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的写作与编辑缘起2018年6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一场学术讨论会。当时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刚成立不久，钱乘旦院长找到我们两人，委托我们就美国研究的热点问题组织一个研讨会，主题、人选和形式自定，唯一的要求是会议要呈现跨学科交流的特征。当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已有一年半之久，因他的当选而引发的“特朗普现象”仍在升温发酵，而他的执政标新立异，与同时代的其他“强人政治”共同构成21世纪国际政治中的一种新现象，引起了中外学界的高度关注。我们当时认为，“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意识形态和多重价值观在长期激烈竞争之后的一种结果，中国学界需要深入研究它发生的历史动因，探讨它对美国、世界和中美关系的未来将产生的长期影响。在分头阅读了大量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论文之后，我们决定以“特朗普现象与重新认识美国”为主题，组织一次学术讨论会，邀请不同学科的学者参加，探讨“特朗普现象”的表象与基础，以及特朗普政府的政治与政策。我们希望借讨论会来推动同行对美国研究的一些深层问题的思考，包括：选举政治与政治民主的异化，传统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在极端政党政治时代的变异，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新资本主义对美国国内阶层划分的影响，国内政治对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和影响力的冲击，数据化时代新型大众政治的兴起及其国际化现象等。

我们随后邀请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吉布森律师事务所的十多位学者与会，用一整天的时间，从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大众传播学、社会学和领导力研究等角度围绕上述的部分问题进行研讨，并与上百位听众展开互动。会议之后，发言学者提交了文字稿，我们对稿件进行文字编辑后，结集成书。本书原计划2019年出版，但因各种原因推迟至今。尽管如此，作者们的研究成果最终能够出版，我们仍然感到是一种幸运。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王立新和牛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朱文莉教授也在研讨会上就特朗普外交政策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强势总统的起源和富豪民粹主义等议题做了精彩发言，但因时间关系他们最终未能参加文集的写作。赵蒙旸和张大鹏两位青年学者也参加了研讨会，并应邀贡献了自己的近期研究，他们对美国激进右翼和白人民族主义历史的讨论帮助拓展和深化了本书的内容。

从内容看，除第一篇外，收入文集的九篇文章可大致划分为两大主题：（1）　对“特朗普现象”的内涵、历史基础和形成原因的讨论与解读；（2）　对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以及两者的影响的分析。第一篇描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过程，为随后的主题讨论提供历史背景。在分析特朗普胜选的近因与远因时，作者王希认为，中西部“摇摆州”的“摇摆派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是他最终获胜的关键所在，这种支持代表了新形势下美国选民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组；导致选民重组的原因包括：常态化的极端政治、价值观的持续对立、选民对精英化和专业化政治操作的反感与拒绝、因经济利益和向上流动机会分配的不公正而产生的贫富悬殊和认同心理落差。这些因素通过民主、共和两党垄断的选举程序被加倍放大，致使众多选民陷入一种“无选择的困境”，将选票投给了原本并不情愿予以支持的特朗普。

围绕第一主题，刘瑜、张大鹏、赵梅和赵蒙旸从不同角度讨论了“特朗普现象”的表象、内涵、民意基础以及演进的过程。刘瑜从政治学角度出发，注重讨论美国内部存在的政治文化冲突，使用大量民意测验数据，展示不同美国人群体（草根民众、文化精英、自由派、保守派等）在涉及联邦政治、政府政策、社会价值、公民权利、道德认同等问题上存在的尖锐对立，并将这种对立的起源推至民权运动时代。她强调说，自20世纪60年代起，自由派乘“权利革命”之威，在多方面同时快速推动左翼价值观，通过相关立法扩展其政治理念的幅度，并增强了其实践的力度，保守派势力被迫做出强烈反弹，导致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在基本价值观方面的分歧持续扩大。刘瑜认为，分歧之所以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并非因为当代保守派的大幅“保守化”，而是因为自由派的大幅“进步化”。换言之，如果“特朗普现象”被视为是一种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话，右翼所做的是“以观念强度的变化来应对左翼观念幅度的变化”。她认为，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政治所发生的质变、自由派对文化产业的主导、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代际观念的更迭趋势，都使得右翼选民产生了一种“被围困心态” ，特朗普有效地利用了左右政治文化的对立，成功地将保守派选民转化成支持自己的力量，所以“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并非主要源自内部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均，而是因为美国国内累积而成的内部“文化冲突”。

