漏洞，这里单以《倚天屠龙记》为例加以分析：
谢逊等人在昆仑山的“光明顶”数年，其师成昆怎会不知？据他自己在讲述与“紫杉龙王”的关系时，似乎证明大家都有妻小在山上，谢逊也有。他还下山干什么？但金庸非要设计谢逊想返回中原与家人团圆，也忘掉了他与兄弟们的共同的宏图大业。当他突然回到中原家中时，他老婆却又像施了分身法——一直待在中原家中，等着谢逊，也一直等着成昆去杀、去奸了。所谓名教教主阳顶天下落不明，谢逊怎能独自下山，离开他如此热爱的明教呢？而且，这成昆杀谢逊一家独留谢逊的做法也让人匪夷所思——虽然金庸也勉强为此提供了动机；成昆实在莫名其妙，杀人动机及隐身少林寺复仇的做法都不可思议。按金庸的设计，他先是为了破坏名教，以泄私愤，最后在行将就木、没有烟火续后的时候却又萌生得天下的野心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在荒无人烟的昆仑山顶和沙漠地区，明教的千军万马靠什么生存？他们干吗花那么多劳力、财力和物力在这野兽罕至的高山之巅经营这样一个巢穴或总指挥部？这些胸怀光复中华志向的仁人志士和武林高手，为什么躲到这人迹罕至、远离中原的地球死角经营自己的反抗大业？他们是胸怀天下、关心人民的义士和侠客吗？不，他们更像是老鼠——一群自私、胆怯的鼠辈，只顾自己的清净与悠闲。矛盾的是，作者一会儿让他们在昆仑山忙于经营自己的西天乐土并过着梁山好汉般的群居生活（且携家带口的），但一会儿似乎又将他们设置为在中原经营自己的事业和根据地了（家眷又神话般地一直待在故土不曾离开了）。
这都是为了故事发展和延续而随意设计：为此可以改变人物的个性、天性、人生目标和生活基础。但读者为了追赶故事情节，阅读时对这些大都不予理会，但掩卷沉思之余，这些漏洞便会水落石出。如此，剩下的严肃和真实感还有几分？
又如，对“神医”“见死不救”胡青牛的人生轨迹的设计也有很大的漏洞。据谢逊的回忆，胡当时似乎也一直在昆仑山的“光明顶”，后来又变成一直在中原了。要不然青年胡青牛又怎能救了青年鲜于通？还有，白龟寿等为所谓鹰王殷天正的部下，作为同伙，且身居要职，岂有不认识谢逊之理。他们至少也应听说过他的名字吧。但“王盘山之会”谢逊为夺所谓“屠龙刀”而大开杀戒时，并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他们听说过谢逊其人，也没显示出谢逊认识他们。
最大的悬念和噱头，“屠龙刀”之说也很荒唐。所谓武林高手会为它那么疯狂？“岳飞兵书”的编造更是可笑。作者不仅迷信并编造武功秘籍，还炮制了兵书秘籍和神话。他歪解武术倒还罢了，迷信兵书和圣人真够荒唐，还有什么“圣火令”之类。不能细究，一细究通篇破绽百出！
还有，小说中武功高手的武功高低也随意变化，忽高忽低。比如所谓“玄冥二老”，开始让人觉着很神秘，深不可测，但后来越来越普通，武功也不具备太大的杀伤力。胡青牛的“见死不救”，张无忌的自学医术等都让人觉得太荒唐。总之，一切都是围绕着小说主人公的奇遇和奇迹发生的，一切都要服务于主人公的故事发展的需要。
不知怎的，许多读者认为金庸的小说很有文化内涵，甚至无处不是文化。这可能与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那种被塑造的儒雅气质和相关人物喜欢谈玄论道有关，也与他在书中假借这些人物的唱和、交往安排的一些古典诗词之类的点缀有关。他的小说里古典文学和哲学方面的气息或氛围是相当浓厚的，加之故事往往被安排在历史大背景下展开，所以既显得场面宏大，似乎又有文化和历史底蕴。但这都是错觉。实际上，他的小说的文化含量极少，也没有多少知识含量和多少历史的真实。甚至，他书中微乎其微的知识大都是错误的、虚假的，所表现出的价值观、历史观更是有害。
金庸的武打小说制胜的法宝，同时也显得最荒唐和难以让人接受的根本原因，就是写不能发生也绝不会发生的事，编了别人不敢编的故事。也就是说，他的故事没有任何现实基础，也不具备与现实的起码对应，更不用提批判现实、改造现实了。然而，他的违背常识、违背常理使他的故事大获全胜——神奇之处就在这里。违反常识和常理编织的离奇和神奇也是故事抓人的原因，是“引人入胜”效果产生的关键。别人不敢想，世上绝对不会发生、绝对不会出现的事情，只管写来，必然带来惊奇，制造了悬念。金庸先生的这种想象力要是用在科幻小说上就好了，可惜他写的大部分还算得上是“历史题材”，企图再现某种历史的真实或真相，颇具严肃性，一本正经的。这就造成了人们对历史知识和历史文化的误解，当然也会造成人们对常识和普通知识的颠覆。他的小说，除了价值观和历史观方面有大的问题外，知识的硬伤和违背常识之处也比比皆是。
