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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同志2014年7月8日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会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并且要求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7月8日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又要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习近平同志连续多次的重要讲话中，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习近平同志的治国理政理念中居于重要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创新成果。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和经济全球化都在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表现在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所谓理论范式，涉及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基本功能、基本范畴和基本方法。概括地说，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包括五个方面内容：第一，基本立场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第二，研究对象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第三，基本任务是阐述经济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第四，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第五，话语体系以《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范畴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原因是其继承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简单地复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而是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进行了理论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第一，就基本立场来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其阶级利益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服从于不断提高人民的福祉和共同富裕。第二，就研究对象来说，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更注重研究对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发展。第三，就基本任务来说，仍然是阐述经济规律，但更多的是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第四，就方法论基础来说，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突出两点论，但不排除对当代经济学研究新方法的应用（如数学和模型分析方法）。第五，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仍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但是其理论是开放的：一是向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开放，以新的话语概括新的实践。二是对当今世界人类发展的积极的理论成果开放，包括对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的吸收，特别是在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先行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所概括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财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其进行批判的吸收，因而更具有科学的先进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学为未来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破了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则是解了这个题。面对所要建设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根据时代赋予的使命，研究新问题、发现新规律、概括新理论、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时空观分析，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研究资本主义，当时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国家。他所预见的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是在时间上继起的两个社会。而在现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空间中并存。在国际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并存，在国内是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这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面对的课题是：一方面，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有共同的经济活动背景，许多经济组织、方式、规则和秩序在形式上有相同之处；另一方面，共存的不同性质的经济彼此间存在着矛盾和竞争。在此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任务而言，不仅需要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更要寻求增强社会主义经济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途径。
第二，从物质基础分析，马克思当时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这与发达的生产力水平相关。而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虽然我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科技和产业水平没有达到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尚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我国仍将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要在这个阶段完成其他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生产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任务。这个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与此相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是完全消灭私有制，恰恰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利用多种私有制经济发展生产力。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新的历史时期创新的经济学说。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城市化率进入了城市化中期阶段。经济改革的中国模式、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伟大的实践推动了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经和正在取得的成功实践进行的理论概括，是用中国理论讲中国故事。
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或基本规定性，对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起方向性指导作用。但是，一方面，马克思当时预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存在很大的差别。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实践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要求时，就不能教条式地搬用这些规定。另一方面，马克思当时只是规定未来社会基本特征，并没有对未来社会的经济体制作具体规定，这就需要中国的实践来创造。这意味着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会时，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其中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重大理论成果都应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进行系统化的阐述。
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三个“坚持”：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三是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这三个方面可以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实践会推动从经济学理论上提炼和总结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经典的经济学科，其研究对象在创立时就是明确的。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尤其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面临着一系列经济问题。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1.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成为研究对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它所研究的生产不是一般的生产，而是社会生产，既涉及生产关系，又涉及生产力，两者相互作用。其基本原理就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这说明了某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改变对生产力的依赖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其原因是，一定的生产关系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联系的。生产技术及其生产组织形式的历史发展，对于社会占主导的生产关系的选择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研究也为一定阶段的生产关系提供评价标准。
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研究任务不同，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研究的着力点也不尽相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在其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替代的客观规律，毫无疑问其对象的着力点是生产关系。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任务就不同了，是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其依据是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是其生产力水平达到并超过资本主义的水平。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的相对落后，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最大的制约是生产力落后，而不是生产关系的落后。与此相应，研究对象的着力点就转向生产力。
