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特朗普如何赢得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王　希

2016年11月9日凌晨2点，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美国总统大选终于尘埃落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以下简称希拉里），当选为第45任美国总统。在全国538张总统选举人票中，特朗普赢得了306票，比希拉里赢得的232票多出74票，虽然不是一种压倒性胜利，但超过了当选需要的270票。美国主流媒体和民意测验事先预测希拉里将大胜特朗普，但选举结果却将这个预测变成了美国总统选举史上最大的误判。消息传来，聚集在纽约市曼哈顿特朗普竞选总部的支持者们先是难以置信，而后欣喜若狂。希拉里的支持者则是哀声一片，许多人倍感震惊，顿时陷入失语之中。大选前夜，无数的民主党人曾经期待，在他们于2008年选出第一位非裔美国人总统（奥巴马）之后，他们要在2016年选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续写美国民主的“奇迹”。然而，在参加投票的13666.9237万美国选民中，有46%的人并不想分享这一期待。的确，就普选票而言，希拉里是赢家，她赢得了全国48%的选民的支持，赢得的普选票比对手足足多出286万张，但因为总统选举程序规定只有赢得超过半数的选举人票才能当选总统，她最终未能冲破美国政治中最高和最后一块“玻璃天花板”。对这位在美国政坛拼搏了30年、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担任过联邦参议员和国务卿等职务、收获过无数荣耀，同时也饱受过无数攻击的女政治领导人来说，2016年大选带给她的是一场伤痛，并且是一场将“延续许久”的伤痛。

希拉里的伤痛也将是她的支持者的伤痛。后者感到伤痛，并不一定完全是因为希拉里的落选——即便在她最忠诚的支持者中，许多人也并不认为希拉里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总统候选人。人们感到伤痛是因为他们必须接受一个现实：一个在他们看来最不适合做总统的候选人居然经过民主程序而当选总统。大选结束的第二天，《纽约客》杂志主编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发表专论，用“一场美利坚的悲剧”的醒目标题来形容特朗普的当选。在他眼中，特朗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粗俗不堪，浅陋无知，蔑视少数族裔和女性，无视事实与科学，靠煽动仇外主义情绪和鼓吹白人至上主义思想而当选，一想到他要进入白宫，人们无法不感到“恶心和深深的忧虑”。他宣称，特朗普的当选对于美国国内和国外的“本土主义、威权主义、贬损女性行为（misogyny）和种族主义”来说是一场“胜利”，但对于美国宪法和自由民主体制来说则是一场“悲剧”。《时代周刊》虽然将特朗普选为2016年“年度人物”，但给出的理由却是：特朗普在竞选中利用蛊惑人心的方式操纵了选民的绝望感，动员起一支“隐秘的选民队伍”（a hidden electorate），将他们的愤怒活生生地倾泻到选举政治之中，并不惜以“摧毁昨日的政治文化”为代价来“建构明日的政治文化”，从而在选民中制造“我们vs.他们”的深深裂痕，所以，特朗普应该获得更为合适的头衔不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而是“美利坚分众国总统”（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

历史的诅咒与魅力皆来自它的不可预测性。也许要等到若干年之后，学者们才能真实地掌握所有关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信息。也只有在那个时候，他们才能真正透彻、准确地解读2016年大选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这次大选对于美国政治、美国民主和美国历史的意义。但是，2016年大选的结果中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是特朗普赢得了大选；二是特朗普创造了历史——他以一个“圈外人”（outlier）的身份，在党内初选和总统大选中战胜了众多的“建制派”竞争者而当选。

特朗普如何赢得大选？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之一。如果将2016年与2012年两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民主、共和两党对全国50个州中的44个州的政治分割基本相似，换言之，44个州（将近50州的9/10）的政党归属在两次大选中并没有发生变化。唯一发生变化的是位于中西部“锈带”（Rustbelt）地区的5个州——艾奥瓦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再加上南部的佛罗里达州。这6个州在1968年以来的总统大选中曾反复为民主党和共和党赢得过，其政党归属并不稳定，俗称“摇摆州”（swing　states）。6个州总共拥有总统选举人票99张，它们在2008年、2012年大选中都曾为奥巴马所赢得，是当时民主党建构的选民联盟的关键组成部分。在2016年大选中，如果两党能够像2012年大选那样继续保持对其他44州的分割，希拉里只需赢得这6个州中任意4个州的普选票并进而顺理成章地赢得它们的总统选举人票，就能赢得大选。但她没有做到。特朗普却在上述6个州成功“翻盘”，赢得了这些州的普选票多数，并进而顺理成章地赢得了它们的总统选举人票，破解了奥巴马和民主党人在2008年、2012年建构的选民联盟。这些州的普选票结果显示，除俄亥俄州之外，特朗普与希拉里的得票数十分接近，在最接近的密歇根州，特朗普仅以1.0704万票的多数获胜。从这一角度看，特朗普之所以赢得了2016年总统大选，关键在于他赢得了上述6个“摇摆州”中足够数量的“摇摆选民”的支持。

特朗普为何能赢得大选？这是人们更为关注的问题。有几个明显的理由可以解释特朗普的胜利。首先，“摇摆州”的多数选民给了特朗普最关键的支持。在这些选民中不乏曾在2008年、2012年大选中支持过奥巴马的人，但他们觉得在奥巴马执政的八年中，并没有分享到他所承诺的改革的好处，故而转向支持共和党——这可能是特朗普获胜的最直接原因之一。其次，共和党党内一开始竞选者众多，且都有各自事先锁定的“票仓范围”，但在特朗普获得党内提名之后，这些人的追随者群龙无首，又不愿意加入反对党，被迫“归顺”特朗普，给了特朗普整合原本分崩离析的共和党派别的机会。譬如为了赢得原来拥护泰德·克鲁兹（Ted Cruz）的宗教保守派选民的支持，特朗普向他们承诺，当选后要提名一名保守派大法官来填补著名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去世之后在联邦最高法院留出的空缺。这个承诺对宗教保守派选民很重要，因为他们希望借最高法院之手推翻关于妇女堕胎权的“自由派”判决。再次，对手的“带病”参选也帮助了特朗普。希拉里拥有傲人的从政资历，竞选中所表现出的沉稳、大度和不卑不亢也可圈可点，可以说是“政治正确”的典范，但因为她在担任国务卿期间曾使用非官方的电子邮件系统，联邦调查局对她是否泄密展开过调查。“邮件门”事件令她的竞选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另外，在她担任联邦官员期间，她和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创办的克林顿基金会曾接受过国内外富豪的捐款，而为了筹集竞选经费，她又与华尔街的大资本势力频频接触。所有这些都给对手留下了把柄，成为她滥用公职、进行利益交换和在政治上是两面派的证据。这种指责也严重影响了许多选民尤其是白人女性选民对她的信任。最后，在竞选的冲刺阶段，虽然时任总统奥巴马及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积极为希拉里助选，希拉里曾经的党内对手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也努力说服自己的支持者改变立场，但他们都未能成功地将自己的政治感召力转化成为支持希拉里的力量。此外，少数族裔（包括非裔、拉美裔和亚裔）曾经在2008年、2012年极为热情地支持奥巴马，但这次他们没有给予希拉里一个至少同等的支持率。