张大鹏也注意到了刘瑜所描述的“被围困心态”，并进一步指出，特朗普的支持者实际上自认为是面临了“双重困境”——在国内受到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氛围的胁迫，在国际上则感受到新兴国家对美国领导权的挑战，而隐藏在这种被围困感背后的是恐惧——白人选民对即将永远丧失其传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优势的恐惧。张大鹏认为，特朗普之所以提出“美国优先”的竞选口号，目的是呼应和利用白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张大鹏在文章中追溯了这一意识形态从美国建国到20世纪的演变，并指出，即便是在左翼思想看似占上风的时期里，白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未真正退潮，通过教会、公民组织和社区活动等网络在基层社会建构了大量的信奉者，得到持续的传播和坚守，特朗普的竞选则为其爆发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

作为建制派政治的局外人，初次参加总统选举，特朗普似乎缺乏媒体优势。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除福克斯新闻网等少数媒体外，自由派主流媒体并不看好他，即便在他就任总统后，仍然与他针锋相对，一反过去那种“小骂大帮忙”的风格。然而，主流媒体的批评不但没有迫使他“就范”，反而助长了“特朗普现象”的升温。这是为什么呢？赵梅在文章中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她先是回顾了以都市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为特征的美国主流媒体的角色形成的过程，随后分析了特朗普与其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的原因。在赵梅看来，这种紧张关系的症结并非完全因特朗普的霸道作风所致，媒体本身也负有一定责任。在极化政治的背景下，主流媒体抛弃其声称的自由主义立场，公开选边站队，在选择和发布新闻方面不再扮演政治平衡者的角色，导致其公信力下降。此外，传统主流媒体仅关注都市精英的政治偏好，与大众社会（尤其是乡村基层社会）严重脱节，导致“锈带”地区的普通白人选民对其产生一种普遍的反感情绪，而互联网技术则带来了新右翼媒体的迅速崛起，后者与传统右翼媒体联合起来，形成了与左翼媒体的对抗。左右媒体的对峙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各自制造出一批党派性极强的受众群体，为特朗普获胜和延续人气提供了绝佳机会，因为他执意采用的是分裂政治的策略，根本不打算去取悦和迎合反对派。

数据化时代的新媒体如何运作，又如何建构新的右翼力量呢？这是赵蒙旸文章所讨论的重点之一。赵蒙旸讨论的“激进右翼”与刘瑜、张大鹏讨论的“传统右翼”有着重要区别，用她的话说，激进右翼的成员并非都是躲在保守的南部小镇地下室里的键盘侠或深陷“锈带”地区的“反智红脖”或刻意制造恐怖的新纳粹分子，也同时包括了受过精英大学训练的、拥有稳定收入的都市白领达人。与传统右翼不同的是，激进右翼是一种全球化和数据化时代的产物，它的成员深谙流行的文化符号，能熟练运用社交媒体进行信息传播和宣传鼓动，并在宣传技术上借用左翼社会运动的经验，对宣扬西方沙文主义和种族仇恨的思想进行巧妙包装之后推销给受众，并将大学生在内的青年一代作为主要的攻克和招募对象。赵蒙旸还指出，激进右翼虽然分享传统右翼的一些意识形态，也支持特朗普的政治纲领，但他们同时也痛恨民主、共和两党所代表的精英政治，属于右翼大阵营中的“造反派”。与此同时，激进右翼的出现也激发了“激进左翼”的复苏，两者的同时出现和迅猛发展似乎给美国政治带来了一种新的“第三种力量”。它们能否最终成为一种超越或突破民主、共和两党构成的寡头政治的力量，还有待观察。

