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先秦两汉扬州地望的历史文化

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商末周太王之子泰伯、仲雍因让位而“奔荆蛮，自号句吴” 之前，江苏地区便走向了文明开化之路。前486年秋，吴王夫差在扬州地望筑邗城并且开凿了一条沟通江淮的水道，这就是《左传·哀公九年》记录的：“秋，吴城邗，沟通江淮。” 也就是说，前486年，扬州地望已经有城池存在。

西汉封国于今天扬州地望的宗室王有：荆王刘贾、吴王刘濞、江都王刘非与刘建、广陵王刘胥、刘霸、刘意、刘护、刘守、刘宏等人，东汉封国于广陵地望的宗室王有：广陵王刘荆。汉初，吴王刘濞还都广陵，“铸铜为钱，煮海为盐，国用饶足” ，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与中央抗衡，发动了波及全国的“七王之乱”。兵败之后，景帝改吴国为“江都国”，令刘非统领。汉武帝于元狩三年（前120年）改“江都国”为“广陵国”，立皇子胥为广陵王。光武帝于建武十八年（42年）废“广陵国”设“广陵郡”。其九子刘荆几度策动叛乱未遂，永平元年（58年）徙为广陵王，七年（64年）被赐自尽。十四年（71年），封荆子元寿为广陵侯。

广陵国两汉时期的文化高潮，影响及于全国。著名辞赋家枚乘写下了“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的名篇《七发》，铺陈衣食声色之美，曲折地反映出广陵国的经济繁荣；被称为“百儒之首”的江都王相董仲舒，对奠定儒学在两汉的统治地位起了重要作用；淮南王刘安召集门下士编写《淮南子》，是淮南地区最早的学术著作。南朝人鲍照追忆汉代广陵说：“车挂槥，人驾肩。廛闬扑地，歌吹沸天。孳货盐田，铲利铜山。才力雄富，士马精研。” 广陵国优越的地理位置、重要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为手工技艺的领先提供了全面的支撑。

两汉宗室王各各建有规模宏大的墓葬，陵园内外往往有大大小小的陪葬墓或是陪葬俑坑。江苏地望西汉宗室王墓葬形制有：凿山为陵的崖洞墓，集中于徐州；黄肠题凑式木构墓，集中于扬州及其周边地区，东汉则多易为砖石墓。扬州及其周边已发掘的宗室王墓葬有：盱眙县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高邮市天山广陵王刘胥墓、邗江区甘泉二号广陵王刘荆墓 ，三墓各出土大批国宝级文物和漆器，不啻打开了三个无比辉煌的地下文物宝藏。

1979年，高邮市天山挖掘出武帝子——广陵王刘胥夫妇合葬墓，1号墓以楠木制成“黄肠题凑” 式三棺三椁，如迷宫相套，南北长16.65米，东西宽14.28米，折用木材545.56立方米，比湖南马王堆汉墓“黄肠题凑”式三棺三椁大18倍，保存完整完好，已移地扬州市区建成“扬州汉墓博物馆”；2号墓亦为楠木“黄肠题凑”式而型制略异，规模略小。夫妇墓共出土金缕玉衣残片、玉器、铜器、漆器、陶器、木俑以及成套沐浴用具如大铜盆、三足浴凳、彩绘木屐等文物千余件，如1号墓出土玉瑗，直径13.4厘米，正反面雕刻旋状纹；玉璧，大小不一，较大的直径达21.8厘米，两面浅刻旋纹；2号墓出土大玉璧。

1980年，邗江区（今天仍属扬州）甘泉镇双山挖掘出光武帝刘秀第九子——广陵王刘荆夫妇合葬墓。墓曾被盗，出土国宝级文物仍有：“错银牛形釭灯”（图1.15）、“镶绿松石金王冠”、“镶水晶泡金圈”、“镶琥珀九子漆奁”等，墓址附近发现国宝级文物——“广陵王金玺”。刘荆墓附近，邗江县甘泉郑庄发现大型西汉木椁墓，出土龟钮银印“妾算书”等文物近200件，其中“铜缕玻璃质玉衣”，正符合《后汉书·志第六·礼仪下》所记长公主葬制；邗江区杨寿乡宝女墩新莽时期墓葬出土散落的琉璃衣片，推测墓主身份与“妾算书”墓主身份相当。可见，邗江区甘泉山一带是刘姓宗室王家族墓及其陪葬墓群集中区域。