上述这一切对解释特朗普的获胜都是重要的，但仍不足以说明特朗普为何初次参选就能够获胜。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许多人对他作为政治人物并无好感，认为他并不具备美国总统应具有的品质、素质、能力和操守，也有支持者对他的“政治不正确”言行极为反感，但当他们站在投票机前时，仍然选择了他。的确，在参选和当选之前，特朗普是一名毁誉参半的地产商人，一直在追求自身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也曾涉足影视界和大众娱乐文化，从未担任过任何形式的公职，也没有从政经验，对国际事务更是知之甚少。与20世纪后期竞选成功的总统候选人相比，他既没有艾森豪威尔的资历、肯尼迪的魅力、约翰逊的经验、尼克松的深沉、里根的口才、卡特的质朴、比尔·克林顿的圆滑，也没有乔治·布什的家族背景，更没有奥巴马的理想主义激情。从大选一开始，他似乎就要做一个极为异类的候选人，执意要挑战“建制派”的规矩。他不按常理出牌，拒绝公开个人的财产信息，拒绝对过去的错误行为表示歉意（即便在他2005年侮辱女性的言论被曝光之后也依然我行我素），时常口出狂言，大肆攻击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言他人之不敢言，甚至拒绝承诺接受败选的结果。即便有这样的表现，特朗普仍然在大选中获胜。这是为什么？特朗普用什么“法术”赢得了选民的支持？是选举制度造就了他，还是他利用了选民？位于“摇摆州”关键位置的选民为什么放弃希拉里这样一个既熟悉国内外政治又有丰富经验的资深政客，而将希望寄托在一个不靠谱的“圈外人”身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诚然，近期美国政治的发展对2016年大选的结果有直接的影响，但特朗普的当选并非是一种因为选民的失误而偶然取得的成功，而是更久远、更深层的原因所致。笔者希望从历史的视角来观察美国选举制度的演变与运作、现代政党政治文化的演进、不同美国价值观之间的内在冲突以及全球化时代特朗普支持者的心理状态，并探讨它们与特朗普当选之间的微妙关系，以此来更好地理解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同时更深入地思考美国民主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挑战。

一、精英化的政治运作与反“建制派”的政治

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始终以“圈外人”的身份来标榜自己，将自己与党内党外的“建制派”候选人区分开来。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用意颇深的竞选策略，目的是利用“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和“反精英主义”（anti-elitism）的口号来迎合选民对现行官僚体制的不满和不信任，激活“沉默的大多数”的参与感，打造一支为“建制派”早已抛弃或不屑一顾的新的选民队伍。初选是党内选举，也是赢得党内提名的必经程序，只有赢得初选，才能进入大选，然后才有赢得总统职位的希望。与其他所有的竞争者一样，特朗普想要赢得大选，必须遵循和使用现有的选举体制，但他的做法是利用体制来反体制。

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最初是在1787年制宪会议上制定的。其基本程序是，总统选举分两步走，先由各州选民选举总统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举总统。经过200多年的演变，这一制度的实际运作已经与原始设计相去甚远。19世纪上半叶政党政治介入总统选举之后，两党制逐渐形成，“团体制”（unit　rule）和“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规则在各州得以实行，将总统选举人变成了政党意志的代言人，主要政党控制了总统选举的程序设置与运作。 20世纪初，党内初选制作为“进步时代”的一项政治改革措施得以启用，改变了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将政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从原来由政党大佬在全国党代会上通过幕后交易来决定，改为由本党基层选民通过初选来决定。这本身是一项“去精英化”的政治改革，但也拉长了竞选周期，迫使竞争者至少提前一年半进入竞选，因为初选是一种自由竞争，参与者众，竞争十分激烈。漫长的竞选周期和广泛的选民动员（包括在竞选中采用收音机、电视等新型传媒技术来动员）都大大增加了竞选的花费。所以，从初选开始，竞选者必须全力以赴，筹集竞选资金，并与党内各种派别和选民利益集团进行周旋，以获得它们的支持。竞选者尤其必须力争在最初的几次初选中取得胜利，只有这样才可能吸引到后续的竞选捐赠。所以，初选的竞争时常变成一种党内同仁在筹款能力方面的竞争。

为了赢得初选，党内竞选者建立起专业班子，负责筹款、动员选民、传播政策主张、开拓公共关系等工作，打通各种关节，在联邦和州的政党体系中设立联络人负责关于利益的谈判。久而久之，总统选举变成了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程序清楚、操作专业的商业化运作模式，拥有一批负责筹划、设计、咨询和操作的专业人才，并建构起一个范围广泛、盘根错节的人脉网络。这个网络对于一个主要政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卷入其中的人往往被视为“建制派”的一部分。“建制派”的核心层应该包括政党的资深领袖人物、国会议员、联邦政府官员、政党全国委员会和州委员会成员、州议会议员和州政府官员等。新闻界、学术界、文化界、军界和商界与政治权力关系密切并掌握了实质性话语权的人，可以被视为“建制派”的外围。“建制派”是一种定义模糊的概念，也是一种“利益共同体”，卷入其中的人分享本党的基本理念，负责为本党设置政治议程，化解党内异议，并在国会和总统选举中施加影响，决定本党候选人的选择和竞选资金的分配。

初选制的实施改变了政党全国委员会的功能，使它不再控制候选人的提名，而成为为候选人提供服务的一种机制。1971年通过的《联邦竞选法》（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及其后来的修正案对总统竞选的个人捐款数额做出限制后，政党全国委员会开始负责接受来自其他渠道的捐赠。政党也将从各种名目的政治行动委员会那里接收的捐赠分发至州和地方党组织，用于选民动员或建构基层网络。同时，政党动员和接触选民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基层选举动员包括政策宣讲、选民与候选人互动等，在现代政治体制下，选举方式发生了改变：电脑程序根据选民参加选举的历史对选民进行识别和排序，以区别对待；要求捐款的群发信件取代了传统的社区动员。选民因此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与政党之间的情感和社会联系，政党也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动员那些有捐款能力或有意参与选举的选民，对普通选民及其关心的问题逐渐丧失了兴趣。政党竞选纲领的写作成为一个由专家和精英掌控的过程，普通选民与政党上层之间的政治纽带和意识形态情感发生断裂。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上层成为一种特定的“圈子”，“圈外人”难以进入，“圈内人”则变得越来越依赖党内网络来赢得选举、获取权力。在精英设计的选举程序中，普通选民仍然行使投票权，但他们只能在一个议程被设定、话语被精英分子设计的框架中按既定程序投票，参与性民主中的“民主性”被稀释，选民的参政热情受到极大的打击，普通选民对“建制派”的反感与不满由此而生，并与日俱增。特朗普打出“圈外人”的旗号，明确提出反“建制派”的做法，极大地迎合了基层选民积蓄已久的“造反”心理。

特朗普要反的实际上是多个“建制派”，既有共和党“建制派”，也有民主党“建制派”，同时还有那些在媒体、学界、文化界和商界由精英分子组成的“建制派”。一句话，他要反的是包括联邦政府在内的整个官僚机构以及由此构成的一整套超出普通选民控制之外的统治体系。在竞选中，特朗普使用的障眼法之一，是刻意将各种“建制派”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将它们笼统塑造成一批无视普通人的基本利益和基本诉求、只乐于彼此间进行利益交换、不惜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基于这种立场，他在初选阶段着力强调自己的“反潮流”特征，将党内竞争对手斥为“建制派”，而把自己定位为与体制并无利益纠缠的体制内独立候选人，抱着毫不在乎的赌一把的心态，以出格甚至蛮横无理的表现来挑战党内对手。他的目的很清楚，要想赢得大选，首先要打破的是共和党党内的局。

特朗普进入初选之后，刻意扮演了一种搅局者的角色，采用了一种出其不意的极端做法，不按秩序出牌，无视媒体，肆意表现“政治不正确”，经常口出狂言，颠覆了传统的选举规范，也破坏了媒体与竞选者原有的交往规则和基本礼貌。他在第一次公开辩论中，便以咄咄逼人的态度回应福克斯新闻电视台女记者的提问。虽然他的表现引起了媒体人的愤怒，但选民对他的欢迎程度不降反升。特朗普应对媒体的技能十分娴熟，以肆无忌惮甚至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一向自以为可以呼风唤雨的媒体，不断制造轰动新闻和轰动效应，结果是有效地利用媒体为他做了免费广告。他不期望媒体对他进行公正的报道，更不指望媒体说他“政治正确”。他需要的是借用媒体为他造势，将媒体变成他的竞选工具和最有力的助选助手。与此同时，他也借助“推特”等新传播平台，不断发布消息和意见，从而建构起一支由支持者构成的网络选民队伍，并通过他们传递消息。

