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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30多年来，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现在，最关键的是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与时俱进开拓这条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难题，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制度和体制保障，为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了必要的环境和条件。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1.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性质决定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的主要制约因素是生产力落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讲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工作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坚持毫不动摇。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长期坚持，但经济发展的方式则要依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转变。在我国处于低收入阶段、资源供给较为宽裕时，采取粗放型发展方式、资源密集型产业结构是有条件的。当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就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因为：一是过去发展的人口红利逐步减少，廉价劳动力支撑的经济增长已经走到尽头；二是我国近14亿人口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面临着巨大的资源瓶颈和环境压力，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化解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足的巨大矛盾；三是消费结构的升级需要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进行与之相适应的优化升级。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为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创造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和空间。
就工业化水平来说，我国虽然已成为世界工业大国，但还不是工业强国，突出表现在我国一些产业还处在世界产业链分工的低端环节。例如，2012年我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合计1.76万亿元，利润总额为884亿元，虽然主营业务收入差不多是苹果公司的2.6倍，但利润却仅为苹果公司的53%。如果从个别产品来看，在我国组装生产的iPad，我国从中获得的收入仅相当于其售价的1.6%。因而我国制造业从卖体力，到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卖技术，最后到卖标准，产业升级任重而道远，需要长期的努力奋斗。
就服务业来说，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指标。从我国服务业整体的增长速度来看，2008—2013年的五年中，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13.1万亿元增长到26.2万亿元，实现了规模上的倍增。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9%；2015年首次占据“半壁江山”，提高到50.5%，这是我国产业结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化。但是，我国第三产业占比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相比仍有约10个百分点的差距。从第三产业的代表性产业来看，我国作为拥有5000年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文化产业理应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但201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3.97%，而美国却高达15%—18%。再如健康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我国大约为5%，美国却高达17%，发达国家一般也为10%。我国服务业的国际差距表明，在现代化进程中，服务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也越来越明显，据测算，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GDP增长约0.4个百分点，可以为我国实现中高速增长奠定重要基础。
就技术进步来说，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技术差距，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一些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仍受制于发达国家。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世界正迎来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带来了重大机遇。我国因为错失了前两次科技革命的发展机遇，遭受了百年屈辱。为了把握这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机遇，我们就需要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真正走向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为此，就需要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等领域的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构建国家创新体系。
总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而提出的实现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发展的理性选择，其主攻方向为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心任务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发展的驱动力是创新驱动，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
2. 坚持“四化同步”，协调推进现代化
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摸索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这四化可以说是世界共同的现代化道路。从世界现代化史分析，这四化在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中不是同步实现的，而是有先有后逐步实现的过程。在我国推进现代化时，发达国家的这四化都已发生，现代化国家已经建立在这四化的基础之上。因此，我国的现代化作为追赶型现代化，就不可能亦步亦趋，先实现了工业化再去推进信息化，先实现了城镇化再去推进农业现代化，否则我国永远不可能追赶和超越发达国家，也谈不上实现现代化。
发达国家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往往伴有现代病，如两极分化、城市拥挤、农村凋敝、环境污染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一开始就要防止和克服这些现代病，其主要方式就是注重四化的同步发展，以工业化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城镇化来克服城市病，以农业现代化来繁荣农村。同时这四化又相互促进，如信息化与工业化相互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相互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相互配合。用新型城镇化来消解二元体制障碍，促进城乡协调融合发展；利用信息化成果改造传统产业可以大大降低现代化的成本，缩短现代化的进程。
就工业化与信息化来说，在我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却已进入了信息化的新时代，中国绝不能等实现工业化后再去推进信息化，这就要求我国必须走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全面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战略产业。
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实际上是指产城融合发展。城镇化需要产业支撑，工业化需要拓展城市空间和城市服务。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通过工业化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为城镇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城镇化的发展则为工业化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创造良好的空间和环境条件。我国正处在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期，按照我国城镇化发展规划，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提高到60%，到2030年达到70%，基本实现城镇化。1978—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2013—2030年，城市化率还将以年均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足见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巨大空间。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明确提出：影响21世纪的有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二是中国的城镇化。
农业是弱势产业，农业现代化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现代化不能单纯靠农村自身的发展。现在农业是“四化同步”的短板，农业现代化需要在“四化同步”中得到实现：首先，用工业化理念谋划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工业与农业的产业对接；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需要在农业工业化和工厂化生产中得到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工业改造农业是农业技术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其次，农业现代化需要和城镇化相互协调，城市反哺农村、城乡一体化统筹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涉及农民市民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
3. 坚持公平正义，促进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为了做大“蛋糕”，迅速摆脱贫困，我国实行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收入分配政策。现在，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我国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为发展目标，但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在此背景下，收入分配政策需要做出新的调整。一方面需要继续提高效率，体现在资源配置上就是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需要注重公平，体现在收入分配上就是先富帮后富，促进实现共同富裕。这两个方面均体现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的制度和体制保障。
对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状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收入分配比较公平，基尼系数较低，如韩国的基尼系数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没有超过0.4，日本长期稳定在0.30—0.37。相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基尼系数较高，如马来西亚为0.492（1997年），墨西哥为0.531（1998年），智利为0.571（2000年），巴西为0.553（2001年）。
我国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0.491的历史高点，虽然通过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到2015年逐步降到0.462，但仍属于偏高的国家。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的进程中，需要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需要加大力度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不断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由于我国存在着城乡二元分割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因而居民收入差距还表现为以下两个差距：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015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73倍，如果再加上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差距，城乡差距会更大。二是区域差距。2015年东部人均GDP是中西部人均GDP的1.7—1.8倍。
对于城乡差距，如前分析，可以在农业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去克服；对于区域差距，从发展的角度看，主要是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昭示着在东部地区率先现代化的同时，要有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的新亮点、新空间，从而为我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新的增长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