本文集的文章在付梓时，特朗普政府刚刚完成一半的任期，但其与前任奥巴马政府分道扬镳的做法已经非常清楚。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特征是什么？其政策是一种毫无章法、随性所为的结果，还是美国历史某种传统的延续？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如何受到他的个性和从商经历的影响？他的执政对美国国内、国际秩序和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力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与后果？张毅、达巍与张翔、张业亮、刁大明在本书的第二主题部分中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张毅选择从特朗普的个性和执政风格入手，描述了作为总统的特朗普的“独特”风格——讲话随意，时常信口开河，任意夸大和捏造事实，前后矛盾，充满双重标准，以自我划线，容不得任何异见——这种风格打破了美国政坛的传统职业操守，贬损了总统权威的道德感召力，但在张毅看来，在特朗普看似一派“胡言乱语”的背后，他的政策同时兼有“独特”和“不独特”的两面。他清醒而坚定地将大量保守派精英任命为联邦法官（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改变联邦司法系统中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比例，并对支持他的宗教保守派选民做出回应；他大刀阔斧地通过修改行政法规，减少政府管制，推翻前任奥巴马在经济管制、环保领域的建树，进行大幅度的减税，并力图废除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这些做法并非标新立异，而是继承和延续了共和党的传统保守主义路线。真正标新立异的是在外交和移民管理等领域内。在这些领域内，特朗普推翻了民主、共和两党曾达成的一些基本共识，强行驱逐无证件移民，在美墨边境修建国界隔离墙，并在“美国第一”的口号下，将与包括盟国在内的对外关系降低成为一种经济和贸易的利害关系，把算经济账变成了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高准则，无视国际秩序的约束性，擅自单边修订经济和贸易协定，大打贸易战，施加高压。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在引起美国媒体和选民极度反感的同时，也迫使人们深思一个问题——为何一个具有成熟选举制度的国家会产生出这样一位只能用最低政治、道德标准来评价其操守和成就的总统。

达巍、张翔关注的也是特朗普的执政，但切入的角度不同，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历史学路径，将特朗普的当选和执政放到“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政策范式的背景下去考察。依据这条思路，达巍、张翔将“奥巴马现象”与“特朗普现象”结合起来，观察两者的因果联系。他们指出，源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范式其实是针对20世纪30年代起步的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的一种纠正，后者一直被奉为美国和西方的主流政治共识，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为止；民主党人奥巴马在执政期间（2009—2017）为修正这一秩序所做的“拨乱反正”——包括经济刺激、救助计划、医疗改革和经济监管等——未能触及这一体制的根基，反而导致美国国内贫富悬殊的扩大和政治的进一步分裂。达巍、张翔认为，政治和文化的分裂早在奥巴马政府时代就已经出现，“特朗普现象”可以说是保守派和部分中间派选民联合起来对奥巴马改造新自由主义范式的努力所做出的一种回应。所以，特朗普在头两年的内外政策，包括紧缩移民、大幅度放松经济管制和强制实施单边主义等，都不是特朗普随性冲动做出的决定，而代表了一种寻找新的政策范式的努力，也可以说是一种试图以民族国家的利益节制泛全球化的尝试；但这种在经济上用“美国优先”取代经济全球化的尝试违反了新自由主义的“根本逻辑”。根据达巍、张翔的分析，奥巴马与特朗普两任总统针对新自由主义范式的困境开出了两套药方，而两套药方正好成为党派划线、政党对峙、极化政治的原因。与刘瑜所观察到的左右翼政治文化对峙的现象一样，达巍和张翔也看到美国政治光谱的变化，不过不是向左移动，而是“不断右移”；在极化政治的背景下，以两套药方为界的两党竞争蜕变为一种“否定政治”，极大地削弱了美国国内寻找新政策共识的能力。