2009—2011年，盱眙县（今属淮安）大云山挖掘出西汉江都王刘非夫妇合葬墓。陵园面积达25万平方米，葬制为汉代最高规格的“黄肠题凑”式，出土文物达万件，品种既多，又竭尽奢华，考古界为之轰动。如“金缕玉衣”两套、“镶金玉漆棺”两具、“髹漆马车”四辆，还有“铜编钟”、“错银铜虎编钟架”、“玻璃编磬”、“错银铜虎编磬架”与“鎏金铜象”、“鎏金铜犀牛”、“铜驯犀奴”、“铜驯象奴”等大量错金银铜器、鎏金铜器，大批银器如“银浴盆”、“凸瓣纹银盒”等，“玻璃编磬”一套22件是已知中国最早的玻璃乐器（图1.16）。大云山挖掘工作被列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6年盛夏，南京博物院将埃及法老墓出土文物与刘非墓出土文物以“法老·王”为题一并展出，半年展期中，展厅人山人海，万头攒动，汉代宗室王用品比较埃及法老用品更奢华，也更令人震撼。如刘非墓出土的“镶嵌金玉黑漆棺”，木胎，髹黑漆，棺身与棺盖各各以铜釦边，身、盖外壁旁墙共计釦镶铜质衔环铺首30只，镶贴玉璧、玉璜、玉琥10枚，并用金片、银片贴满斜格纹和大小柿蒂纹图案，精美豪华，叹为观止（彩图7）。除埃及图坦卡蒙石棺内有两重镀金彩绘人形木棺、一重纯金棺、木乃伊戴纯金面罩外，中土棺木未见奢华有过此者。漆棺内有金缕玉衣，南京博物院一并复原陈列。刘非墓出土的“彩绘七子漆奁”（图1.17）镶贴银质柿蒂纹与走兽纹，同墓出土的“银釦漆耳杯”镶嵌宝石，同墓又出土“髹漆马车”四辆等。

扬州地区，荆王刘贾、吴王刘濞、江都王刘建、广陵王刘霸、刘意、刘护、刘守、刘宏八位宗室王墓葬尚未被发现打开。可以想见，这八座宗室王墓一旦被打开，将有比三座已打开宗室王墓葬更多的国宝级文物惊现于世人眼前。

先秦两汉，扬州地望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适宜漆器生产。在水路为主的先秦两汉，扬州地望先后出现的江都、广陵等国，与生漆、木材产地交通方便，为原料供应提供了保证。广陵国所辖地区墓葬出土的漆器，都是在素胎上用生漆加糊麻布，用漆灰刮平以后，髹漆数道，没有后世漆器很厚的漆灰层。广陵国所辖地区墓葬出土的漆棺，也是木胎上用生漆加糊麻布，用漆灰填平，不厚做灰漆，内壁髹朱漆，外壁多髹褐漆：漆棺髹饰法与漆器髹饰法完全相同。各墓葬出土漆棺和出土木胎漆器的木质均为金丝楠；漆棺一般在当地制作，很少远途贩运。扬州文物管理委员会曾经邀请漆器工人和考古工作者共同鉴定，一致认为，漆棺与同墓出土的漆器是同地制作的。

两汉广陵国所辖地区墓葬出土漆器的铭文，或书器物名称、买主名款，或刻工匠名字，或烙印，或戳印。漆书买主名款有：“笃须”、“周”、“李”等等（图1.18）；针刻工匠名款有：“工冬”、“工克”、“工鲜”、“工延”、“工阳”、“工定”、“工照”、“工处”、“工野”等等。邗江区妾莫书汉墓、邗江区西湖胡场汉墓都有针刻“工冬”、“工克”名款的耳杯出土，其风格、制法、大小完全相同，说明是同一漆器作坊同一工匠的作品。如此大批量同风格的漆器上留有众多工匠名字甚至相同工匠名款，说明不同墓主生前购买的是同一作坊甚至同一工匠的制品。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它说明作坊就在本地，并且有相当数量的工人。