特朗普的16名党内对手虽然精明老到，志在必得，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因受“建制派”文化的约束，仍然希望通过稳妥、中庸的政策设计和循规蹈矩的竞选表现来博取选民的好感与媒体的支持，特朗普的异类表现则令他们阵脚大乱，应对不及，接连败下阵来。特朗普直截了当地将埋藏在其他共和党人心底的话讲了出来，虽然极富争议，但却产生了轰动效应。最终，特朗普赢得媒体的高度关注，始终占据着共和党竞选消息的头条，吸引了共和党选民的注意力，在初选中制造了“涟漪效应”，并很快脱颖而出，最终在2016年7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将对手一一逼退——包括最被看好的强劲对手杰布·布什（Jeb Bush），提前锁定了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在初选初期，一些共和党“建制派”大佬对特朗普十分反感，但随着其他竞选者一一退出，“建制派”已经无力阻止特朗普的崛起，因为他赢得了党内民意的支持。根据共和党的规定，获得初选胜利的竞争者不仅将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而且将成为党的领袖。这样，特朗普就从对共和党“建制派”的批判开始，借用共和党初选的程序，成功地“劫持”了共和党，让共和党变成了帮助他赢得大选的工具。

利用体制反体制，既帮助特朗普赢得了党内初选，也令特朗普看到了美国选举体制和选举文化中可资利用的弱点，包括愈演愈烈的“极端政治”，后者成为特朗普在大选中刻意使用的武器之一。

二、极端政治的常态化与民主的变异

“极端政治”（extreme politics）的确是特朗普竞选的一个特征。所谓“极端政治”，即在政治竞争中采取不妥协的立场，追求一种极端化的目标。如果两党均采取不妥协的态度，“极端政治”便有可能演化成为“极端化政治”或“极化政治”（polarized politics），并导致宪制的低效和瘫痪。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曾对美国政治史做过一个十分著名的观察，即美国历史上的政治精英群体无论在意见和立场上如何相左，实际上分享着一套共同认可的信仰。他们尊重财产权，信仰经济个人主义的哲学，欣赏竞争，并将资本主义文化所包含的经济美德视为人的必备品质。这些基本信仰最终转化成为美国政治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原则，即捍卫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尊重个人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强调机会的价值，允许个人利益和独立自主在法治范围内的自然生长，并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仁爱之情的社会秩序。虽然这一观察在后来受到批评，但“共识”之说却不是没有道理的。纵观美国政治发展的历史，保障美国政治体制有效运行和稳定的是两种“共识”：一是“意识形态共识”（ideological　consensus）；二是“体制共识”（institutional　consensus）。前者凸显美国人对美国政治的基本原则的认同和支持，后者则强调美国人对共同认可的宪政程序的尊重。美国总统每四年选举一次，众议院每两年选举一次，无论竞争多么激烈，两党都会遵循同样的规则，合法竞争，轮流执政。不仅在总统和国会层面如此，在州一级政治中也是如此。因为存在这种共识，所以竞选失败的政党始终怀有在下次竞选中获胜的希望，并且会积极通过宪政体制中的“谈判”与“妥协”机制来推进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两种共识的存在和相互作用有助于避免“分裂政治”（divisive politics）的出现——至少可以遏制其蔓延和深化。如果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势不两立，则很可能会在实际政治中滥用体制，使其原本具有的妥协功能丧失效力，导致美国政治陷入僵局。而体制僵局一旦形成，就难以破解，政治便会走向极端化，“极化政治”便会取代“妥协政治”。

无论是哪一种“共识”，都需要得到承认、培育和维护。共同分享的价值观、运作有效的政府体制以及具有政治眼光和政治斡旋能力的领袖人物，对于意识形态和体制“共识”的建构至关重要。美国宪政的功能之一是建构和维系共识，而民主政治（包括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则是建构共识的手段和程序。两党的“建制派”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治共识的产物，他们之间存在默契，维护着共同遵守的原则。除了程序上的共识制造和共识维系之外，共识文化也渗透到美国政治的行为规范与实践之中。有的时候共识会遭遇危机，变得非常脆弱，甚至会崩溃，但如果核心共识的机制能保持稳定，新的共识仍然可以被建构。反之，如果核心共识变得脆弱，重大危机便不可避免。

共识的消失将导致极化政治的产生和生长，其特征是政党的“党派性”（partisanship）取代“公共性”成为权力政治的游戏规则，并渗透到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联邦政府三权之中。国会的权力分配（包括重要委员会成员位置的安排）与一个议员的“党派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党派性”要求议员在立法表决时对政党的立场做到绝对忠诚，要求议员即便在本党利益与本选区选民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也要以党的意志为重。这样的要求便产生出一种宪政悖论：国会议员的代表性发生了转向或变异，他不再代表本选区所有选民的利益，而只代表他所属的政党的利益，或只代表那些同党选民的利益。“党派性”对选民利益的分割是对美国原始宪政设计中的民主性和地方性的背叛。极端政治或极化政治的出现，意味着妥协空间的缩小乃至消失。政党政治中的“党派性”与民主政治中的“人民主权”原则发生了冲突，导致民主体制中的代表性发生变异或断裂——议员听命于政党，而不是选民。这种情形会使选民对选举体制的公正性丧失信心，使选民动员变得更加困难。当投票人数减少时，政党会加强对所谓“积极选民”的控制，控制手段也不断改进，基层党工干部与选民的亲密接触被事先制作的电视竞选广告所代替，而竞选广告又是政党或与之相关的利益集团出资制作的，其结果是选民与选举程序变得更加分离。

极化政治的发展要求政党从长计议，提前布局，制造和维护对本党有利的国会选区，从政治分割的角度减少乃至消灭两党竞争，不给对手在本党控制区域内组建有效选民联盟的机会。换言之，就是将反对派选民当成一个不确定因素，在大选来临之前将其消化掉，以确保本党能始终控制某国会选区乃至某州的总统选举结果。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一种情况的产生，即越来越多的州在总统大选中连续为某一政党（民主党或共和党）所赢得；或者说，越来越多的州的大选结果为某一政党连续锁定，这些州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一党州”（one-party states）。当一个政党能够比较长期而不间断地连续赢得某州时，反对党一般不太愿意在这些州投入过多的竞选人力和财力来动员选民“翻盘”，因为这样做需要大量资源，而且往往是得不偿失的，在大州尤其如此。譬如，共和党对得克萨斯州的“锁定”和民主党对加利福尼亚州的“锁定”，都属于这种情况。下表显示的是1968年以来所谓“一党州”的数量逐渐增加的情况。

表1　“一党州”（在总统大选中连续为同一政党所赢得的州）的统计
（1968—2012）

数据来源：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U. S. Electoral College，Historical Electoral Results，Electoral Votes，by State”，available at：http：//www.archives.gov/federal-register/electoral-college/votes/votes_state.html.2017.1.7.