张业亮则对特朗普国内政策中的重要内容——解构行政国——进行了深入描述和分析。与达巍、张翔一样，他也认为特朗普的执政理念与里根保守主义对小政府的政策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并证实美国行政体制的确在奥巴马时代得到空前的扩张。他指出，特朗普政府主要通过三个步骤来“解构行政国”：（1）　通过颁布行政命令的方式冻结、推迟、废除行政法规，废除和削减联邦行政机构制定的妨碍美国经济增长的规制，废除和退出二战后形成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中对美国权力产生制约的金融、贸易、投资规则和相关条约；（2）　利用共和党曾经控制国会两院的优势，通过立法来废除和放松行政管制；（3）　通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机制来削弱独立规制机构的权力，提名支持解构行政国政策的候选人进入联邦司法机构（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张业亮同时指出，特朗普的解构行政国的动机是多重的，一方面是因为他秉承的保守政治理念的推动，另一方面是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同时也是为了推翻奥巴马政府的治理遗产，虽然他就任之初时间不长，但特朗普在放松联邦行政规制的范围、规模和力度方面已经大大超过了他的共和党前任，而他的继续执政将会进一步加剧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对立，引发联邦政府三权之间和联邦政府与各州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之争。

特朗普以局外人的身份参选，直接挑战两党建制派，其执政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看似代表了当代美国政治的一种“新转向”。那么，他的竞选与执政对未来的美国政党政治将产生什么影响？这是刁大明文章讨论的重点。刁大明注意到，特朗普执政的后果之一是推动了共和党党内力量的重组，并因占据体制上的优势位置，造成了共和党“特朗普化”的效应，相当比例的共和党候选人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模仿特朗普，表现出极端化的政治立场和反建制倾向，扮演“特朗普（式）候选人”的角色。刁大明认为，虽然特朗普在当时并没有能够完全控制共和党，但他的政策最终将迫使共和党议员和州长选边站队。刁大明同时注意到，“特朗普化”也推动了民主党内部的“身份认同化”的趋势。这两种态势的同时出现和极端化，只会加剧美国政党政治的严重撕裂，无法妥协的“政治部落化”对峙只会愈演愈烈。张毅认为特朗普是独特的，其现象不可复制，也不会长久。刁大明却指出，特朗普的当选激励了一大批曾是局外人的政客跃跃欲试，他们不仅效仿特朗普的竞选风格，而且还借用他的本土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口号。这些发展趋势将塑造新一代的共和党选民，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连选连任成功的话，他将拥有充分的“权力空间”来重塑共和党。

如前所述，我们在2018年发起这场讨论带有双重动机，一是讨论“特朗普现象”的缘由、内容与可能产生的影响，二是深化我们对美国问题的思考。事实证明，开展这些思考和讨论是非常必要的。就在文集稿件交付出版社之后，我们看到特朗普执政继续引发了美国政治的一系列戏剧性发展，包括国会对2016年大选的“通俄门”事件的听证调查、《穆勒报告》的写作与公布、特朗普与国会因美墨边界隔离墙的经费而产生的对峙、2018年中期选举后重新执掌众议院的民主党对特朗普的弹劾等。这一切已经成为美国当代政治史上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要事件。因为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有多数，特朗普虽然遭到弹劾，但并未能真正被审判，获得了事实上的免罪，得以继续执政，但被弹劾本身说明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众议院对特朗普的弹劾当然带有明显的党派政治的动机，但弹劾也完全可以被解读为是一部分选民希望借众议院的体制制止特朗普滥用权力、挽救正常的美国政治运作的一种努力。而这种努力的失败本身则进一步说明，“特朗普现象”已经不再是特朗普的个人意志和个人行动所为，而是已经演变成为了一种政治符号和一种政治势力；这种势力正在并将持续通过总统执政、国会政治、政党竞争等体制不断地被放大和固化，影响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美国政治走向，并影响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国际政治秩序、美国对外关系的走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更有必要扩展视野，从新的角度来深入研究美国，不仅要研究联邦政府一级的政治，还需要研究州和地方政治；不仅要研究都市精英阶层，更要关注边缘和乡村地区的基层社会；不仅要研究政治决策的结果，更需要研究左右决策的多种因素。我们希望，本文集能够在开辟新的美国研究的努力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最后，我们向各位作者的热情配合和优质工作、对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在整个过程中所给予的坚定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　希　赵　梅
2019年12月31日初稿
2020年5月8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