笔者撰写初版《扬州漆器史》时，吾师道一先生问我：有没有找到扬州汉墓出土漆器上广陵国造的纪年铭文？有没有发现广陵国辖区内有汉漆作坊遗址？笔者如实回答：目前没有。道一师嘱我：慎下结论，证据不单是出土漆器，还必须有史籍记载，或当地地下出土有作坊，或漆器铭文有“广陵”等字样。在初版《扬州漆器史》中，笔者列出六点理由来论证扬州地望汉墓出土的漆器大部分应是广陵国制造，同时说明，这仅仅是著者的推论，“不管推论如何有理有据，仍然必须借助记载或地下作坊、铭文的发现，方能得出最后的确论” 。

随着江都王刘非墓、广陵王刘胥墓、广陵王刘荆墓的开掘和大量超豪华文物的出土，笔者对广陵国历史地位有了新的再认识。与汉宗室王墓被开掘同时，苏北其他地区汉墓不断出土有漆器。如盐城汉墓出土“贴金银片漆器”，不仅造型、漆饰、主体纹饰与扬州汉墓漆器惊人地相近，连边缘二方连续图案的单位纹样也惊人地相同；该地头墩西汉木椁墓出土奁、耳杯、盘、盒等，均外壁髹褐，内壁髹朱，漆绘近似扬州凤凰河木椁墓出土漆器 ；淮安汉墓出土“黑漆奁盒”，实物藏于南京博物院；泗阳陈墩汉墓出土“贴金银片多子漆奁”，周身贴饰车马、云水、羽人、怪兽等极其传神的金银片纹样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大量漆耳杯与漆盘上的铜釦件；徐州铜山小龟山西汉墓出土“贴银片漆奁”，“口部有银釦，外贴以草叶纹、流云纹等银箔（案：当为薄银片）为饰，部分还有错银丝云纹” ；徐州石桥汉墓出土“贴金银片残漆奁” ；连云港海州数座西汉墓葬如侍其繇墓、霍贺墓等出土“漆耳杯”、“银釦嵌珠漆奁”、“银釦嵌珠漆盒”等多件，其造型、漆绘与扬州汉墓出土的同类漆器极为相似，实物藏于南京博物院（图1.19）与连云港博物馆 ；连云港唐庄高高顶汉墓出土直筒漆杯，“朱地，以墨、金二色针刻精细点线纹” 。苏北以外，苏州葑门外天宝墩汉墓、觅渡桥汉墓出土有漆棺、漆碗、漆盘、漆奁、漆案、漆耳环等，“彩绘漆耳杯”内绘有凤纹图案 ；山东日照西汉墓出土一批彩绘金银釦贴饰金银片的漆奁、漆盒等，造型、漆绘法、贴饰法均与扬州汉墓出土漆奁完全相同（图1.20） 。汉代广陵国应有较大规模的漆器工场，很可能已经形成了以广陵国为中心的漆器生产流通网。

汉初文化其实是楚巫文化的全面延续。恰如邓以蛰《辛巳病余录》说的，“汉赋源于楚骚，汉画亦莫不源于楚风也”，“何谓楚风？即别于三代之严格图案式，而为生动之作风也” 。汉武帝开始，理性务实、以伦理为本位的“史官文化”在中原渐居主位，而江苏地区仍然延续着汉初浓厚的楚文化传统，加上南人聪慧富于想象，楚巫文化遂成为江淮地区西汉的主流文化。扬州汉墓出土漆器表现出的江淮地区独特的文化个性，最能说明扬州汉墓出土漆器多系当地制作。与江陵、长沙汉墓出土漆器相比，扬州汉墓出土漆器既有楚巫文化的鲜明印痕，又突显出该地区温和细腻、聪慧富于想象的文化性格。在扬州西汉墓出土的漆器上，看不到尊君、一统、忠孝节义、纲常说教演绎，看到的是龙飞凤舞、奇禽异兽、赤兔金乌应合着天地间大化的衍流在奔逐跳跃，走兽缜密细致高度写实，云纹飞扬灵动又富烂漫想象，那上天入地、游走旋转的云虡纹，那舒展活泼、自由奔放、充满生机的一代新风，表现的是人应合大自然的和谐律动和人生命本体的活跃，体现出汉代的时代精神，体现出汉代造型艺术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令斤斤于一花一草的后世工匠怎么也临摹不出。