从表中可以看出，自1968年开始，“一党州”的数量逐年增加，从1968年的9个州增至1988年的14个州。到2008年民主党人奥巴马参加总统大选时，50个州中有22个州长期为共和党所赢得，成为所谓的“红州”（red　states）；另外21个州长期为民主党所赢得，被称为“蓝州”（blue　states）；除哥伦比亚特区（属于“蓝州”范围）以外，全国50个州中只有8个州继续处于两党竞争的“摇摆州”的位置。在2012年大选中，奥巴马丢掉了2个州，即印第安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从支持民主党转向支持共和党。到2016年大选开始的时候，两党的政治分割基本不变，两党的竞争则集中在中西部“锈带”地区的“摇摆州”和南部的佛罗里达州，而帮助特朗普赢得大选的正是这些州。如果两党竞争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展开，结局可能会有所不同。

极化政治也严重影响了国会的立法效率，经常性的体制僵局则进一步打击了选民对政治体制的信心。党争垄断了近年来美国政治的运作，两党能达成共识的立法问题越来越少，具有重大改革意义的公共政策的推动变得越发困难。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两党之间的合作（包括理解、默契与相互妥协）是非常重要的，不同权力机构（包括立法、执法和司法机构）之间的合作与默契也非常重要。在国家遇到重大危机（如战争、经济危机或恐怖主义袭击）的时候，这种合作比较容易进行。当一个政党要推行一种贯彻自己理念的改革时，必须首先拥有体制资源的保障和支持，也就是说，需要在较长的时间内同时占有总统职位和控制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从1932年到1968年，民主党对总统和国会的同时控制长达26年，而共和党在其间只控制了2年，另外8年为两党分治（divided control）的时间，即两党分别控制白宫或国会或国会中的一院，而未能完全掌控立法权和执法权。这一时期是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的时代，民主党人利用这种体制上的机会推动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包括罗斯福新政和“伟大社会”），创建了“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lism）的政府治理模式。在1969年到2008年的40年内，两党单独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两院多数席位的情况不多，分别为6年左右，而两党分别控制白宫和国会的时间则长达28年。所以，自1968年之后，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有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的体制资源来建立和维系一个长期性的政策模式。这一段时间也正是美国和世界形势发生急速变化的时期，各种需求和要求增多，国家需要在内政和外交上采取较为统一、长期和具有延续性的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持续不断的党争对建立具有前瞻性和长期性的国家发展框架构成了障碍。

奥巴马于2008年胜选之后，一度拥有很高的民意支持率（他以365张总统选举人票大胜麦凯恩，后者获得173张选举人票），众多选民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同时，民主党人控制了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但不是绝对多数），他自己也表示要进一步推动“新政自由主义”政府模式的计划，但最终他未能做到这一点。在奥巴马任期内，严重的党争导致立法机构几近瘫痪，两党达成共识的话题越来越少，各自推动的利益都无法有效地转化为政策。奥巴马力图推动医保改革，但最终做出了巨大的妥协，而他所推行的医保法案正面临着被废止的危险。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面对国会共和党人的党派政治带来的压力，奥巴马只好借助行政命令来推动他的其他改革，包括移民政策的改革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推进等，但这种做法反而加剧了极化政治。总统与国会的对峙几乎成了奥巴马总统执政时代的同位语，党派情结大大超越了国家情结，党派性成了主导的意识形态，超越了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奥巴马有改革的意愿，但他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治资本和恰当的历史机会来构建两党共识。相反，他不得不诉诸总统行政命令的做法却被对手攻击为一种极化政治的做法。

三、价值观的分离与选民重组

对共和党保守派来说，奥巴马政府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及其对美国未来的设想是一种极为“清楚而现实”的威胁。在他们眼中，奥巴马是一个“并不美国化的”美国总统，他的肤色是黑的，他的名字中带有穆斯林的味道。在普通白人眼中，奥巴马不过是“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又译“平权措施”）政策的受惠者，而他的成长经历又显示他是美国精英阶层的一分子。奥巴马本人无疑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缺乏罗斯福曾经拥有的利用危机来整合政治力量的能力和资源。他受到的牵制太多，无法给选民带来他们需要的改革。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他在“锈带”地区的支持者在2016年大选中选择离开民主党，转而把选票投给特朗普。宾夕法尼亚州卢泽恩县（Luzerne County）的例子可以生动地说明这一点。

奥巴马在2008年、2012年的大选中赢得了宾夕法尼亚州，但在2016年的大选中，特朗普以四万普选票的多数赢得了该州，打破了共和党自1988年以来从未赢得宾夕法尼亚州的纪录。卢泽恩县有5644名民主党人在2016年改换了党派身份，在选民登记时从民主党人变成了共和党人，这样他们便可以参加共和党的初选。相比之下，该县只有1000多名共和党选民改变身份，变成民主党人。从2008年到2014年，该县的拉美裔人口增加了一倍，达到了人口的9%。当地原住居民多为白人和老人，他们认为外来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抢走了工作机会，并带来了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该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普通白人生活贫困。该县的贫困率高于州的平均水平，有五分之一的带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处在贫困之中。另一个问题是失业率高，当地制造业的工作机会自2009年以来已减少了10%。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地居民非常欢迎特朗普提出的对移民实施严格控制、强制递解非法移民出境、反对全球化、反对美国工厂搬迁至海外等主张。当地人希望特朗普能够给他们带来工作机会，阻止非法移民大量进入美国。在听了奥巴马的8年说教之后，他们不再相信“体制内”的人，也不相信全球化会给他们带来好处。在他们眼中，希拉里是擅长说教的“圈内人”，而作为商人的特朗普则善于解决实际问题。

由此可见，选民们希望改革，不喜欢固守成规，而“建制派”“圈内人”在他们看来是固守成规的政客。希拉里在竞选战略上强调候选人的资格、资历和品质，但选民需要的是改朝换代，解决失业、工资下降和经济停滞不前等现实问题。尽管他们并不认为特朗普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但他们认为特朗普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至少可以让他试一试。据《时代周刊》报道，宾夕法尼亚州的小城市楠蒂科克（Nanticoke）的市长约瑟夫·多尔蒂（Joseph Dougherty）曾是一名民主党人，他在2016年大选中改变立场转而支持共和党，理由是当地人不再只希望“勉强地活着”（survi-ving），而希望能够获得机会过更好的生活，“外出度假，翻修住房，换一辆更好的车，为自己孩子的未来投资”。他认为他的转向代表了一批“勤奋工作的蓝领工人”的行动，大家都在寻找“能够支撑家庭的工作”，而民主党似乎对此视而不见，所以“我们并没有抛弃民主党，而是民主党抛弃了我们” 。

卢泽恩县和楠蒂科克城民主党选民的立场变换一方面反映出民主党忽略了基层选民（尤其是中下阶层白人）所关心的就业和移民问题，另一方面反映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全球化、移民开放、税收政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公民权利（包括持枪权、堕胎权、隐私权、同性恋者权利等）等问题的处理上存在巨大分歧。实际上，对不同政策的选择反映出美国选民对美国价值观的认知发生了分歧。

当代美国社会针对核心价值观产生的分歧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改革。新政是为了应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而进行的经济改革，但它开启了联邦政府对国家经济生活的深度干预。它将公民的经济安全与保障纳入联邦政府的保护范围之内，改变了传统的政府职能，扩大了政府的权力，增加了政府的责任，创造了一个能动主义（activist）的政府模式，奠定了美国式福利国家的基础，带来了美国自由主义的重要转型。根据“新政自由主义”的理念，政府需要对普通公民的生存和幸福负责，需要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包括养老金、失业救济和贫困救济等。在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改革进一步扩展了联邦政府的这种功能和责任，将反贫困、都市改造、扩大福利保障、提高公民的生活品质、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等作为改革内容，并在罗斯福总统提出的“社会保障”计划的基础上加入医疗保障和医疗补助等新的社会立法项目，巩固了美国式福利国家的基础。“新政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国家治理模式，是在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这种特殊的国际环境，尤其是西方与共产主义世界的竞争，帮助美国塑造了全民的政治共识。此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权利革命全面挑战了美国生活和法律中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推动了移民政策的改革。所有这一切催生了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一种新的美国价值观。这种新价值观在政治上主张更具包容性，更提倡民主参与；在经济上强调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利用税收杠杆对社会财富进行更为合理的再分配，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扶持和机会；在文化上鼓吹包容性、多元性和相互尊重。这些价值观对以“瓦斯普”（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传统为基础的美国传统价值观做了很多修正，也引发了“权力重组”和“权利再创”。最重要的是，在新政自由主义的旗帜下，民主党人建构起一个由工人阶级、少数族裔、妇女、具有批判思想的自由派学界和城市中产阶级选民组成的政治联盟，这为其长期控制联邦政府提供了政治保障。

