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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当代新儒家在大陆的走红曾经让我非常意外，我也难以理解为何一些当代学人非要给自己贴上“新儒家”的标签。一直以来，对自我标榜“新儒家”的各路神仙的种种高见及复兴儒家文化及其“管理模式”的主张心存怀疑。
曾翻看过梁漱溟的论著，钦佩他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热爱，但也为他观点之肤浅和论证之简单深感遗憾。所以，我一直没有通读他的大作的动力和勇气。可以说，我连读完他一篇文章的耐心都没有。这或许是我的错误。但对他的几乎所有的论点都难以苟同，读之何益？曾偶然随手翻到他的文章，曰中国文化是“最成熟的文化，是人生哲学、人生智慧过于发达或过早发达的文化”，语气中透着“真理的发现者”的自得。对此，我不独不以为然，反倒心生疑惑。现就他的这一高论乱评几句。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其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如果用“早”字去概括似乎说得过去，不过也并没有什么新意。至于“文化早熟”的结论则让人费解。这“早熟”的标准是什么呢？中国文化乃至世界任何文化可以说从来都没有发展到其成熟的顶点，又有哪种文明敢说已发展成熟了呢？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两河文明的湮没难道是因为“成熟”或“早熟”吗？如此，“早熟”、“成熟”与“夭亡”、“不成熟”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呢？这种看待问题的方法似乎谈不上高明。那么，与“文化早熟说”并存的中国人“人生哲学、人生智慧过于成熟或过于发达说”就更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了。
中国人的智慧，包括“人生智慧”，应该是相当发达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至少有五千年文明史和十几亿人众。但我们能借此傲视或轻视别的民族的智慧吗？即便是按照梁老先生的逻辑，“智慧”或“人生智慧”的东西究竟是中国人的特长还是包袱呢？
按我看来，中国人的智慧，包括“人生智慧”还远远谈不上成熟，更谈不上“早熟”。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一种文明，要称得上成熟，必须能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稳定持久、确保繁荣昌盛的社会机制，这种社会机制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或体现。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为这种社会机制的建立留下来的物质和精神材料又有几许呢？时至今日，我们对自己的这一社会机制的建设状况恐怕还远远不能乐观。
谁也不能无视或轻视中国人的智慧（包括人生智慧），但遗憾的是这些智慧竟没能维持中国持续性的繁荣强大和稳定统一。说到中国人的智慧，尤其是所谓的“人生智慧”，往往是属于个人的东西，或者说往往使人联想到个体的东西，没能、也没法为集体所用，更难以成为长效机制的东西。
中国是颇出了些“智者”的，但这些“智者”的成功往往是老百姓的悲剧。“智者”之“智”的发挥过程及途径是可疑的，也是可怕的。“智慧”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极不平均的，也是极不平等的。
至于中国人的所谓“人生智慧”其实更是难以说清楚。王熙凤可谓“人情练达”；刘姥姥可谓“世事洞明”；贾雨村可谓左右逢源。这些人不能说不富于“人生智慧”。可这种“人生智慧”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又在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中国需要更多的建设性的智慧和人生智慧。
李鸿章认为，做官是最容易的事情，一个人如果连官都不会做，那真是笨得无可救药了。他这样说真可谓吃透了中国的人情世故，吃透了中国社会及人际关系的实质。李是一个旧式的官僚，但他的“人生智慧”似乎无可匹敌。在官场上他用之似乎无往而不胜，官越做越大。在与日本人谈判时他似乎能应付裕如，访问美国时似乎也自然得体，派头十足。
其实，在中国被称为“智慧”和“人生智慧”的东西往往是怪胎，是有害的东西，又怎能被称作智慧？那些只能是卑劣、渺小、贪婪、邪恶的东西。事实上，中国人也的确有奉“厚黑”、“巴结”之类为“人生智慧”的习惯。
非常明显，这种“人生智慧”越发达，社会就会越混乱、越黑暗，人的行为就越发无章可循、无正规的约束，人与人之间良好的社会关系与道德风尚也就无从建立，整个社会就会显得很不“智慧”。在历史上，我们的法律、经济等体系不是就显得很“小儿科”吗？
其实，中国人需要的并不是“人生智慧”，而是健全的法则和规矩。人们如果都以此法则、规矩为常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简单而明晰，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就会无用武之地。这样人与人之间相处就会轻松一些，能够腾出一些时间和精力从事创造性的活动，那才叫真正的“智慧”。
说到智慧，中国人还是应当谦虚才是，因为我们有益于公益的智慧毕竟有限。从“智慧”或“人生智慧”的角度去考虑中国历史和文化是不是显得太幼稚了？当今时代还从这类角度思考问题是不是也太业余了点儿啦？
（作于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