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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会是经国家民政部门核准的学术性组织，其功能不仅在于推动相关领域的学术进步，也在于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智力支持。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大都隶属于高校或科研机构，其属性和种类不尽一致，智库工作是其主要职能之一。学会的社会功能以及自身所拥有的智力资源使其参与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的智库工作成为一种必要，而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在智力资源上的相对不足为学会参与其智库工作提供了机遇与可能。由于分属于不同的管理机制，它们之间的合作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即学会必须是开放式的，而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需要把现实问题研究当作抓手。学会参与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的智库工作应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多样的合作路径或方式，如建立有效联系机制、联合举办学术工作坊、开展合作研究等，使学会的智力资源与研究机构的平台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
关键词： 学会 区域与国别研究 智库 学术工作坊
2012年，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服务国家外交战略，促进教育对外开放”的要求，教育部在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成立了42家国别和区域研究以及国际教育培育基地。2015年，教育部印发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从国家层面对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进行顶层设计。2017年，教育部又对395家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进行了备案并给予政策、资金、人员等方面的必要支持。
现在全国高校新建有400余家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经过几年的探索与实践，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的功能变得日渐清晰起来，其中智库的角色变得越来越显著。毫无疑问，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典范。从定期举行的专题学术工作坊，到举办区域与全球问题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可以说，每一次会议的主题都紧跟时代步伐，关注当下国别、区域和全球热点或焦点问题，专家们的真知灼见不仅推动了学术的进步，也为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决策依据或背景材料。但问题是，在人文社科领域，尤其是在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国内没有哪所高校能像北大那样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虽然不具备北大的研究实力，但近年来，其他高校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也日益重视智库工作，甚至规划为一个重点方向。在人力、物力和财力均不富裕的情况下，这些高校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若想在智库工作方面有所作为，其出路在哪里？作为一个学术性组织，学会的研究资源较为丰富，但其参与智库建设的功能一直待字闺中。在当下区域与国别研究渐成热点且智库工作倍受重视的背景下，学会可否在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智库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是本文拟要探讨的话题。
作为一个学术性组织，学会参与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智库工作的必要性是由其社会功能及其拥有的智力资源所决定的，而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本身的一些欠缺之处则为学会参与智库工作提供了机遇或可能。
简单来说，学会就是研究某个问题、某个领域甚至某个学科的专业性民间学术组织。学会有章程，对其构成、运作方式及其功能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学会设有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等，有的学会还设有名誉会长和学术顾问等。为便于开展日常工作，学会设有秘书处。秘书处是一个常设机构，设秘书长和副秘书长若干人，其职能就是负责学会的日常工作，及时传达国家有关部门关于学会的管理规定，发布学术交流信息，保持与会员单位工作上的联系，以及筹备学会年会等活动。由此可见，学会的功能就是推进相关问题、领域和专业的学术研究水准，建立学术共同体，为服务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
学会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性组织，也是一个社会性组织。学会参与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方式有很多，其中参与智库工作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注意到，一些学会在其章程中也有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建言献策的某些规定，但大都停留在文字层面，未有切实举措。这与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兴起前，智库工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一定的关联。
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智库提供一些宏观性政策背景和具体政策建议。“智库是由有明确研究方向的、复合学科背景的各类专家组成，基于对知识的获取、开发、利用和创新，为决策者处理复杂问题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
由此可见，智库不同于通常的科研机构，其功能与现实需求对接，具有非常明确的输送对象。可以说，智库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一国智库建设的水平和质量往往关系到所在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折射出所在国的人才发展环境和综合实力。”