在新政自由主义的推动下，能动主义国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政府的社会开支大幅度增加。根据研究，非国防开支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例从1954年到1975年持续上升，从5.7%上升到15.7%，增加了近两倍。政府的花费主要用于覆盖社会立法项目，包括医疗保障、医疗补助、残障人士的医疗补贴、食品券，以及联邦政府对贫困地区的教育补贴等，但最大的政府开支是社会保障体系的花费。法律要求政府支付的强制性开支的数额远远超过了预期。政府的经济管制范围也大大扩展，从商业竞争规范的管理扩展到消费者的健康与安全，以及工人的工作环境、健康和安全等领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1世纪初的60多年里，美国通过了大大小小330部管制性法律，其中主要的管制法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的。管制力度的加强带来了政府官僚机构的扩张。在“权利再创”方面，除了《1964年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和《1965年选举权法》（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之外，联邦政府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了关于公平住房、高等教育、残障儿童教育、反对教育领域的年龄歧视等方面的公民权益法律法规。1964年至1976年，国会通过了11部与公民权利相关的法律。联邦最高法院对“权利”案件的审理数量也大大增加，1933年审理的案例中只有9%是与权利相关的，到1971年时65%被审理的案例都与权利相关。联邦政府针对种族、性别、教育和司法正义等敏感问题实施的集中化全国性统一立法管理，极大地扩展了联邦政府对公民个人及其家庭生活的干预。联邦政府还通过控制税收来制造各种补贴，以管制公民的个人收入和纳税标准。这种“大政府”模式改变了美国政治运作的传统模式，带来了政治力量的重组。

伴随新政自由主义而来的是当代保守主义。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法伯（David Farber）所指出的，当代保守主义并不是突然爆发或一蹴而就形成的，而是在抵制和反对新政自由主义的过程中通过吸收不同的思想和势力而逐渐形成的。最初的保守主义主要反对“新政”的经济政策，力图恢复传统的“经济自由”。到了冷战初期，保守主义阵营开始反对共产主义——虽然新政自由主义者也是反共的。保守主义将共产主义与宗教面临的威胁结合起来，从而赢得了宗教选民的支持。在随之而来的民权运动中，保守主义者又将美国南部那些反对联邦的民权立法、捍卫“白人至上”统治模式的州权主义者纳入其阵营之中，组建起反对联邦政府插手南部种族关系的保守派政治力量。这支力量最终成为帮助尼克松赢得1968年大选的“沉默的大多数”的组成部分。共和党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成为当代保守主义代言人的转型。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白人女性中的激进保守力量和新的宗教右派加入保守派阵营中，对抗由女权主义者和少数族裔权利提倡者构成的自由派改革力量。宗教右翼对当时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的关于公民权利的一系列决定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些决定废止了中小学的宗教祈祷仪式，放松了政府对淫秽作品的限制，允许销售避孕产品和堕胎，给予犯罪嫌疑人过多的权益保护，引发了美国社会的道德衰败。经济保守派则希望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并降低税收。这些不同派别分享的共识是，美国需要建立一个反共的、军事力量强大的政府，以反对任何形式的针对美国的国际威胁，并通过减税来克服滞胀危机。他们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和文化变革将国家引向一个错误的方向。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为保守主义整合不同派别的力量提供了一个机会。里根凭借自己的演讲才能把保守主义变成了一种正面而乐观的意识形态，将“自由”的话语权从民主党人的手中夺了回来。他提出美国要恢复市场资本主义的秩序和活力，恢复州权的尊严，减少联邦政府的社会立法和对公民生活的干预。里根结束任期时，冷战行将结束，保守主义获得了崭新的生命力，变成了与新政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正面对抗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对抗在政治上的反映是“权力重组”（reconfigura-tion of power）和“权利重组”（reconstitution of rights）以及从两者衍生而来的“选民重组”（realignment of voters）。在权力组合方面，因为总统同时是执法者和立法者，对总统职位的争夺变得非常激烈。同时，联邦最高法院在公民权利的裁定方面也拥有极大的权力。它对同性恋者权益、“肯定性行动”政策、总统竞选中的金钱捐赠等做出的裁决引发了大量争议。大法官的任命与批准充满了权力斗争，让普通选民在选举政治面前深感无力。这些都加剧了国会参议院席位的竞争。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01年“9·11”事件发生，多元文化主义和保守主义在政治、教育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展开了持续的交锋。 “9·11”事件之后，保守主义政客重新启用强硬的民族主义和传统的爱国主义话语，主张在外交上实行单边主义，强调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并将伊斯兰教视为美国文明潜在的敌人。此后，反恐战争的失利和巨大花费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美国带来了多重打击。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速度加快，在21世纪初尤其是奥巴马执政期间达到一个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美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不断受到新兴经济大国的挑战，世界经济格局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美国仍然在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但它同时面临着国内外的严峻挑战。在国际上，美国需要保持技术开发、市场占有和资金使用的优势；在国内，美国需要通过税收和其他政策维系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不断激发市场活力，保证普通美国人也能分享到全球化的好处。事实上，全球化加深了利益分配的不平等，那些没有搭上全球化快车、没有分享到红利、短时间内也无法指望从中受益的人因此表现出了强烈的焦虑、失落和愤怒。这批人为保守主义带来了新的血液，并带来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选民的重组。

随着共识消失和价值观的对抗加剧，选民们按照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进行了重新站队。特朗普通过初选整合了共和党党内的不同派别，而在民主党阵营，希拉里却未能吸引到足够多的女性支持者和年轻选民。不仅如此，她还失去了白人群体中的蓝领工人阶级支持者。所以，特朗普的胜利绝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2016年大选展示了一个核心价值观存在深刻裂痕的美国的焦虑，反映了不同的美国经验和美国想象之间的碰撞。在共和党内部，基层选民发动了一场“内部反叛”；在全国层面，白人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中下层选民针对“建制派”精英政治发动了一场“公开反叛”。这种反叛是半个世纪以来新政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发生得最为激烈的一次公开较量，是保守主义对多元文化主义主流价值观的一次“清算”，也是保守派选民对未来美国的走向做出的一种愤怒的选择。

四、特朗普的话语与被焦虑困扰的选民

在上述背景之下，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有效地利用了美国人的焦虑与恐惧。他以白人工人阶级代言人的身份，讲出了“锈带”地区白人工人群体碍于“政治正确”而不敢讲也没有机会讲出来的话。特朗普话语的核心思想是民族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的话语。它以“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为旗帜，提出要恢复传统美国的荣耀与力量，恢复白种美国人在美国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优越感和主导地位，恢复美国在国际秩序中不能被撼动的地位，保持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例外”特质。这种话语在意识形态上与共和党“建制派”的保守派思路其实是吻合的，所以许多共和党人虽然不喜欢特朗普，却不愿意站出来批评他的话语，有的人甚至为此感到释然，因为特朗普讲出了他们想讲而不敢讲的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共和党开始对多元文化主义持怀疑态度，对“政治正确”大加谴责，认为它限制了言论自由。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敢说大话和狠话，并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其“强人政治”的风范和敢于蔑视“政治正确”的勇气，也是企图重新界定美国的民族性。他用“美利坚主义”（Americanism）的逻辑包装了对民权运动成果的挑战，重新将“美国人”定义为一个从文化、肤色到观念都和谐一致的民族整体，从而否定了多元文化主义和民权运动问世以来形成的新美国价值观。他要传递的信息是：美国已经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时刻，传统美国价值观的纯洁性已经受到玷污，并正在迅速消失。