基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的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明确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明确这个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这里，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提了出来。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被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意味着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对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重要位置，以增进国民财富作为目标和归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力。具体研究什么？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是解放生产力，一个是发展生产力。需要把两个方面讲全了。习近平同志又提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有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解放生产力，二是发展生产力，三是保护生产力。将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研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重大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要建立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具体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关注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解放生产力，所谓解放生产力，就是根据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特征，推进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在这里，解放生产力是动力，发展生产力是目的。解放生产力所涉及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改革和完善，包括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和完善等。
第二个层次是发展生产力，涉及的是经济发展。尽管解放生产力是发展生产力的动力，但解放生产力不能代替对发展生产力及经济发展的研究。其原因是发展生产力有自身的规律，也有自身的理论体系。根据马克思的概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源于三个方面：“归结为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
这几个方面正是研究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理论依据。
第三个层次是保护生产力。这涉及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就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
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劳动生产率越高。这正是保护生产力产生的生产力效果。从这一意义上说，环境和生态本身就是财富，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产力与绿色发展的理念相一致。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资源环境和生态在得到有效保护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2. 研究多种生产关系和相应的经济制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运用的抽象法的一个重要案例是面对同一个社会中有多种生产关系存在时，抓住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进行经济分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
就如当时的一些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
。面对这样的社会生产关系结构，马克思的研究抓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普照之光”进行研究，是合乎逻辑的。
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特点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充满活力，而且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混合也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在此背景下，公有制经济不可能成为掩盖其他所有制色彩的“普照之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就不能限于对公有制的研究，其他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也应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当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决定了对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研究，主要不是研究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研究在基本经济制度结构中相互合作和充分释放活力的问题。
现实的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因此作为经济改革理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就不能只是几个原则规定，更多的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分析，既要研究各种所有制反映的生产关系的基本属性，又要研究各种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和相互关系，此外，还要研究基本收入制度、土地制度等。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上层建筑，由此就有上层建筑或者其中哪一部分成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问题。虽然上层建筑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根据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分析，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时也会在一定范围联系上层建筑，特别是经济制度作为反映社会性质的根本性制度，很大部分属于上层建筑。尤其是当我国明确依法治国以后，许多经济问题的治理离不开法治。因此，政治经济学还要研究影响生产关系的产权界定和产权保护以及规范市场运行等方面的法律制度等问题。
3. 研究经济运行和相应的经济体制
对经济活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包括经济本质层面和经济运行层面的分析。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分析，属于经济本质层面的分析。过去，政治经济学只限于生产关系层面的分析。相应的，与生产力发展相关的经济效率的高低都归结为生产关系的优劣，经济效率低就从生产关系的不适应来说明，用调整生产关系的思路来解决经济效率问题。实际情况是，经济效率并不都同生产关系相关，而同经济运行效率和质量相关。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运行的质量并不都反映生产关系的优劣，而是由经济运行方式来说明。经济运行方式不完全是某一社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不完全是围绕经济制度而建立的。例如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都是以经济运行方式存在的，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方式及其经济运行方式的改变，不是生产关系的改变。再如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以及相应的宏观调控，面对高失业率或高通货膨胀率采取逆周期的调控方式，并不都可以用生产关系的性质来说明。但因处理不好这些问题所产生的低效率和宏观失控等会影响生产力发展并影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因此经济运行方式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十分必要的。
经济运行方式与经济体制相关，如市场经济体制、宏观调控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经济体制的设计和变革，既要反映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还需要反映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质量的要求。就反映经济制度的要求来说，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改革经济体制。由于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运行方式问题，因此，即使建立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作为其现实形式的经济体制，也不一定都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需要适时根据经济运行规律调整和改革经济运行方式。经济体制不是孤立地运行的，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框架内、在经济制度的框架内运行的，因此对经济运行及其方式的研究不能脱离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例如对市场经济的研究、对宏观调控的研究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本质要求。它们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寻求的合适的制度安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方面的上述突破，推进了各个方面的理论创新，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经济学有没有阶级性？这涉及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明确的问题。
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他在《资本论》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派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进行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攻击。”
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公开主张和维护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服务。他依据劳动价值论，建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由此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不仅表现在对资本主义批判，还在于为无产阶级揭示了理想社会。这就是被马克思称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过程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未来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反映无产阶级对未来社会的向往和为之奋斗的决心。
当今的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对象的经济学是否有阶级性？有的观点受“普世价值”的影响，淡化经济学的阶级性，强调其提供超阶级的一般经济学理论的一面。事实上政治经济学只要涉及经济利益关系，其阶级立场便是显然的。有的经济学就声称是富人的经济学，有的则声称是穷人的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要秉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不仅有明确的阶级立场，而且公开表明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属性。