前有所述，学会是个智力资源相对集中的组织，很难想象某个专家或学者没有参加相关领域的学术性组织。不过，入会是有一定的条件和资格限制的。很多人以成为某个学会的一员为荣，当然成为学会的一分子，意味着你要对学会的发展承担一份责任，而学会的发展自然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所以，学会要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潮之中，并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
智库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作，是需要知识的集聚、整合和创新的。“在创新驱动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智库的核心资源，知识服务功能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智库的知识服务活动具有高度的创新性。”
这就是说，一个好的研究机构，如果希望在智库工作方面有所发展，一个首要前提或基础就是拥有一支足以信赖的专业研究队伍。就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与知识面来说，区域与国别研究对人才的要求相对较高。“只有多学科高水平的专家们协同合作，才有可能做一个真正的‘区域与国别研究。’”
这就为一些学会参与相关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智库工作提供了机遇。
现在国内一些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都程度不等地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些研究机构成立时大张旗鼓，很高调，目标宏大，但很快就变得稀稀松松，甚至悄无声息了。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缺乏支撑其持续发展的专业研究队伍。一些高校也像北大一样，把分散在本校各院系或研究机构和区域与国别研究相关的人员加以拢合，但由于目标不明确、向心力弱、指导性差，加上院系或研究机构在管理上的条块分割，看似很庞大的一支研究队伍，实则一盘散沙。对于这些先天不足且又希望在区域国别研究方面拥有一席之地的研究机构来说，借力发展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而相关学会就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合作伙伴。
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成立的初衷之一就是打造所在学校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一个学术共同体，因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大家就某一类问题或某一个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分类或综合研究，“将知识从高度抽象的符号系统和概念框架的组织方式中，转变整合到以实体研究对象为核心的整体性知识组织方式中，在中国由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实现这一“转变整合”，就需要让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研究领域或不同研究课题的人走到一起，或者说抱团研究，在某一问题的知识、学理和智库建构中发挥参与者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共同体意识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共同体意识，区域国别问题研究就无从言起。以前的单打独斗不能算是从事区域国别问题研究，因为大家要么只是研究国别史，而且多数只对某一时段或某一领域甚至某一个问题的历史感兴趣；要么是研究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中的热点或焦点问题。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研究历史的往往瞧不起研究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研究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也没有把研究历史的人放在眼里。学术研究的这种两元或多元格局恰恰是区域与国别研究所极力摒弃的。当下，一些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把本单位的相关研究人员拉拢进来并不是件难事，但把这些人整合到一个大的研究机制或系统内，使其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比如前面提到的管理上的条块分割，还有利益分配、团队建设等问题，都有可能成为智库共同体建设中的制约因素。
相比较而言，学会在凝聚相关研究领域的共识方面还是有其自身独特优势的。
学会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就目前的国内情况来说，最像学术共同体的就是学会。学会有章程，有维持其正常运转的秘书处，有定期召开的学术年会，有不定期召开的专题研讨会或学术工作坊。有的学会还主办会刊、学术简报，甚至出版会议论文集等。这些恰恰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所具有的基本要素。
由于学会是一个学术性机构，公信度较高；学会看似松散，实则有较强的凝聚力。从其运作方式来看，就某一重要问题举行学术论坛或者研讨会，这是学会的分内之事，也是其优势所在。有些人数较多的学会往往下设若干个分会，有些分会就是以研究某一问题见长；还有些是以区域国别研究为单位而设立的。由于集聚了多方面的专业人才，研究资源相对丰富，且彼此之间又无明显的利益冲突，所以，学会参与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智库工作是有诸多有利条件的。
学会组织与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是两个归口不同的机构。学会是经国家民政部门批准的民间学术团体，较为纯粹、松散和学术化。高校区域与国别机构则性质与类别多样，有些是独立建制的科研机构，有人员编制和经费预算，是实体，有些则是经学校批准成立的一个纯粹的研究机构，既没有人事编制，也无经费支持，是虚体。所以，这两个机构的合作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条件之下。
首先，学会必须是开放式的。学会的开放性，是指学会尽可能将与某一领域、某一学科、某一区域或国别研究的所有相关人员纳入其中，不排斥性是其主要特征之一。而传统学会则不然。传统学会比较讲究学科或领域界限，有天然的“领地”意识。比如某某历史学会就是研究某某历史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其会员，其他人原则上是不能加入的。很难想象，一个研究当代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人会加入某某历史学会。同理，研究某某历史的人也对加入某某国际关系学会兴趣不大甚至不感兴趣。传统学会的优势在于其学术交流的高度专业性。所谓专业性是针对非专业性而言，是指同行之间就专业性问题进行的学理探讨和深度交流，这里不仅涉及专业性概念、原理，还有专业性学术规范等。传统学会的相对封闭性和保守性由此可见一斑。