金庸随意改变人的功能和能力，让人随时武功可大飞跃，随时又让人陷入绝世武功也不能自救的险境，但又绝不会遇到真正的危险。到头来总有一个奇遇逢凶化吉，反而会让主人公有极大的收获或意外之喜。这是迎合读者心理的诀窍。有时，小说的主人公本来武功已强到天下无敌的地步，比神人还厉害，一般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但如若这样，便不会产生什么惊险和奇遇，故事也就也没了悬念，小说便没什么意思。为了悬念，就要故意制造一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危险，设计一些莫名其妙的武功和人物。比如《倚天屠龙记》中波斯三使突然出现并使用怪招将张无忌打败就是一例。
当然，小说的主人公虽然最后必然武功天下第一，功德圆满，爱情事业双丰收；受人敬仰，天下归心，成为武林领袖；在道德上也成为一个楷模，几近于一个圣人。但开始时他们肯定功夫有限，甚至属于弱者；人生和天资也不如意，甚至有些缺点和缺陷。这就为悬念的产生、奇迹的发生和故事的展开留下了余地和空间。因而，小说的主人公如何成为武林第一高手便是金庸小说的第一悬念。当然，第二悬念便是男女主人公的关系如何走向美满的结局。为了故事情节，作者让小说人物颠覆常识，反常理、常情，甚至违反本性和天性。根据情节需要，可设计一些全知全能的人——什么事也逃不出他们之手、之眼、之算计。他可设了一些似乎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人——他们可能是神医，可能是绝世高手，有的差不多是神仙，有人干脆是百害莫侵的“不死者”。作者还可让人随时变疯、变傻、变蠢、变聪明、变成天才，也可随时让坏人立马变成好人，或让好人变成坏人。在他的小说里，有时什么事也不会被发现、被听见，有时，根本不会有任何可藏的秘密。如情节需要，再匪夷所思的事情也会发生，也能发生，而且不论此事与当前的情节多么不协调，与此前的情节多么矛盾，与人物的个性、人格以及常识多么不一致——照样发生。比如《倚天屠龙记》里的谢逊的几度变化就是典型：他很容易变坏、变好，说疯就疯，说杀人就杀人，也能在节骨眼上很快精神恢复正常，以免伤了金庸需要保护的人。他在所谓的“冰火岛”上说不回中原就不回中原，但后来说回就回；本来打不过成昆，但还是要和他比武，而且还能战而胜之；还有他的所谓“性情”——说化敌为友就化敌为友，所欠人命、血债都可一笔勾销；武功说废去就可自行废去。当然，别人，无论敌友，也都很配合他。于是，他的故事演绎得轰轰烈烈。
在金庸的笔下，整个地球好似一个小舞台，只是为他的角色准备的。小说的主人公随时可出没于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随时可见到作者要他们见的人，就像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子里那样方便。发生在几百万平方公里之内的事情就好像发生在一个家庭里，一个大院里，一个小村里——地球似乎被金庸压缩成了一个小庭院，一个小村庄。他完全是按写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城市的写法写历史，写国家大事，编他的小说。这样的话，能讲出什么真实和道理？能有什么气势磅礴的东西？那些英雄，又有多少可亲、可信、可敬之处？他们只是幻影，没血没肉，更没有顶天立地的真实感。
他的小说里面全是奇怪的组合。师徒、父子、男女关系不合常理，最不能成立的关系常常发生。比如谢逊与成昆的师徒关系和恩怨，殷离与“紫衫龙王”的师徒关系，赵敏与张无忌的爱情，殷离与其父仇恨，殷离对张无忌莫名其妙的痴迷，所谓“四大恶人”的奇怪组合，黄蓉与郭靖的爱情，乾隆皇帝与陈家洛的关系，“玄冥二老”等与赵敏及其父的关系等。这些都显得过于牵强。