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同无产阶级所追求的根本利益相关。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分析，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样，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就表现在，面对所要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寻求这个社会的掘墓人——无产阶级。面对所要分析的社会主义经济，寻求这个社会的建设者——广大人民群众。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属性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服从于人民的福祉和共同富裕。这个属性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以人民为中心，需要明确“人民”的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这个概念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毛泽东同志如此界定：“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按此定义，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是代表包括富裕人口和贫穷人口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一致的。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突破。
1. 建立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的建设新社会的经济学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克服这个矛盾的途径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固然需要不断完善生产关系及其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但实践中仅仅调整生产关系是不够的，需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劳动生产力的决定要素：“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
二是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来源：“归结为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就有后来提出的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以及创新驱动等发展生产力的一系列理论。
2. 建立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共享发展的经济学理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属性的具体体现。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公平是建立在人民的主体地位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是目标，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一个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在其初级阶段，由于劳动还是谋生手段，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不可避免会存在先富和后富及富裕程度的差别，这是人们对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分享存在的差异。针对新的发展阶段提出的公平正义、民生为本，突出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权利的公平。以权谋私，依靠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益都是不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的权利。二是克服两极分化。缩小收入差距，低收入群体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3. 建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学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发展的动力源泉。人自身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就是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才资源成为发展的第一资源。以人为本的发展包括人自身的发展，即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涉及人的素质的提高，即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的提高。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只有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全面发展各种能力，人们才能掌握现代工具，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因此人的全面发展，指的是人的知识全面发展、人的能力全面发展、人的才能全面发挥。这些人的发展的内容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水平，还依赖于社会发展水平和环境保护水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实现现代化更为重视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基本条件是生产力高度发展、消灭了旧的社会分工、教育和文化事业高度发达。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围绕我国发展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改革和发展的理论、理念。
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创新理论。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从我国所处的阶段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基于在生产关系层面上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的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基于在生产力层面上明确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进行的理论创新。
1. 完善生产关系层面的理论创新
生产关系层面的理论创新是从确认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依据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个国情就是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括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降低社会主义的要求，而是要使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安排适应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个层面的理论创新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本来，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经典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发展生产力，需要从实际出发，寻求推动生产力发展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动力和新的要素，使各种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因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处于平等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并且明确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公有制与非公有制资本相互持股，从而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同一个企业内部共同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一种制度创新，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义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经过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直到2012年的十八大，这个理论界定一直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将市场对资源配置所起的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这个修改，回归到了市场经济的本义。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在市场经济前面冠以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有的，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指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市场经济的结合。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能偏废。两者共同协调的作用才能使经济既有效率又有秩序，又能体现公平正义要求。
三是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以后，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也就得到了确认。多种分配方式承认多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党的十四大和十六大都明确提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都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坚持上述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基础上又提出：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由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决定。这些表述意味着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份额，不只是取决于各自的投入，更要取决于各自的“贡献”和供求状况。这种基本收入制度从总体上说是符合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由于多种要素充分发挥作用而增加了社会财富，劳动者的绝对收入也有明显增加，这也是符合劳动者利益的。但是不同的人拥有的要素存在很大差别。储蓄能力强的、技术水平高的、经营能力强的，致富能力也强。再加上这些要素的叠加，非劳动要素收入和劳动报酬的差距明显扩大。针对现阶段生产一线的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中所占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的问题，为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提出缩小收入差距的要求。其主要路径有三个：一是在初次分配阶段就要根据社会主义要求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二是考虑到劳动收入的差距主要由各自拥有的包括技术等方面的要素差异所致，通过教育公平等途径缩小各个分配主体所拥有的要素差异，坚持机会的公平，从而缩小分配结果的差距。三是再分配更讲公平，包括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 发展生产力层面的理论创新
发展生产力层面上的理论创新是从我国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的转变开始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对的发展问题不同，发展任务不同，发展理论也不完全相同。
在低收入发展阶段，面对的重大发展问题是摆脱贫困，追赶先行发展国家，相应的发展理论主要涉及：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源配置问题、经济起飞阶段要素条件和资本积累问题、低收入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等。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了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独创性观点；创造了在农村发展小城镇、就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村工业化的道路。