学会的开放性是新时代学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向。现代学术研究注重学科交叉、专业交叉、领域交叉、问题交叉、研究范式交叉等。在这种新的学术语境下，近年来的很多国内外学术会议都变得不再纯粹了：参加者身份多种多样，专业背景五花八门，研究领域千差万别，研究视角各有千秋。
与传统的历史研究或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相比，区域与国别研究是整体性研究、包容性研究和多学科研究。“区域研究内部的多样性较强，涵盖了遵循不同传统、多层次、多路径、不同取向的研究。”
举例来说，在传统的历史研究或国际关系研究中，研究文学的人是无缘其中的。的确，文学与史学或与国际关系学无论在议题选定、方法论或研究范式的采用、研究文献的选择与释读方式、立意等方面，都有霄壤之别。但在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背景或框架下，文学研究就不再是门外看客。理论与实践均证明，文学研究是区域与国别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抛开文学研究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不完整的。甚至在观察与分析某些问题方面，离开了文学研究或缺乏文学研究为帮衬，要想进入那个特定问题的历史语境，就很可能有隔靴搔痒之嫌。比如“丛林精神”被视为澳大利亚的一种民族精神。按理说，“丛林精神”应是澳大利亚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但是，在国内有关澳大利亚历史研究的成果中，至今没有一篇论文或专著是以研究澳大利亚“丛林精神”为主旨的。倒是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领域，有一些成果要么以“丛林”为对象来展开描写，以此展现丛林之民的坚韧和强悍一面；要么以“丛林”为场域，再现人与自然之间复杂多维的关系。在澳大利亚学界，把历史研究与文学描写结合起来的学者不在少数。唐·沃森就是代表性的一位。他在《丛林——澳大利亚内陆文明之旅》一书中对丛林的描写、抒情与赋义令人遐想：
澳大利亚的丛林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真实，在于它以各种各样的、明白无误的方式生长、死亡、腐烂、燃烧并重新长成丛林；真实，还在于它是生命的港湾。虚幻，在于它所佑护的生命是澳大利亚精神的魂灵。从很多方面来说，它是这个民族自身认识的源泉。从一棵桉树到生活在其中的任何生物或者遮掩其下的阴凉，丛林就是一切，它是国民性格的发源地和灵感来源。它是桉树叶的气味、长长的待燃烧的碎树皮、凤头鹦鹉的喧闹、乌鸦呱呱的叫声和无敌的寂静。它是蓝色的地平线、车后一团尘土的小卡车、筒仓、（出售牲畜的）寄养场、赶牲畜人的妻子。它是一个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小奶牛场的主人，一个拥有法律学位的私校毕业的地主。它是每一只笑翠鸟的狂笑和喜鹊的啁啾为之欢呼的黎明，是文学、哲学和艺术的灵感，也是——如有些人声称——所有这一切的羁绊。丛林既是一个社会概念，也是一个生态概念：我们通过在那里生长和生活的动植物以及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来定义它。
唐·沃森笔下的丛林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丛林既是自然界中的物，又是人类的伴侣。而文学研究的特质、风格和真谛就在于此。“真实”是文学研究的底色，而“虚幻”是文学研究的手段；没有“虚幻”的文学研究是枯燥乏味的，甚至是失去魂灵的，而失去“真实”的文学研究是没有感染力的。可是，具备这两种特质的研究是史学研究或其他范式研究难以企及的，而这恰恰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内在需求，也是其特质所在。由此，将与区域与国别研究有关的各式专业人员纳入相关学会之中，这是必要之举。因此一方面，一些与区域与国别研究相关的传统学会必须解放思想，做出适应这种形势变化的变革，另一方面，有关方面要把创建与区域国别研究相适应的新型学会纳入议事日程。
其次，学会应将智库工作纳入其主要职能范围之内。传统学会把推进学术进步作为其主要功能，甚至是唯一功能，即便有些学会在其章程中也会提及学术成果的镜鉴功能，但通常不是主要的，而是一种辅助性存在。在区域与国别研究兴起前，传统学会这种功能定位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区域与国别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传统学会如果一味地固守所谓的传统，那么其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有鉴于此，近年来，在有些传统学会的学术年会上，讨论的议题不再局限于以前那些传统的议题了，一些与现实相关的议题特别是与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相关的议题纷纷进入会议主题之列，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且讨论踊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与此同时，新型学会更要凸现其智库功能。新型学会之“新”，不仅体现在其开放性上，还体现在对其主要功能的定位方面。新型学会，如近年来成立的一些区域与国别研究会（隶属于一级学会的二级学会），在强调注重学术探讨的同时，均把智库工作置于突出甚至是核心位置。对一些新型学会来说，围绕智库工作而展开的研究要比纯粹的学术研究更加重要。这是因为，新型学会成立的背景与目的和传统学会有很大的不同。新型学会是在时代发展对学术研究提出新的要求的情况下问世的，而传统学会的建立则不具类似情状。再者，与传统学会相比，学术研究也的确不是新型学会的优长。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轻视或贬低新型学会在学术方面的贡献，而是理性地承认了这样一个现实：社会需求要求新型学会在智库工作方面承担主要角色，而这又是传统学会的不足与短板。
“高校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进步、国家发展、世界和谐。因此，我们要更主动地与现实需求对接，更精准地与发展期待对接，持续开展带有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的政策研究，服务公共政策制定，推动理论创新，不断提高资政水平。”
区域与国别研究在国内开展的时间并不长，而国外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已有一段历史了。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借鉴国外同类研究机构的一些做法。
比如美澳等国的中国或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其实就是典型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开放性给外界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在这些研究机构里，有退休的官员、有专业的学者；有从事历史研究的，也有从事时政研究的；有从事政治制度研究的，也有从事经济或社会治理研究的，当然还有从事民间组织等方面研究的。总之，方方面面的研究都有。但无论你从事哪个领域或哪个主题的研究，其目的都是万宗归一：为研究现当代中国问题服务。