过多的巧合和偶然，过度离谱的情节和对某个情节的过度渲染，以及大量的不合常理的设计，往往把读者蹂躏得不堪忍受。金庸是很会折磨人的。比如《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与分别多年、非常想念的谢逊相逢时，为了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硬是不让张与谢马上相认，吊足了读者的胃口。
既然金庸所写的是武打小说，这里就先谈谈他书中关于武功的知识或见解。
首先，金庸本人并不会武术或功夫。他在武功方面是个外行，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差不多等于零。为了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而胡编的关于武功的“知识”或“理论”又何用之有？
其次，关于武功或武打，即便是虚构他也过于反常识，谬见和谬论太多，比如：比武功就是比套路。任何人都明白所谓拳法、剑法只是习武的套路，只是为了练习用的，实战中人谁也没有固定的套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的所谓“君子剑”这种剑法与其他任何杀人剑法有什么区别？“君子风度”从何体现？还有，他在描写某种武功或鬼异招数的厉害时（比如对波斯三使围攻张无忌的招数和令狐冲的剑法的夸张描写），喜欢用“从绝对意想不到的方位攻来”描述武功或招法的神秘莫测。然而，什么是“绝对意想不到的地方”？这已不属于故弄玄虚了！他瞎编的荒诞不经的东西太多，现举几例神奇武功加以佐证：谢逊多功能的“啸声”（其他高手怎么不会）、圣火令武功、黄蓉的“八卦阵”、“打狗棒法”、“蛤蟆功”、“玄冥神掌”、“双手互搏”，等等。他所描写的那些气功、轻功和绝招之类算不得知识。
武功之外，他还编造了许多万能神药和神医，甚至不顾常识和事实，改变地理并虚造环境，虚构新物质和新物种，什么海岛、植物、金属、鸟类、果实、花草之类都可以编造，比如“灵蛇岛”、“屠龙刀”、怪蛇、怪雕、怪毒、怪病、怪兽之类，皆属随心所欲地瞎编，比科幻小说、神话的虚构还多，而且虚构的基础也是错误的。
怎能什么都可随心所欲地虚构呢？这就是远离生活和根本就不要现实生活的创作态度所致，因而必然导致情节的不合逻辑和细节处理的简单化，以及内容反生理常识、反医学常识、反科学常识、反生活常识。其实，任何种类的写作，都应该有一个基本写实的态度，哪怕其故事本身是虚构的，哪怕你在写科幻小说。你总得依据一种理论和可靠的知识体系。金庸的作品中求真、求实的成分太少，而且缺乏求真、求实的态度。《西游记》不是写实、写真的作品，但它是求真、求实的作品，因而是文化内涵、文学价值极高的经典。金庸的作品没有此特点。或许，这不仅仅是态度问题，而是知识水平和境界的问题。
古代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文学也不重写实，因而文化中有太多的虚假和荒诞不经的理论和所谓“知识”，文学中有太多的虚构，国民性格中有太多的虚伪，政治有太多的造假、浮夸。虚构与虚假的文风对中国文化所起的副作用是很大的。但这种恶劣的文风和文化的恶劣传统在金庸先生那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仅就价值观、历史观和人生观而言，他的小说缺乏现代气息，其展示的文化观与价值观、历史观与史实均缺乏系统而严谨的学术（无论是科学、史学、文学、哲学及其他学科）的支撑，更没有体现出系统的现代性的学术建构或理论新诠释。总之，无论从学术或理论的结构与建构方面，或是从历史与文化的诠释角度而言，他的作品乏善可陈。
金庸的作品里喜欢涉及一些文化、思想、信仰、哲学、历史等方面的大话题。但在这些方面他并没有自己的东西。说到底，他缺乏自己的思想，即个性的东西。他的所谓思想全是大路货，而且大都是庸俗哲学和简单的常识，属于陈腐的旧货。他对佛学倒有些见解，但也是借机贩卖一个功成名就、老于世故的保守处世的老者的人生哲学和安于现状的满足心态。因为这些都是打着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招牌进行的，所以他靠小说进行的知识传播和价值观传播起到了负作用。
