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勇开新风的雕刻镶嵌

唐代诞生了一类崭新的髹饰工艺——“填嵌”，如螺钿平脱、金银平脱、末金镂、犀皮等等，明代黄成《髹饰录》以《填嵌第七》章予以记录。填嵌工艺共同的要领是：用稠漆起纹或将装饰材料贴、撒于漆胎形成纹样，全面髹漆待干固，磨显出纹样，推光。磨显推光工艺的成熟，是填嵌类髹饰工艺诞生的必备条件，而磨显技术是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逐步成熟的，从将装饰材料拌入灰漆磨显，到渐渐将装饰材料贴、撒于漆胎再髹漆磨显出漆面。

金银平脱漆器是唐代漆器中最为杰出的品种。“脱”者，指将花纹埋在漆下，再磨漆将花纹托出漆面。金银平脱具体工艺是：用金银片镂刻成图案粘贴于漆胎，髹漆没过金银片，待漆干固，磨显出与漆面相平的金银图案，推光。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杨贵妃与安禄山相互赠还金银平脱漆器，唐玄宗甚至命为安禄山造亲仁坊，以银平脱屏风、檀香床等充牣其中 。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藏有中国唐代“金银平脱漆琴”、“篮胎银平脱漆胡瓶”、“银平脱八角菱花形漆镜盒”等多件金银平脱漆器；西安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晚唐“秘色瓷胎银平脱团花纹漆碗”；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有唐代“金银平脱漆盒”；大英博物馆藏有唐代“银平脱银胎漆碗”。

唐代金银平脱漆器的产地在哪里？至今是一个悬而未绝的问题。根据扬州贡品盛誉和出土、传世实物推论，笔者以为，淮南道首府扬州是唐代金银平脱漆器的重要产地之一。论据如下：

论据一：唐代江淮手工业发达，扬州手工业居于全国翘楚。《旧唐书》记：“扬益岭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以致擢居显位。” 安史之乱以后，江南继续为唐皇室制造高级手工艺品。《旧唐书》记：“长庆三年（823年）三月，敕应御服及器用在淮南、两浙、宣歙等道合供进者，并端午、诞节常例进献者，一切权停。” 正史记录唐代高级手工艺品制造，列数产地总以扬州为第一。这里的“扬”、“淮南”，正是指扬州。

论据二：隋唐，扬州制镜负有盛名。“隋炀帝喜奢侈，幸江都，王世充献铜镜屏” ，“铸镜广陵市，菱花匣中发” ，“扬州青铜作明镜，暗中持照不见影” 。《朝野佥载》的记录尤其令人注目，“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 ，可见，这是一面在扬州制造的大型金银平脱漆背铜镜。现存唐代金银平脱漆背铜镜有：河南郑州出土的“金银平脱羽人飞凤花鸟铜镜”、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金银平脱天马鸾凤镜”和“金花漆背铜镜”、洛阳关林出土的“金银平脱鸾凤花鸟镜”等，日本正仓院藏有中国唐代“金银平脱花鸟八角镜”（图2.8）。金银平脱漆背铜镜没有能够在扬州出土而多出土在中原，因为扬州制镜被列为常贡。上海博物馆藏有唐代“银平脱花树禽兽神仙纹漆背铜镜”，银花纤细，凤鸟优美，系在江苏地望收购，很有可能是唐代扬州工匠制造、遗落在江南的（彩图10）。

论据三：唐代扬州金银细工工艺精湛。大和元年（827年），淮南节度使王播以大小银碗3400枚进贡朝廷 。1983年8月，扬州市三元路建设工地出土了一批唐代金首饰。其中“錾花金栉”，用黄金模压镂空錾刻而成，栉背满錾花纹，主体纹饰为飞天蔓草，莲瓣纹、联珠纹、鱼鳞纹、蝴蝶缠枝纹为边饰，线条细如蚊足，需借助于放大镜才能明辨，造型雍容华贵，花纹细密繁复（图2.9）。而金银平脱漆背铜镜，正是金属铸造工艺与金银细工平脱工艺结合的产物。