国内的区域与国别问题机构成立的时间较晚，且大多是在下列学院或系为主导的基础上建立的。一是以历史系或历史学院为主导，如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等。二是以国关学院为主导，如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等。三是以外语学院为主导，如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等。不论是以哪个学院（或系）或哪个专业为主导，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的成立都存在一个人员整合、研究方向调整、研究议题拓展、研究范式变化的问题。区域与国别问题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综合性或整体性研究，这是对传统学科分类、专业划分、研究领域分工的一次颠覆。故而，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从事语言文化研究，都可以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一展身手。然而，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出现从一开始就服从于时代的需求。它是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通过学术钻研，强烈体现现实的需要。”
因此，相关研究要么为现实问题研究提供知识基础，要么为现实问题研究提供独特视角，要么提供某些新见。
这就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历史研究为例。历史研究的是过去，注重对史料的搜罗与解读，意在提示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和逻辑联系；而区域与国别研究侧重于整体性研究，尤其关注当下，旨在提供对策、建设性方案或决策依据。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历史研究无疑是基础。
如果对一个区域或国别的历史都不甚清楚的话，何以去谈现在？很多现实问题都必须且只有回到历史中寻找其源头，才有可能认识其真相或本质，否则我们看到的或认识到的很可能是一种表面、浅层现象甚至是假象。试举一例说明。近年来中澳关系一直在走下坡路，这的确令很多人始料未及。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的人都在探讨这一问题，但给出的结论又几乎惊人地一致，那就是澳大利亚奉行追随美国的对外战略，失去基于国家利益的自主判断，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乍一看，这一结论似乎很合理，无懈可击。但细究一下，有些问题仍悬而未决。比如，澳大利亚为何要追随美国的外交战略？是实实在在的经贸利益重要还是所谓的象征性安全利益重要？澳方为何一再声称它没有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解答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到历史中去，仅凭对中澳关系和澳美关系现状的观察是远远不够的；要重视对澳美同盟的起源、性质和特点的分析，要把澳中关系变化放在一个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否则就会得出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是澳中关系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主要原因这一无关痛痒的结论。
同理，如果一味地停留在历史故纸堆上，而不作当下价值的想象，那历史研究就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因此，在区域与国别研究背景下，历史研究也要嵌入当下意识，注入现实关怀。正如李晨阳所言：“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功能除了决策咨询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构建关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体系’。而且我们不能只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等问题的现状，一定要首先懂得这个地区或国家的语言、历史、文化、宗教，然后才能发现这个地区或国家当下政治、外交行为背后的规律性和深层次原因。因此，国别与区域研究中的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相辅相成，彼此促进，不可偏废。”
学会参与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的智库工作应立足实际，采取灵活多样的合作路径或方式，发挥各自优势，使学会资源与研究机构的平台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
根据学会和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的建置情况，可以尝试建立如下工作联系机制。一是日常工作联系机制。前面提到，学会设有秘书处，负责学会联络工作以及安排学会一切学术交流活动，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一般也设有秘书处或办公室，其职能与学会秘书处大同小异。这种功能上的相似性为二者之间建立工作联系提供了诸多便利。二是建立联合工作组。建立由学会负责人和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负责人共同参加的联合工作组，定期或不定期就智库建设、智库课题研究、智库咨询报告或内参撰写、智库人才培养等问题举行磋商会。这无论对于学会工作还是研究机构工作的开展都是有益的。
学术工作坊是近年来涌现的一种学术交流方式，具有反应迅速、程序简单、工作高效等特点。就智库工作而言，学术工作坊是目前比较行之有效的集体磋商方式之一。区域与国别研究要紧跟时代主题，探讨热点和焦点问题，需要学界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凝智聚力。而学术工作坊就具有这种优势。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为例。自该院成立以来，已经举办了60多场学术工作坊。涉及的区域有五大洲四大洋，讨论的议题既有热点或焦点问题，又有一般性基础或理论问题。与会专家来自全国各地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其中大多数都是在相关研究领域有相当影响的资深专家或学者。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区域与国别研究学会也积极参与其中。比如中国亚太学会大洋洲研究分会就曾经参与了一次主题为“澳大利亚与亚洲：历史与悖论”的学术工作坊。那次学术工作坊开得很成功。包括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浙江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等高校近二十位专家就澳大利亚亚洲观的变迁及其特点，以及对澳亚关系尤其是对澳中关系的影响展开了多领域多视角的研讨。