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不同的目标和内容。自2010年起,我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我国在新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标是: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人均GDP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从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城镇化率超过50%、进入城镇化的中期阶段,这都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的阶段性特征。
1.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其基本特征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增长转向中高速。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出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特征,这主要是因为:一是人口资源环境的制约,包括人口红利的逐步减少、资源的供给缺口和环境承载力达到或接近上限;二是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使传统的增长动力减弱而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形成;三是通过学习引进消化吸收途径推进技术进步的空间越来越小,而自主创新的能力尚且不足;四是经济规模越大,增长难度随之增加。现在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的增量,相当于5年前1.5个百分点、10年前2.5个百分点的增量。同时,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实现共同富裕的人民期待,也要求我国经济保持年均6.5%以上的中高速增长。
第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一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三次产业中,农业和工业所占比重趋于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在三次产业内部,产业从低端向中高端攀升,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二是城乡结构的优化。城镇化仍处于加速期,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以年均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加速推进,城镇化质量不断提高。城乡公共服务进一步均等化,城乡发展趋向一体化。三是区域结构的优化。在继续实施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形成东中西的协调发展,不断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第三,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一是理论创新,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引领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二是制度创新,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改革红利,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三是技术创新,通过构建国家创新体系,使我国成为技术创新的世界强国;四是文化创新,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和环境。
第四,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一是从对外开放的区域来看,主要是从以往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扩展到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二是从对外开放的国家来看,从以往对发达国家的开放扩展到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使中国经济摆脱对发达国家资源和市场的过度依赖,开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新市场和新资源;三是从资金流向来看,从以往主要引进外资扩展到扩展对外直接投资,形成“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流动格局。
第五,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我国实行了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收入分配政策,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但与此同时,也使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平。因此,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收入分配政策需要适时作出调整。一方面,要继续提高效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公平,通过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宏观政策调整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2.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5年,我国进入一般意义上的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一般说来,国家进入这个发展阶段后需要乘势而进,争取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国际经验表明,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国家往往会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先后有101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但到2008年为止,只有13个经济体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其含义是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时,由于没有及时推进经济转型而继续沿用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经济增长机制被锁定,从而使经济增长陷入长期的停滞和徘徊,无法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其主要表现是: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后,继续原先在低收入阶段的高投入、高消耗的发展方式,资源供给缺乏,环境明显恶化,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国际竞争力明显下降。同时,经济快速增长所积累的社会矛盾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后集中爆发,突出的经济和社会矛盾主要有:一是收入分配不合理和收入差距过大造成内需特别是消费增长不足,引起社会不满和社会动荡;二是过度城市化导致大量城市贫民出现,加剧社会两极分化;三是技术创新不足,经济增长没有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四是传统产业向高端产业和服务业的产业升级出现障碍;五是政府的宏观决策出现重大战略失误,以及官员的腐败情况严重;等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是拉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亚洲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
从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在经济结构转型、技术进步、收入差距、环境恶化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除此之外,我国还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同时还受到发达国家的遏制等,因而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相比,我国面临更大的困难和压力。因此,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