论据四：扬州有五代金银平脱漆器出土。1975年，扬州博物馆在邗江区杨庙蔡庄清理杨吴大型墓葬，墓主为割据分裂的吴王杨行密之女浔阳公主，出土漆器多用金银平脱工艺装饰。如“金银平脱漆罐”，出土时基本完好；两件漆器残件上留有银平脱花纹，其中一件用银片平脱为侧身飞翔的绶带鸟（图2.10），另一件用银片平脱为缠枝蕙草图案；黑漆木胎并蒂莲状漆器器内，有金属平脱剥落的痕迹；许多残漆片有金属釦或金属平脱剥落的痕迹 。安史之乱以后，肃宗已下令“禁珠玉宝钿平脱金泥刺绣” ，而五代江南割据政权“杨吴”为公主下葬使用如此之多的金银平脱漆器，足可见扬州盛唐、中唐金银平脱漆器的制作如何繁盛了。浔阳公主墓出土的圆形漆器底，一件上朱书“胡真”二字，下署花押；另一件上朱书“胡真盖花三两”六字，下署花押。“胡真”很可能是扬州漆器作坊名号。这批残漆器连同雕花带棺床的木棺、木几等，全部藏于扬州市博物馆。

杨广即位之前，常驻扬州；即位之后，又多次巡游扬州。扬州蜀岗上，建起其行宫名“迷楼”。其楼“楼阁高下，轩窻掩映，幽房曲室。玉栏朱楯，互相连属。回环四合，曲屋自通。千门万牖，上下金碧。金虬伏于栋下，玉兽蹲于户傍。璧砌生光，琐窻射日。工巧之极，自古无有也。费用金玉，帑库为之一虚。人误入者，虽终日不能出。” “楼上张四宝帐，帐各异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归、三名夜酣香、四名延秋月。” 从命题看，“迷楼”中四座屏风可能已经镶嵌出了主题画面。

唐代，扬州聚居着来自波斯（今伊拉克、伊朗与阿富汗地区）、大食（今阿拉伯国家）的商人，专门经营珠宝交易，《太平广记》中《卢李二生》、《李勉》、《守船者》、《玉清三宝》等许多篇以唐代扬州为背景，生动地描述了“广陵宝肆”与胡商交易的状况 。日本人渡边素舟《日本工艺史》中提到，日本天平时代工艺品上镶嵌的象牙、水晶、琥珀、犀牛角、珍珠、玛瑙、玳瑁、玉石、斑竹等等，不少是由遣唐史从长安、广陵带回日本的，可见扬州是当时重要的珠宝集散地。晚唐叛臣高骈据扬州，“造迎仙等楼，皆度高八十尺，饰以金珠磲玉。” 金珠磲玉被镶嵌于建筑，足可见晚唐镶嵌类髹饰工艺在扬州地区的盛行 。以扬州为背景的唐人传奇《霍小玉传》中写有“斑犀钿花盒子，方圆一寸余”。这斑纹填漆加钿的漆器盒子，不可能来自凭空臆造，只能是现实生活所见在小说中的反映。

20世纪以来，江南出土了不少两宋剔犀、戗金、描金、嵌螺钿、珠宝镶嵌等新兴装饰工艺制作的漆器，可证装饰性的髹饰工艺，江南丰富于、领先于中国其他地区。如苏州瑞光塔内发现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紫漆地隐起描金真珠舍利宝幢”与“螺钿平脱藏经漆匣”，常州武进村前5号南宋墓出土“剔犀漆镜盒”，江阴市夏港新开河南宋墓出土“剔犀圆捧盒”，金坛县南宋周瑀墓出土的“剔犀漆柄团扇”与福建邵武南宋黄涣墓出土的“剔犀漆柄团扇”造型相近，江阴南宋墓、无锡南宋墓各有戗金漆器出土。史家顾颉刚论证，殆至“南宋都杭州，物资取给于苏州者日多，故末世遂驾唐而上矣” 。江南出土开雕刻新风的这批漆器，除常州武进村前5号南宋墓出土漆器已知有“温州”字款外，一些有可能是在苏州或是苏州周边制作。

江南含扬州出土五代两宋漆器上的刻雕镶嵌自有其历史渊源。扬州汉墓出土的漆器，就已经并非简单地用漆彩绘，而用针划、金属釦、贴金银片、珠宝镶嵌、加饰金属附件等工艺装饰。以上多点论据，可证五代两宋包括扬州在内的江南刻雕镶嵌工艺领潮流之先。 BXSyzJI1AIAgGElgd558y6IaC4GELULvfDUlgc5sjSV/QMVYSQR8RWrCpkjF+LN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