专家们独到的问题意识、不同的分析路径及其鲜明的观点对有关机构或人士撰写相关问题的咨询报告以及对相关问题的深入和拓展研究，都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尽管一些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已经网罗了一批专家学者，但区域与国别问题无所不包，非常复杂，希望通过校内专家和学者来承担区域与国别研究任务被证明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为解决这方面的难题，有些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尝试课题公开招标的方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扩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或研究中心在学界乃至社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吸引研有所长的专家或学者承担相关课题研究工作，以期扎实推进智库工作，比如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中心就曾通过学会微信群发布这类招标信息。这些课题都是围绕研究机构的研究重点或方向来拟定的，目的性或针对性都很强。由于招标课题都附带有比较优惠的条件，因此参与招标者较为踊跃。像聊城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这样的非双一流高校，在区域与国别研究方面要想储备足够多的研究人员，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利用该中心所依托的学会组织，利用学会的研究资源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短板。
微信已成为当下中国最为便捷的学术联系方式，没有之一。利用微信群发布学术会议以及其他学术信息已成为首选，利用微信群直播会议实况，已成为学术会议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学者之间利用微信渠道交流对某一学术问题的看法以及分享重要文献资料，已是家常便饭。学术界的微信群多种多样，比如学会微信群、专题研讨（或学术工作坊）微信群等。这些微信群建立的初衷各异，有些微信群有着特定的或单一的目的，一旦目的达到，微信群就无存在的必要性。相比较而言，学会微信群通常是所有学术群中存在时间最持久、影响力最大的微信群，也是最为规范的微信群。由于微信群具有联系及时、瞬间回复、扩散迅速等特点，因而关注的人群较多。在微信群讨论一些热点或焦点问题已经成为当下学术研究的一大趋势或特点。特别是自2020年以来，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线下学术交流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微信交流或线上交流正成为一种替代的方式，而且效果很好。对于智库工作而言，微信群的开放性使得参与交流的专家或学者能够异地同时呈现其观点或立场，为从事智库工作的人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思想火花甚至灵感，而时间上的即时性又能满足智库工作及时高效的需求。所以，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或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人员或工作人员拉入相关学会微信群，形成以学会微信群为纽带的学术共同体，这对于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开展智库工作是一个有益的步骤。
随着国家新一轮更加深入的改革和开放战略的实施，区域与国别研究不仅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时机，也面临着更多更大的挑战。如何适应国家进一步改革和开放的战略需要，为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提供客观的、有价值的、可操作的政策建议，为广大海外华人以及留学生群体利益的保护提供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这就需要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有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所谓大局意识就是胸怀全局，以大格局去审视区域与国别问题研究；所谓责任意识就是把智库工作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做，把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以及社会进步利益放在首位；所谓危机意识就是不坐井观天，不夜郎自大，不得过且过，要充分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为此，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一方面要自我加压，不断激励自己，不懈探索，另一方面要有合作共赢意识，不仅要有意识地在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之间开展互动，还要加强与相关学会之间的密切磋商与合作，用学会之长补自身之短。当然，学会自身建设也刻不容缓。一些和区域与国别研究相关的传统学会，在区域与国别研究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但这些学会受其功能以及学会成员固有的研究范式和研究领域的拘囿，已很难适应区域与国别研究节奏快以及知识更新快的新的需求。这些相关学会需要做一些与时俱进的改革，增加其包容性，突出其开放性，明确其研究议题的前沿性。为了助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在智库工作方面以一臂之力，建立适应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新型学会也势在必行。当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和相关学会都把时代赋予的责任当成一种历史使命，那么双方就可以扬其所长，限其所短，各取所需，把贡献知识与智慧视为奋斗目标，把合作视为各自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或路径之一。
必须承认的是，尽管文中对学会在高校区域与国别研究智库工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抱以很高的期许，也提出了合作的几种路径或方式，但是，二者要建立工作上的经常性联系以及业务上的合作关系，还是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比如现行的科研成果评价标准、科研考评机制以及职称评定标准等，对一些研究机构开展智库工作有着不利的影响。
智库工作毕竟不同于学术研究，智库报告与学术论文有着不同的规范和要求。如果不能将智库报告或内参纳入一个客观、公平和可行的评价体系，势必会损害智库从业者的积极性，其消极影响还会波及其他方面。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这就给高校管理者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作者简介：汪诗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