现在我国经济已具明显的中等收入阶段特征。一是我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我国人均GDP超过了8000美元，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三是农业增加值比重降到10%以下，我国已经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四是城镇人口超过50%，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中期阶段。在此新的历史起点上，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发展任务是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
与低收入阶段相比，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已经且正在发生重大转型，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明确新的发展目标。低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实际上是增长问题，目标单一。而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发展就不只是增长问题，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有更广泛的含义。尤其是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涉及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发展目标不可能单一，不仅是摆脱贫困，公平分配、增加社会福利都要进入发展目标。如果经济增长了，但是环境被破坏了，人民的健康受损了，这种增长是无意义的。而且经济发展所关心的是生产的长期持续增长。这就涉及产出能力的提高问题，不仅涉及数量和规模的增长，还包括实现持续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技术的进步、制度的优化和文化的创新。
其次是中高速增长的可持续问题。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处于高速增长状态。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就进入新常态。其主要表现是速度变化，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最主要的原因有：一是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的供给遇到了瓶颈。二是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低成本劳动力再也不是无限供给了。三是供求结构严重失衡。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居民的消费需求开始转型，更为关注健康、安全、卫生、档次方面的需求。而生产和服务还停留在低收入阶段的供给水平，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为生产而生产，势必产生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供给、低端供给所带来的库存和过剩问题。显然，我国的增长速度转向中高速是不可避免的，但要让中高速得以可持续尚需努力。要使中高速增长得以持续，需要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需要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寻求新的发展动力。
最后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普遍遇到的难题。“中等收入陷阱”涉及发展模式问题。如果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仍然难以摆脱低收入阶段的发展模式，后果是既无法在收入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这种发展模式造成的“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四大威胁：一是收入差距达到了倒U形曲线的顶点，难以出现向下的态势；二是腐败案频发，腐败问题也到了倒U形曲线的顶点；三是环境污染问题也到了倒U形曲线的顶点，难以出现向下的态势；四是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凸显。在低收入阶段，为迅速摆脱贫困、追求GDP的快速增长，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实行了不平衡发展战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凸显，短板也显露出来。其中包括：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的短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短板。这些短板不补齐，可能成为阻碍发展的“陷阱”。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人民不能容忍权利的不公平导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为关注健康和教育，相应的维权意识也大大增强。实践证明，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像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就依靠现代化的过程跨过了这个陷阱，我们有这个威胁，不等于我们一定会陷入这个陷阱。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陷阱，就需要在正确的发展理论指导下通过发展来跨越它。
回应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大发展问题，需要有新的发展理论和发展理念，基本要求就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如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7月8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所要求的：“实现我们确定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新的发展理念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进展。用新的发展理念来构建经济发展理论必然涉及一系列的理论创新：
创新发展的理念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由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核心是科技创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处提到“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来源。大工业的基础是革命的，表现为“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方式转变，驱动产业结构转向中高端，驱动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绿色化。科技创新突出自主创新。我国科技创新已经从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科技创新需要与产业创新对接，培育新经济，突出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要求产学研协同创新，形成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氛围。
协调发展的理念要求形成平衡发展的结构。这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可以归结为协调发展理论。两大部类平衡理论就是要求部门之间在全面协调的基础上实现按比例发展。协调发展的宏观要求是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结构要求是针对当前存在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着力补齐短板。其中包括：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补齐贫困地区短板，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补齐社会发展的短板，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
绿色发展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中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先是适应自然。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后来是控制自然。“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
就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人类社会在生产力落后、物质生活贫困的时期，由于对生态系统没有大的破坏，人类社会延续了几千年。而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
。如此发展下去，人类文明就将崩溃。在低收入阶段所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重工业化，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资源的耗竭及不可持续供给。生态和环境是人类进行劳动和生活的空间。生态和环境也是财富，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绿色的环境就是宝贵财富。由此就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要求。应积极改善与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持续繁荣的生态环境。绿色发展实际上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类不仅需要通过现代化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还要获取更多的生态财富。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最适宜的文明方式影响和介入自然，可以换取自然对生产力的最佳反馈，其中包括依靠科技实现循环经济。
开放发展的理念要求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这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更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在30多年的对外开放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开放发展，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要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积极参与并主导全球经济治理。
共享发展的理念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既要克服“为生产而生产”和片面追求高积累的发展观念，又要在收入分配上体现公平正义，克服两极分化。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体现共享发展的要求。消费属于最终需求。人民的消费水平反映分配关系和分配制度的性质。宏观经济的均衡关系实际上是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衡关系。突出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关键是培育消费力。其路径包括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共享发展包含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的丰富内涵。人民群众在民生改善中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得到看得见的利益，有更多的“获得感”，这是改革发展的动力源泉所在。共享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在马克思看来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人只有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全面发展各种能力，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并具备共享发展的能力。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也就是以中国的理论讲中国的故事，并且指导中国的实践。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