古龙是一个几乎与金庸齐名的武打小说大家。尽管古龙的小说也有很多毛病，并不见得比金庸先生的小说高明，但他不太掉书袋，在卖弄知识和文化方面就老实得多，因而也没有漏出这方面的破绽让人攻击。古龙的身份很好定位，就是一个武打小说作家。他的小说就是武打小说。但很多人迷信金庸老先生，给他戴上了很多桂冠，也将他奉为很多领域的学术专家，似乎成了文化和学术大圣或领袖。这等于毁他晚节。
现将他与古龙做一简单对比。
古龙的作品里没有这种“知识”的卖弄。这种卖弄反而使金庸露出了缺乏个性思维和价值观落伍的马脚。跟古龙相比，他显得文采少些。古龙是知识太少，思维或性格略显阴暗，显得偏激、阴郁、愤世而悲观。他的作品似乎一直在展示发生在阴暗角落里或暗夜里的故事，但奇诡，甚至有更多的真实。而且，古龙有真情实感，绝不做作、卖弄。
限于篇幅，对于古龙就不再议论，对于古金二人的比较也就此打住。
金庸借主人公体现出的道德观和历史观让人感觉到浓厚的陈腐气息，也让他的小说的主人公少了基本的血肉。他的作品中浸透了礼教和说教，对所谓的忠孝、信义过于夸张、美化，使人感到了故事的虚假和作者的迂腐。比如韩千叶与阳顶天的打赌，周伯通与黄药师的誓约等。他喜欢让他的人物负有政治使命，这点与古龙极不相同。他的主人公大都被塑造为天下第一英雄，但往往只能算作政治侏儒和道德侏儒。细究起来，你很难说他小说的主人公在干什么兴国安邦的大事，而只能是按照作者的导演在表演、游戏，如同干瘪的道具和没有生命的木偶。你不能不觉得金庸借这些武林高手的角逐所描绘的世界是荒唐可笑的。这些设计出来的英雄人物是缺乏令人尊敬的政治、文化素质的。一切都是缺乏真实的现实生活基础的。小说主人公的性格和人生目标的设计是不合逻辑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岳不群等为了“武功第一”的虚名不惜“挥剑自宫”。那些所谓侠客的人生追求真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按照小说自身的逻辑，金庸塑造的武功极高的人物在社会和生活中本不应该受到太多的约束和管制，但金庸并没有赋予他们自由的天性。他为他们安排了了太多的主人，设计了太多的精神枷锁，使这些具备自由天性且几乎无所不能的武林高手都要在人身和人格上有所依附，总要听命于权贵。这是不可思议的。要说有什么道德命令的约束倒还罢了。这类自甘臣服或自愿为奴的选择难以理喻。金庸的解释是他们为了富贵才不惜丧失尊严和独立人格，但不具备太强的说服力。实际上，按照金庸自己的设计，但从能力上而言，这些人本可以做到富贵和人格绝对独立两不误，甚至完全可获得帝王般的富贵和尊严，但他们却在权贵那里为了点蝇头小利而屈尊、卖命。事实上，那点利益似乎谈不上大富大贵。他们用得着对权贵都那么低声下气？比如所谓“玄冥二老”与张召重的“富贵梦”就不太具有说服力。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似乎注定他们一生劳碌，只能属于走卒、走狗一类，很难养尊处优地享清福，更无尊贵可言。他们的待遇与能力不般配。书中的安排只能说明作者对尊者或权贵有一种习惯性的仰视，对中国的等级制度很有感情，不愿意挑战古代伦理纲常，不能将帝王和权贵描写成可以平视和鄙视的对象。他的作品中的基本观念属于英雄史观和奴性哲学相交织。他对帝王之类的崇拜和对下层百姓的蔑视体现在字里行间。他的书为传统文化中腐朽的东西披上了一层美丽的面纱，增强了人们对传统糟粕的好感与怀恋。
本来，所谓金庸堪称20世纪六大文学大师之一的说法纯属新闻炒作，是一次误会。开始只是有人在搞评论时选了六个20世纪中国影响较大的小说家，并非排座次。事实上，从小说的畅销或拥有的读者群而言，他差不多可以排第一，有可能超过鲁迅。从这个意义上，他的影响完全可以进前六名。而好事者，主要是新闻界的无聊记者，非要把此事炒作为金庸被人评为中国20世纪小说史上六位大师之一不可。不过，搬起指头数来，20世纪中国作家要挑出六个让天下心服口服的作家也不易。因此，将金庸列进前六我看也不算太大的错误。我现在倾向于接受这种排名。
然而，我依然坚持金庸不是中国人文化的导师，也不是文学大师。他不能为中国文化的未来指路。
（作于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