特朗普表达的正是中下层美国白人的焦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冷战的大环境中，美国人（尤其是白人）享受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经济繁荣和高品质生活。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速度加快、人力成本提高和经济发生转型，中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去工业化”现象十分严重，传统的工业格局被打破，中产阶级的收入和家庭生活开始受到影响。在失去原来唾手可得的工作机会的同时，他们还面临着外来移民的工作竞争，加上实际工资水平下降，父辈的美国梦在新一代身上化为泡影，由此引发的焦虑在中产阶级选民中迅速弥漫。特朗普将自己说成是这些“被遗忘的”中下层白人的代言人，将中下层白人的痛苦归咎于“建制派”政治精英对美国人的欺骗，将全球化视为对美国利益的出卖和牺牲。他声称，全球化或全球主义（globalism）不仅没有使美国人受益，反而使受到伤害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国门大开的结果是许多历史上并不够资格进入美国的人长驱直入，将美国逐渐变得“非美国化”。

特朗普在竞选中反复使用“我们vs.他们”的语言模式。虽然他并没有说明“我们”是谁，但他的听众一听就十分明白。在特朗普的语言中，经过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洗礼的美国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包容、宽容和多元化根本就不是美国价值观的一部分。对于“锈带”地区的白人失业者来说，敢于挑战“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特朗普成了他们的英雄。在这些选民眼中，“全球化”就是美国的资本、工厂和工作机会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同义词。特朗普将奥巴马任总统时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克林顿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相提并论，将它们说成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同流合污、忽悠民众的产物。许多出生于传统的产业工人家庭的美国人感到，他们的父辈曾经拥有的中产阶级地位正在消失。他们曾经是民主党人，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60年代站在新政自由主义一边，但他们发现被精英政治控制的民主党如今已不再重视他们，而共和党“建制派”也不理睬他们。特朗普准确地抓住了这个机会，给他们的愤怒火上浇油。

在竞选风格上，特朗普也是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利用耸人听闻的言论和肆无忌惮的表现，将竞争对手一一逼退。与他同台竞争的体制内候选人（包括在职的参议员、州长等）在选举中都有所顾忌，基本不敢破坏“政治正确”的行规，即便是泰德·克鲁兹这样的极端保守派，在竞选时也仍然恪守政场规矩，而不敢像特朗普那样有恃无恐地讲话和做事。特朗普熟谙“建制派”候选人瞻前顾后的心态，以极为出格的风格将极端政治推向民众和选民心理承受的极限。特朗普其实并不是美国总统选举史上使用“极端政治”手段的第一人。20世纪30年代的休伊·朗（Huey Long）和60年代的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都曾经扮演过极端民粹主义领袖的角色，用过激的政治语言直击选民的恐惧，点燃他们的愤怒，将他们被压抑的感情激发出来。但是，他们都不如特朗普做得成功，原因之一在于共和党“建制派”的无序与无奈——在建制派竞争者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特朗普已经将他们逼出初选；原因之二在于特朗普拥有对建制派政治、精英政治和全球化极度反感和失望的一批选民的支持。正如历史学家梅森·威廉斯（Mason Williams）指出的，政党“建制派”在从前完全可以通过党的组织来阻止像特朗普这样的人物从初选中崛起，但如今由于“政党和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参与初选的选民，而不是政党的大佬们或党内那些更倾心于意识形态的积极分子，掌握了提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权力” 。

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政党体制、政党体系和媒体建构已经成长为一个利益体制。从初选到大选，人脉、金钱、资历和利益牵扯等已成为民主体制的一部分。若要赢得选举的胜利，必须要在这些方面积累资本。竞选变成了这些“非民主”程序与设计之间的较量。同时，候选人要获得权力，必须赢得选民的支持，于是攻克选民便成为选举政治的目标。这样一来，选举政治变成了一种本末倒置的政治，选民意愿不再是民主政治的动力和源泉，而是为了掌握权力需要清除的障碍。所有围绕选举展开的政治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得到选民的选票。民主、权利和政治诉求都被工具化了，成为权力追逐者用来进行利益交换、追求个人成功的筹码。为了获得意想中的选举结果，候选人及选举机器（包括党内的各级委员会和特意安排的媒体访谈等）努力影响选民，左右选民，对选民进行操纵。虽然选民仍然按自己的意愿投票，但他们的意愿已被设定在特定的政治环境、议题和候选人当中。特朗普的异军突起提供了一个不同的选项，具有强烈的反建制、反精英情绪的选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来做出一个具有风险的决定——摒弃“建制派”，拥抱“造反派”。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2016年美国大选是一场针对民权运动成果和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观的全国辩论，是美国人关于两种美国历史叙事、两种美国愿景的竞争，用美国作家戴维·罗森（David Rosen）的话来说，也是美国的一场“文化战争”（culture war）。希拉里和特朗普分别在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两种叙事和愿景做了生动的描述。希拉里描述的是一个崇尚多元价值的、具有包容性的、继续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富有创新精神的美国。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看来，这也许的确是一个美好的、令人向往的愿景，但它是一个陌生的、昂贵而遥远的梦，享有它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包括持续地接受政府的干预，付出昂贵的经济支出。这是精英阶层的梦，不是普通人的梦。特朗普在提名演讲中描述的美国则处于危险的边缘，传统社会面临重重挑战，美国价值观受到攻击，内部面临着危险。他所描绘的梦是“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这是一个现实的、熟悉的、触手可及的梦，让人感到安全和舒适。人们希望在这个梦中重新找回父辈曾经享有过的特权与优越感、中产阶级生活的舒适，以及作为一个美国人的骄傲。由于总统选举制度的安排和选举文化的因素，希拉里和特朗普最后变成了两种唯一的选择的化身。对他们的选择与每个选民的阶级、种族、性别、族裔、宗教、出生地、意识形态和文化习性纠缠在一起，这使大选的整合变得极其困难，选择也变得很受局限。当特朗普道出“山里人”的忧虑和失落感的时候，他看准了这些选民为了挽救正在消逝的传统而孤注一掷的心理。

当选民们感觉到在自己的祖国正在变成异乡人的时候，他们会陷入一种深深的恐惧。他们为传统和价值观的消失而感到痛苦，既无法搭上全球化的快车，也不愿意全力拥抱多元化。眼看着后来者和外来者源源不断地超越他们，他们的失落感和恐惧感更加强烈。这种失落感与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曾经描述的“社会地位政治”（status politics）有相同之处，但特朗普的支持者想要表达的不仅是冤情和愤怒，他们也希望找回失去的“美国梦”。所以，《时代周刊》提到的“隐藏的选民”是存在的，但他们并不是隐秘的，他们过去只是没有机会发出声音而已，特朗普的出现给了他们一个选择和表达的机会。他们的人数并不多，正好大都分布在摇摆州，所以在大选日他们给了特朗普一个具有“临界数量”（critical mass）意义的选民支持，并且喊出了“还我祖国”（I want my country back）的口号。

五、两党制与“无选择困境”

上述的叙述和分析力图说明，特朗普的当选看似偶然，其实不然，背后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特朗普的“利用体制反体制”的成功也使人们再度从政党政治——尤其是两党制——的角度来反思美国选举制度乃至美国民主的本质。之所以想到这个角度，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察：参加2016年总统选举的竞争者人数众多，民主党有希拉里、伯尼·桑德斯等，共和党的角逐者则一度多达16人，此外还有绿党等其他政党的竞争者，但当选民最终站在投票机前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的只有希拉里和特朗普两人，其他的竞争者皆通过两党制和党内初选的实践被“过滤”下去了。一起被“过滤”下去的还包括这些候选人的政见，其中有的是颇受多数选民欢迎和支持的政见。而希拉里和特朗普在许多涉及国计民生、美国未来的重大问题上分歧很大，政见与政策截然对立，然而选民必须在两人中间做出选择，否则就会失去有效的政治参与的机会。在这种情形之下，总统选举成为一种对未来四年的国家政治与政策做一种“非黑即白”的选择，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也没有妥协的余地。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构成了美国总统选举制度的一种事实上的“无选择困境”（no-choice dilemma）。如果需要面临“无选择困境”的只是选民中的少数人，如果“无选择困境”只是在选举中极为偶然地出现，它对民主的损害尚可容忍，而一旦“无选择困境”成为一种常态，并弥漫于包括总统、国会议员、州长、州议会议员的各层选举之中，选举制度的“民主性”便会大打折扣，因为它事实上剥夺了相当一部分选民有效地参与政治的权利和机会。