今天回看历史，笔者以为，初版《扬州漆器史》说“暂时的结论只能是：以扬州地区及其周边为代表的扬州出土汉墓漆器，是扬州漆器高潮之前的伟大孕育” 确乎谨慎，却也不免保守。在水路为主的先秦两汉，如此大批量的漆器不可能都从外地转运过来，大部分漆器应是在当地工坊制作。正因为汉代扬州漆器不单是在“孕育”，而已经有了丰富的工艺储备和器物储备，唐代扬州漆器才能够远达长安甚至过海东传，领时代装饰潮流之先。

以上只是总的情况分析。两汉时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江陵汉墓漆器不少留有四川蜀郡、广汉郡漆器作坊的烙印文字，贵州清镇出土的漆饭盘上有“元始四年广汉郡工官造……”的长铭文，扬州汉墓也出土有广汉郡铭文的漆器。1985年，邗江区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葬出土漆器20余件，其中7件胎体厚实，金属釦边也厚实，图案均衡匀整，严谨而趋于程式，明显区别于扬州地区其他汉墓出土的漆器。这七件漆器上，有“大官”、“中官”、“内官”、“服食官”等漆书文字，或有“考工”、“供工”、“广汉郡工官”等针刻铭文：藏于邗江区文管会。如宝女墩新莽墓葬出土“鎏金铜釦夹纻胎圆漆盘”，外底朱漆书“中官”，盘外沿针刻“河平元年供工……”等铭文32字；宝女墩新莽墓葬出土“鎏金铜釦夹纻胎圆漆盘”，外沿针刻“元康四年广汉……”等长铭文45字；宝女墩新莽墓葬出土“鎏金铜釦夹纻胎圆漆盘”，外底朱漆书“中官”，盘外沿针刻“元延三年……”等长铭文48字，与贵州清镇平坝出土漆器上的长铭文相似，可见这七件漆器为四川广汉郡官营工场制造（图1.21）。盐城三羊墩东汉墓出土的“大官铭漆盘”，与乐浪王盱墓出土的“大官铭漆盘”完全一致，亦为四川广汉郡官营工场作品。邗江区姚庄102号汉墓除出土扬州地区独有的细腻华美臻于极境的“贴金银片漆面罩”以外，也出土了风格质朴的“广汉郡”铭文漆盘；邗江区胡场1号西汉墓出土的“彩绘几何纹漆碗”，厚木胎，图案粗阔齐整，少线条，多块面，与胡场汉墓出土的其他漆器风格有别。以上说明，出土漆器不一定全都在本地制造。

尽管多种因素构成多种情况，扬州及其周边盱眙、天长汉墓出土漆器共同的区域特色却是客观存在。只要对扬州及其周边盱眙、天长汉墓出土漆器逐件亲眼看过（看刚出土的漆器最好），并且亲自调查全国各地同时期或相近时期出土漆器，从目击中作出比较而不单以印刷品或是误差颇大的复制品为依据，都会得出扬州及其周边盱眙、天长汉墓出土漆器正是广陵国所产的推论。当然，不管推论如何有理有据，仍不宜如报纸网络宣传那样，率断“汉代扬州成为全国重要的漆器生产中心之一”，仍然必须等待扬州汉代漆器作坊遗址等的发现或漆器铭文的记录，才能够得出扬州汉墓出土的漆器基本为广陵国制造的确凿结论。

[1] 夹纻胎：汉代漆器铭文中，“ 纻”指以漆糊裹麻布于薄木胎，麻布与漆灰层层相夹。今人将麻布糊漆制成的漆器胎骨称为“夹纻胎”。 g5xzyP6UHwOxlYoV6GxtAV97XqHpOkYjsvmtPFGGmcsBJ7U8ROoRJfFXQgwoYt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