两党制如何得以成为美国政治体制中一个经久不衰的建制，它又如何导致了“无选择困境”在近年来选举中的频繁出现，而特朗普又是如何有效地利用了这一建制，做到了利用体制反体制的，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两党制并非美国宪制的原始设计，事实上，参加1787年制宪会议的人对大众民主和政党政治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然而，联邦宪法的设计却为两者的出现与生长创造了条件。为建立一个限权政府，宪法将联邦权力分为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权，并在相应官员的任期和产生方面设计出一套复杂体系——国会参议员每届任期6年，由州议会选举产生；国会众议员每届任期2年，由各州合格选民选举产生；总统每届任期4年，由各州总统选举人选举产生，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任职终身，不通过选举而是通过总统提名和参议院审核批准的方式产生。这样的设计将总统和国会议员（早期主要是众议员）的选举变成一种定期活动，再加上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官员的选举，所以频繁、定期的选举成为美国民主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实践。根据联邦制的原则，选举（包括总统和国会议员的选举）是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来主持的，选举程序和选举资格的规范原则上是州政府的权力，但竞选——不同利益群体围绕获取公职而展开的竞争——催生了政党政治。政党将分散的选民意愿进行整合与提炼，形成一种集中力量，冠之以某种意识形态的口号，争取选举的胜利，从而获取对公职的占有（以及制定公共政策的权力）。原始宪法中没有任何关于政党的文字，但政党政治却因为选举的现实需要而进入宪制之中，成为左右美国民主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体制性力量。两党制便是这个漫长历史过程的产物。

两党制的核心是互为反对派的“二元政治”，最早起源于第一届总统华盛顿的任内。同为“建国之父”一代人的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和国务卿杰斐逊在联邦财政政策制定和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界定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两人在国会和各州的追随者分别组成了两个非正式派别（factions），被人称为“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1800年，当总统权力从联邦党人亚当斯手中和平转移到民主共和党人杰斐逊手中时，“合法反对党制”——在尊重宪法原则之下互为反对派的组织化的政治竞争体制——成为“建国之父”一代人接受的实践。随后生效的第十二条宪法修正案则为政党政治名正言顺地进入选举政治做了宪政上的铺垫。但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都不是现代政党，既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没有跨州的永久性组织，至多是一种精英内部因政策倾向和个人好恶结成的政治派别。

现代意义上的美国政党产生于19世纪20—50年代，这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第二政党体制”时代。由民主共和党中分裂出来的民主党和辉格党在全国范围内针对总统、国会议员、州政府和州议会的职位进行了长达20年的公开竞争，其结果是不仅带来了选民队伍的扩展（几乎所有的白人男性公民在此时都获得了选举权），而且带来了一种白人内部的具有广泛民主性的“大众政治”（mass politics）。政党政治在这一阶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创造出一整套政党政治运作的制度和规定（包括组织跨州的政党联盟，使用统一的竞选口号，通过党内大佬的商议和全国党代会的交易产生本党总统候选人，以及在选举中实施“赢者通吃”和“团体制”的做法），在建构基础组织、选民动员和竞选技术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美国政党政治的典范时代：政党竞争公开有序，民众参与积极而热烈。用政党史学者乔·西尔贝的话说，此时的美国几乎变成了“一个浸润在政党政治中的民族”（a　partisan political nation）。

但辉格党、民主党构成的两党制在19世纪50年代中叶因无法解决奴隶制问题而土崩瓦解，被由共和党和民主党构成的新一轮两党制所取代。共和党是由数个北部政治派别因为反对奴隶制扩张的共同需要而组成的政党，利用南部退出联邦的机会和民主党的分裂获得了控制联邦政府的绝对权力，并在重建时期通过将选举权赋予获得解放的黑人男性而将自己的影响力推进到南部，为第三轮两党制19世纪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19世纪70年代至今，共和党、民主党的竞争与对峙成为美国政党政治的核心内容，而两党竞争的结果是产生了过去150年来所有当选的总统和绝大多数的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各州州长以及州议会议员。换言之，如果没有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制的运作，便没有美国政治中的选举，两党制似乎也成为了美国民主运作的一种理所当然的体制。

但在历史上，两党制并不是没有受到过第三党或多党制的挑战。19世纪初的反共济党曾与联邦党、民主共和党并存，赢得过国会议员的席位。内战前北部的自由党、自由土地党、美国党等也与共和党、民主党并存过。19世纪后半叶的绿背纸币党、人民党、进步党以及社会主义党也都不同程度地与民主、共和两大政党竞争过。第三党现象在20世纪也没有杜绝过，州权党、绿党、茶党等也都曾轰动一时，但所有的第三党从未赢得过总统选举，也从未有过赢得国会两院多数党的真实机会。

是什么造就了两党制的长盛不衰？美国建国初期开启的“二元政治”实践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8世纪末围绕联邦宪法的批准出现的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对立奠定了第一政党体制的基础。同为“国父”的汉密尔顿（以及后来的约翰·亚当斯）与杰斐逊之间的争斗更强化了二元对立。第二政党体制在本质上是围绕西部开发、内陆改进、合众国银行和关税问题等建构的相互对立的选民联盟。二元对立在内战和重建期间达到顶峰，共和党、民主党在联邦主权归属和美利坚民族的政治原则问题上处于一种无法妥协的状态，最后诉诸武力解决。

“二元政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采用了新的形式。两党名称不变，但在政策立场上因应形势的变化而发生过换位和选民队伍的重组。如19世纪末，工业化、城市化冲击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和阶级划分，改变了人口的分布与结构，迫使两党进行选民重组。民主党将位于中西部、西部和南部的自耕农和天主教徒选民纳入自己的阵营中，而共和党则演变成为东北部工商业资本的代言人。进入20世纪后，民主党总统罗斯福利用新政改革，组建起一个由北部劳工、天主教徒、都市少数族裔和非裔美国人组成的选民多数，为该党长期执政提供了牢固的选民支持，共和党则将白人新教教徒、小镇居民、自耕农和商业中产阶级变成自己的征募对象。民权运动结束之后，南部白人选民、宗教保守派和一部分白人劳工阶层被吸引加入共和党阵营中，而民主党则努力维系由少数族裔、新移民、自由派和底层劳工组成的选民联盟。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因为围绕公民权利、经济利益的分配、宗教与价值观等而展开的辩论，选民的政治立场出现了严重的分化，选民重组也变得更加困难，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两党制的生存，也没有给第三党夺取两党选民的机会。两大政党这种灵活应变的能力为政治学者小瓦尔迪默·奥兰多·基（V. O. Key，Jr.）所观察到，两大政党似乎总是能够用“新的方法来重塑自己，找到新的追随者，来弥补丢失的追随者”。

另外一个、也是更为关键的维系两党制长盛不衰的原因是“制度”设计。联邦宪法规定，总统候选人须赢得过半数的总统选举人票数才能当选。这一规定迫使政党集中所有的资源，减少票源分散，而在广义层面，两党竞争而不是多党竞争成为最有效的赢得绝对胜利的模式。第二政党体制时代产生的“赢者通吃”“团体制”“相对多数获胜”等竞选规则最开始都是在州的选举程序之中使用的，随后推广成为一种通用的竞选实践。 19世纪上半叶开始采用的“单一议员选区制”（single member district）——在一个国会议员选区里，只有得票最多者才能当选，即便第二名仅比第一名少得一票，也不能分享后者的胜利——也是为了政党政治的需要，但实际上包含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强硬逻辑，不仅限制了选民的选择范围，而且也使得落选者及其支持者的主张遭到彻底否定。这些对选举的规范化在很大程度上也迫使具有超越两党约束的参选者放弃独立参选的念想，减少他们参选和获胜的机会。

州的选举程序与规定也为两党制提供了公开的和隐性的“制度”保障。譬如，一些州要求选民在参加党内初选时确认党派认同，变相地将党派忠诚作为参与初选的程序要求。又如，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可以因为两党制的传统自动获得州选举委员会的认可而进入州印制的选票上，而第三党的候选人的名字则需要在征集到一定数量的选民签名才能进入到选票之中。征集选民签名的条件往往十分苛刻，如宾夕法尼亚州曾要求“第三党”候选人要在选举前14周内收集到近10万选民的签名后才能获得“选票通道”（ballot access）。还有的州规定，在民主、共和两党党内初选中失利的候选人不能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大选，此举是为了阻止党内的“失败者”对主要政党候选人造成威胁。因为联邦制的缘故，涉及选举程序、选区划分和选民资格界定的法律主要由各州制定，而各州的立法机构则长期为民主、共和两党把持，保证两大党竞争的“公平性”（实为它们的既得优势）成为两党的共识。这些规定，借用政治学者爱泼斯坦的话来说，将美国总统选举中已然存在的“双寡头垄断选举制”（electoral duopoly）体制化了。

“双寡头垄断选举制”带来的结果之一是选举政治的僵化和政党的工具化。“二元对立”的模式极大地削弱了政治人物和选民的政治想象力和创造力，抹杀了更多的，也可能是更理性的、更符合绝大部分选民愿望的政治组合的可能性，破坏了宪政体制所包含的“和谐化”功能。因为获得竞选成功成为政党政治的最高和最根本的目标，政党的一切运作均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和展开，两党制也就彻底演变成为一种为赢得选举而存在的体制和进程。当政治竞争变成一种放大了的工具理性的实践的时候，民主政治应有的道德和思想内涵便会荡然无存，而技术政治则因为对胜利的渴望和偏执而走向极端化。两党不仅在功能设置、组织建构、选民动员和选举技术等方面表现出越来越惊人的同质性，而且在政见和政策上越来越固执己见，不愿意妥协，甚至也不敢妥协，推动改革的动力与活力丧失在日复一日的党争之中，并大大破坏了选民对民主政治的信仰与崇敬。

“双寡头垄断选举制”同时也带给两大政党较第三党望尘莫及的先天性优势，虽然这种优势从一开始是建立在不公平的起点之上的。当竞争场上只有共和、民主两党的时候，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第三党给两党竞争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便大大降低。正是在这种情势和条件下，民主、共和两党可以对全国各州和各州的国会选区进行长时段的布局和经营，连续不断、锲而不舍地制造和维护那些对本党有利的国会选区，从而保证始终赢得这些选区的国会议员选举（从而增强本党在国会的势力）和赢得总统选举人的胜利（在许多州，总统选举人虽然是由政党绑定集体参选，但赢得多数选区是享受“赢者通吃”成果的前提）。从政治分割的角度出发，两大政党都力图减少乃至消灭在自己控制选区内的两党竞争，不给对手留下组建有效的反对派选民联盟的机会，以确保本党能够垄断本党控制区域的选举结果。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些州在历次总统大选中连续为某一政党（民主党或共和党）所赢得，成为了本文前面提到的“一党州”（one-party state）。到2000年时，50个州的三分之二几乎都成了“一党州”。这意味着，在这些州内，政党的竞争程度变得越来越低。当一州的总统选举结果长时间地为一个主要政党垄断之后，反对党一般不太愿意在这些州里投入过多的竞选人力和财力，而更愿意把“翻盘”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在两党之间来回摇摆的州上。政党竞争在“摇摆州”内更为激烈，它们的选民也在全国总统竞选中占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双寡头垄断选举制”还关键地改变了党内初选在整个总统选举程序中的作用和位置。党内初选是20世纪初美国民主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目标是将原来由党内大佬掌握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权“下放”给本党普通选民，即候选人必须先赢得党内普通选民参与的初选，才能最终得到党代会的提名。在实践中，初选逐步演变成为一种“时势造英雄”的表演，竞争者使出浑身解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力图战胜党内的竞争对手。谁能够筹到雄厚的资金，组成有影响力的竞选团队，赢得媒体的高度关注，谁就有可能胜出，胜出的时间越早，对初选最终结果的影响力也就越大。但一旦党内候选人的提名尘埃落定，形势会发生逆转，变成“英雄造时势”。获得党代会提名的本党总统候选人按惯例也成为党的领袖，在制定本党的竞选纲领，宣示政见和政策方面，可以不受限制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并以自己的想法来决定竞选策略，而政党的全国委员会和各州的政党委员会在此刻所能扮演的角色只是服务性的，它们的任务是全力以赴帮助本党候选人赢得选举，不会、也不可能对其政见提出质疑。所以，两党候选人赢得初选，成为党的领袖，利用两党制营造的政治垄断与分割局面，可以大大增加赢得大选的胜算。

这正是2016年总统大选时发生在共和党内的情形。无论从组织上还是意识形态上，特朗普都并非一位忠诚的共和党人。当他决定参选之后，他没有重复亿万富翁佩罗（Ross Perot）在20世纪90年代的做法——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总统选举，也没有像西奥多·罗斯福在20世纪初那样大费周章地去组织一个第三党来参选，而是选择作为一名共和党的参选者参加竞选。作为一名精明的商人，他显然希望用最小的成本来谋取最大的利益，而在总统竞选中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效地利用两党制下的“双寡头垄断选举制”以及其已经造成的政治分割局面，同时将“翻盘”的希望寄托在摇摆州身上，谁能赢得更多的摇摆州，谁就可能赢得大选。然而，他必须先要赢得党内初选。

特朗普深知自己是共和党权力圈子之外的人，从政经验是一张白纸，如果按常规出牌，他必然处于劣势。所以他必须要打烂一些坛坛罐罐，做一些出格的事，打出“三反”（反建制派、反精英、反全球化）的旗帜，刻意表现一种“政治不正确”，以此来赢得一大批对两党制早已厌倦的共和党基层选民的注意力。这是一场豪赌，但他做到了先声夺人，以一种比保守的建制派竞争者更为保守的政见（但他在包括同性恋者权利的问题上反而表现出一种共和党人少见的宽容）击败了党内的竞争者，赢得了党内初选，迫使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并奉他为党的领袖。进入大选之后，他借助共和党的平台，使用白人民族主义的语言，煽动起“摇摆州”那些受到全球化冲击的选民的怨恨和不满，并将这种不满与怨恨提炼成为一种对建制派政治、精英政治和全球化的全面否定，从而创造了一支追随他的选民队伍。这个追随特朗普的“反叛者”队伍，如同特朗普本人一样，原本就游离在两党制的夹缝之中，此刻不再受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共和党大佬的控制，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披着共和党外衣的“特朗普党”。正是位于摇摆州的这些怒气冲天、怨气十足的特朗普党人选民给了特朗普关键的支持，而那些不愿在特朗普和希拉里之间做出选择的人则面临了“无选择困境”。

民主政治运作的核心内容是人民对政治决策的真实参与，选举则是参与的重要方式，也是民意表达的一种直接方式，但当政党政治控制了选举的程序与规则，全面的民意便无法得到真实的表达，民主也将为政党政治所挟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